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7年9月，《今晚80后脱口秀》完成了最后一期播出。节目组颇具纪念意义地策划了一台特殊的颁奖典礼，半吐槽半自嘲地“表彰”了节目播出5年以来所有登场过的脱口秀演员。后来大火的思文拿到了最佳女嘉宾，成为教练的史炎拿到了最佳广告，普通话和颜值都差强人意的梁海源拿到了最佳黑幕，王建国和李诞拿到的是最佳搭档——而这是那期告别节目里最出彩的地方，因为李诞没来。

于是王建国一个人领奖，后来只能拿着印着李诞的纸板合影留念。现场王自健问他最大的感想是什么，王建国说：“我们拿到的是最佳搭档奖，可见脱口秀真是一门讽刺的艺术。”

现在回看，这几乎是个预言，尤其适合套用到2年后著名的热搜“猫与名画”。在那场帮助李诞成功完成出圈的辩论里，几乎充满了对“辩论”本身的“讽刺”：

比如李诞的发言虽然很能让人们产生共情，并且能够最大程度的逻辑自洽，但“达芬奇要是知道他的画拯救了一只猫，他也会感动得流泪”的表达显然是脱离客观事实的——这几乎直接将讨论推向“不可知论”，并直接忽略了辩论成立的核心前提，即双方需要拥有一定的共识。

“比《蒙娜丽莎》更美的是正在燃烧的《蒙娜丽莎》”这句话更加典型。一方面它本身符合“金句”逻辑，合辙押韵，符合王建国名言“只要押韵就觉得很有道理”，但在辩论当中这就是一个“结论”，而“结论”是需要进行逻辑推论的——结合上下文，这也是李诞发言中缺失的一环。

只是比《今晚80后》更进一步，这次没有人像王建国那样点出“自嘲”，很多人在看完节目之后当了真，也让“讽刺的靴子”终于有机会落了地：

在后来的讨论中，李诞的发言不断被绑定上价值观，认为读懂了李诞就能读懂当下的年轻人，认为代表着80后主流价值观正在当下社会摇摇欲坠，甚至反哺到《奇葩说》当中，认为“我们终于迎来了一款久违的全民思辨”。

但当所有讨论继续深入的时候，价值观又总能适时地戛然而止，并告诉你：“那么认真干嘛，这就是一档综艺。”

“寓教于乐”

其实围绕着“综艺要不要上价值观”的讨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不是所谓“娱乐至死”的互联网时代专利。在我国并不算长的“综艺节目发展史”上，这个问题几乎周期性、无差别地困扰着所有从业者。

以《正大综艺》为例。2010年这档央视最长寿、也是第一档海外引进的综艺节目进行了重大改版，从原来的知识类问答、技能挑战节目完全转变为了“明星+游戏+对抗”的娱乐化综艺，并邀请大张伟、大鹏等当时的“流量明星”担任嘉宾，以《正大综艺·墙来了》这个新名字重新上线。

（落水+凹造型的纸板，你还能品出点韩综的味道）

平心而论，这是一个及时且必要的决策。在此之前，《正大综艺》在央视内部的“番位”已经让位给了更火且娱乐性更强的《非常6+1》和《星光大道》，并且在《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非诚勿扰》等年轻综艺的外部冲击下，“委身”于央视三套的《正大综艺》逐渐表现出了与大环境的“脱节”，并直观地体现在2010年之前的几次改版中，比如《吉尼斯中国之夜》系列节目、《我们的地球》系列节目，前者更像是一场长筹备期、高成本的户外晚会，后者则更像是综艺版《百家讲坛》。

再加上网络媒体对观众注意力的不断分流，《正大综艺》想要继续存在下去，卸掉“寓教于乐”的包袱，全面拥抱娱乐性就是必然的选项。

但全新改版的节目播出后，观众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评价：人们更怀念老版的、又娱乐又有教育意义的《正大综艺》。当时的媒体们还在贴吧里找到了数据支撑，在“你希望恢复《正大综艺》老版节目，还是现在这个新节目”的投票中，500多人把票投给老版，支持新版和表态“无所谓”的加起来还不到10个人。

（这样的吐槽甚至可以追溯到2006年，当时《吉尼斯挑战之旅》刚刚上线）

不过真正将“综艺需不需要价值观”这个话题推向常态，《变形计》更像是那块里程碑。

《变形计》的节目设定很理想，主打“人生互换”这个概念，通过“纨绔子弟”和“山村穷娃”交换各自的生活，以期达到“关注当代中国青少年教育和成长问题”的目标。制片人谢涤葵的形容更加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变形计》是我们在偏远山区挖到的一剂良药，专门治疗让很多家长失去信心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从早期的数据来看，观众挺吃这套的。2006年《变形计》第一季播出后顺利拿下CSM统计的同时段收视率第一，甚至重播也同样成绩不俗——2006年9月8日开始重播的《变形计·网变》联播四季取得了CSM14份额7.4%的成绩单，同样拿下了同时段收视率第一。

但争议随之而来，并且很快从民间舆论上升到官媒层面。比如北京青年报就在2007年3月刊发评论文章《<变形计>是眼泪秀，但不廉价》，称“《变形计》是一档专门给城里人看的节目”，“高收视率所依托的，可能恰是城市主体观众群对乡村群体的优越感和猎奇感”。

《东方早报》的评论则称《变形计》理想的设定背后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人为制造的机会均等，只能证明目前实际上并不均等”，而这样的“生活秀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将是残忍的”。

当然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官媒第一次下场讨论综艺话题。早在2006年解放日报旗下的新闻晚报，就曾经发表评论文章《综艺节目"烧"得厉害 七大庸俗病症曝光》，给当时过于娱乐化的综艺节目总结出了“七宗罪”。再往前推，广电总局早在2002年就曾经对“综艺节目”下过通报，要求“制止娱乐性综艺节目中的不良倾向”。

但具体到某个节目，尤其是鲜明地将“价值观”作为核心要素进行讨论，《变形计》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前辈《正大综艺》、《超级女声》们，也将一个原本并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推向了公众视野中：

“寓教于乐”到底是不是一档综艺节目可以完成的职能？

更何况即便是最具备古早色彩、更适合成为榜样的《正大综艺》，其实重点也不在“寓教于乐”。用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的话来说，他想做一档“兼备娱乐性和知识性的综艺节目”的前提，是因为“每到晚上8点左右，电视台上就没有娱乐节目”——这有些太平淡了。

“解释就是掩盖”

其实很多被奉为神作的综艺节目，都占了“价值观”的便宜。

比如第四季之前的《极限挑战》，主打的就“通过一个节目来反应男人们的压力和现状，让电视机前的男人们找到自己的影子”的隐私。即使后来打破了“男人”这个过于局限的设定，内核也基本维持在“跟大家讨论，人生和命运的那些事”。

综艺的价值观对于某些公众话题起到过积极的影响。

比如湖南卫视的《声临其境》，可以说第一次让台词功底、声音表现力这些概念走出剧场舞台，成为普通观众心中所熟知的概念。而这样的全民科普，也悄然合理化了人们对于演员作品的评价标准：“原来演技好，不一定等于动作浮夸、表情狰狞”。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评价）

但问题在于价值观能够成为综艺的点睛之笔，也能够成为综艺的败笔。尤其是在社交网络语境的影响下，价值观作为最容易进入传播路径、最容易实现破圈的因素，正在快速被工具化改造，比如用来掩盖内容质量本身的不足。

2011年，曾经喊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变”的《曲苑杂坛》在无数惋惜声中宣布停播了。金话筒奖获得者、《曲苑杂坛》主持人汪文华在回应媒体时曾经感叹“节目跟不上大形式了，现在都选秀嘛”“传统没什么人看了”。

但这似乎并不是《曲苑杂坛》停播的主要原因。

后期这个栏目虽越办越热闹，但内容内容选择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曲苑杂坛》虽然摆脱了传统曲艺团、文工团的限定，开始与全国各地合作搞一些民间艺术展演，但民间艺术表现也多局限于用嘴咬摩托车之类的绝技表演——这在2005年之后的内容环境里很难占到优势，网络逐渐普及和各类达人秀节目的热播不断重新定义着“绝技”的标准。

或许连“传统没什么人看了”也是一个伪命题。毕竟早在2005年德云社就已经火遍网络，如果没有2010年的未央宫事件，曹云金、何云伟毫无疑问将成为新生代相声演员的代表——哪怕即使在“主流曲艺圈”也不是没有新选择，拥有苗阜、王声的青曲社在2007年成立，到2011年《曲苑杂坛》停播时已经经历了充分的发展。

另外，所谓“价值观”其实是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即使上升到“社会价值观”层面，也随着生产力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断在改变。这就导致理论上没有任何一档综艺能够保证“三观的稳定”，更别提长期做到“三观正”。

比如上面提到过的《极限挑战》，以严敏导演离任为节点，节目的内核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烧脑户外综艺”变成了一档类似于《跑男》的“合家欢游戏综艺”，制作组对于节目价值观的主观影响力可见一斑。

《极限挑战》中孙红雷的形象变化也十分具有典型性。在前两季中，孙红雷在节目中的表现被外界解读为“真性情”、“率真”、“孩子气”，但到了第三季批评的声音开始逐渐出现，认为孙红雷在节目中“抢”、“夺”、“无视游戏规则”并不是什么好事，甚至节目组惯用的“卧底”、“叛变”等设定过于黑暗。

（几乎没有综艺能逃过“没内味儿”的宿命）

而在这种不断地“工具化”改造带来了另一个结果：现在当我们说起综艺节目的“价值观”，已经无限类似于说起影视作品里的“流量明星”——它是关注度的保证，能够推动话题出圈，但也往往意味着作品本身“硬质量”的有限。

就拿今年年初热播的《欢乐喜剧人》第六季来说，不断有类似于“白凯南节目，道尽喜剧人心醉”的热搜出现在人们的信息流里，吸引着人们的共鸣——喜剧，真的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艺术形式；喜剧人，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职业——但当这档节目真的能承载这个沉重的话题吗？这就见仁见智了。

最起码这不是桶装水浇头、抄袭脱口秀大会、抄袭天才小熊猫能够做到的。

“不就是档综艺吗”

到底是谁在给综艺节目上价值观？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都有答案：节目投资方、节目制作方、明星工作室、明星粉丝……太多人有动力为综艺节目制造一个合适的价值观，以最大程度兑现潜在的传播效果。

并且也是无可厚非的，充分洞察市场需求、市场环境，再基于洞察结果形成合理的传播策略，整个流程科学到不能再科学。

但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心，并旗帜鲜明地点出“综艺价值观”成型过程中人们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因为当信息过载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内容载体不再是我们生活中的稀有资源，我们已经不剩什么自己思考的时间了：在不断地被动信息输入中，有人帮我们决策消费需求，有人帮我们决策婚姻观念，有人帮我们思考职业规划，也有人帮我们定义为人处世。

在这样的背景下，综艺这个天然适合传播，善于与观众实现情绪交互的内容载体，开始不断与价值观绑定在一起，显然就很微妙了：我们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是非观念正在不可逆地成为一门生意。

没人能断言这个趋势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综艺拿走了它想要的过程，而只有我们承担后果。

尤其是当综艺成功地将“20多岁的女生可以无条件地获得社会（男性）青睐，而过了30岁就要付出更多努力，然后回到和20多岁的女生pk的赛道上”这个底层逻辑成功地包装为“乘风破浪”，并将参与者树立为“榜样”，整个趋势发展的程度或许已经远远高过了我们的想象。

“别那么较真，不就是一档综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