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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8 13:38
“过气网红”的中年危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实验室(ID:GQZHIZU),作者:刘敏,编辑:康路凯,原文刊载于《智族GQ》2020年2月刊,题图来自:贾睿


图片提供:刘涛,摄于2020年疫情期间


上面合肥的街头瞬间,都来自摄影师刘涛的镜头。


他38岁,合肥人,2014年前因街拍照片在网上爆红。


成名6年后,他依然有三重身份:著名街拍摄影师、网络红人、自来水公司抄表工。


网络上,那些抓拍城市瞬间的照片,给刘涛带来了持续的人气。而现实中,他每天在街头游荡六七个小时,午夜把自己灌醉再回家——他是家乡合肥最忠诚的记录者,也是精神上的异乡人。


一个中年男人想做一个自由的游荡者,摄影是他的自我启蒙,他被点燃,却无处可依。


“我从没想过他是这么拍照的”


衣服的主旨是“花里胡哨”,蓝夹克、黄风衣、红色运动衫,唯独不能是黑的。刘涛光头,38岁,一米八多,他一度心想,黑衣服能藏住胸口的相机,拍照方便。没想到一身黑,倒显得光头更加亮了。小贩远远看见他相机端起来,立刻脸色大变,以为是便衣城管拍照取证。现在他只穿花衣服,像条变色龙,融化在街头,“看起来越游手好闲越好”。


今天下午穿的是一件绿色夹克。刘涛步子大,蹭蹭往前走, 像是急行军。我和跟拍的摄影师很快开始流汗,太快了,跟不上。


刘涛走在合肥的马路上像走在自家客厅,每个不起眼的角落都有解说词:这家杂货铺老板天天支着手机看抗日神剧,菜市场那个摊子的女老板特别漂亮,是椒麻鸡西施。老城的核心区街道狭窄,小巷子还是十几年前的模样,咸卤的气味儿、包子店的蒸汽、暴躁的汽车喇叭声都在马路上流动。


行至一条小街,他介绍的是一棵树:2014年10月,他抄表抄到一半,就是在这棵树下刷开微博,几万条评论转发瞬间喷涌而出——他的街拍照片被一家媒体的官方微博推荐了,谢顶的男人、西瓜和将军肚、ATM 机前举玩具枪的孩子……都是合肥街头的巧合,荒诞的戏剧感。网友瞬间被图片感染,一天之内,微博被转发了4万多次。


走红还有一层原因,微博里写:“他今年32岁,是合肥自来水公司的抄水表工。”


这变成了一个平凡工人深藏艺术天赋的故事。短短一周时间,本地报纸、门户网站、摄影杂志、安徽卫视、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栏目都来了,两个月后,他的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网站。此后,刘涛出了摄影集《走来走去》,卖了2万多册。照片被送到德国、日本等地展览,每年都会拿一两个摄影奖项。


2019年11月中,我来合肥采访刘涛,在给这篇稿子拍配图时,几位常合作的摄影师都想来:他们都听说过合肥这位“野生街拍大师”,但很少在北上广的社交场合见到他,他们想知道,刘涛到底是怎么拍照的。



答案有点过于简单了:每天都泡在街上。在爆火的第6年,刘涛还在同样的区域扫街,他也还在自来水公司工作。变化是街拍的时间更长了,每天从下午2点,一直拍到夜里9、10点,街上的面孔已经烂熟。


城市有自己隐匿的活动潮汐,日日重复,连身在其中的人都浑然不觉:每天走到三孝口,刚好7点10分,一个在奶茶店打推销电话的男人,会起身收拾公文包回家;8点钟,菜市场水果店收摊,摊主叫“皮蛋”的狗会“咚”一声跳到香蕉摊子上;夜里,商业街路口有俊美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地抽烟,9点钟,一眨眼全部消失——他们涌入一家巨大的夜店,换上统一的T恤准备上工。店里跳钢管舞的外国女孩给刘涛的 Instagram 留过言,问,你什么时候能拍到我?


“差不多了。”3小时后,杂志摄影师气喘吁吁,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刘涛跟他握手告别:我接着拍了,今天刚走到一半!


“我的天。”摄影师转过身,如释重负。他一下午走了2万步,接近10公里。这3个小时让他的疑惑更多了:刘涛确实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但他的照片是不是重复的套路?作品卖得好吗?


“我从没想过他是这么拍照的。”摄影师的汗还在流:“圈子里很多人都街拍,但天天这个走法,没有。”


“过气网红”


自来水公司的同事们都奇怪,刘涛火了,怎么生活一点变化都没有?


2014、2015年最红的时候,有半年时间,公司二楼走廊天天都有记者守着要采访。《面对面》的采访正做到一半,就在镜头前,刘涛接到电话,公司决定奖励他一万块钱。


如今刘涛去公司反而像做贼。同龄的同事们都当了副科长、水站站长,剩下他职级没动,从抄表变成了做稽查,抽查数值异常的水表。上班的时段刘涛都在拍照,11月末了,他10月的工作都还没完成。每天去公司打卡,见领导不在,签完字就赶紧溜。碰上领导,假称肚子疼,汽车车胎坏了,被贴罚单了……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磕磕巴巴地像个小学生,双方都知道这是找借口。


“过气网红。”同事们背后说他。成名前,刘涛跟同事们来往也不多,每天要抄几十块表,早上拎着铁钩子出门,去勾户外铸铁的方形井盖。有些灰尘太厚,吐口唾沫擦,一天下来,口水都吐干了。等到下午回公司,办公室大姐打来电话:刘涛呀,走到哪了?帮我带半斤瓜子吧!


刚工作时,刘涛追求进步,帮宣传科画漫画,给厂刊画插图。年轻同事们结婚,人人都有一个大幅漫画婚纱照,是他熬夜手绘喷印的。刘涛想好好表现,转成内勤。老婆小静也是水厂同事,做人力资源管理。刚结婚头两年,晚上刘涛画画,小静看书学人力管理知识,两个年轻人都想往上奔一奔。


几年后,小夫妻渐渐发现,事情不是他们想象的逻辑。小静考人力资源管理师,考了中级,又考高级,最后办公室升职不看这个。刘涛始终没调到宣传科,只送漫画不送礼,没人帮他跟领导讲好话。他还跟一群抄表同事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领导的空碗大家抢着盛饭,领导说缺把椅子,刘涛出门去搬,回来半路肩膀突然被撞开,椅子被另一个同事一把夺走,抢着放到领导跟前。


但刘涛也离不开水厂。他只有高中学历,武警部队退伍后,好不容易进到这家国企单位。同事们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刘涛也是,妻子、岳父、妻子的表姐,都在水厂工作。很少有人扔掉这个铁饭碗,一个有编制的工人每个月能拿五六千块工资,这在合肥能保证不错的生活。


许多同事都有兼职,开个童装店、便利店,做点小买卖。有人夜里跟女同事单独喝酒,又被扫街拍照的刘涛碰个正着。“防火防盗防刘涛。”同事们更不想跟他来往了。



两年前,刘涛一度被调到郊区镇上的水站,他在那里交了一个忘年交,是50岁的老师傅侯工。侯工个头不高,看人总是笑眯眯的。每天早上,刘涛、侯工都6点出家门,穿越半个合肥,8点到镇上。谁先到,谁去烧壶热水,一杯一杯给工友们泡茶。喝完茶,刘涛出门到镇上的液晶厂、玻璃厂、食品厂,各个厂的门房送水费单子。11点多了,侯工就打电话:“快回来吃饭吧,晚点菜凉了。”


三十多人坐在食堂,厂长、站长讲公司的闲事,其他人不插嘴,闷头吃饭,安安静静。饭后刷不锈钢碗,叮叮咣咣,再去院里晒太阳。基层员工此时开始聊天,公司谁升职,谁谁跟领导关系好,谁又出轨了……刘涛跟别人聊的不一样,他讲日本有专门做刀的铁匠铺子,一代一代能传几百年,讲自己去德国办展览,遇到了著名的德国摄影师。刘涛推荐大家看书,说有本《动物庄园》非常不错,英国人写的,很好读。


每次刘涛讲完,站长笑笑,很少接茬。侯工听得很入迷,如果不是刘涛讲,他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侯工的生活规律又重复,做会议记录,统计固定资产,每周接两天热线电话,一天处理100多个投诉咨询。晚上准时下班,回城,去菜市场买菜烧晚饭,饭后再打两小时乒乓球。他是合同制工人,在镇上工作了13年,一直没能转正,收入比正式员工少一截。平时在站上,侯工说话不多,少说少错,不给自己惹麻烦。


有一年,公司办了一次摄影比赛,主题是“最美阳台”。大多人拍的阳台都是花花绿绿,种满了花草。侯工发现,刘涛的照片最特别:一家阳台光秃秃的,只贴了一张美女的照片。


“他觉得那个是最美的,所以拍下来,但是别人不认可。”侯工很奇怪,公司肯定是想要那种很美、很积极的画面,为什么不随便拍一张交上去呢?


在这场摄影比赛里,刘涛没评上奖。看到照片,主管的科长脸色都变了,直接质问:刘涛,你是不是给我穿小鞋?


明天回去,又要勾井盖


2010年,刚买相机,刘涛在街上拍花、拍雪景,用微距拍水滴,跟普通摄影爱好者没什么区别。


单位里越来越不合群,只有站在街上,刘涛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刘涛加了几个街拍 QQ 群,群友总在点评、在分析,只有刘涛,隔几天就扔一堆新照片进去——他每天抄完表就掏出相机拍照,比别人在街头的时间多得多。


刚拍照,他一天就能选出十多张片子,发在微博上,@一大串摄友、报社摄影记者、知名摄影家,零星收到一两条评论。QQ 空间日志过去都是漫画作品,逐渐替换成知名街拍摄影师的照片,Matt Weber、Markus Hartel、台湾地区摄影家张照堂……他自己的照片有明显的模仿学习痕迹,最开始只是形式上变化,强饱和度、调成黑白,加上边框,去掉边框,折腾一圈后,图片形式稳定下来,几乎原图直出。小清新的花草、剪影变成了街头的人,画面开始出现更多巧合和冲突,一些照片看上去像是玛格南大师照片的合肥版本。


2014年5月,拍照第四年,刘涛的照片入选了北京三影堂摄影奖,这是个国内知名的摄影比赛。此前,刘涛已经零星参加过一些影展,最远一次去浙江参加丽水摄影节。他在一家婚纱摄影店冲印了照片,配的也是婚纱照的相框,一路开车到浙江,又自己买挂钩、绳子,咣咣咣钉在影展的墙上。来回一趟花了三四千块钱,他很心疼。


三影堂影展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现场评委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各个国家,走到他照片前面时,刘涛瞬间卡壳,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他羡慕其他摄影师能直接用英文交流,想说自己是抄水表工,又怕翻译不好解释。


“这就是我的街头摄影。如果是艺术,那么就是艺术。如果不是,那就是叔没事干在合肥街头抓拍。”刘涛心里默念,情绪终于稳定了。



一位日本赞助商女士喜欢刘涛的照片,她讲日语,刘涛憋了一句:English? 女士立刻换成英语,刘涛非常尴尬——“English”就是他唯一能说的英语单词。


开幕式的最后环节是夜间的户外音乐会,音乐声中,不断有人找到刘涛,热情地给他递名片。那位日本女士又来了,还专门带了一位翻译。刘涛终于能张口了,说,我拍照是因为喜欢日本摄影师森山大道。听到翻译马上用日语说“大道(Daido)”“大道(Daido)”,刘涛忍不住了,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整整一晚,刘涛都被眼前的场景震撼,心里不住叹息:明天回去,又要勾井盖,又要吐唾沫查表了。在这一晚之前,他跟水厂的同事们一样,坚定地认为在合肥混不好的人才去当北漂,可眼前的场景击碎了这个印象。


以前他想靠画画摆脱抄表,失败后转去拍照,只是给生活找个出口。他长久地顶着太阳在街上走20多站路拍照,里面的乐趣也很难跟人解释得通。


“通过街道摄影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感……真实的(地)感受到存在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我的影像与我的经历紧密相连。”回家后刘涛写了一篇日志,北京之旅让他确定,拍照可以成为一种长久的志业。他无法预测到,半年后自己将因为照片一夜成名,帮他走红的,正是他不知如何提起的“抄表工”身份。


“我要鼓励一个自由的灵魂!”


刘涛喝酒总会喝醉,最后瞪着眼睛,满面红光地说个不停。“合肥”、“单位”、“领导”、“拍照”……总是这些词,酒后的语言是断裂的,碎片一样一块一块往外蹦。在他的讲述里,成名这件事让他遇到的荒诞更多了。


采访最多的那两年,几乎每个记者都让刘涛表演一遍勾井盖。省电视台要把他报道成劳模,刘涛讲不出辛苦的故事。省台记者就去找他妈妈,妈妈配合地举起刘涛的运动鞋讲故事:“走了那么多路啊……他鞋子只要底子磨裂了,就搞一块胶布把它粘一下子。”几个月后街上又遇到那位省台记者,对方直白地说,你能红,就因为你是个抄表工。


本地策展人给刘涛办了一场个人展览,开幕当天,刘涛的父母、妻子、女儿都去了。先是策展人讲话,书店老板讲话,接着诗人讲话,酒吧老板讲话,等刘涛要上去讲时,时间不够了。下一个流程,研讨会,长桌上每人一个打印的名签,又一轮发言讨论。


有朋友当天去看展,一直找不到机会跟刘涛打招呼,远远地看见他缩在长桌的一角,垂着脑袋,光头更亮了,像在开批斗会。


公司董事长奖励一万元后,刘涛请全家人吃饭。母亲家7个兄弟姊妹把一张圆桌坐满了,姨丈们大声讨论刘涛的出名,“全国那么多人,我这个外甥能上央视,不容易!”四姨娘是医院主刀大夫,她大声问女儿:“刘涛连高中都没上过,怎么搞的(让他出名了)?”


饭吃完了,几个阿姨舅舅其实都很富裕,此时全闷头给剩菜打包。母亲体会到一种难得的扬眉吐气,回家说:儿子,你一定要超过他们,咱家就要比他们照(好)


这些荒诞的故事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摄影圈的朋友听过,来采访的记者也听过,聆听者的一些反应也会被刘涛加到叙述里——比如一位北京来的摄影记者因此发了一条长长的朋友圈,感慨自己回老家待两三天都待不下去,“他说我这样的状态,能待在合肥真的不容易”。


成名让刘涛掉进了一个夹缝里;他的世界分裂成两半,一类是同事发小,大多数没读过大学,都生活在合肥本地;一类是逃离了老家,在北上广或海外工作的“有知识的人”。刘涛夹在中间,他见过外面的世界后不能再假装没见过,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弥合中间的差距。



2016年,摄影集《走来走去》出版,出品方为他在德国汉堡办了一场个人展览。在德国的一周,他每天都在街头看汉堡的路人,看油漆工都能体面地开着大众汽车去上班,电线杆、桥洞里到处是自由的涂鸦,有人在桥上撒一把面包屑,引来海鸥上下飞舞,像个梦境。


在德国最后一夜,刘涛带着啤酒和一个伊朗难民、一个德国流浪汉背靠垃圾桶用翻译软件聊了半宿。他想带流浪汉们回酒店取暖,被门房拦下,最后刘涛出钱,三人大吃了一顿土耳其烤肉。伊朗难民用手指指刘涛,又指指他自己,意思大家都是同类的人


回到合肥,刘涛留下了当街喝啤酒的习惯,每天扫完街,午夜就去家门口的便利店买酒。喝高兴了,把手机接到店里的音响上,房间里回荡起他爱听的英文歌。


便利店值夜班的是个女店员,女孩不到18岁,板寸,像个假小子,有时人们会见到她和另一个女孩手拉手在路上走。


刘涛有一晚喝高了,直接问:“那个女生是你的女朋友吗?”女店员承认了。


刘涛有点激动,当天他刚卖掉两张照片,扣掉代理费,收到了4000块人民币。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刘涛想,合肥这座城市太封闭了,女孩这么小,不可能跟父母出柜,一定活得很挣扎。


刘涛问,你有什么梦想?女店员愣住了,没有啊。刘涛说,你最近有啥心愿吗?女店员说,我想买一辆死飞自行车,3800多块钱,太贵了。


刘涛立刻加了女孩微信,转去4000块,又当场把微信好友删掉了。


女店员目瞪口呆,半晌,隐晦地说:晚上你跟我一起回家吧。


换成刘涛惊呆了:不是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他逃出便利店,心头喜悦,“我要鼓励一个自由的灵魂!”


几天后,女孩突然从便利店消失了,不久,女孩发来一封微博私信,称自己跟女朋友分手要搬出来住,问刘涛,你能帮我出一点房租吗?


“妈的,没鼓励到自由的灵魂,鼓励了一个贪婪的灵魂。”刘涛忍着没骂人,他回复:你先别买车了,房租从那4000块里拿吧。


淝河路


淝河路只有四车道,两侧都是高高低低的农民楼,小巷又窄又深,向幽黑处延伸两三公里,电线在半空中缠绕,攀到墙上,缠成密密麻麻的一大团。


夏天的夜里,这里常停电,灯光一瞬间同时熄灭,很快,狭窄的门洞里陆续走出人来。男人赤裸上身,腆着肚子,热得满身是汗。他们大多是农村进城打工的苦力,第二天早上7点多,又会聚集在街角的水泥大台子上,有面包车过来,直接点人头:你、你、你,过来。


刘涛夜里喝完酒,晕晕乎乎的,就到淝河路再走一圈。从街头走到街尾,换到路对面,再从街尾走回街头。喝多了的男人发现刘涛带着相机,问,你干嘛的?刘涛说,我拍照的。醉醺醺的男人条件反射地去掏口袋:我有身份证,我有身份证。


这条路就在合肥的一环路边,距离万达广场、威斯汀酒店不到2公里。几个摄影的朋友跟着刘涛来过淝河路,他们是土生土长合肥人,站在这也很惊讶:城里居然还有这样破败的地方?


刘可是其中一位,她是刘涛论坛时代的老网友,见证了刘涛从买相机开始一路拍到现在。因为厌恶办公室政治,刘可前几年从一所高校的教学岗位辞职。现在,她的主业是给年轻女孩们拍写真,照片里女孩们微笑、发呆,画面弥漫着少女的情绪。


“你为什么总拍那些挣钱的照片?为什么不拍点真东西?”刘涛当面称她那些大光圈、唯美系的女孩写真都是“迷魂汤”。


刘可腹诽:我没有工作了,不拍这些,怎么养家啊?


但很难跟刘涛讲这些话,刘涛是在把他的经历灌输给别人。多年前,他也迷恋唯美的大光圈。他拍过三孝口天桥上一个乞丐吃盒饭,傍晚夕阳斜照,投出一片绚烂的金黄色,逆光中乞丐变成了一幅剪影。







图片提供:刘涛,摄于2019年


画面好看,但毫无意义,刘涛如今对这种照片感到羞愧。他当时跟很多人一样,走到街上,只能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人群,拍摄乞丐实质是一种猎奇。


10年后,刘涛已经融化成街市的一部分。街头比单位更亲近,在单位人们本来说笑,见到怪人刘涛,都不笑了。在街头,胖保安、卖皮带的、看车的、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协警,遇到他都点头:这么晚还在忙啊?


拍照倒成了一种正职工作了。“太不可思议了。”每次抓到一个奇特的场景,他都觉得是幸运,一种时间上绝对不可重复的瞬间。刘涛对合肥的变化有一种奇特的责任感,一定要一日不差地记录下来。“时代的变化是连续的,不是跳跃的。”他自己的解释是,一个片区此前欣欣向荣,之后衰败了,中间一定有个连续变化的过程,所以拍摄者必须每天都在。


他几次提到,我的长时间跟访打乱了他拍照,带人扫街他很难进入状态。以往去上海、去香港参展,都只出门两三天,从未有过半个月不拍照的时候,而他一天都不想中断。


中断了又怎么样呢?我问。


太难受了,再回到街上你就有点累了,有点晕了。刘涛说。


在街上,刘涛展示了一个城市的背面。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梳着小辫子的流浪老头,老头打了一串耳钉,头上还绑了一个小黄鸭,完全是一个嬉皮士。刘涛熟稔地跟老头一起抽了会儿烟,离开后跟刘可介绍:老人来自合肥郊县,头几年看自行车,今年开始给附近停车场做导引员,一个月赚几百块,夜里就睡在街头。


刘可看着老人可怜,几天后又跟丈夫买了一堆吃的喝的,专门进城送给他。没想到刘涛听说后很不高兴:没必要特意过来施舍,你应该去了解自己身边的这种人。见到他们,递根烟,聊聊天,比送吃的强。


刘可发现,刘涛像是强制性地,让自己长时间地沉浸在市井环境里。不管什么身份的朋友,他都带着去本地吵嚷的大排档吃饭。去咖啡馆、去西餐厅,会让刘涛浑身不自在。他总是跟市场里拉板车的男人、跟夜里睡在万达广场长椅上的无家可归者聊天,路上遇到擦鞋的哑巴老头,刘涛知道老头住在几条街外的出租房里,还知道里面还有五六个住户,都是聋哑人。


刘可和丈夫总是半夜10点后接到刘涛电话约夜宵。见面时,刘涛常常已经微醺,当晚他一定会喝到话都说不连贯,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放松下来。有一晚,刘可随口说,你应该多陪陪你女儿。两家的孩子都是7岁,刘可提醒,如果现在不跟孩子多相处,女孩缺少父爱,长大了随随便便一个男孩都能把她骗走。


刘涛当场没说什么,回家后连发了几条激烈的短信:我带你们去淝河路走过,那儿的农民工一年都见不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那些家长不是为了孩子好吗?他酒喝太多了,短信词不达意,他想说养育孩子的方法不只是成天陪伴,他拍照,是让孩子见识更大的世界。


刘涛的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是班上唯一没上课外班的孩子。两年前,刘涛在朋友圈发过一个小视频,一群中学生家长冒雨接孩子放学,看着十分狼狈。


刘涛一定要逃掉,他想等女儿大一点,自己去决定学什么,现在各种从众的教育方法他觉得都是无用的。


回到日常生活,刘涛每天下午起床,午夜回家,女儿很少见他清醒的状态。爷爷奶奶和妈妈轮流送她上下学和吃饭,孩子跟班主任说,我爸爸的职业是睡觉。


刘可之后发出的信息都没有回复。刘可觉得,也许是戳到了刘涛的痛处。


“他就是合肥的海上钢琴师”


前年,一家在上海的互联网公司联系刘涛,请他给外卖员上课教摄影。


对方似乎是想让他展示一下照片,再介绍一遍那些街头奇异的景观。这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公关活动,外卖员、抄表工,都在街头穿梭,都是蓝领劳动者,拍照这件事的门槛也并不高。


教什么呢?调光圈快门,发现街道的巧合?在骑电动车飞快穿过红绿灯时留心生活的美?


刘涛想起每天扫街时,在合肥最高档的商场银泰中心外,总有一群外卖员在等活儿。巨大的奢侈品 LOGO 墙在夜里像钻石一样闪烁,那些外卖员远远地排成一排,都在电瓶车上躺着,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地刷手机,一个单子来了,立刻起身发动电动车,飞快地窜到马路上。


刘涛熟悉这群男人的状态,每个单子都没有喘息的时间,不可能分心去观察什么决定性瞬间。一个人有了创作意识,总会摸索到拍照的技巧,而让一群连休息时间都没有的人,看再多新奇的照片,也只是看一眼而已。


刘涛没接这个合作,他几乎从来不接商业合作。新浪微博上,他的账号@Grinch1982 有21万粉丝,大概每个月更新两三条,每个月最后一天,他会发一张长长的拼接图,把这个月的街拍像交作业一样发布出来。


这些照片会火速引来几百条评论、转发,但也到此为止了。他的微博从来不发广告,刚出名时还有媒体、商业机构约他拍专题,刘涛把这看做是命题作文,怕尝到甜头了,再也不会回来街拍,全都拒绝了。最喜欢的相机品牌主动把新款机型借给他试用,刘涛说,我机器用得狠,相机最后得跟上过伊拉克战场似的,还是算了。


一直以来,街拍在艺术品市场的商业价值都不高,这几年媒体关注消退后,刘涛都没有卖出去照片。国内还没有成熟的摄影艺术市场,即使成名的摄影家,也很难单纯靠销售作品、销售摄影集为生。水厂的工资就是他全部的收入,这让刘涛再感觉束缚,也不敢轻易离职。


一位知名商业摄影师告诉我,他把街拍当做一种获取灵感的方式,抓拍到的构图、光线,他会复制到日常的商业摄影中。“你在街头拍到一个好场景,回头给你一摄影棚,你能不能靠布光、指导模特,把那个场景复制出来?”这名商业摄影师强调了几次“摆拍比抓拍更难”,他已经靠创办商业摄影公司实现了财富自由,他认为刘涛在街拍上已经是国内知名度最高、做得也最专业的一批人之一,“但他现在在一个狭小的角度越钻越小了,这是个死胡同。”







图片提供:刘涛,摄于2019年


两年前,摄影家严明想帮刘涛在重庆策划场展览,他去订机票、订宾馆,邀请刘涛来重庆拍几天,“我在重庆拍过无数次,这地方很有趣,应该适合你转一转。”


严明是刘涛的好朋友,多年前,二人还是摄影比赛中评委和选手的关系。2015年,严明到合肥办新书签售会的前夜,上街买烟,“严老师!”马路上有人激动地叫他,是正在扫街的刘涛。


“你天天都拍这么晚吗?”严明吃惊地问。刘涛还在惊喜的情绪里:“天天都这么晚!”


街头偶遇后,两个人成了每年都要喝几次酒的朋友。每次回安徽,严明总想把刘涛拉到合肥之外去拍一拍,哪怕就去皖南的九华山、黄山都行。他自己每年都从合肥出发去采风,有几次,车子已经全准备好了,马上就能出城上高速,刘涛还是支支吾吾,算了算了,不去了。


“他为啥不愿意走出合肥,我觉得真是个谜。”严明想不通刘涛为什么就对那几条老街有执念,专注、精深肯定是好事,但一个人为什么十年了都不愿意去拍拍别的地方呢?“就像‘海上钢琴师’,他就是合肥的‘海上钢琴师’。”


重庆这次邀请,刘涛也拒绝了:“我怕喜欢上那个地方就回不来了。”这显然是个借口。


“我能感受到那种应酬。”刘涛两年后解释,想到去重庆、去外地,要跟一群人吃饭,互相扫微信,他就不想出门了。很多人以为他到哪个城市都能街拍,实际上,每次出门参展,他很少真的拿出相机拍照——外地的街道都是新的,走到一个路口,就得琢磨向左还是向右,方言也不通。他觉得自己那种生疏的状态与街头格格不入,那不是他熟悉的城市,他没法真正创作。


在合肥,他走在街上,整个人都是舒展的,是一个自由的游荡者。夜里站在人民路的路口,刘涛观察发宾馆小卡片的阿姨们,过了路口,他又盯着收旧手机的中年男人们。“他们都守着这条路好多年了,隔了一个路口,互相都不知道。我总在想有一天像科幻电影一样,汽车全停下来,阿姨们和收手机的男人们聚在一起跳舞。”


“你想过做一个不可替代的工作吗?”有一晚,刘涛问我。


我问,什么叫“不可替代”?


“你离开一家杂志社,他们很快能招个新记者补上,你之前干的活儿,新人都能接着干。”


我被这个问题问住了。几天后,我又反问刘涛,你的摄影是不可替代的吗?


“很多人熟悉合肥,熟悉的是楼,是你看到的景观,你绝对不会知道里面小卖部、保安室里的人是怎么活着的。”开始拍照后,他开始关心别人的生活,这些年看了这么多街头故事,活赚了。这些街头故事的每个动作、每个表情,都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不停地在时间中生成和消散,只有摄影会捕捉到它们。


镜头下的城市是刘涛自己的城市,他因此拥有了重新定义合肥的权力。“我觉得我拍照这种方式,很难被替代。就算以后我走了,不拍了,也不会有人在合肥这样拍。”


“自由是给自己的齿轮找到铆合的地方,我现在还没找到”


从两年前开始,刘涛陆陆续续删减微信好友,删掉同事,删掉领导,删掉只有一面之缘的记者,删掉出版社,删掉版权代理。微信上有个爱摄影的省三甲医院的主任,刘涛女儿有一年高烧不退,走投无路求助这位主任,结果当天就被安排了专家会诊,连号都没用挂。刘涛想了想,把这位主任也删了。


有些看重的朋友他留下了,对方发来微信,积攒出小红点,刘涛看到了也不点开。他换了新手机,彻底不安装微信,平时跟家人用短信沟通。


这种社交自杀悄无声息,大多数微信好友都没意识到刘涛的消失。去年春天,侯工有天给刘涛发微信:最近有没有好照片呀?消息迟迟没有回复。


侯工几天后打电话去问,话筒那头刘涛特别感动:这么多微信好友,真打电话问我的没有几个。


二人电话里约出来吃饭,那个春天的傍晚,侯工带了一瓶白酒,刘涛带了很多罐啤酒。侯工讲,今年夏天,他打算把儿子送去俄罗斯留学。孩子要学医,学费一年10万,这也是夫妻俩一年的全部工资。侯工没跟镇上的同事提过这茬。


“这个决定非常好!”刘涛支持他,要让小孩多出去看看!俄罗斯的大城市嘛,全世界的人都有,总比合肥强得多。“10万一年,值!”


俄罗斯,又是一个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总是比合肥更迷人。


刘涛想过很多次,自己有一天能不能彻底离开合肥。他甚至想好了其中的细节:以前有很多人要给他拍纪录片,拍视频,他都拒绝了,他不想让摄影机跟着自己去扫街——这些年刘涛从来不带老婆、孩子出现在自己固定的拍照街区,免得街坊猜测他的个人生活,他要做那些街道完全的陌生人。


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能离开,刘涛打算把照片全打印出来,一张一张分发给那些面孔的主人。肉铺的老何,游戏店的白发老太太,永远在看抗日神剧的便利店老板,在凉菜铺子前一年一年长大的小男孩……他想邀请那些视频媒体过来拍,拍这些人接到照片,意外发现自己多年前的一个瞬间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把他们的神色全记录下来,“一定特别有意思”。







图片提供:刘涛,摄于2019年


关于侯工口中阳台照片的故事,刘涛有另一个版本,刘涛描述,那个阳台有一个支出来的晾衣架,上面没有衣服,架了两个防盗摄像头。镜头对准的自家窗户,上面不是一张美女照片,而是所有的玻璃都被美女照片贴住,密不透风。


摄像头、美女图、封死的窗子,阳台像是一个漂亮的监狱,刘涛感受到里面的讽刺性,觉得这才是“最美阳台”。


为什么不能发一张符合水厂审美的图呢?“老太太浇花那种吗?怎么可能啊!”刘涛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美,我给他们一个新的概念啊。”


侯工、站长、科长、水厂的各种领导,刘涛说,大家像是不同的星球,各自生活在不同的轨道上。刘涛总是在抱怨,最终还是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同类人,“我不可能跟路上遇到一个人讲什么是美,我从2003年进单位,跟大家有十几年的感情基础啊!我遇到什么好的事情,还是想跟他们讲讲。”


那张阳台照片引起的反响,也没有太让刘涛意外:“自由是给自己的齿轮找到铆合的地方,我现在还没找到。”


春天的那一晚,刘涛和侯工都喝多了。11点,12点,1点,侯工的儿子不停打电话,催父亲赶紧回家。刘涛喝得脑门发亮,一定要骑电瓶车送侯工,午夜的合肥北二环空空荡荡,刘涛的电瓶车很快没电了,困在了高架桥下,这是哪?刘涛迷路了,侯工也不知道自己家在哪,两个人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侯工当晚没有做晚饭,没有打乒乓球,没有在睡前接着读一个有500多章节的网文。他难得喝这么醉,很久之后再回忆,他眼睛都亮晶晶的:“那天晚上太好玩了!”


夜深了,侯工终于坐上了一台出租车,橘黄色的路灯下,刘涛调转电瓶车,他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方向,两条长腿一下一下地蹬着地面,像在午夜划开一条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实验室(ID:GQZHIZU),作者:刘敏,编辑:康路凯,摄影:贾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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