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成为自由职业，我却不敢告诉父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言寺，头图来自：《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截图

言寺是短故事学院6月班的学员，她在这次写作中写下了自己向父母隐瞒自己自由职业身份的事，但事件总是引子，它们指向的永远是那些模糊而复杂的家庭关系。

一

“有什么事一定要讲给我们听。”

母亲常说这句话。但实际上我极少说出“那些事”。

父母让我尽快买房子，他们赞助首付。我对此非常抗拒。

目前的状态不适合背上房贷。可我又不想现在说出实情：已经自由职业八个月了，还没完全实现收入稳定。如果有了房贷压力，可能就得为了生存，不得不接许多不擅长也无意深耕的领域的稿件，这不利于长期发展。自由职业者最宝贵的是时间。

我的自由职业是翻译。在疫情之前，我的口笔译业务各占一半，疫情爆发之后，至今没做过口译。此前，我更倾向于做口译，但这段时间专注笔译，让我发现自己的性格其实更适合笔译，我也更喜欢笔译。

父母都认为，自由职业是“很有本事”才能做的。我大学刚毕业一年，在学生时代也没展现出什么特别的天赋，在他们眼里大概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们若是知道我自由职业，肯定会担心，甚至会隔三差五劝我找工作。那样，压力就更大了。还是先捂着，等到收入稳定超出全职时期，再告诉他们。

有时傍晚七点多接到父母的电话，问吃过饭了没，我总说“刚吃”。而事实上，我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就吃了，还散完步回来了。

开始自由职业之后，周末和假期都模糊了。有时连续工作两三周没有周末。有时在周内休息几天。每逢公众假期，我会提前了解放假、调休的时间，以便在合理的时间给父母打电话，或者在接到他们的电话时给出合理的回答。但有时也会想当然。比如今年五一，放了四天假，我没留意，差点儿露馅。

自由职业是我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向往的状态。那时我在学土木工程，但喜欢翻译，尤其是口译。在父母的支持下，得以参加价格不菲的校外培训班，从而窥见自由译员的生活状态。我也希望能成为自由译员，但感觉很远。那时，我很大程度上是被“自由”二字吸引，但这种自由，是怎样的自由？没想过。

后来，仍是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念了翻译研究生，选了喜欢的口译方向。但再次发现，离自由职业还是很远。毕业生当中直接从事翻译工作的只占少数，能一毕业就做自由译员的，就更少了。大部分毕业生从事的是教育、培训、外贸、行政等工作。

虽说这些工作也不算完全与专业无关，但都不是我想要的。而少数直接从事翻译工作的，一般是专业能力在班上数一数二、“拿奖拿到手软”的同学。尽管在研二的时候，根据老师的反馈，我在班上至少是“top 5”。但我感觉跟第一第二名相差甚远。

再说，一个班也不过二十来人，前五，也没什么。而关于自由职业，老师的建议是：先做全职工作，累积了经验再自由职业。许多前辈也是这么建议新人的。

读研的两年很快就过完了，我没来得及成为第一第二名，就该找工作了。

去年三四月份，我参加了约二十场面试。三月份在成都面试了七八场，四月回到广州又面了七八场，还参加了几次线上面试，是外派到黑海国家、非洲国家的岗位。

这些工作当中，有口笔译，有笔译，也有培训机构老师。尽管我不喜欢当老师，也不认为自己能教别人，但还是面试了一家培训机构。似乎这样，在被问起的时候，我就能说：“我试过啊，只是被拒绝了。”

其中一份工作，在广州，我只做了五天。这份工作招聘时说是口笔译岗位。入职那天，老板才回来，跟我说，除了口笔译工作，主要是做助理。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在熟悉材料或者翻译文件的时候，我时常被打断，去给来开会的客户冲一杯雀巢三合一速溶咖啡，给老板冲杯板蓝根，给老板泡杯茶，给老板倒杯水。那个青花图案的杯子很大，比较重，一只手抓稳有点难。双手捧着它，让我觉得自己非常滑稽。

函没写好，茶没泡对，会议内容太敏感请出去。现在看来，这些事情都很平常。老板摆派头，可能也不罕见。但我没有任何的长期实习经历，那是第一次真正接触大家口中的“社会”。

每天在宿舍的床上睁眼就想，“我能不能不去上班”。然而最终还是爬下床，背上包，乘四十分钟地铁，在公司楼下买一份麦当劳早餐，先放在工位上，再去洗手间换工衣——黑西装与白衬衣。

上班的第三天，我在翻译一份文件，老板在办公室里喊了一句“小陈，给我找个打火机”。我前一天已经告诉过他，我不姓陈。那一刻，我萌生了辞职的念头。晚上跟朋友、舍友聊起这件事，我听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支持，另一种是建议我再考虑考虑，毕竟这份工作可以得到很多“锻炼”。

但我还是决定辞职，尽管我马上就要变成自己曾经看不惯的人：一份工作只做了几天就辞职的年轻人。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这种“锻炼”？现在也没想明白。

第四天，我在工位上磨蹭了半天，也没想好，到底是当面说，还是微信说。每次打开与人事经理的对话框，一阵心跳加速，又退出去。一天下来，还是没有辞掉。

下班前在洗手间换下工衣，心想，“唉，明天还要上班”。晚上，我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辞职的决定，有点不安。父亲表示支持：“你要是做得不开心，就辞了。”这出乎我的意料。母亲说：“你自己决定吧，想好了就行。”

第五天中午，我终于鼓起勇气，在微信上给招我进来的经理发了一条长长的信息，客气地表达离职的愿望与感谢。几分钟后，收到了回复：“收到”。下午四点多，经理与我单独聊了几句，稍作挽留。末了我还问一句：“那我明天不用来了对吧？” 经理看着自己的本子，点了点头。

我在心里欢呼。那天下午余下的时光，我都在盼着下班。

晚上坐在宿舍的书桌前，什么也不做，突然感到自己的嘴角在上扬。

二

除了工作本身，还有更重要的原因：男友在成都。我也更喜欢成都。这又是一件没说出来的“事”。“这份工作不好，三月份在成都找的那份工作更好”，是我告诉父母的漂亮理由。

自从上大学起，母亲就不时地问我，有没有男朋友。“你这个专业男生这么多，没有喜欢的？”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尴尬。母亲之前说的都是“不要想那么多”。

而大学那几年，就变成了：“相互喜欢的程度一样，固然最好，但不常见。要找喜欢你多于你喜欢他的。‘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女人是很感性的......”我听着，应和着。但心里想的是：为什么要比谁更喜欢谁？但仍是尴尬，没问，只想赶紧结束这种话题。

我与母亲在“感情”方面的交谈，有一个结，但谁也没再提起过。

初三的某天晚上，在车里，父亲突然打破沉默，说：“听老师讲，今天课间你和某同学在走廊上牵手？” 父亲一贯缓慢的语速更加缓慢，几乎是一个词一个词地挤出来。车开得比往常快，在不宽敞的道路上一辆接一辆地超车。副驾座上的母亲没有像平时一样不断叮嘱“开慢点”，只是吸了吸鼻子。她的眼眶大概又红了。

“没有。”我尽力压住怒火。

“没有？老师能冤枉你？同学都说看见了。”父亲的语速回复了平常的缓慢，踩一脚油，又超了一辆车。车内的空气不再流动。真想开门跳出去。我决定：他们再说，我就跳出去。不过，之后的一路，父亲没有说话，母亲也没有。只有空调声和母亲吸鼻子的声音。

那时距离中考只有一两个月。“早恋”确有其事，但绝没有在走廊上牵手，所以我才在车里那样生气。

这不是父母第一次说起这件事，只是前几次都非常隐晦，是母亲跟我说的。“很多人很坏的。你别让妈妈担心。” “别人会议论你。说得很难听。妈妈心里难受。” “你有什么事，一定要讲给我们听。让爸爸妈妈帮你，不要成天自己哭。”

议论我的人也许是同级的一对双胞胎男孩的母亲。她知道母亲是小学教师。双胞胎也曾和我念同一间小学，隔壁班。有天晚自习放学后，我在学校门口等父母来接，听见双胞胎的母亲跟另一位家长说话，“小学厉害有什么用，还不是有妈看着才那么好。看看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中考后的暑假，公布成绩前的某天傍晚，我和母亲出门散步。途中，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说出了“绯闻男主”的名字：“你老老实实告诉妈妈，你跟那个XXX去过几次麦当劳肯德基？” “没去过。”我才知道自己的嘴这么硬。

母亲沉默了几秒，说：“不要跟男同学出去。跟男同学出去有什么好的。”我也沉默。母亲又说：“XXX（双胞胎之一）的妈都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说的时候可神气了。还老四处炫耀她那两个儿子。”我仍不作声。“有什么事，要跟爸爸妈妈讲，知道吗？” “嗯。”

自那以后，对父母谈论感情问题变成了一件让我感到尴尬，甚至羞耻的事情。因此，一直没鼓起勇气说出现在的感情动向。我也担心他们会过度关注，影响感情的自然发展。为了避免频繁的尴尬，我决定暂时不说。可我有时也感到困扰，若是到时我直接告诉父母一个决定，他们又会怎么想？

三

辞了第一份工作，拿到毕业证，来到成都，在一家翻译公司入职，做笔译。不同领域的公司，氛围真不一样。我喜欢这份工作。一来，翻译的时候没有人打断，让我去找一只打火机。同事大多也是刚毕业，状态比较接近。

二来，我能负担得起租住步行五分钟即可到公司的房子，而且可以一个人住。省下的通勤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兼职、练口译、写字、读书、锻炼、看剧，或者什么也不做。

但是，几个月后，我们被外派到某大厂上班，每天的通勤时间变成了两小时。私人时间被班车吃掉了。没了自己的时间，我感觉自己像一台工作机器。或者说，成了一台大机器的一部分。

那段时间，我很爱喝雪梨排骨汤。有天下班回到家，已经七点了。我又开始煲汤，已经期待了一个下午。但是看书入了迷，只听得“嗞啦”一声，锅里冒出一股灰烟。我赶紧跑过去关掉电磁炉。晚了。掀开锅盖，更多的烟窜出来，这股“比焦糖更焦一些”的气味后来在屋里留存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那天晚上睡觉前，我还能闻到。

我坐在地上哭。哭我的雪梨汤，哭我那被吞掉的私人时间。哭完又觉得自己矫情、娇气。也许我只是太饿了。打开外卖，点了平时喜欢吃的一家冒菜。看着糊了的锅，很想扔掉。不行，前几天新买的。只能刷。原来钢丝球这么好用。刷着碳化的雪梨，我逐渐平静下来。决定辞职。想自由职业，为何不现在开始呢？

于是，毕业不到半年，我辞了两次职，开始自由职业。刚辞职的三个月，平均每个月只有三千元左右的收入，常常害怕要回去上班。目前算是撑下来了，平均月收入略高于全职时期，但除去自己缴的社保，似乎还是比之前低。

不过，我抗拒父母买房的提议，不只出于经济原因，也在对抗一些别的东西。

上初一的第一个周末，我从客厅回房间，在门口发现母亲在翻我的书包，看我的日记。我假装路过，站在与母亲只有一墙之隔的电脑桌旁喝水。听见书包链拉上的声音，才走进房间。

书包里见不得光的东西，除了日记，还有我与同学的纸条。当时传纸条，不只是为了交流，似乎还有“留下点东西”的目的。我和同学的字迹都整整齐齐。放在学校里，总怕被同学看了去，甚至偷了去。本打算带回家，藏在抽屉里。然而，纸条没来得及从书包转移到抽屉深处，就先被母亲看了。

母亲一见我进了房间，就对我说：“上课要认真听。不要给老师起外号。要尊重老师。有什么事可以跟爸爸妈妈讲，不要憋着。”

她完全没有掩盖翻看我书包的事实，似乎也不觉得这有何不妥。而我，尽管心里不痛快，也没说。

周日上晚自习之前，我在校园小卖部买了一把小锁。纸条没再往家里带了，日记偶尔还带，写一些“数学小测要考一百二十分”之类的话。

上初中时，我是班上为数不多的走读生之一，尽管中午回的是外婆家。每天晚上回家，仍能见到父母。不过比起小学，母亲能见到我的时间少了许多。我是在母亲就职的学校念的小学。所以，我理解，母亲当时迫切地想要了解我，洞察我的变化，看我有没有与优秀的孩子为伍，有没有跟着坏孩子“学坏”。但我一直没有接受母亲翻我书包这件事。

四

在提议买房之前，母亲问过我几次，要不要回去。我总说不。前几个月在家，母亲好几次趁父亲不在的时候，说他非常疼我。他们都希望我能离家近一些。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很想报外省的学校，但父亲不让，说我适应不了其他地方的水土和生活习惯。我也没再坚持。不过，他们完全给了我填报专业的自由。家人轮番表达了读土木工程以及做相关的工作有多么辛苦，还有亲戚打电话来说：“现在的房子多得用不完了，不要再去盖啦。”我还是要选。

当时并不十分了解这个专业，只觉得听起来有点厉害，网上一搜要学的科目，力学、高数之类的，都是“理科”。高考理科都考得不好，我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足够聪明刻苦，也能学好理科。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不能。我只能及格，毕业。有的科目甚至补考过好几次。这件事，我也没跟父母讲。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尽管我只是去了两百多公里外的广州，父母每个月都会开车来看我。带着当天早上做的鸡汤、盐焗鸡等菜肴。第二个学期，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回家，父母便没再来了。也许是渐渐放下心来，后来再也没有这么频繁地来过。

后来，念了研究生，父母偶尔会来学校看我，但父亲开不了五六个小时的车了。动车也开通了，他们就坐动车过来。

再后来，到了成都。父母也来看过我一次。

对于我来说，守住秘密比说出来容易。但我的这些个秘密，又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大秘密，只是一个普通人一生中的一些决定，总要对父母说出来的。

最近，男友说他的母亲想看看我们的生辰八字。我一听，眼泪又出来了。一半是因为，不合怎么办？另一半是因为，我需要想办法说出这件事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言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