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的本质是市场“贿选”

本文为《环球时报》特约时评

从微信支付的新年“大撒把”开始，到腾讯与阿里在打车软件一掷千金的较量，演化到如今三天两头在手机上刷出的不亚于垃圾信息的存在，“抢红包”俨然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营销的主力方式。

中国人确实很“有才”，互联网催生的免费模式还不够他们玩，又玩起了倒贴钱。当第一次听到微信利用“抢红包”手段来推广自己的支付工具时，我也惊叹于策划者的“创新”能力；但很快，我对这种人性利用的做法转为憎恶。因为这种营销方式，扎根于人心理当中的极端面——“贪”，利用了人们对于蝇头小利前仆后继的追逐。在我看来，如果由微信发明的“抢红包”能够被称为天才策划的话，那么同样利用人的贪欲而发迹的种种庞氏骗局也该被盛赞了，它利用的完全是人心理上的同样元素。

“吾不见人，徒见金。”对于缺乏长远视野和产业全局观的普通用户而言，有企业愿意慷慨施舍当然是好事。孰不知这只是鼻子底下的好事儿，“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何况倒贴钱。对任何一个市场来说，用户的选择权就是选票，这个市场逼死谁养活谁，选票说了算。对比一下，“抢红包”倒贴钱式的推广，跟一个包子换一张选票的贿选有多大区别？市场“贿选”的结果是什么，是该存活的企业该发展的应用被排挤打压，直至消亡，而“行贿者”则做大。

行贿者背后的依托，往往是财大气粗的金主。长此以往，资本决定论就占了绝对的上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企业模式和市场环境带来的发展变革原本应当是“去中心化”的，但在资本决定论的影响下，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却朝着BAT三寡头的方向越走越远，因为寡头的资本力量跟普通创业者相较有天壤之别。创业者必须站队，对寡头投怀送抱。不站队的，要么太小，要么被猎杀。就连顺移动互联之势而强大起来的UC，也不得不在百度和阿里之间择一而栖。阿里赴美IPO，为了在上市之前迅速扩大自己的业务体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并购、控股、参股了一系列的领域和企业（甚至还涉足足球），而腾讯则对其中大部分针锋相对地做出了回应，也并购参股了诸多企业；另一些领域的回应由百度完成。对于这种因寡头对抗导致的并购，很难认为是被购企业的福音。不仅创业者和企业要站队，甚至标榜自主生存和观点独立的诸多自媒体人也在越来越明显地站队，一方面吹捧自己的金主、一方面口诛金主的对手。这也是为什么自媒体上演的口水战愈演愈烈的原因。

在良性的市场，软硬件产品也好，服务产品也好，假设创造一个新产品如果需要1百万，推广到目标客户群需要4百万，那么5百万就可以实现从点子到用户的转化；而在被资本决定论掌控的恶性市场，为贿赂用户，轧死对手，创造产品也许只需要1百万，但推广出去赢得用户却需要10个亿。两相对比，相同数量的资本能够实现的用户福祉大相径庭。前者，我们有机会获得更多更好的新科技新产品新思路，后者，我们除了在资本的施舍下得拾牙慧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在这样的模式下，全中国的创业者都上了资本的当。虽然创业的激情如火如荼，但是恶性的市场模式极大地增加了创新转化的成本，抬高了创业的门槛。前不久，黑马会的导师姚劲波在创业指导中“语重心长”地说，若干年前，没有资本的介入，创业是可行的，现在乃至未来，没有资本的介入，创业是断不可行的。一时间，我也搞不清他是站在创业者立场提出的忠告，还是站在投资者的立场抛出的威胁，或者兼而有之。讽刺的是，日前，姚劲波的58同城也接受了腾讯的招安，成为“寡头政治”中一颗重要的棋子。

那么，到底是谁在抢谁的红包？

本文作者：瞬雨，微信公众号：瞬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