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作者：朱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J.D.)候选人），头图来自：pixabay

我们要让死者和生者在这个地方（档案库）变得不可分离……先生，给这名（物理身体已经自杀的）的女子做一张新卡片，然后放在生者资料库……

若泽·萨拉马戈

围绕健康码的讨论有多少，其引出的议题就有多少。

二色分明，三色璀璨，渐变迷离；接触追踪，染病风险，思想淳正……当健康码突破曾经莫须有的藩篱，试图将自身与生活的各种侧面相虬结，我们的视线随之难以聚焦，再难分清“健康”“信用”“不安全”这些同等科学、同样四通八达的支离术语。泛化越广、越深，一般的讨论便越有必要。

二十世纪来经久不息的“两个身体”隐喻，可“挪用”至这一议题。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法学家创制的概念：国王有一个“自然之体”，他个体的肉身，可生病、会疲弱、可朽坏；同时，国王另有一个“政治之体”，永远存续、不可朽坏。这一隐喻代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

算法以及和算法关系密切的信息保护，核心总在“识别到个体”上。

在这类修辞下，数字身份好像内化为个体的一部分，表征不同场景中个体的统一。然而，自大半个世纪之前，数字的、统计的甚至是算法的身份开始异化，既因“识别到个体”而获得预测、奖惩以至操纵个体的正当性，又让现实中的另一重身份感到焦虑和恐惧。

一码通行、孤岛融合，这既是部分观点中美好的应许地，又唤起了作为信息保护制度基础的所谓“卡夫卡式恐惧”。如果难以容忍两具身体间无休止的牵扯，求取合二为一，融合方向，将塑造相关制度的基调。

在难以断定哪一方更为可能的前提下，倘若以物理身体控制数字身体，这一思路，可以系统地串接算法规制领域的众多制度。反向的过程并非全无可能：若数字身体凌驾于物理身体，如此一来，历史比想象的更久远。

“我”之道，一以贯之

对单一身份的准确识别，是个人信息和算法规制中众多制度设计的共同源头。

到19世纪末，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兴盛，以及统计机器的日渐实用化，一纸一人、一卡一人，再到更晚些的一行（数据）一人，都由幻梦落入现实。

20世纪中叶，多国提出建设“统一数据库”的愿景，意图统合各数据“孤岛”，以此解决众多扰人的社会问题。

法律的争辩，同时达到高点；制度层面，作为世间几乎所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根基的“可识别个人信息”概念诞生。尽管这一概念的适用在今天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学理层面，时人既奠定了领域内各方向的基础，又创设了我们对大型数据库的几乎所有比喻：触手遍地的章鱼，K所面对的城堡，之下的芸芸众生，尽皆赤裸、透明，等等。

吵闹很多，但以下假定渐渐不可动摇：每个人都（该）有个数字身份，这一身份可以很丰富、很准确，也可能很不安全。争论大多集中在这一假定的边缘。

逆反形式的命题，真值同样慢慢得到承认：每个人都有属于他/她的一页或一行，每一页/一行，都有属于它的一个人。

19世纪下半叶的济贫浪潮里，谓之科学的筹划，已有几分这样的意蕴。同时期保险和信用行业的发展，和20世纪初“精算警务”的崭露头角，则是上述命题逐渐成真的现实渊薮。

比如，从成千上万嫌犯样本里抽象出犯罪者的许多特征，形成理念中典型犯罪者的画像，到比对这一画像与日益完善的个人信息库，再到根据个人信息预测犯罪概率：对最能体现社会臧否个体的“有罪与否”和“该当何罚”，数字身份的作用日益凸显。从数字身份出发，足以对个体现实生活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学家开始严肃地议论这样的题目：雇用、录取或求刑个体时，既可严格依照算法，按规则计算结果判定，也可延续因人识断的传统，按照个体的所有侧面综合决定。尽管当前论调偏重于反思前者的偏误，但在当时，为前者正名的音浪，声势要强劲得多。

从现实身体里凝练出纯净流淌的数字身份，再以数字身份提拉万千丝线羁连的现实身份，驱动其中往复的，有不断成型的制度，有快速演进的技术。从这重意义看，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核心概念，总可做多向的解读。

“识别到个体”的范围不断扩张，既将保护投射得更为宽广，又在反复的肯定数字身份与现实中个体的密切联系。正当性基础中最凸显的“同意”，是身份自主的声张，也是牵连两种身份间的牢固保障。

修正、携带与遗忘，令修饰过的面目愈发清晰，还为这部分身份的可靠，下了又一重背书。

在这一框架里，身份的细部特征大可商议，但身份的本体只会不断凝实。由此，信息自主悄然削弱了“彻底的匿名” “自卫的混淆”和“隐私即低效”等话语，在赋予个体打理数字身份的空间的同时，隐式地保障了数字身份的始终存续。

技术层面的话语变动则更为显然：个体的数字画像比他/她更了解自己。这句谶谚蕴涵了颇为精巧的佯谬：如果“个体”和“自己”实为一以贯之，“更”字不过修辞尔；如果接受二者的彼此分离，“更”的使用，或许再不是夸张。

当然，在绝大部分的时间或场景里，零星的信息流动，很难称得上什么“数字身份”；即使信息多到足以画像，信息处理者的关注点，通常也十分狭窄。要害始终在于不同场景间信息的融合。

散落的信息加特定的处理，个体容易修饰，生成数字身份的人，一般不会对这样简陋的画像有太多期待；贯通的信息加无垠的用途，个体再难揣度全貌，运用如此身份的人，对可以实现的治理效能，怀有难以挫败的信心。

在这一趋势上，个体很早已经袖手：即使是计算机还在吞吐纸带的年代，哪怕是学者，也很难大概理清带子上戳刺的上百种个人信息。

1990年代以来，帮个体对数字身份“摄影”、清楚了解各类收集信息与相应处理，是各地创业者经久不衰的设想。随着“健康”或类似算法治理术的逐渐贯通，相应观念的渠成，不再全是幻想。

无论术语为何，一旦通行观点开始悦纳这样的存在：个体设想与生活处处交结的算法的独立存在，行为举止均考虑数字身份的修饰；各方同样认可身份的准确，尽量观测这种覆盖相当广泛的数字身份，以此为决断个体的实质标准。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数字身体对应的“奇点”已经到来。之后，任何对“人”的讨论，都要考量两重无法通约的身体。

1990年代以来，帮个体对数字身份“摄影”、清楚了解各类手机信息与相应处理，是各地创业者经久不衰的设想。随着“健康”或类似算法治理术的逐渐贯通，相应观念的渠成，不再全是幻想。

数字人的两个身体

身体这一意象，同样经历了长久的凝结过程。

1960年代，就有理解数据库的丰富语言，也有面对算法效能的欣喜，尚有对数字“影子”的担忧。此时，恰如“影子”这一譬喻所示，对数据库操纵个体固然深刻，说到底，发声者依然假定：这是依附在实体上的幻影。以下，借用这一比喻表达类似观点的评论越来越多，对操纵的描述也更加生动。

例如，算法塑造了社交媒体上头部流量所对应的话语、情绪和审美标准，与此同时，新一代的话语、情感表达与美的追求，出现了类似的漂移。数据集合之意志所表达的偏爱，在大范围内影响个体的举手投足。

监控研究领域前沿中频繁的词汇，早先更多是“透明” “赤裸”“窥视”，现在更多是“助推” “塑造”甚至“哄骗”。在已经开始深刻涉及人格的创作层面，研究者也不再讳言算法的作用。

实际上，还有观点严肃地讨论人与机器——而非机器与人——难以区分、导致人难以通过“逆向图灵测试”的可能性。数字身体牵引现实身体的程度，早已不止于轻触即碎的倒影。

当数字身体彻底凝实，物理身体的意志和行为，反而需要向前者辩护。毕竟，和传统的“两个身体”话语一致：物理的身体容易朽坏，意志也不够强韧。相比之下，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数字身体可以存在许久，判断的能力总是“在线”。

有观点认为：如果路上全部都是算法驾驶，就可以避免不确定性，从而防止任何事故。但算法与人并存的路段始终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可能导致算法驾驶车辆与人驾车辆的碰撞。既然如此，为何不彻底取消人驾，全部由更加理智的算法驾驶接管道路？

不知由此，迈过数字经济的奇点之后，尽管法律仍然可以尝试赋予个体“对抗自动化处理”的可能性，想要超越算法决策的个体，依然要证明这一显然十分困难的命题：他/她那脆弱的意志和头脑，比精巧且长存的数字身体更为“真实”。

甚至，当有关讨论涉及意图、动机和思想，如果“真实”的基准即落在数字身份上，他/她面临的举证任务——证明自己的意图、动机和思想比真实的还要“真实”，在修辞层面，似乎已经自相矛盾。

对由数字身体所主导的社会进行批评很容易。信息安全是永恒的担忧，数字身体为害物理身体的可能性永远存在。然而，“何以因噎废食”？数字身体的表达确实可能与物理身体的言语不一致。

不能否认，众多乌托邦文学影视有警示作用。从数字身体开始成型的19世纪下半叶起，畅想“乌有乡”和描绘“新世界”的艺术，在数量级上总可以等量齐观。数字的身体，狡黠，顽强，永远难以打破。

如果不是对未来有非常的乐观，又难以克服心底总有的无助、焦虑和恐惧，大概很难忍受始终与数字身份相纠缠的生活。我们也不喜欢这样的异化：数字身体的每一缕思绪和每一寸肤骨，都来自物理身体的同意。

如有此事，即使不考虑1960年代各方已剧烈批评同意这一历史，数字身体所具备的力量，也足以让同意者哑然失笑。数字身体勾连物理身体的能力，既来自数字肌骨和物理身体的一一识别，又以对物理身体的真实映射为基石。不过，细究这一身体生成的原理，最终仍是千万其他物理身体的提炼，再将其中每一个体套入由众多其他个体织成的丝网。

换而言之，这里既可以描绘为成“帮助你了解你自己”，也可以表达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驯化”。在奇点遥遥可见的今天，最好的出路之一，是提前在两种身体间分出主次；或者，让一具身体始终束缚另一具。

作为对人的精准识别和度量，数字身份具备了牵引物理身份的可能性和正当性。随着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日常，跨越不同场景、甚或覆盖生活所有侧面的算法日益可能。

支线一：算法规制的三道“坎”

我们更加熟悉的，大概是第一条路：物理的身体，应当始终保持优先。

如果假定跨越场景的大范围算法运用无法避免，那么，我们期待1960年代的比喻成为制度和现实的锚点：数字画像始终是物理身体的影子，影随身而动。可以有深浅，能容忍歪斜；“对影成多人”，则始终只能是浪漫诗句里的瑰奇想象。

从此出发，笔者之前写作的《算法规制的三道“坎”》，不仅是对现实制度的归纳，还是对数字身体主导的三种制约。

简而言之，个人信息保护，在于阻止数字身体成型；算法伦理原则，在于压制数字身体的话语；类似健康主义的追问和警惕，则是奇点前最后的屏障。这既是对三类制度的证立，又是对三者强有力的回护。

海量个人信息，是构建数字身体的基础“营养”。由此，若个人信息流出有所规范，数字身体成型的速度，自然相应减缓。这一点的效应，至少体现在四个不同层面上。

首先，对敏感时期收集的大量非常准确的信息，有关后续处理的建议，强烈指向最严格的匿名化或者删除。

这一思路同时与近期法国等地法院作出的，或许有些不近人情的要求删除相应信息的判决相合。如上，这些数据越准确，匿名或删除的依据未必因此减弱，反而可能加强。

其次，对“同意”，以及更加宽泛的“正当性基础”，应有相应反思。

须知，相应基础，仅仅是对狭窄范围内收集、处理等行为的辩护，而无法成为对更加一般的、建构数字身体的辩护。因此，针对海量个人信息的处理，总应当放在数字世界里个体状况的整体情势下看，并从此保留一定的、超越相应正当性基础的空间。否则，千头万绪的同意，反而可能织成最为基础的、两个身体间的张力。

再次，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很少有不涉及错综复杂平衡问题的条文。

考虑到前述可能，对每一条文，行称提之心事时，都多了一项基础性的考虑。对默认不收集的偏向，亦因此强了些许。

最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已经大致踏过了“容忍黑暗般匿名”的阶段，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对秘密留下的空间大概也越来越少。

同时，除制度框架本身外，聚光灯几乎完全落在“基于（个体以外的）设计”的隐私上。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忘却 “低效是对隐私最好的保护”的法谚。

如果说，个人信息保护的各层制度是对数字身体原料的限制，算法伦理原则，更多指向以原料孕育身体的过程。一方面，落实伦理原则，将阻挡许多跨越场景运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阻遏数字身体，也是对伦理原则领域众多难题的开解。

前一点，对数字身体凌驾物理身体的警惕，需要在“向善” “有度” “可信赖” “可持续” “人类中心”等各具影响的原则中找到融通之处。后一点，对算法伦理原则，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但透明、公平、可解释，既难以严谨的方式定义，在具体的算法里又缺乏公认实现方法。

虑及前文的讨论，更加充分地暴露算法涉及伦理的多样，更为明白地阐释算法可能无法调和许多重要伦理原则的事实，未必是件坏事。

两个身体对算法伦理的另外一重影响，在于提示过程性伦理的重要性。

眼前通行的算法伦理，从“向善” “透明”再到“公平”，大多可以视为预设了过程的、针对发展结果的伦理：应用算法是必然的结果；与其显得“顽固”，不如关注已来之未来中算法的特性是否合乎理想。

停滞算法的应用，与社会经济的呼唤并不相合；不过，这并不妨碍对预设的过程进行反思，讨论是否有所偏离，时刻警惕。例如，在大规模应用特定算法前，当考虑相应算法是否符合可逆原则。

换而言之，如果相应算法最终导致不尽如人意的结果，社会是否可以较低的代价，大体恢复到列装算法之前的情况。技术并不孤立地发生影响：技术的影响，既依赖于对社会现有结构的足够嵌入；实现嵌入后，技术本身又会深入塑造社会的结构。

当后者发生，即使个体具备“拒绝自动化处理”的权利，此时个体也很难脱嵌于被技术显著塑造的结构。数字身体在观念中逐步压过物理身体，很可能是类似的过程。

因此，除了对个体层面的制度安排进行反思，在社会层面设置前述的过程性伦理，同样是第二道坎中的应有之义。

最后，是诸如健康主义的省思：在令健康码与多种现实结果关联以前，应当论证相应关联正当、合理。在本文语境下，这一点也可以替换成“信用主义” “安全主义”，等等，还可以推广到任何成为大规模应用算法之凭据的术语上。与前两道坎有所不同：健康主义，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奇点前的底限。

这一反思，同样具备两重意味。

第一重相对现实，大抵与既定的行政法等部门法重叠，要求基于算法的行政决定服从有关法律原则。第二重则更为突出：在审视信息的大量汇集与算法的超场景应用时，应始终从社会中人的总体处境的角度，考虑有关应用是否正当、合理。算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应用，都不会触发这层考虑。

不过，当算法进入涉及人格核心的层面时，这一点将发挥作用。

具体而言，倘若我们接受基于信息和算法的，在财产、健康乃至刑罚等场景的决断，如此，我们不仅应当审视算法在这一场景中取得正当的影响，还应当审视这一结果对其他人格利益强度相当的场景的影响。

毕竟，数字身体并不会在物理意义上“吞噬”我们；真正重要的是对物理身体的否认，和数字身体在话语上的主导。

倘若数字的身份在任一场景中可以作为主导，如果再失却全局层面的平衡，可以想象，类似的权衡结果，可以迅速影响到其他牵涉人格核心的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的身体，正是在失却这一层考虑的过程中凝聚成型。为了维护这条底限，需要上述有益的“滑坡”论证。

支线二：在历史之流里上溯

我们期待支线一，但我们没有把握断言，支线一必然是未来的方向。数字身体与物理身体的共存已是现实。技术当然是永恒的难点。

不过，即使地平线可以抵达，制造“身体”，依然需要非凡的哲思。在“两个身体”的原喻体里，超越物理极限的另一身体得以诞生。

可惜的是，这样的身体似乎无法量产：或许，这一身体的制造过程，其中即蕴涵着唯一性。此外，擦除这一层身体意象，本身即是“现代”的体现。

在第一条路里，预设的立场，是毋须在影子面前辩护。即使这片影子已经覆盖生活的每一重要侧面，每个人都仍可以反思等方式，肯定自己之为自己。

然而，在这一条支线里，这一最后的防线，反而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使数字身体取代了物理身体的每一侧面，反思仍然可以引起疑虑：这是我/他/她的身体吗？

倘若无法飞越这道深渊，物理身体终究难以相信：对方是数字的身体。对拟人机器的过度信任偏误，或许可以发挥作用，但这太容易被“纠正”。此处，这样的怀疑有所根据：是否存在任何理性的证明，能够超越本性里无法尽抑的反思？

从这一角度出发，尽管“两个身体”所叙述的、神秘的身体制造过程已经显得久远而缥缈，我们需要从此上溯，寻找足以制造身体的轨迹。

即使健康、信用和安全终究是一抹光影，对那些主动寻求多个身体的人，对也许有的、希望用数字身份压制个体物理身体的人，还有，对那些希望找到办法，让劳作的算法、创作的算法都成为社会观念意义上的人格实体的人，技术的飞跃和缜密的说理固不可少，但终究无法替代最后的飞跃。

未来，无论这三类中哪一类的意志占据主导，从而引向第二条道路，他们都需要“发明”类似的程序，让数字身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身体。或许可以期待：在这一道路所指向的将来，理性主义的硕果，和神秘主义的孑遗，以最为奇特的方式合流。

结语：今日方知“我”非我

本文探讨了如何串接健康码或类似算法治理术的历史。作为对人的精确识别和度量，数字身份具备了牵引物理身体的可能性和正当性。随着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日常，跨越不同场景、甚或覆盖生活所有侧面的算法日益可能。同时，零散的数字身份开始汇聚，独立于物理身体。

个人信息保护或类似法律未必能够阻遏这一过程，反而可能加速数字身体取得主导的进程。两类身体间既有无尽的牵扯，又赋予了部分极具吸引力的可能性。

无论是数字身份始终归附物理身体，成为后者的幻影；还是数字身体外在于人，甚至成为不同场景的主导，都是无法彻底排除的可能。以前者为理想，如此，对数字身体压过物理身体的防御，可以成为算法规制领域众多内容的枢纽。

个人信息保护，对应于控制前者的“原料”；算法伦理，既是对组合原料的制约，又可以在接近失控时提供逆转的空间。我们冀求多个身体共同存在的可能，让数字的身体在众多方面比物理的身体更智能、更恒久，但并不取而代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作者：朱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J.D.)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