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年轻人，为何要用这种可怕的方式死去？

你是不是也从小在抗战电影电视剧中见过日本青年的自杀式攻击，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叫神风特工队，但对他们为何选择以如此惨烈方式结束自己，还是诸多不解。

也许有说，战争嘛，为国捐躯，正常不过。那些青年，在和平年代，都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青年，读书看电影，有自己的兴趣追求，所以当看到他们的阅读书单里头有莎士比亚、歌德、黑塞、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更加好奇他们的人生。

之前推荐关于日本的文章（比如《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有提及那些自杀攻击的日本青年，但并没有说透，所以，选了这篇选自伊恩·布鲁玛《残酷剧场》的专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伊恩·布鲁玛（本文主要内容为“理想国”引自伊恩·布鲁玛的书籍：《残酷剧场：艺术、电影与战争阴影》），原文标题：《用这种可怕方式死去的年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头图来自：《永远的0》剧照截图

重点简介：

1. 自杀炸弹攻击比较像是戏剧化的死亡姿态，一种保住颜面的绝招；为的是日本人自己，而不是为了敌方。

2. 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与年龄、阶级相当、同样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一样浸淫于欧美文化之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之中还有些是基督徒。

3. 最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奋战到底的浪漫日本爱国武士，经常用西方思想家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情感。

4. 奋战到最后一刻自杀身亡，往往被认为是面对无力回天的情势，最诚挚的反抗行为。

5. 这些英雄式挽歌的共通之处，是从现代腐败的文明中回归纯洁传统的浪漫理想。

6. 日本政治中没有不同政党利益之间的合法角力，而是充满了告诫民众要效忠、团 结、服从，最重要的，是要崇拜天皇。

7. 20世纪30年代，军事领袖绑架了这个帝国祭坛，自此之后，一切步入疯狂，无人能挡。

8. 日本威权式的现代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身上特别明显。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帝国主义宣传，然而对自己在这个近乎极权的社会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却困惑不已。

9. 我们应该怜悯这些特攻队员，往后再也不会有像他们一样的人出现了，因为，他们是明治时代文化中的佼佼者， 最后的表率，同时也是现代帝国最后牺牲的受害者。

为帝国捐躯的神风特攻队（伊恩·布鲁玛）

试想挤进一个满载1.3吨TNT炸药的人肉鱼雷是什么滋味；或是挤进一个飞行炸弹的座舱，以每小时960多公里的速度冲撞船舰是什么滋味；若不幸错过目标的话，就得在一个封死的钢铁棺材中慢慢窒息而亡。日本在1944年底所采取的自杀炸弹攻击，对美国海军造成莫大的损失。船舰被击沉，许多美国人丧命，而且这些攻击的残局往往十分混乱。一位目击者回忆道：

水手把来自几架攻击飞机的大片金属机身丢到海里后，开始用水柱冲洗甲板，水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了。日本飞行员的尸块遍布四处——舌头、几撮黑发、脑、手臂和一条腿。一名水手砍下一根手指，拔下戒指当作战利品。不久之后，甲板就清干净了。

自杀炸弹攻击虽然骇人听闻，却无法改变日本战败的命运。或许这些攻击的本意并非如此。这类攻击比较像是戏剧化的死亡姿态，一种保住颜面的绝招；为的是日本人自己，而不是为了敌方。

自杀炸弹攻击的创始人，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在1944年成立第一个神风特攻队时，就这么承认了，他说：

“就算被击败了， 神风特攻队的高贵情操，保证我们的家园不会被摧毁。没有了这样的情操，战败后，毁灭势不可免。”

大西在日本投降后的隔天自杀身亡，但他的信念至今仍在日本神风特攻队纪念博物馆传诵着。来这边做校外教学的学生，被告知这些年轻的自杀飞行员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以保障子子孙孙的和平荣景。

这些无论是自愿或偶有出于胁迫，用这种可怕的方式死去的年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表面上看来，这些特攻队员和今天的自杀炸弹客没什么两样，虽说他们从来没针对平民百姓——这是他们与今日自杀炸弹客最大的不同。

两者都被公开赞扬他们的纯洁、高贵的牺牲，保证死后都会被当作英雄看待，皆有类似的宗教狂热成分；而且都是为了向西方宣战的国家而牺牲。他们宣战的理由不只是经济或政治上的，根据日本宣传的说法，更有精神和文化上的理由。

1945年5月26日，第七十二振武队成员，在进行自杀攻击前一天，于日本万世空军基地合影留念。

然而其实，在我们仔细检视特攻队成员的背景之后，会发现许多和与当前自杀炸弹攻击大相径庭的看法。无论是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或是纽约，自杀炸弹攻击通常被视为是情急之下，不得已所采取的手段，起因于各种形式的压迫（以色列、美国帝国主义和全球 化企业集团等等），也肇因于穆斯林社会无法适应“现代文明”而产生的无知及让人羞愧的挫折感。所谓现代文明，是科学的、非宗教的、以及普世性的；启蒙运动之后，通常又称之为“西方文明”。这种观点暗示自杀炸弹攻击是未开化社会的典型作为。

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或许是和西方世界作战，但即便他们经常援引日本武士道精神等日本传统为之背书，他们其实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产物。他们和与年龄、阶级相当、同样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一样浸淫于欧美文化之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之中还有些是基督徒。不仅如此，至少超过半个世纪，他们所属的国家，堪为现代化的楷模，许多发展是努力地从西方学习而来的。

当然也有可能，20 世纪日本的西式现代化，以及日本年轻人，不过是虚有其表的赝品，缺乏实质内涵，也不真实可靠。或许在每一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内心，都有一个依循传统及诸神祖先的武士，随时准备挺身而出。但我怀疑事情真的没有这么单纯。我们来看看大贯惠美子的《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Kamikaze, Cherry Blossoms, and Nationalisms）一书中，成为自杀飞行员的学生佐佐木八郎。

佐佐木和许多其他特攻队志愿者一样，来自日本两所顶尖大学之一：东京帝国大学（另一所则是京都帝国大学）。他是文学院的学生，这也是自杀飞行员典型的背景，因为念工程类科系的学生，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中，是珍贵资产，不会年纪轻轻就被要求要牺牲。

佐佐木八郎读了许多书，如恩格斯、马克思、叔本华、边沁、穆勒、 卢梭、柏拉图、费希特、卡莱尔、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雷马克、 韦伯、契诃夫、王尔德、托马斯·曼、歌德、莎士比亚、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和夏目漱石等人的作品。这简短的书单，举凡特攻队员，大多读过。

大贯提到，有一位自杀飞行员不仅博览群籍，甚至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以及梵文；有些人还用法文和德文写遗嘱。海德格尔、费希特和黑塞的作品在多数年轻飞行员的书单中出现，显示他们都对德国理想主义有所憧憬。想当然耳，死亡在特攻队员的日记和信件中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因此他们对克尔凯郭尔、苏格拉底也都深感兴趣，歌德的《浮士德》也是必读经典。

佐佐木并不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打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对于日本舆论幸灾乐祸地评论日军在中国的胜利，更是感到悲痛。官方宣传将天皇崇拜塑造成全民狂热运动，他对此完全不买单，但他的确是个爱国的理想主义者。在大贯分析的例子中，最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奋战到底的浪漫日本爱国武士，经常用西方思想家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情感。

和许多其他特攻队员一样，佐佐木自认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日本对中国的战事让他倒尽胃口，但他认为对英美宣战有其正当理由，因为那里是邪恶的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当然，日本一样也中了资本主义的毒。他写道：

我们或许难以摆脱旧资本主义的枷锁，但假如战败可以摧毁它，这个灾难就将成为好事一桩。我们现在正在寻找的，是浴火重生的凤凰。

这样一来，牺牲他的性命就是拯救国家的一种方式，用纯洁的精神催生一个更好、更平等的世界。这样的使命，无法由无知的士兵来完成，只有最好的学生能成功。

大贯用各种例子证明，这样的想法在特攻队员之间非常普遍。她认为军国统治者刻意利用这些年轻精英学生的理想主义，便宜行事。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我们从海军中将大西在1944年的演说中，却也可以看出端倪，至少有部分的军官也抱持这种理想主义。

马克思的作品大概不会是副上将的睡前读物，但他认为只有展现牺牲精神，才能让日本免于毁灭的想法，却和佐佐木的看法一致。更何况，右翼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资本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帝国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当然，和特攻队员有关的各种象征并不全和欧洲有关。樱花稍纵即逝的美丽，自古即是短暂时光的象征，但大贯也明确地指出，樱花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中，自我牺牲的意涵。进行自杀攻击的飞机被称为“樱花”（oka），而驾驶员则在制服上戴樱花别针。特攻队员在临行前，经常会唱一首以18世纪诗词所谱写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

在海中，被水泡肿了的尸身 

在山里，尸体上长满了野草 

但我在天皇身旁死去的心志永不动摇 

我绝不回头

正在写遗书的神风特攻队队员

大多数文化中，多将英年早逝和自我牺牲理想化。在伊斯兰教史上，这是一个反抗的传统，是许多刺客及鼓吹纯粹信仰者的教派。就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也是如此。奋战到最后一刻自杀身亡，往往被认为是面对无力回天的情势，最诚挚的反抗行为。

许多特攻队员经常提到的英雄，是一位14世纪的武士楠木正成。他为旧的天皇政权对决一个较有活力的新政权，战败之后也自杀身亡。另一位英雄人物则是西乡隆盛，他在日本快速西化时仍然坚持武士道精神。1877年，他发起了一个注定失败的革命，反对当时的明治政府，事后自杀。他的追随者多是在现代社会中失去旧时代特殊地位的武士，他们列队行军走向死亡，一边唱着这首歌（英文版由唐纳德·基恩译）：

忍无可忍 

我们武士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数以万计的人 

今天是我们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最后一程

这些英雄式挽歌的共通之处，是从现代腐败的文明中回归纯洁传统的浪漫理想。在同样这首歌里，跟随西乡的武士咒骂那些“把我们国家出卖给肮脏洋鬼子”的卖国贼。这样的想法并非日本人独有。大贯运用几位当代知名理论家的理论（他未免也过度引用这些学者的理论了。他手上有这么多有趣的数据，何必一找到机会就要提起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他们再三指出，特攻队的各种象征图腾如樱花、英雄崇拜、崇尚自我牺牲和暴力死亡的美感等，都是现代人的建构和扭曲。事情的确是这样没错。但无论现代与否，这种现象在各种文化中屡见不鲜。如果说只有现代文化才有这种现象，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纯净、没受到污染的源头。现代式文化的建构若想要让人信服，就必须要在某文化的历史中找到材料。

产生佐佐木和他的特攻队同僚的文化，是一个融合日本、中国和西方理念及美感而成的多元文化。我们很难把这个文化拆解开来，找到其中最纯粹的部分，即便一些本土主义者（nativist）声称办得到。而且也不能因为特攻队员提到日本传统，就照单全收，毕竟他们经常被强制提起传统。许多日本人的遗嘱中，都有关于樱花的英雄式句子。但正如大贯所引用的一封特攻队员的家书 ：

“我们当然没办法说出真正的感受和想法，所以只好说谎。表达真正的想法是禁忌。”

没有人知道究竟是马克思或苏格拉底，还是武士西乡，对特攻队员有较大的影响。但现代日本文化巧妙地结合了东方和西方，产生了现代世界最精致、经济最成功同时艺术内涵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问题是，这些创造性能量究竟是怎么走向集体自我毁灭的？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致力于学习现代西方的“文明开化”以及明治天皇的故事中，找到一些答案。

《永远的0》

明治天皇，外国人通常称他为睦仁天皇。1868年，天皇十五岁，一夕间，从京都与世隔离的深宫中，成为日本新政权台面上的核心人物。唐纳德·基恩在他关于这位天皇的书中，引用了一位英文翻译的话，告诉我们天皇当年的模样：

他身穿一件白色大衣，垫了棉衬的裤子，后面拖着一大片暗红色的丝织裙摆，像是宫廷仕女的裙子……他剃掉了眉毛，在前额高处画上眉毛。他的双颊抹上了胭脂，嘴唇涂成红色和金色。牙齿涂成黑色。

然而就在短短三年之后，也就是1871年，他已经在东京的西方晚宴上和外国政要握手。不久之后，他就有了量身订制的西服。他甚至接受了在公开场合微笑这个奇怪的习惯——当然只针对外国人，不对日本人。

适应了西式生活的明治天皇

基恩为我们精心描绘出明治天皇的个人面貌，这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就算翻完七百多页，仍摸不透这位天皇的样貌，只知道天皇嗜酒，喜欢和后宫的宠妾嫔妃泡在一块儿，对细节有诸多要求，和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一样不喜欢接见外国人但对外人绝不失礼。

基恩主要的数据源是数册的宫廷日志《明治天皇纪》，其可信度不高。正如同基恩所指出的，当年的日本男人或许真的有泪即可弹，但众朝臣和政要们，因为天皇高贵的人格而泪洒宫中的次数，也过于夸张了。

不过基恩的书也是在描写明治时代，特别是后人称为寡头政治的一帮地方武士，他们促成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将日本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这些人包括后来成为首相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 松方正义，他们一手建构了日本的新中央政府、宪法、现代化军队、教育体制和“文明开化”有关的各种事项。当时的另一个口号是“富国强兵”。这两个口号在理念上自然是相通的。

基恩的作品多是描述，少有原创的想法（关于烦琐的宫廷礼仪的部分，读来十分乏味），但他的作品一个有趣之处，是他描写了天皇本人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枢密院是当时权力最大的统治机构之一，伊藤也曾担任主席好一段时间。

和他的孙子裕仁一样，天皇十分尽责地参加枢密院会议，并直接参与了政府官员的任命。不过他的重要性仍只有象征地位。他是君主立宪下的君王，一个神圣的图腾，半是皇帝，半是血缘，据说可上溯至崇拜太阳女神的教宗。当时的帝国机构就是国家教会组织，为各种政治安排赋予了宗教合法性。

天皇本身必须体现现代日本国的特质：因此他对军务充满兴趣，维持神道教传统近乎神秘的气氛，并且快速地从古代日本宫廷服饰换成西服。他的西化风格是为了要向全世界宣告，一个进步、现代化的日本国诞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传统被重新塑造，让日本人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感受到尊严及和传统文化的连结。

枢密院会议

大贯称这些明治寡头政要是“抱着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将日本建设为抵挡西方殖民主义的堡垒。这么说并不为过。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包括非常保守的山县有朋，都对西方文化充满兴趣。他们游历欧洲和美国，搜集各种建设理想现代国家的蓝图。

明治宪法是依据普鲁士宪法所拟的，只不过加入了天皇“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这项条款。军队则参考法国和英国建制。教育则是按照法国学制拟定，从小学一直到顶尖大学，都对各种欧美思潮敞开大门。

基恩描写了天皇在1876年参访了一所乡下小学。天皇受的教育包括仔细研读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自助论》（Self-Help），但当他听到日本小学生朗诵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对参议院的演说，及西塞罗（Cicero）对喀提林（Cataline） 的攻讦言论时，仍然感到十分惊讶。

同样地，许多保守人士对日本精英分子为外国宾客举办宴会一事，感到非常恼怒。受过教育的明治时代男子穿上西服，让外国人看到日本已是个非常现代化的国家，值得尊敬。即便如此，伊藤打扮得像威尼斯人，跳着波卡舞和华尔兹的样子，日本人普遍不以为然。

然而，对较为自由派及和平的日本人来说，在19世纪晚期能够为自己赢得身为现代国家的尊敬，以及抵挡西方殖民主义最快速的方法，是赢得战争，并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明治日本在这方面也非常成功。1895 年，日本军队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成功羞辱了中国，取得中国台湾作为第一个殖民地。更令人惊讶的是，1908年，日本击败俄罗斯帝国，成为第一个战胜欧洲强权的现代亚洲国家。

大部分日本人，包括自由主义者，视中日战争为文明国家及落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描写战争的通俗版画里，我们看到日本人是长腿、皮肤白皙的英雄，而中国人则是绑着辫子的矮小黄种人。内村鉴三是一位思想独立的基督徒，日后成为一位和平主义者，勇敢地反抗日本过度的天皇崇拜。基恩引述他的话说：

“日本是东方进步的龙头，而其死对头中国则是无可救药地反对进步，中国绝对不想看到日本的胜利！”

这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种族歧视，日后演变为如南京大屠杀等的暴行。而这种心态就是在此时以进步、文明和开化之名开始的。

就在日本击败俄国之后，英国终于同意终止在日本的领事权。这个时间点并不只是巧合。无论是在英国或是美国，“大胆日本人” 的军事实力都大受赞赏。美国总统罗斯福说他完全“支持日本”， 因为日本是为了文明而战。1905年的胜利，为日本逐步殖民朝鲜铺路。这也是以进步之名进行的。毕竟身为最进步的亚洲国家，日本有责任用严谨的纪律来提携落后的邻国。

在国内，明治天皇所谓的进步则遭到质疑。自19世纪中期， 日本高层（效法中国）就努力将“效法西方”局限在实际应用层面， 如制造枪支和船舰，而在伦理、道德、社会秩序上，尽力维持中日思想传统。但这些努力成效不彰。

随着西化而来的，是愈来愈多要求民主及民权的呼声。透过对欧洲文学及哲学的认识，个人主义萌芽，人开始对性和浪漫爱情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工业化让数以百万的乡下居民涌入城市，改变了乡间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政党成立了。批判性的采访文字出现。民权运动在全国各处蔓延。

到了1890年，正如同在海外的殖民主义一样，议会民主制度建立，成为另一项现代进步的象征。但这一切都让明治寡头政权紧张。他们担心要怎样能回收之前所释放的权力、如何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同时，摆脱政党政治人物的“自私自利”，以及社会主义者及其他异议人士的颠覆势力。

即便是较为自由派作风的伊藤博文，也认为英美政治缺乏秩序。法国共和主义也不是一个适合的典范。而新统一的德国，是由强而有力的王室、极权政府、军事纪律和神话式的民族主义所凝聚而成的，这看起来较像是个可取的对象。

伊藤把自己想作是日本的俾斯麦，并对普鲁士法官如鲁道夫·冯·格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与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印象深刻。之后出现的日德同盟，即是由施泰因和其他人居中牵线。下面大贯所引述伊藤的话，直捣问题核心：

在格奈斯特和施泰因两位良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解如何建立一个国家的基础架构。最重要的是要强化帝国的根基，并且保障国家主权。现在在日本有许多人把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的著作视为黄金指南，但这只会让我们的国家 走向灭亡。

正是施泰因建议日本人将神道教变成国家宗教，这个宗教可提供帝国朝廷敬拜仪式，让整个国家团结一致。他们为原本没有仪式的场合发明新的仪式。这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相去不远。但条顿法学和日本本土主义的结合，为这个极权军事国家的最高权威提供了几乎无法被挑战的基础，因为所有的决策都被包装在万世一系的宗教外衣下。

基恩扼要地提到两则天皇诏书，它们对日本政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首先是1882年由规划现代军队的山县有朋所拟的《军人敕谕》，目的是要让军人脱离政治的干预。军人不对政府效忠，而是对天皇，他们“至高无上的统帅”效忠。他们是天皇的“四肢”；天皇是他们的“头脑”。诏书继续说道：

不要被大众言论欺骗，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将你自己完全奉献给你最重要的义务，也就是对天皇效忠。要知道这个义务重于泰山，死亡轻如鸿毛。

这是明治政权的支柱之一，它将武士传统上对封建领主的效忠，转移到天皇一人身上。这份诏书正式明文规定为天皇牺牲个人性命的责任。原本意在让政治无法干预军事，但这份文件却为政治增加了一个危险因素。假如军士只对天皇效忠的话，若是一般政治人物威胁到天皇的神圣权威时，军队就可以进行合法镇压。特别是在纷扰的20世纪30年代，这项法令为狂热军国主义者提供了各种军事政变及暗杀的正当借口。

虽说由中阶热血将领所领导的非正式军事政变，在当局镇压下很快就平息了。但军队高层却也利用帝国宣传来破坏、摧毁一般政治人物的势力。到了1932年，各种政党已被排除在内阁人事之外，而全由军事人物所组成的军事参议院（Supreme War Council）负责所有的军事决定。到了30年代后期，日本皇军已经为实现所谓的天皇意志做好准备，他们决心将中国及亚洲纳入帝国的版图之中。

第二份诏书（《教育敕语》）则是关于教育，由天皇在1890亲手颁布。在这之前，寡头政要及其参谋已就此事进行多次讨论。他们一致同意西化进行过度，至少也得正式用传统道德观来与之抗衡。有些强调神道教的重要，有些（包括天皇在内）则强调儒家思想。

诏书一开始，庄严地宣告帝国是由“我们的帝国祖先”所打下的根基，接着说天皇子民的效忠，是这个帝国的特别之处。在这个新儒家传统之下，人被教导要遵从他们的父亲和上级。明治天皇的子民则被告知要“勇敢地将自己奉献给国家，保卫我们的天皇与天地同寿”。

于是立基于新儒家的效忠，及神道教神圣祖先的民族主义，成了现代日本教育的基础。每个日本人都要对诏书的复印本行礼，而这份诏书则被当作是圣旨一样。在欧洲王室政权也有类似的内容，但明治民族主义是特别设计来用文化宣传摧毁民主政治的实质内涵。日本政治中没有不同政党利益之间的合法角力，而是充满了告诫民众要效忠、团结、服从，最重要的，是要崇拜天皇。

电影《吾为君亡》

假如天皇真的是握有绝对实权的君主，或是军事独裁者，那至少这整个体制没有矛盾之处。但明治宪法对于政治权力的划分却十分模糊。天皇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政府架构内却没有任何实质的权力。

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将日本天皇比喻为一个神圣的祭坛，肩头上坐着那些以他的名义进行实质统治的人。这对明治寡头政要来说是很好的安排，因为他们至少很清楚目标是什么，也有调解控制宫廷、议会及军队内部纷争的权威。然而在他们退场之后，没有人承接他们的权威，以致各机构掐着对方的脖子，争执不断。20世纪30年代，军事领袖绑架了这个帝国祭坛，自此之后，一切步入疯狂，无人能挡。

基恩在这部大部头著作的结论中说道：“明治天皇的确可被后人认作是一位伟大的君主。”或许吧。但他也为开发中社会上了重要的一课：在经济和军事制度现代化的同时，若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达成真正的民治，后果不堪设想。缺乏保障政治自由的西化方案，本身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伟大的明治时代小说家川端康成曾警告他的同胞，民族主义加上盲目地模仿西方，最终会让整个国家精神崩溃。川端的预测八九不离十。日本威权式的现代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身上特别明显。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帝国主义宣传，然而对自己在这个近乎极权的社会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却困惑不已。

40年代，这样一个优秀、怀抱理想主义的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在自己的国家向全世界公开宣战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做？他可以成为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一位共产主义殉道者，或是变成一个人肉炸弹，燃烧自己，冀望他奉献的精神可以拯救整个国家民族。

我们应该怜悯这些特攻队员，往后再也不会有像他们一样的人出现了，因为，他们是明治时代文化中的佼佼者， 最后的表率，同时也是现代帝国最后牺牲的受害者。

电影《吾为君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伊恩·布鲁玛（本文主要内容为“理想国”引自伊恩·布鲁玛的书籍：《残酷剧场：艺术、电影与战争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