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宣传“有条件啃老论”，为什么反而刺痛了年轻人?

最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先生建议年轻人“毕业后先啃老几年”，引来了不少热议。人们之前对这位梁教授并不熟悉，这几年他因为经常在网络上指点“95后”“00后”如何解决人生烦恼，而声名远扬。

梁教授的走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却以疏导年轻人的心理问题，以及指点年轻人的爱情观而出名，笔者很难相信他在这方面的言论有多少专业上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这一次，梁教授又来到在上海举办的某场秋季招聘会找工作的圆桌会议上，发表了自己提倡有条件的年轻人可以“啃老”的主张。当然，随着梁教授的言论受到了热议，他又出来做了解释。他的意思是，年轻人想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借着啃老的机会，去探索、走一走，认识世界和差异，再去生活就会不一样，类似西方国家的“Gap Year（间隔年）”。而且还特别提到，没有条件的不要这么干，父母也很辛苦。

一、这是一个“何不食肉糜”式的建议

说实话，我读到了这个新闻也不禁哑然失笑，为梁教授这“何不食肉糜”的表现而感到有趣。梁教授啊，你去的可是上海的秋招现场，你说的这类符合你的条件的同学，请问又有几个会去这样的秋季招聘会？

你对着这样一群都不满足你的条件的，父母辛辛苦苦供他们读书如今好不容易读出来的毕业生们，大谈去世界上探索，认识世界和差异，是不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

我也是一名大学教授，作为一名老师，我时常有和梁教授一样的冲动，想去给学生们描绘一种美好的未来，鼓励他们去追求这样的未来。但是，作为教师，我总是不断地劝自己克制这样的冲动。

对于那些面对未来感到迷惘的青年学生，我的建议常常是：在如何面对未来生活的问题上，多读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多对身处的这个社会多些分析和理解，对自身的社会处境和人生目标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识，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状态。

梁教授给青年人的这个建议，其实一听就感觉似曾相识，它很像英国当年的“大陆游学（the Grand Tour）”，也就是所谓的研学旅行。研学旅行起源于16世纪，到了18世纪可以说是鼎盛时期，但基本上限于英国的贵族阶层。

在16～18世纪，英国贵族青年教育必须经历一段时间的大陆游学。这是因为当时的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欧洲，受教育水平不断地提高，作为当时的处于欧洲地理和文化边缘的英国，其贵族受到欧洲大陆璀璨文明的吸引，才兴起了这种前往欧洲各国游历的贵族间的风潮。除了这种“大陆游学”之外，梁教授提到的所谓“Gap Year（间隔年）”，英国也确有这样的说法。

在英国，大学入学考试结束之后，英国的中学毕业生有不少家境优越的，有的会选择空出一年的时间周游世界，体验人生。这种做法在伊顿公学这类英国的贵族学校之所以能成为潮流，可能还要归功于英国王室的威廉王子。在入读大学之前，他在智利花了10个月的时间参加环保项目和社区工程，扛木头、劈木柴，教英语，他的一举一动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一名人效应极大增加了“间隔年”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据统计，英国现在参加“间隔年”的中学毕业生每年有4万人之多。

但无论是“大陆游学”还是“间隔年”，这其中既有英国当时的历史环境和风尚，也有社会阶层的特定限制，能满足条件的还是少数。

说实话，梁教授的这个主张，我不仅不反对，而且也是举手赞成的。其实，他的主要意思总结下来，就是劝当下的青年人，不妨换个活法，与其迷茫地在家“啃老”，不如走到更大的世界。去看到各个地方，各个社会阶层，乃至各个不同的文化彼此的差异，走出原有的直线性的思维和规定好了的人生选项。

那这个主张问题出在哪里呢？

二、精英群体指点年轻人之前先反思自己

梁教授的问题不在于他的出发点，而在于他罔顾了这个社会在今天这个时代所处的相对固化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他的这番话，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诗和远方”只属于少数有条件的家庭，对于更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他们是没有这个选项的。这是梁教授的建议刺痛了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内心的原因所在。

再则，虽然我国的经济在逐渐向好发展，股票市场也开始了震荡式的繁荣，但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大学生就业并不容易。不少年轻人发现，我一直都很听你们这些长辈、社会精英的教导，从小到大，认真读“教科书”，认真刷题，考上大学。可是，当我按照你们的要求做完了这一切，你们许诺给我们的美好未来在哪里？

甚至还有像“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这样宣称现在每年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废物的，作为年轻人，他们的迷惘和内心的酸楚又有谁能够体会？

著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曾经在他的社会经济学巨著《心灵与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永远是由精英统治的，无论是哪一种社会革命以及社会运动，其结果并不会改变精英统治这个社会的事实，它们改变的只是哪些人充当了他那个时代的精英。

同时，帕累托还指出，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就是允许精英阶层能够有一个正常的流动机制，使得精英阶层能够不断地吸纳非精英群体中表现优异、对社会的向前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才。而且，他还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在这方面僵化、停滞的社会，都会面临精英统治的衰落。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社会真正该反思的事情或许是，我们之前由精英们灌输给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否就是天经地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之前一代精英希望我们吃苦耐劳，希望我们苦学勤学，学好数理化这种行为方式的灌输，是否经得起社会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考验？

而这些方面的认识和觉醒，是不需要像梁教授建议的那样，先啃老再就业就能做到的。

像梁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精英之一份子，当他们在给年轻人指点人生迷津时，若能更多地反思一下自己那一代人的责任，以及青年人所面对的社会经济的大的时代结构，逐渐通过这样的反思达成社会的共识，共同推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接班人”能有真正美好的明天，岂不是更好？

否则，只是提出一些这样“何不食肉糜”的人生建议，既显不出社会精英群体的反思精神，也无助于他们真正解决自身的问题。而青年人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真正问题所在。他们心中的迷惘和眼中的困惑，就像一根鞭子，总有一天会抽打在每个思考和不思考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社会精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