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100年：巨变、求生、浪潮、重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ID：xingqiuyanjiusuo），作者：桢公子，图片：余宽、谢禹涵、任炳旭，设计：王申雯，地图：陈思琦，头图来源：IC photo

2020年夏天是特别的，874万高校毕业生还没来得及感受毕业季的欢笑与眼泪，便在一场场“云毕业”典礼中匆匆告别校园。1071万高考考生在等待了整整30天后，终于将完成他们姗姗来迟的高考

无论过去的半年如何纷纷扰扰，这个夏天结束之际，这些考生中，将有超过80%的人进入全国各地2688所高等院校，成为3000多万在校生中的一员，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中的一员。

（上文中的高等院校包括普通本、专科院校，未包括成人高等学校；其中普通本科院校在本文中统称为“大学”，但需注意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和“学院”在师生规模、专业设置等方面有一定区别；图为2019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毕业典礼，摄影师@彭昊山）

是的，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

它从100多年前最坎坷动荡的时代走来，不仅改变了一个个普普通通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古老国家再次崛起的历程。

屈辱

然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是在屈辱中开始的。

当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在黄海之上全军覆没，人们逐渐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早已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亟待全面变革。

于是，为了效仿成功崛起的日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学制问世。近代高等教育的变革之路也就此开启。

可是在当时，全国上下符合该标准的“大学堂”有且仅有3所：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北京的京师大学堂以及太原的山西大学堂。

（今天津大学内的北洋纪念亭，北洋大学堂旧址位于河北工业大学校内，摄影师@杨耀兴；注：该新学制发布于1904年，也称“癸卯学制”，其中各地“高等学堂”被归为大学堂预科）

相较之下，众多教会大学却成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它们最早实行西方学位制度，可以进行研究生培养。

（上海圣约翰大学旧址，位于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1907年首次授予学士学位，摄影师@陈航）

它们最早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是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

（东吴大学旧址，位于苏州大学，曾设有中国最先进、完善的生物实验室，摄影师@刘剑伟）

它们最早传授西方现代医学，今日家喻户晓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等均起源于教会学校。

（此处的教会学校包括大学和专门学院；下图为齐鲁大学旧址，位于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摄影师@田春雨）

然而，这些教会大学的出现并非为了“广开民智”，更不是为了中华崛起，传教士们深知：无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引自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山东登州文会馆创始人之一）

为此，列强们也先后退还战争赔款，转而开办留学预备学校以吸纳大量中国学生赴外留学，培植认同西方价值的知识分子。

可是教会也好、列强也罢，都远远低估了中国人报国的渴望和救国的决心。

20岁的孙文先后进入教会设立的广州博济医学堂和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学习，可他没有成为一名忠诚的传教士，反而坚定了对科学和革命的信仰，此后更在日本建立革命组织，化名“中山樵”，人称“孙中山”。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前身为博济医学堂，摄影师@卢文）

25岁的吴玉章、20岁的梅贻琦、20岁的竺可桢、19岁的胡适……和数万名留学生一样，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毅然决然漂洋过海、奔赴异国，学习西方。

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

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

（引自吴玉章，1903年赴日留学，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65岁的马相伯虽是一名天主教神父，却坚持震旦学院学生自治，为了抗议教会的干预，甚至率所有中国教员集体辞职，重建“复旦公学”。

（复旦大学校史馆，前身为复旦公学，摄影师@陈航）

也正是这些“先驱者”们，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带来一次又一次变革，尽管当时并没人知道，究竟路在何方。

巨变

清政府的新学制最终没能拯救衰败的王朝，持续2000余年的封建统治轰然倒塌，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也开始土崩瓦解。

在蔡元培等人的主导下，新政府师法德国，以基础科学研究为大学目标，开始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变革。

尤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作为校长的蔡元培不仅主张以基础科学研究为重，还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引自蔡元培，1917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就职演说）

这令北大逐渐成为一个停办商科、工科，以文科、理科为主的“研究型大学”。

一个无论是信仰马列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提倡新文化的鲁迅、胡适，还是坚定保皇的辜鸿铭，或是支持复辟的刘师培都能并坐讨论的大学。

然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中国的山东被日本人无端占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随之爆发，师法日德的教育模式霎时沦为众矢之的。

也正是这个时期，大量留美学生相继学成归来，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学习美国，以服务社会为大学使命，开始了第三次变革。

因此和北大不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坚持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并重，因而开设文、理、教育、农、工、商六大学科，科目之全居全国之首。

（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图中大礼堂为后期1931年建成，摄影师@潘锐之）

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同样主张“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设备、教员、教材、学制均采用美国模式。

在美国“实用主义”的思潮下，师范、交通、医科、法科等专门大学也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全国大学的数量开始迅速攀升。

（1912-1927年大学数量变化，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注：1922年，北洋政府参照美国教育模式改革学制，颁布“壬戌学制”）

然而，“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是军阀混战、权力争夺不断，动荡之下、漩涡之中，众多大学的办学经费常年青黄不接，甚至“风云飘摇、几濒破产”。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经费支出情况，与军费支出等差异明显，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一时间，“教育独立”成了人们孜孜以求的期盼。

教育界希望模仿法国，建立“大学区”制，每一学区内行政、人事、经费均独立于地方政府，从而实现学术与政治的彻底分离。

但事与愿违，弱小的学界、分裂的政府，都无力推动这项庞大的改革。反而令经费、权力的争夺愈演愈烈。仅仅一年时间，改革便化为了泡影。

（“大学区”制下，国立中山大学改称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改革失败后恢复原名，下图为今中山大学南校区，摄影师@卢文）

至此，从清政府的新学制问世到“大学区”理想的流产，短短24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已如疾风骤雨般产生了4次变革，却仍未摆脱移植西方模式的困局。

于是，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呼吁在大学中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而非盲目模仿西方建设专门学校。

私立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更主张用国文编纂教科书以摆脱对西方书籍的依赖。

（今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下图为建南大礼堂，摄影师@枉言）

但无论如何，随着国民政府建立，军阀混战逐渐平息，中国的高等教育终于在此后的十年里，迎来了一段短暂的繁荣。

众多蜚声中外的学校被转为国立大学统一管理，包括曾经的私立大学、华侨大学以及留学预备学校。

这是中华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高等教育的黄金十年。

只是好景不长，当侵略者的铁蹄再次践踏华夏大地，稍有起色的中国高等教育，又再次跌入一片黑暗。

求生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三月，东三省几乎全境沦陷。以东北大学为首，众多师生被迫一路南迁。

然而没过多久，日本侵略者再次策动华北自治，华北五省岌岌可危。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北平师大等，众多大学甚至中学的爱国师生纷纷上街游行请愿，振臂疾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一二·九运动”爆发。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引自《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可是，群起响应的“一二·九运动”也无力阻止侵略者的进犯。

“七·七事变”一年后，全国91所高校相继遭到战争破坏，其中25所更是被迫停办，而幸存下来的高校则不得不在连天的炮火中纷纷向西部迁移，寻求一线生机。

国立中央大学全体师生沿长江西迁重庆，由于准备充分，1900多箱图书、仪器、设备三个月内便被安全转运。

（上文数据来源刘少雪等《中国大学教育史》，下图为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位于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摄影师@李勖晟）

而更多高校如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则在2~3年中辗转多地，跋涉2000多公里，才终于恢复课业。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是浙大历史最久的校区，摄影师@拾城 陈中秋；另：为便于观看，后文国立大学名称省略“国立”二字）

还有的高校则在迁移中不断整合。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北洋工学院迁至陕西，成立“西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至长沙、又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摄影师@万瑞）

颠沛流离后，全国师生数量锐减超过1/4，金陵大学损失了95%的图书资料。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也仅剩2000余册图书。中国高校数十年来积累的“家底”几乎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然而面对风雨飘摇的国家，高校师生们却深知：

不发扬民族精神，无以救亡图存

非振兴科学，不足以安邦立国

（引自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

因此，尽管校舍简陋、资源匮乏，却是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堪称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也是名副其实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上文引自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就职演说；下图为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其中在多个领域获得成就的学者，仅标注了其中之一，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1937至1939年间，全国内迁的高校达69所之多，仅有部分教会大学幸免于难，它们或迁入租界或留守敌占区，守护着中国高等教育的火种，更为腥风血雨中的普通百姓提供了庇护。

（金陵女子大学旧址，现南京师范大学随园；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的代理院长魏特琳利用校园保护了众多中国难民，摄影师@田春雨）▼

黑暗动荡的年代中，散落各地的高校如同顽强燃烧的星星之火，到抗日战争结束，国立大学数量达到31所，师生规模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

（1947年时已建立的国立大学分布，校名中的“国立”二字省略，制图@陈思琦/星球研究所）

浪潮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燃烧了近百年的战火终于平息。但此时的华夏大地却已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兴国安邦成了中国高等教育新的使命。

然而，此时中国高校的在校生仅有不到12万人，为数不多的工科院校更是在整个“一五计划”中仅能输送不到5万名毕业生，尚不足国家工业建设所需的1/4。

人才不足、学科不均成为了人们眼前亟待解决的第一大难题。

内外交困的新中国只能学习苏联，迎来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变革浪潮。

一方面，新的高校拔地而起，以苏联模式培养财经、外交、政治人才，以及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组建，苏联模式试点学校之一，也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新式大学，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另一方面，众多综合性大学的院系被重新组合，有的如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工、农、教育、医学等应用学科被划出，成为仅保留文理学院的“综合大学”。

（中央大学经院系调整后，文理学院等主体部分改为南京大学，迁入金陵大学旧址，下图为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摄影师@潘锐之）

有的则如清华大学，文、理、法等学科被划出，成为一所庞大的工科院校。

（清华大学主楼，1965年竣工，仿苏联莫斯科大学主楼造型，摄影师@李召麒）

而那些被划出的院系，则纷纷成立专门学院，名噪一时的“四大工学院”，北京学院路“八大学院”等也由此应运而生。

（“八大学院”校址分布，制图@陈思琦/星球研究所）

此外，教会学校被全面接管，其院系也被相继拆分，并入其他各类高校。

例如体量庞大的燕京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系等并入今中央民族大学；医学系并入今北京协和医学院；经济学系并入今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并入今中国政法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文理学院则在原址并入北京大学。

（燕京大学旧址，现为北京大学燕园，摄影师@Sulamutag）

而选择离开大陆的高校师生则迁至台湾省复校，或在香港建立联合书院。

（13所基督教大学迁至香港后组建崇基学院，是今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摄影师@张恺鑫）

至此，经过一番浩大的院系重组、强强联合，中国高校终于建成了囊括航空、机械、电机、土木、化工、地质等科目齐全的工科体系。

（院系调整后高校专业数量，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但人们还面临着第二个难题：此时大多数高校均集中于沿海地区和大型城市，地域分布极不平衡。

于是，为了支援国家中西部建设，众多高校师生浩浩荡荡奔赴内地。交通大学将大部分师生从上海迁往西安，成为今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留在上海部分则成立上海交通大学，摄影师@韩飞）

复旦、南京、南开、山东大学等众多著名的教授前往兰州，支援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2001年新建成的榆中校区，摄影师@仇梦晗）

同济大学医学院迁至武汉支援中南地区；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等多个高校的电子信息类学科则迁至成都，支援西南地区。

（上文两工学院分别为今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前身，下图为它们参与组建的今电子科技大学，摄影师@谢禹涵）

经过近六年的院系调整，重文轻工、地域不均等问题逐渐得到缓解，中国高校也逐渐成为国家工业化浪潮下的中坚力量。即便此后失去苏联的援助，在国家最艰难困苦的时期，高校师生依然“真刀真枪”地创造了大量建设成就。

（北京密云水库，1960年建成，由清华大学水利系设计，摄影师@魏建国）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各高校的文科专业首当其冲遭受到全面的“批判”，基础科学研究也基本停滞。中国高校筚路蓝缕17年的成果几乎被全盘否定。

正如1977年文革平息时邓小平的感叹：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

路，究竟在何方？

重启

当浪潮褪去、风波平息，人们逐渐在反思中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此时，工科、师范等专业学生人数占比已超过60%，而政法、财经等文科专业学生人数则一落千丈，占比仅有不到3%。

因此随着高考恢复，最先重启的便是一众政法大学、财经院校以及艺术学院等。

（中央音乐学院75周年庆音乐会，摄影师@羽尘VISION）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至，中国高校又必须同时肩负起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使命。

正如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所说：

清华大学的作用不在于每年能为国家生产50辆或300辆至500辆汽车，而在于为我国汽车工业以至全国工业的现代化，为我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尤其到1992年后，为了在市场经济中提高人才、技术的竞争力，“科教兴国”成为大势所趋。

于是，众多曾经“分崩离析”的院校被重新合并，那些仅剩文理学院的高校再次成为院系齐全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

例如三校合并的重庆大学、山东大学等；四校合并的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甚至六校合并的吉林大学等。

（今吉林大学校区分布，除前卫校区外，其他5个校区均为参与合并的高校校址，制图@陈思琦/星球研究所）

高校的管理也重新优化调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等七所高校被统一纳入国防科工委管理，时称“国防七子”。

（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摄影师@谢元昊(Steve X)）

数百所高校或与地方政府或企业开展共建，实际推动产业、行业发展；或与国内外其他高校进行合作办学。

此外，相继实施的“211工程”、“985工程”更是遴选出一批重点大学，它们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军者，率先提升科研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当然这还不够，随着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全国上下迫切地需要更多高素质人才，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势在必行。

于是自1999年起，高校招生规模开始与日俱增。

（1997年后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情况变化，制图@王申雯/研究所）

而为了容纳迅速扩张的学生规模，一个个崭新的大学校区拔地而起，众多“大学城”也随之诞生。

（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摄影师@李勖晟）

在黑暗中摸索百余年，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方向似乎终于清晰可见。

未来的路，会是一片光明坦途吗？

未来

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随后，国家教育经费支出也首次突破GDP的4%。

（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变化，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加之校办企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力量的长期捐助，中国高校逐渐告别了办学经费捉襟见肘的历史。

至2019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51.6%，这意味着全国超过一半的适龄青年都有机会进入高校校园。

而在新中国伊始，这个比例仅有0.26%。

各大高校更以不到全国10%的研发人员、8%的研发经费建设了6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了60%以上的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数据来源教育部网站，转引自中国教育报）

可是，新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为了竞争资源和生源，“211”、“985”的标签逐渐成为高校间竞相争取的对象。

可最终却是“千校一面、大而不强”。

即便全国技术技能型人才缺口已达到2200~3300万人，但地方高校的学生就业难度却仍在日益加剧。（2015年数据）

在这样的背景下，“985”、“211”等终身制标签已逐渐无法满足新时代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需要持续“竞争上榜”的“双一流”建设。

这意味着此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不仅要建设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更要突出不同高校的学科特色，打造世界一流的专业。

（“双一流”建设高校分布，2019年名录，制图@陈思琦/星球研究所）

（入选“双一流”次数最多的10个学科，基础科学居多，制图@王申雯/星球研究所）

与此同时，300所地方大学将逐渐向应用型高校转型，为各领域产业发展提供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

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格局已悄然展开。

它是否真的能扛起新时代下强国富民的重任？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风风雨雨百余年，中国高等教育经历过屈辱、战火、动乱，模仿过日本、德国、美国、法国、苏联，终于在一片黑暗混沌中摸索到属于自己的道路，肩负起救国、兴国、强国的使命。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崛起的百年，也是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百年。

谨以此文，致即将走入考场的我们，致行将离开校园的我们，致曾在校园中挥洒青春的我们，愿我们永远铭记这段风云往事，正是它在告诉我们：大学之道是“为天地立心”，是“为生民立命”，是“为往圣继绝学”，更是“为万世开太平”。

为此，每一所高校、每一位学子都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茹宁. 中国大学百年:模式转换与文化冲突[M].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2] 刘少雪. 中国大学教育史[M].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7.

[3] 方晓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M]. 海南出版社, 2002.

[4] 周德昌, 陈汉才. 中国教育史纲[M].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5] 贺祖斌. 中国大学这五年:高等教育年度十大事件评析(2006-2010)[M].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ID：xingqiuyanjiusuo），作者：桢公子，图片：余宽、谢禹涵、任炳旭，设计：王申雯，地图：陈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