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5万请哈佛学霸做“外包妈妈”，富人家庭用钱购买一切

今年6月，《三联生活周刊》发了一篇题为《月入5万的“外包父母”，能解决中产的育儿焦虑吗？》的文章，引发了家长圈的讨论。

花钱雇一位“儿童成长陪伴师”，帮助自己带娃，从学习到生活全方位管孩子。据说薪资5000到5万不等。我们也听到过有人收每年100万，假设从小学到升学，带满10个孩子就是一个小目标，连留学顾问都表示有些小羡慕。

但看到别人哈佛毕业，会多国语言，拥有N个教育和心理学认证，我也默默收起了嫉妒的心……

后来是《深圳微时光》发了《深圳富人家庭里的“外包妈妈”：月薪3万，住豪宅》一文，让我们得以窥见，富人家庭如何运作，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

与此同时，当“外包妈妈”结合搞钱文化之都深圳，快速崛起的‘new money’ 们，他们信奉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把照顾和培养孩子的职责商业化，给每一个孩子背后配一个团队，高投入高效率地去获得育儿投资回报，商业逻辑上似乎相当“跑得通”……

然而，作为一位母亲，我忍不住把视线投向文中孩子们：他们每天一睁眼，有保姆在厨房做早餐，有司机在车里整装待发，有儿童陪伴师督促他们穿衣准备书包，提醒今天的日程。

他们的生活，仿佛是网络热梗“总裁文”的低龄版，当被披露在大众视野里时，将更加被符号化。热文下的评论区继续造梗，一声声的“少爷”“小姐”，算是网友们宽容地用幽默掩盖住了那一点小妒恨。

根据我访问的一位从业者描述：

“我们服务的孩子，最小四岁，被一个人送到深圳，因为妈妈必须陪在爸爸身边，找机会继续生小孩。这个孩子是我遇到最难的案例，他一开始是完全拒绝和我们接触，打砸物品甚至伤害自己，经过我们多位心理专家干预，已经调适过来，现在xx学校上二年级。”

这是作为商业成功案例的介绍。

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说：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而当代社会的太阳是金钱。正因金钱的光芒太过于耀眼，我们经常忽略在这强光下的细节。我翻遍此类文章，对孩子们的描述是模糊不清的，也很少站在他们角度考虑：

“孩子和团队单独住在豪宅中，雇主每月来见孩子一次；每次见孩子就大肆购买礼物，纵容他们吃零食，打乱了陪伴师的工作节奏；” 

“孩子从小离开父母，性格敏感缺爱，有时会打骂陪伴师；陪伴师需要采取策略，硬气起来，让孩子去找妈妈辞掉自己，于是孩子就不敢找妈妈……”

这就是出生在富人家庭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拥有了金钱能买到的一切，唯独没有父母的陪伴，和公众的同情。大众对乡村留守儿童的同情，却吝于施予这些“少爷”“小姐”——只因他们拥有了普通人一辈子汲汲营营都得不到的金钱。

不管金钱是不是孩子最想要的。不管他们有没有选择权。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所有曾经不在市场流通的产品和服务，如今都进入了市场，用来化解烦恼：

• 挂号费800～1000的私人医疗诊所，免去了排队拥挤；

• 咨询费600～2000每小时的心理咨询师，取代了密友亲朋；

• 2万块26天的月嫂或六位数的月子中心，缓和了婆媳矛盾；

• 七位数左右的价格，不管是怎样的婚恋状态和性取向，就能赴美提货血缘上的亲孩子，免去后继无人的烦恼； 

作为搞钱之都，深圳其实只是日趋商业化社会的缩影。相比仍热爱考公和“找人”的某些地区，深圳作为市场经济的第一站，只是比内地走得快了一些；终有一天，市场化浪潮逐渐瓦解曾经的社会层级和人际关系，风吹沙褪，商业的岛屿连成新大陆。

因此，随着商业进化，针对富人阶层的需求继续细分，从“课外补课” 和“保姆阿姨”的交叉服务中，演化出“住家高学历陪伴师”的职业是必然，且这种需求还在继续细分。

根据我访问的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在富人家庭从事‘家庭教育’职业的高学历工作人员，还可细分为‘日常陪伴人员’ ‘心理成长导师’和‘学业管理规划导师’等不同职责。这三类不能用‘儿童陪伴师’概论，因为后两者只是定期上门，用跟踪访问的方式服务，并不提供日常陪伴。”

所以，那位四岁就单独生活的孩子，他有一个庞大而细分的团队为他提供服务，满足他从学业到情感的一切需求。但讽刺的是，这些需求满足过程中，没有他父母的参与。

“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东西都可拿来买卖的时代。”哈佛大学学者Michael J Sandel在他的著作《金钱不能买什么》中总结道，“在过去的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  并且，这种主宰，“像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似的。”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这种变化更突然。几乎不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儿童的教育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母对孩子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成指数倍增长；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

无论是体制内升学的通道，还是体制外升学的资源，机会的窄门属于少数；而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东亚文化中对拼抢获胜刻在骨子里的在意，更加让教育军备竞赛成为了每一个家庭的共识。

当鸡娃家庭里的全能妈妈，对上富人家庭里的专业团队，指导思想是一样的——那就是“要赢”。

既然要赢，那么信奉“金钱魔法”的人，自然要寻求外援。打响外援第一炮的，恰是中产家庭。

而和年入八位数以上，资产十位数以上的富人家庭相比，中产家庭深陷于时间换金钱的困境——“抱起孩子就不能搬砖”的尴尬，不只属于工薪阶层。

没有时间辅导作业？周末要加班？经常出差？海淀黄庄搭配住家阿姨是基础套餐，家庭教师搭配司机接送是豪华套餐，卫星一样的公司化团队则是富人阶层的动作变形。

在这样的竞争氛围中，做一个妈妈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家有国际娃时： 

• 放学的接送普遍是3点～4点，首先筛选了普通打工人妈妈；

• 家校沟通需要与老师写英文邮件，学校的指导是“措辞礼貌得体”，筛选了学渣妈妈；

家长会是家庭一对一和各科老师预约，用英文进行沟通——业内人士说：“对于没有家庭教师的家庭，我们有‘开家长会’服务，按照小时计费。” 

如果不使用外援的商业化服务，一个富人家庭孩子需要的典型妈妈画像应该是：高学历能辅导各科作业，英语好，全职在家，有很强的规划意识和落地实施能力，懂成长心理学。 

而一个富人家庭的典型妻子，参考公众熟悉的家庭的例子，应该是：形象好，给丈夫提供情绪价值，温柔善解人意，不强势，包容一切，生育多个子女。

两个画像若要重合在一人身上，并同时给丈夫和子女都投入大量精力，几乎没有多少女性能做到。中高产家庭中，通常要降低男性的理想伴侣要求，一个能干的母亲可未必会是服帖的伴侣；只有在富人家庭中，男性成为家庭不容异议的主事人，伴侣必须变着花样地满足他，那么，外包妈妈职责成为了顺理成章的选项。 

这才有了前文的家庭现实。

不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才是大问题

将家庭教育职能市场化，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弊端。

在此之前，道德伦理，社会准则，甚至家族宗亲，都在监督和规范人在家庭中的行为。家庭的大门开敞着，接受着千百年来习俗的约束；逢年过节时三姑六婆的唠唠叨叨，日常生活中左邻右舍让人烦扰的热心肠，也同时在保护着身为弱者的妇女儿童。 

而在今天，在一扇扇关起来的家门背后，家庭日益成为了家庭掌权者的领地，臣服于ta的意志，执行ta的命令，并不容置疑。

我希望我儿子英语流利，以后去上美国最好的大学！

这是一位把年幼的孩子托管给“家庭教育团队”的父亲的原话。

在某内陆省份从事房地产上游行业的这位父亲，白手起家，文化程度不高，虽然已经尽力纠正，说话仍带着地方口音。他对国外教育并没有概念，送儿子出国的想法，也仅仅是因为“身边朋友小孩都走这条路”， 为了让孩子“英语达到母语级别”，他认为孩子不能呆在家里，没有语言环境。 

“要比放在爷爷奶奶身边有出息吧！我爹妈农村里出来的，习惯差，不会教孩子。”他认为，让高素质的团队来带孩子，对孩子更好。

当我见到他的孩子时，托管服务已经进行了五年。显然，前期的磨合与挣扎早已结束，孩子已经“接受现实”，能够配合团队管理，英语流利，成绩不错。唯一的麻烦是，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和我没得几句话说，一见面就知道要预算！”这位父亲不满地瞪了孩子一眼，很有上位者的气势。

文化资本（指教育程度和舆论话语权）缺乏的家庭，常认为，文化资本充沛的代理人更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却忽视了儿童成长过程中依恋关系的发展。根据儿童心理学的理论：

“亲子在生理活动中高度同步时，更有利于孩子发展更高的社会情感能力，和正常的依恋关系。”

 也就是说，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才能和父母建立正常的感情关系，从而有自信和安全感走出家庭，进一步和社会其他成员建立正常关系，直至人格独立。

越是低龄阶段让孩子被动离开父母，越是会让他们错失在早期发展正常依恋关系和人格的机会。在成年后，经历童年受创的人，轻则有回避型人格，难以正常调节情绪，重则可能发生物质滥用与上瘾，存在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困难。

而翻翻近年来的热搜新闻，不难发现，顶富家庭中如“私生子” “吸毒” 等荒唐事，都和“消失的童年”相关。

消费就是消费，无法代替成长。

各种名目的服务，只是扫清了解决问题道路上的部分障碍，帮助买单理清思路，获得更好的方法，或提升体验——但超额支付的金钱，并不能解决问题本身。

• 私人诊所并不一定能更好地治疗疾病，特别是重大疾病；

• 心理咨询师给予的是建议，真正的改变来自内在的心力；

• 在企业里，法务或公关部门的服务，也需要掌舵者做最终决策，并承担后果。

这些在商界亲力亲为，风生水起的人物，却在家庭教育中出歪招，花费大量金钱，让自己的亲骨肉和陌生人朝夕相处，建立依恋关系，为自己将来的传承带来不确定因素，让人匪夷所思。

家庭权力关系的不平等，由孩子承担了所有

新贵阶层的昏招，老钱家族早已规避。

在美国的中高产家庭中有一个名词：“Soccer mom”。用来描述那些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积极参与孩子的学校和课外活动（尤其是体育活动，如足球）的母亲。

这类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并且积极参与社区甚至政治团体活动，为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助力。正因她们连足球比赛这类的活动都积极参与，场场不落，以此得到这个荣誉称谓。 

这种对母职的强调，在成熟的商业社会，是对母亲在家庭教育中重要性的强调与褒奖，也是一顶沉重的冠冕。受过高等教育的全能母亲，将献祭自己的职业发展，以此成就家庭成员的成长。

在东亚社会，香港豪门家族同样对承担母职的“儿媳”提出严格要求：在严格的家族规矩中，一个完美的豪门新妇，可以有司机保姆的辅助，但务必亲力亲为，言传身教，给孩子最全方位的教育经历。 

在北美和中国香港这样成熟的商业社会中，对“外包妈妈”容忍度低，但对“母职责任”要求更高。本质上，这仍然是一种亲密关系的市场化。母亲放弃的职业发展，实际需要男主人或者家族，用物质奖励来激励，以维系母亲的全情投入。

翻阅香港的豪门新闻，豪门儿媳照顾小家并不新鲜，而郭晶晶夫妇这样，父母带着孩子下田插秧体验劳作，才成为被另眼看待的新闻。

以事实为灵感，港剧《家族荣耀》中，就展现了一个百年财阀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亲缘关系错综复杂：子女通过各种手段讨好大家长父亲，以期获得更多的权力和继承权；母亲在子女年幼时精心养育孩子，却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而失去对子女的影响力；亲子关系，手足之间的关系是异化的，明争暗斗，欠缺真正的亲情链接。 

这一切的问题有个根源：爸爸去哪了？

• 在某些场景中，他们在商界忙着开疆辟土；

• 在某些场景中，他们享受着事实多偶的好处，坐等子女和伴侣的讨好；

• 又偶尔，他们有了一些灵感和想法，迅速落子，把子女发配到他们认为正确的前线；

这样的情境有一个共同点，即强势的父亲和服从的母亲，形成了失衡的家庭关系——儿童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失语和工具化的状态。

有一位在香港从业的家庭教师，和我分享了一个家庭的案例：

在这个跨文化家庭中，父亲是欧洲人，在香港创业成功，事业做得很大，全家在香港生活。尽管日常生活中缺乏语言环境，父亲非常希望孩子能说好自己国家的语言。

为了达成父亲的愿望，中国籍的母亲告知家庭教师，在家庭环境中不得说中文，建立单一语言环境，确保孩子第一语言是父亲的母语，第二语言是更加国际化的英语。 

在这个教育安排中，被雇佣者服从于雇主的意志，孩子服从于父母的意志，越弱势越失语。

 写在后面的话 

儿童陪伴师职业的产生，起源于教育资源的竞争，与商业化社会的日益成熟。

没有太多选择权的“少爷”“小姐”，不得不与父母分离，与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建立依恋关系。

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实则是金钱所造成的权力不对等。在豪宅中被团队围绕的每个孩子，都在思念他们的母亲；而他们的母亲，也在苦苦等待着孩子父亲的支持。

脱下金钱与权力的外衣，家庭，应该是每一个人，能被看见的地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爸爸真棒（ID：babazhenbang），作者：F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