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漂女孩的逆袭人生：从服务员变成对外汉语教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白粥，原文标题：《深漂12年，一个农村女孩的逆袭人生：从服务员变成对外汉语教师》，题图来自：AI生成

深圳，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背景，希望来到深圳改写人生。

Lilly是其中的一员，她从江西农村来到深圳，至今已经12年。寒来暑往，她从一位不起眼的餐馆服务员，抓住机会，成了拥有数百名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师。

她被赐予了落寞开局，父母都是农民，家境贫寒，重男轻女。她从小挑大粪务农，一年到头没穿过新衣服，也没得到过正向的情绪肯定。

高中毕业后，抱着跳出火坑的幻想，来到深圳打工，下定决心：逆天改命。

口语一般的她鼓起勇气咨询外国人，是否愿意请她当中文老师；自卑内向的她，十来年间坚持在蛇口发传单，推销自己；高中毕业，她自考本科，现在准备考研。

38岁的她，仿佛人生充满重新开始的节点。不妥协，不满足，迷茫中不断向前，她是深圳的一千八百万之一，也恰似这座奇迹之城里千万人的缩影。

所以，我们想记录一下，这样一位普通的外来农村女孩，在深圳触底反弹的人生。

一次外向，中文老师初长成

Lilly是12年前来深圳的，那是2012年，深圳发展得欣欣向荣，成为外来务工的首选城市。

她住在姐姐承包的破旧旅馆里，在宝安找了一份餐馆服务员的工作。和旅馆里所有初来乍到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样，做着最基础的体力活谋生。

那家餐馆的店名叫柴火，Lilly用“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句谚语，成功将店名记住了12年。那时的宝安还不像现在这样人群熙攘，“柴火”在的地方，地广人稀，多的是外资厂房。

有一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工厂老板，经常到“柴火”吃饭。Lilly和他打过几次照面，在繁忙的端盘洗碗间隙，她心里构思着另一种职业的可能。

终于有一次，她鼓起勇气，怯生生地用英语询问这位老板“Can I work for your company？”（我能为你打工吗？）

那老板始料未及，这种请求竟从一名服务员的口中说出。他听着蹩脚的口语发音，抱着疑虑的心态回答她：你来教我中文，我的办公室就在这餐馆往下200米的那个路口。

他说完就去了洗手间，Lilly怕他只是开玩笑，说完就抛在脑后了，便立马跟过去洗手间门口，等到他出来洗手，再次追问：能否给她一张名片，她想知道具体的厂址。

后来，Lilly每每回想起拿名片的这个瞬间，总觉得十分惊险。当时，如果她没有固执地跟过去洗手间，或许现在还在当服务员。

她生性自卑、内向、不善言谈，抗拒和陌生人多说一句话。那一刻，她违背了自己的天性，却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一个个体。

第二周上午8点，她准时出现在那位美国老板的办公室。老板给了她一本中文教材，给她开的薪水是30元/时，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上课。

餐馆10点开工，她每天只有一个小时能够转换成一名老师。时间一到，灰姑娘脱下玻璃鞋，回到餐馆当一名任人使唤的服务员。

兼职当中文老师五个月后，餐馆的领班和她发生了矛盾，处处刁难她，并且炒了她鱿鱼，她失去了唯一的正职工作。

那位美国老板得知后，看着眼前这个朴实又迷茫的农村女孩，犹豫了一下，试探性地询问她：为什么不去蛇口全职教中文课呢？

老板给她算了一笔账，那时蛇口中文老师的课时费是120元/时，但她是非专业出身，只有高中学历，可以先低价授课，比如每小时收30元。这样即使每天只教3个学生，一小时也能赚到90块钱。

当时连接福永和蛇口的只有地铁1号线，Lilly到蛇口需要往返3小时，14元。90元的课时费，除去14元的交通费和10元的快餐费，Lilly至少也能赚到66元。

而她在餐馆当服务员，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长，端茶洗碗拖地，日薪只有50元。折算下来，时薪远远低于当中文老师。

老板好人做到底，给她设计了一份传单，把她的电话号码分列排版在纸上，用剪刀分开，每当有人感兴趣，她可以撕下一个电话号码给潜在客户。

他还用肢体语言演示了一遍如何友好地搭讪：被拒绝了，要说“Oh okay，have a nice day，bye”，给人留下好印象。

Lilly此前的人生里，几乎没有人以她为中心，为她进行过职业规划。她深受鼓舞，感觉自己这株即将干枯的小草种子，得到了一场及时雨的浇灌，拼命挣扎着破土而出。

她克服了内心深处的自卑和恐惧，开始去海上世界找外国人搭讪，用蹩脚的英语推销自己，终于有了学生来源。

焦虑学生停课，被同行看不起

Lilly回忆，她成为对外汉语教师的这十年，走得很艰难，尤其是像在漩涡里的前六年，每天都很焦虑：这个学生是不是也要停课了？下个学生在哪里？没有收入了怎么办？

一般来说，外国人系统地学习中文，时常可以拉到六七年，但Lilly早期的学生很少有学习超过一年的，部分是学了两个星期、一个月后就停课了。

Lilly是按一个月或者两个星期提前收费的，学生停课，她便断了收入来源。当时，为了缓解焦虑，只要她有空，就到处去参加社交活动，不信教的她甚至去了基督教堂唱歌，还跟中老年人一起跳广场舞。

一开始，她并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现在回过头看，才发现自己当时有多荒唐：

没有教基础的声调，直接开始教“你好、再见、厕所在哪里”之类的生活英语的发音，让他们重复听，重复说，囫囵吞枣直到记住，但没有一个学生学得好。

因为英语只是高中水平，学生有的时候话讲太快，她听不懂，只能不断地重复“say that again?”（请再说一遍）

“我不会教中文，英语也不好，又没有找到有效的学习方式，就好像是一个蒙着眼睛的人，在关了灯的房间里摸黑。”

她试过找同行交流，但同行看不起她，认为她不配和自己交流。

在外国学生组织的聚会上，她好几次想和同行说话，但同行不理睬她，加微信也不愿意通过申请。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学中文最大的难点是声调。她便在YouTube上找教学视频，模仿那些在中国留过学的外国人，把中文当成外语来教。

疫情期间，由于深圳的外国人减少，她找不到学生了，于是向之前的学生求助，因为学生的妻子是国际学校的老师，所以就推荐了Lilly去国际学校当助教。

在那个国际学校，她辅助的外教是个波兰人，英语发音不标准，带有口音，学生很难听懂。

她很疑惑，只要能讲英语的外国人，就可以在中国教英文，赚取很高的工资。但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会讲中文，就能把中文好好地教给外国人。

“很多人以为把自己的母语教给外国人不用学习的，其实是错的。”

直到现在，她依然在一边学习，一边找学生。现在每周有18节课，需要给9个学生上课，学生基本上是国际学校的外国老师。她一边当他们的老师，也一边向他们学习如何当老师。

无数次出逃也逃不出的原生家庭

和Lilly在聊天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她的身上有一根拉得很紧的弦，时刻提醒着她，人生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她诉说的语气听不出来任何情绪，却分明对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罗翔那句殷切的叮嘱：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人间水火。

1986年，Lilly出生在江西上饶一个农村地区，父母务农，不识字，没有赚钱的能力，她从小帮忙挑大粪、拔草插秧，在干农活的嫌隙里插空念书。

有的时候，为了照顾弟弟，还不能去学校上学，只能留在家里帮忙做家务。

在那个闭塞落后的山区里，父母对她唯一的期望，就是赚钱回来交家用，供弟弟上学。于是，她初中一毕业，便去了一个制作袜子的家庭作坊打工，当时她13岁，是那里最小的员工。

13岁，正是渴望睡眠、长身体的年纪，而她却在那个家庭作坊里没日没夜地缝纫袜子。从缝纫机蹦出来的布尘细屑，在空中飘啊飘啊，像她当时望不到头的失落，没有终点。

姐姐不忍心看到妹妹走她的旧路，说服了父母，让她回去读完了高中。高中毕业后，Lilly仍然只能外出打工，赚钱供弟弟上学，补贴家用。

这些年来，原生家庭和她似有若无的联系，仍然是剪不断理还乱。

已经38岁的她，现在从事的体面的汉语教师的工作，仍然得不到父母的认可。父母只会把她当成摇钱树，向她索取家用，她拿钱回家就开心，不拿钱就不开心。

她独自外出打工这十几年，父母和弟弟每一次找她，都是来要钱的，从来没有关心过她。

不是表哥结婚了要随礼，就是二爷去世了要随礼，十几年来各种亲戚生重病、结婚，全部都要随礼。

她不理解，自己13岁出来打工的时候，没有一个亲戚伸出援手，怎么现在反倒存在感这么强？

这十几年来，她很少再回到老家，因为每一次回家，就会磨损她的自尊心。父母会当面打压她，让她洗盘子做家务，伺候全家老小。

“在农村，我们家就是，把女孩子削弱，不让上学，要照顾弟弟，长大后又要怪罪怎么这么笨？还赚不了大钱。”

女孩子就好比一只鸟，他们把小鸟的翅膀给剪了，然后怪小鸟为什么那么笨，怎么还飞不起来。

最近一次和家人联系，已经成年了的弟弟怪她为什么不给自己拜年。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农村，姐姐要回去给弟弟拜年，给弟弟红包。

“他说家里的习俗是这样子的，妈妈每年都给小舅舅们红包，我怎么不给他红包？”Lilly一气之下，把他拉黑了，动了断亲的念头。

她只身一人在深圳，虽然孤独，却对重新组建家庭抱着恐惧、抗拒的心情。即便有人对她表现出兴趣，她也没有信心，只会在心里一遍遍地暗示自己，一定会失败的。

她觉得自己有生存的能力，没有生活的能力。她能够养活自己，却没办法在精神上重新抚育自己一遍，让自己变得自信、阳光。

也因此，她唯一的安全感来源，就是存钱。

她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要去旅游，不要去度假，不要离开深圳，不要花没有必要的钱。要吃得健康，锻炼身体，不能生病，否则会上不了课赚不了钱。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将近不惑之年，她仍然坚持着报复性的补偿心理，来弥补纠缠了她38年的金钱上的亏欠。

迷失着前进：38岁，准备考研

Lilly在深圳教中文课时，虽经验丰富，收费也相对低，得以维持相对固定的学生数量，但她对自己的高中学历一直都不满意。

学历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专业的证明，更像是身份的象征。2017年，她萌生了自考本科，考取教师资格证的想法。于是，她找寻着各种提升英语的途径。

尽管之前被蛇口聚集的外国男人嘲笑过，她仍鼓起勇气和落单的外国人搭讪。

其中，一位友好的外国人向她介绍了深圳的英语脱口秀，她去参加后，又被介绍到福田一个学习英国名著的英语角。在这些场合里，大家都用英语交流，内向的她也逼了自己一把。

后来，她还找到2014年的一位外国学生，询问他能否教她自考本科的教材，学生答应了她，且婉拒收取费用。

那个学生在蛇口开了一家英语教育机构，他有时直接拿着教学道具向Lilly讲解英语表达，学习了一个月，Lilly的英语得到了极大提升。

之后，Lilly还认识了一位英国的年轻小伙，用中文课交换英语课，相互教对方一小时。每次约课，都是小伙远道而来到Lilly家中，Lilly体谅他付出了通勤成本，作为交换，为他做了一顿免费的饭。

终于，在自学五年半后，Lilly参加了自考本科考试，拿到了深圳大学成人本科英语专业的毕业证书。

她对知识的渴求，一旦打开，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前段时间，她还参加了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图释：Lilly的笔记

走在深大的校园里，看到深大的学生朝气蓬勃的脸庞，她心灵深处的不配得感一直在向她呼喊：要向上！再向上！

深大的学生告诉她，如果她想继续深造，可以尝试一下考研，她半知半解，却听进去了，暗自下定决心：考研！

她构思着未来，最理想的状态是考上深圳大学的研究生，因为深圳是她熟悉的城市，是她目前为止最爱的城市。但如果考上了其他城市，她也可能放弃深圳。

虽然这个城市让她有收入、有尊严，但她认为研究生才是一种向上的身份感。

只是，她深知考研和自考本科的难度，并非一个量级。考研的竞争对象，几乎全是20岁出头的好脑子，应该如何备考，从哪一步开始，她毫无思绪。

她不善言谈，朋友不多，和她一样追求学历进步的朋友更是凤毛麟角，没有人能够分享经验。她不认识任何导师，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者，也不曾获得任何高效的学习办法，来支持她有效地自学准备考试。

像做任何事情一样，因为从小到大没被肯定过，她不可控地在瞻前顾后的同时，先全盘地否定了自己一遍，但很快又自顾自地击退了那个“一定会失败”的念头。

来深12年了，这是她在深圳最大的转变：她想，她做了，不一定会成功，但也不一定会失败。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她在这里从零开始，本身就没有可以失去的东西。

她想起之前有一位德国的学生，邀请她去参加了四海公园的一个读书分享会。会上，作家张小满分享了《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

讲的是张小满52岁母亲从陕南农村来深圳的务工史。聊着聊着，他们又说起华裔作家张彤禾写过的一本书《factory Girls》，描述的是工厂里的外来打工妹。

Lilly感触很深，她感觉自己和书里的人物一样，都是进城的外来务工者。

更具体一点，是被迫走出落后闭塞的农村，并且艰难跟上时代洪流的外来务工群体。在深圳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寻找生存空间，他们只求过得像这个城市里普通的一员，有学历有收入有尊严。

他们生命中承载的本质，就是走出去了，才能改变命运，不管能走多远，别回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白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