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造业流出的年轻人，没有选择回老家“躺平”

通过一家互联网蓝领招聘平台的用工大数据，岭鹏研究院观察到2023年以后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聚地务工的劳动者数量明显减少。

 

该平台服务的人群画像显示，会员平均年龄在26岁左右，以外来户籍人口为主，男性居多，90%是农村户口，高中及以上学历比例达到60%。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制造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以3C行业为代表的大型企业将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大型企业用工规模减少的同时，制造业灵活用工的求职者也在减少（图1）。

 

图1：年度面试人数和活跃会员数量及其增长率

 

那些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者是在家“躺平”，还是在老家附近就业？影响他们个人就业选择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具有长期性的特征，还是仅仅是短期的现象？

 

调研：人口流出地的就业与生活

9月20日至9月23日，由岭鹏产业与创新研究院组织的调研团队共16人来到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调研劳动力输出情况。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年轻人不喜欢留在当地，还是喜欢去外地务工；老家工作机会少，收入不高；外出务工依然是当地居民主要的收入渠道。

 

1.年轻人不喜欢留在老家，愿意外出“闯荡”

“年轻人是不太喜欢留在当地的。他们喜欢待在有意思的大城市。他们最多在过年的时候回去看看。渭源的年轻人跟中国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即便返乡，一般也不会去种地。一是不会种地，二是种地以后也是技术活儿，随着规模化和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个人可能只能承担某一个部分的工作。

相比之下，年长者都愿意通过政府的正规渠道找工作，能够在工厂做得比较久。然而，年轻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喜欢通过网络、朋友介绍等自己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也不喜欢进工厂工作，嫌太枯燥。年轻人的工作稳定性不高，经常换工作。”这是我们从与渭源县人社局、扶贫办等部门访谈中了解到的信息。 

 

今年夏天我们跟岭鹏研究院的同仁一起在昆山调研就业市场，也发现了类似情况。一些受访的年轻人，愿意做日结工、月结工，如果不是特别合适，他们就不太愿意做长期工。很多年轻人也说，不愿意回老家，不太习惯老家生活，也不愿意被父母约束，只有春节才会回去。即便城市没有稳定的工作，年轻人也未必会返乡。

 

制造业就业现状。随着工业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制造业企业持续布局海外产能转移，平台数据显示，用工规模排名前五企业的招工份额自2022年以后逐年走低（图2），大型企业的用工需求呈现出明显下滑的态势。

一般而言，相较于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因为具备规模优势，其提供的短期工往往工期更长，工价较高，这有助于提升会员的收入水平。平台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会员年度在职天数均值明显下降（图3），这与大厂用工需求减少存在一定关联。

 

图2：2019-2024年大型企业招聘规模1至当月累计比重变化

 

图3：2019-2024年会员年度在职天数均值

 

在8月底开展的线下调研中，我们发现年轻人更加适应企业用工的零工化趋势。在昆山的劳动力市场，我们遇到一位来自河南的小伙子，他刚结束7、8月暑假旺季的游泳教练工作，转而在淡季到制造业寻找工作机会。像他这样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灵活转换工作的情况并非个例。

负责工作推荐的经纪人告诉我们，在2023年以前，制造业旺季的小时工价可以高达30元/小时，许多会员会在8-10月的旺季进入制造业工作，而到了淡季则会选择进入服务业工作，比如从事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物流配送员等工作。在制造业用工需求减少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涌入服务业寻求工作，服务业的重要性需要得到重视。

 

2.老家工作机会少，收入也不高

据官方统计，2023年末，渭源县常住人口为27.13万人，其中乡村常住人口占比高达 68.41%。这里产业结构也以农业为主，工业发展的基础薄弱，三次产业占比为35.5: 10.7: 53.8，2023年人均GDP仅为2.08万元，尚不足上海的九分之一。近些年，当地在农业领域有不少多发展，像马铃薯、百合、药材等种植，但毕竟土地资源稀缺，农业能够吸纳的就业人数较为有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地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

 

在从兰州中川机场坐大巴去渭源县途中，我们在附近一家小饭馆用餐。这里的西北菜分量足，价格实惠，大厅里坐满了前来就餐的旅游团。我与一位店员闲聊得知，她每月工资大约3000左右。而负责接送我们的司机师傅每个月收入将近1万，他表示这在当地已算比较高的收入了，虽然工作得起早贪黑，但好在离家近，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抵达渭源县时，已是晚上7点多，我们拿着从酒店获取的旅游地图出门逛逛，直奔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县城规模不大，渭水河穿城而过，商业中心就位于河畔，夜晚灯光斑斓。

 

图4 渭南县夜景

 

商业街还算热闹，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有各种烧烤摊、服装店、儿童用品店、食杂店等，但鲜少能看到电影院之类的娱乐场所。毕竟，人口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商业的繁荣程度，也就是所谓的“人间烟火气”。

这与我们去年在广州永庆坊调研荔枝湾时的景象截然不同。记得那是广州盛夏的 9 月，尽管气温高达 30 多度，但夜晚的荔枝湾两岸依旧灯火阑珊，游人如织，永庆坊更是店铺密密麻麻、鳞次栉比，年轻人纷纷汇聚于此旅拍打卡。同行伙伴不禁感慨，如此美景，若是放在大城市，又该带动多少夜间经济与就业？

 

我们饶有兴致地走进了一家服装店，发现店内的衣服和鞋子价格“比较贵”。一件普通的女士风衣动辄四五百块，即便便宜的也要一两百。这主要是因为本地并不生产这些工业品，需要长途运输，再加上当地人口少，市场规模不大，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就拿我们来时乘坐的包车来说，一来一回两次，包车费将近9000元，几乎是同等服务下上海用车费用的两倍多，这就是规模经济的力量所在。

 

第二天，在当地就业中心黄主任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县城的短期求职点。这个求职点位于政府提供的劳务用工驿站对面的马路边。每天早晨，求职者们都会聚集在此等待工作机会。一旦有合适的工作，便可立即上岗，不过大多是短期的工作。

 

我们刚一到那儿，就有许多人围了过来，询问我们是不是来招工的。通过与他们交谈得知，大部分工友都有过外出工作的经历，后因各种原因选择返乡。当谈及工作选择时，他们纷纷表示，首先会考虑收入情况，对于那些收入不高且相对稳定的工作（比如月收入 3000 元左右的），他们兴趣寥寥。

我给他们看了几个从驿站拿到的招工广告，他们都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他们倒是说，如果我们需要导游的话，他们可以做，报酬是一天200块。总体而言，从这些情况不难看出，在渭源县，工作机会确实比较少，而且收入水平也普遍不高。

 

3.外出务工与就业仍是提高收入的主要渠道

当地主要服务于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部门与企业告诉我们，渭源县一直以来都是劳务输出大省。相关统计显示，全县常住人口目前尚不足30万，其中县城人口7万左右，而常年外出务工人口却多达7.2万左右，占总户籍人口的比例约为20%左右。外出务工所获得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比颇高，达到了40%-60%，已然成为众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渭源县大部分农民工主要前往新疆务工，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新疆与渭源县之间的交通相对通畅，便于出行；其二，早期从甘肃老家定居新疆的老乡和亲属起到了很好的纽带作用，为他们在当地务工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这些务工人员在新疆主要从事农活，比如摘棉花，过去每年甚至还有专门的摘棉花专列运送务工人员往返。

 

如今，当地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为农民积极寻找就业机会，并提供相应的职业培训。在县城设有就业服务驿站，一方面能供找工作的人在此短暂休息，缓解奔波的疲惫；另一方面，驿站还会展示并提供各种招工广告信息，方便务工人员获取就业资讯。

 

同时，渭源县现在有对口帮扶城市——青岛市城阳区。帮扶举措包括在当地开办工厂，吸纳当地人前往青岛工作等。并且，如果务工者能够实现 3 个月以上的稳定就业，还可以享受一定的就业补贴，这无疑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和激励。

 

在从渭源前往兰州返程的火车上，我们遇到了两位有着丰富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其中一位是在昆明打工、中途返乡回老家宝鸡的大叔。他年年外出务工已经二十多年了，此次返乡是因为要赶回家种麦子。

大叔感慨地说，自己马上就 59 岁了，过了春节就满 60 岁，到那时工厂就不能再招聘他了。他家里有八亩地，可如今种地所需的农药化肥成本与最终收益几乎持平，种地难以获得可观的收入。相比之下，他在外面打工，每个月能有 6000 块的收入。他还提到，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在长三角地区打工。

 

坐在对面的是一位曾经在广州工作二十多年的云南大姐。她同样选择了将自家土地租给别人耕种，自己外出打工。据她所说，现在每天还能赚取 200 元左右的收入。从这些务工人员的经历不难看出，对于渭源县以及其他类似地区的居民而言，外出务工与就业在提高收入方面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旧是他们改善生活、增加家庭收入的主要渠道。

 

思考：在哪里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渭源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呈现出工业基础薄弱的典型特征。长期以来，当地主要以粮食作物作为主要生产农作物，不过近些年，为了提升经济效益，在农业方面积极开展了中草药材等的种植，例如当归、党参、黄芪等。

 

然而，中草药材种植行业存在其特殊性，一方面，它初期投入成本高且回报周期长；另一方面，当地土地资源有限，导致相应的产出以及所能吸纳的就业人数也较为有限。随着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生产的推进，大部分人，尤其是向往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依然需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

 

渭源县有渭水河穿城而过，景色宜人，具备发展旅游业的天然优势。但当问及当地相关部门是否考虑通过发展旅游业来增加就业和收入时，负责人均表示，旅游业存在前期投入和后期维护成本都极为高昂的问题，并不适合大规模投资。在他们看来，更为现实且理性的选择是，将当地人口输送出去，让他们到外地去寻找发展机会，甚至在外地安家落户，以此来提高收入水平。

 

最近几年，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认为返乡就业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而言似乎是更好的选择，仿佛就近生活与工作，不用背井离乡，就能减少那份浓浓的乡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如今，中国已经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时代，在这个阶段，大力发展服务业能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而这也正是满足年轻人就业需求的主要来源。但不容忽视的是，只有大城市才具备发展服务业所需的各类资源和条件优势，能够为年轻人提供丰富多样的就业机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在老家和城市之间反复权衡、摇摆不定，这已然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现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方面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这一政策无疑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市民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持。

 

但我们也应看到，市民化进程是由流入地和流出地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流入地在制度改革方面确实越来越倾向于推进市民化，然而，流出地因素对市民化进程的影响仍然十分复杂，还需要我们展开更多深入的研究和持续的观察，以便能更好地解决年轻人以及广大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及市民化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