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不想面对某些问题时，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赖给精神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看理想编辑部，题图来自：电视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最近，金秀贤的退伍回归之作《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热播，目前获得了8.7的豆瓣评分。

他在剧中扮演精神病保护师文康泰，与有反社会人格的黑童话作家高文英上演了一场治愈型爱情。

除了金秀贤本身，电视剧在开播初期就因女主角的“反社会人格”人设吸引了诸多关注。事实上，除了这部剧，于今年年初开播的《梨泰院Class》的高智商女主角也同样有着反社会人格。

近年来，在影视剧集的普及下，反社会人格一跃成了大众最“熟悉”的精神病之一。

谈及反社会人格，最容易联想到的自然是犯罪类影视作品，因为现实中的著名连环杀人犯大多患有精神疾病，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戏剧收编。

有趣的是，在流行文化方面具有领先性的韩剧出现了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爱情剧青睐起反社会人格的人物设定。反社会人格不再是犯罪叙事的专有人设，反而一头栽进了罗曼蒂克的粉红泡沫里，收割了比前者更汹涌的共情。

荧幕上的反社会人格主角强势、直白、不被规训，时而口吐芬芳，时而大打出手。在这些“激素”中，观众获得了观影快感，韩剧行业也久违地找到了新的爽剧套路。

可是，普通大众对于精神病患的想象是如何被构造起来的？这种想象的需求又如何被影视娱乐所收编？

在影视剧格式化“精神病“这一元素的背后，除了追求表面上的戏剧冲突，大众娱乐文化中还浮现出一种对精神病症的幻想。然而，过于美好的想象也在更隐蔽地淡化着社会层面的精神问题。

一、理性无用

假如先退一步思考，人们为什么会对精神病产生兴趣？着眼今天人们对于“疯癫”的想象，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一个情绪缺口。

影视作品作为大众娱乐，它的消遣性质自然承载着被观众代入角色和透射感情的功能。

比如在爱情剧中，男女主人公需要浪漫地在一起，以此填补现实中没有完美爱情的空缺。在复仇剧中，主人公需要绝处逢生，绝地反击，以此填补现实生活中没有的逆袭故事。

因为现实足够乏味无趣，所以观众在观看影视作品，尤其是电视剧时，情感消费往往大于艺术鉴赏。这种逃离式的观赏思维也催生了“爽剧”这一门类，它们以令人拍案叫好的直线球剧情帮观众疏通堵塞的心灵。

互联网馈赠了人们更便利和宽广的交际机会，同时也让“翻脸”变得更难，因为人人都可能再相遇。反社会人物所展现的有一说一，不受规训，以及漠视法规则击中了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痛点。

普通人与精神病人的关系一直是文艺作品和社科研究者关注的议题。早在55年前，著名法国哲学家福柯就对疯癫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在《疯癫与文明》中写到：

“禁闭是17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

然而，现代影视中的疯癫又与福柯所描述的中世纪疯癫有所不同。

最著名的精神病角色非小丑莫属。在诺兰执导的《蝙蝠侠：黑暗骑士》中，小丑通过制造混沌所展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挑战，给观众带来的不是居高临下的娱乐，而是反思。

有趣的是，近年来韩剧中出彩的精神病角色也散发出一种令人向往的魔力。

包括《没关系，是爱情啊》中的小说家张载烈、“Kill me, heal me”中的财阀三世车度贤、《他人即地狱》中的牙医徐文祖、《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中的童话作家高文英等等，无不有着体面的工作，专业的能力，处于社会的中上流阶层。

在豆瓣高分悬疑剧《秘密森林》中，代表正义的黄始木检察官也是一位有精神缺陷的人——他因脑部手术无法感知他人情感，也正因为这个缺陷，他可以心无杂念地查案，找出真相。

尽管黄始木不算癫狂，但这种美化精神不正常的人的意象指向了一个新的大众心理趋势：理性无用。理性的正常人无法解决失序的世界，唯有个体的“癫狂”可以对抗时代的“崩坏”。

从前，我们以为疯癫和理性站在对立面，如今，对精神病的想象，恰恰是支撑着当今理性时代的“激素”。

二、女人，精神病

越是压抑的社会氛围，对“疯子”的想象就越为迫切。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各种恶性PUA事件以及性暴力案件刺激着她们变强、变主动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投射在荧幕上便诞生了“大女主”叙事。

《梨泰院Class》最初出圈的片段，就是女主角赵伊瑞在感到不爽时直接了当的反击。面对同学的欺凌，她一巴掌扇了回去；面对异性的纠缠则是一个过肩摔；当自己的心上人要被吻上的时候，她一手推开了女生的嘴。

另一边，《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中的女主角高文英明目张胆地触摸文康泰（金秀贤饰）的腹肌，以及咆哮式的表白，也让许多女性大呼过瘾。

韩剧发展至今，有一条清晰的女主人设脉络。

从《浪漫满屋》中的“小保姆”韩智恩、《继承者们》中的穷学生车恩尚，到《来自星星的你》的大明星千颂伊、《天空之城》的辅导员金珠英，我们看到，灰姑娘式叙事，傻白甜式人设已经不能满足性别意识日益觉醒的女性观众。

此时，反社会角色所呈现的直截了当和戏剧冲击力，与观众对大女主爽剧的需求一拍即合。在这番转变中，女性观众的想象从“被选择”，进化到“我选择”，的确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从霸道总裁的女人到高智商反社会女主，从被动到主动，从温柔到刚烈，女性角色跨出去的一步，是否走向了真正的自由？

除了上面提及的两部剧，去年颇受欢迎的大女主戏还有IU主演的魔幻剧《德鲁纳酒店》。IU饰演的张满月是一位法力强大的千年女妖，她性情怪癖，高傲且强势，虽然不是精神病，却颇有反社会人格的味道。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这些展现出“威胁性”的女主角们都站立在精神病或魔幻的框架中，仿佛她们的强势，都需要一个理由去包装、解释。

《82年生的金智英》中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设定，即金智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她偶尔发病会变成另一位女性，“代替”自己诉说作为媳妇、妻子、母亲的不满和委屈。

一个主流的解析是，这个精神病设定恰恰成为了当代女性被压迫的隐喻——唯有通过某种中介，女性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不满，进行抗议。

然而，女性不仅在家庭这种私有领域中无法伸展，在公共领域中也面临着严苛的限制。

著名尼日利亚作家、女权主义者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在与崔娃的一次节目对谈中聊到一个现象：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期间，个人推特简介的首个单词是“妻子”，而她丈夫比尔·克林顿的简介的首个单词却是“创始人”，而不是“丈夫”。

阿迪契进而指出，在公共领域中，人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有权力野心的女性。而展现出家庭身份（尤其是妻子）则可以柔化女性的形象，因为当人们知道一位女性有家庭，也会下意识认为她并没有那么可怕。

由此可见，无论是政治还是文艺，女性展现出的新面貌是有前情提要的。

在《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一文中，作者安小庆观察到香港娱乐圈在父权制的侵蚀下催生了一批“疯女人”。她进而指出：

“1979年，美国两位女性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出版了专著《阁楼上的疯女人》。

······‘阁楼’和‘疯女人’的直接来源是小说《简爱》。两位研究者认为，罗切斯特客厅的家庭教师简爱和阁楼房间里关着的疯狂前妻伯莎，看上去是天使和疯妇般的二元对立，但事实上，简爱和伯莎，‘其中一个代表的是能够被社会或者传统所接受的人格，另一个则是自由、不受约束、经常具有毁灭倾向的自我外化。’而 ‘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

‘疯女人’的意象被打捞上来之后，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性别平权运动。”

台前幕后，书影之间，娱乐产业似乎都热衷于制造一个个“疯女人”。她们一边是女性爽剧中的大女主，一边又以“精神病”之名包裹住自己，让男性看了不至于被冒犯。

三、被浪漫肢解的反社会人格

假如跳出性别的视角，荧幕上的反社会人格是否就合乎情理了呢？事实上，我们需要对一切世俗化疾病的叙事保持距离。

韩剧世俗化精神病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将患有精神病的人物安置在一段浪漫关系中。

然而，真实的反社会人格患者是怎样的？他们与正常人的交往真的如此有趣，甚至可以进入一段浪漫关系吗？

美国心理学杂志“Psychology Today”对反社会人格人群给出的定义是，他们不易与他人产生共情，不在乎社会规范与道德法律。又因为反社会人格患者往往情绪波动大，容易紧张或被激怒，他们很难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长时间待在同一处地方，所以很多人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不过，他们也具备一定的伪装能力，也会对某一个特定的人或群体有精神依赖。

精神病设定的确具有天然的戏剧张力，在单一的浪漫叙事中是宝贵的调味剂。但显然，与反社会人格者谈恋爱远远没有电视剧展示的简单、自然。

这条虚构与现实间的缝隙，塞满了真爱至上的想象。

一方面，浪漫化精神病患的确能增强普通人对他们的共情，但另一方面，过度浪漫的想象很有可能会理想化和弱化精神病患的实际挣扎，形成误解，使得大众如何处理与精神病患的关系这一更重要的议题被遮盖。

当然，随着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病人群不断扩大，精神病具有被充分讨论的价值。

早在2014年，《没关系，是爱情啊》就涉猎了精神病题材。由赵寅成饰演的张载烈的精神分裂者人设就非常饱满，剧集不仅详细描述了他的原生家庭如何促成他的病、贯穿他的人生，亲密关系对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当他越是感到爱情的幸福，精神分裂就会越严重。

浪漫化精神病未尝不是一种手段，但从以《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和《梨泰院Class》为代表的流行剧集来说，它们仅仅是作为制造戏剧冲突的佐料存活着。

促成反社会人格的社会诱因一般简单归结到原生家庭或生来如此，而进入亲密关系时作为精神病患的内心挣扎则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例如，《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中男女主相恋，反倒是没有反社会人格的男主经历了更多内心挣扎；《梨泰院Class》中，女主爱上男主则是简单地基于几次“英雄救美”。

因此，高文英和赵伊瑞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多是两个“神经质”的女人陷入爱情后变得无比坚定、深情。有反社会人格的她们，似乎没比7年前《来自星星的你》中的千颂伊病态多少。

在甜言蜜语之间，理性与非理性达到了空前的契合。爱情成了治理疯癫，驯化一切冲突的灵丹妙药。

她们的反社会人设被浪漫所简化，也就失去了病症原本的说服力，变得空洞而符号化，成为又一个“真爱至上橱窗”里的展示品。

尾声

在如今的影视作品中，尤其是韩剧，反社会人格已然被打造成了一个“爽剧”设定，供屏幕前的普通人从中汲取一点对抗生活的底气。

在娱乐至死的环境下，普通观众该如何与精神病患产生正确的共情，是当下的娱乐产业需要慎重思考的命题。

香港大学医学伦理总监吴易叡在看理想节目《生死之间》中指出，当今的精神病种越来越多，包括社交恐惧症、囤积症、甚至还有网瘾。然而疾病多了之后，治疗方式依然局限在药物或隔离，配套的社会福利系统并没有建立起来。

精神病是一个结果，需要深究的是形成它的过程。

比如，如何保护儿童免于家暴？如何保证底层的权利，让他们受到不公时能被听见？如何让员工不被工作侵蚀，有良好的上下属关系和稳定的休息时间？······

这些看似日常的问题，恰恰是构建健康精神状态的关键。

我们看到，“当一个社会不想去面对某些结构性问题时，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赖给精神病。”

现实社会一方面在逃避造成精神、心理疾病的环境诱因，另一方面，又在虚构的文艺作品中利用精神病制造出种种爽剧叙事，而屏幕前的人，看似获得了解放，其实正在掉入一个精神病版的庞氏骗局。

精神病终究是一种疾病，如果要将它嵌入大众娱乐的图景中，请不要忽略它的破坏性以及给真实个体带来的痛苦。让精神病成为我们反思社会的线索，而不是另一个出气筒式的爽剧套路。

正如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所说：“艺术的功能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美丽和谐的世界，而是让你有能力面对丑陋。”

参考资料：

《疯癫与文明》福柯

《香港为什么有这么多「疯女人」？》安小庆 | 人物

《生死之间》吴易叡 | 看理想节目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ciopaths and psychopaths》 | Psycholog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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