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男现在怎么就成为一种原罪了？

本文来自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嘉宾：薛晨如（风景研究博士在读、卖直女人设但懒得经营外表的直女）、王江山（中国科学院科技史博士在读、看起来像女装大佬的直女）、袁瞻（咨询公司就职、曾经一度被认为太娘的直男），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代男性正处于夹缝中，直男在许多语境下成为了贬义词，留在原地的传统男性非常容易被称为“直男癌、油腻、mansplaining”。舆论不偏向男性的同时，社会对男性养家糊口、事业有成的要求没有减少。而有女权意识的男性，又在“扳正”性别不平等的过程中，女权主义男性势必会遭遇诸多自我审视、否定、更正和让渡权利带来的不安。

在女权主义商业化后，资本也开始收编男性，用“男性也可以做自己”的口号来号召男性买买买，收割男性流量和利润。在性别运动社会层面的改革路径被实际堵死后，原本制度层面的解构性问题，如今变成了个体之间的互啄。商业能帮助性别变得更加平等吗？男妈妈、软饭男、小鲜肉，男性的柔弱化现象是性别进步的表现吗？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性别，“去性别化”会是未来吗？

本期圆一桌，我们来谈谈男性处境。

男性的夹缝处境：在当代，身为男性成了一种原罪

N：现在的男性越来越难当了。一方面，社会对男性的评价标准仍然基于事业是否有成就，相比女性，男性仍然更需要通过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来获得认同，不能轻易表露感情、花太多时间在外表上就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不务正业，不是gay就是娘，一事无成就是二等男性。

另一方面，女权主义的兴起，把矛头指向男性，直男成了一种带有贬义的称呼，女性既是政治正确也是商业正确。因为在传统性别上的默认优势地位，男性残杀女性伴侣的新闻出现后，大量恐男情绪开始出现，男性似乎成了一种类似怪物的存在，尤其对女权主义者的男性而言，身为男性成了一种原罪。如何看待男性的这种处境？

薛晨如：“轻易表露感情”、“注重外表”、“娘”，这些通常被视为女性特质。一旦用来形容男性，则带有贬损的意味。当一个男性因具备了一些女性特质而遭受指责的时候，这些指责的言外之意是对女性特质的否定。

而女性主义者对“直男”的抨击，事实上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一种反抗式的对传统男性特质的否定，例如抨击大男子主义、抨击男性的独断专行，或者指责男性更强的攻击性与暴力倾向——最后这一点更极端一些就演变成近来的这种恐男情绪。

这种反抗虽然看似是一种对现有权力的解构，实质上却无法避免地堕入对两性结构反转的尝试中——换句话说，依然将两性视为此消彼长的轮回敌对状态，问题的核心不过是谁掌握话语权而已。其二，像“直男癌”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对一些男性身上“缺乏女性特质”的指责，例如缺乏共情力、缺乏耐心、缺乏对他人的洞察力和敏感度等等。这样的指责实质上是有助于男性解放自身的，因为很多男性并非先天“直男癌”，只是无意识地为了迎合社会期待，而隐藏了自己的女性气质。

依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当父亲介入婴儿与母亲的关系时，父亲成为了一种象征物。以此为参照，男孩会在无意识中强化这种象征所蕴含的男性特质，隐藏与之对应的女性气质。而女孩则反之，在现实与象征的对照差异中，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男性气质。换言之，很多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这两种特质的区别并非两性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受环境等因素影响，使人逐渐隐藏了不符合社会期待的性别特征。

虽然我们仍无法断言两性气质是否与性染色体有必然关联，男女在性格上是否有本质主义的决定因素，但男性的这种尴尬处境或许会带来一些社会观念上的转变。我们需要意识到，对于两性气质的粗暴划分已经日渐与这个时代的社会分工不符，所以或早或晚将会被新的观念取代。

王江山：男性越来越难当了吗？相比女性已经认识到父权社会的桎梏，勇于打破枷锁，男性好像更难认清这个压迫结构，因此更难挣脱；女性越来越难当了吗？相比过去女性只需要相夫教子，当代社会的女性模板是你不仅要能相夫教子，还必须事业有成，同时保持身材容貌。

所以，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无论男女好像都“越来越难”。与其说这些要求只针对某一个性别，不如说是社会内卷程度升高以后，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困境，无论男女；与其说是男性“越来越难”，不如说是在女性参与社会的程度越来越高以后，男性以前拥有的优越条件渐渐不再起作用。

那么，男性是有原罪的吗？何谓“原罪”？这本是一个基督教概念，指人类一切罪恶和灾难的根源，人类生而有罪。传统父权社会中，男性的确是优势性别，而这种优势很多时候是通过剥夺另一种性别来达成的，比如剥夺女性继承权、受教育权等等。

从这个角度说，男性好像的确有“原罪”。但很多封建家庭中，女性成为大家长以后，也会剥夺他人的权力，难道这些女性也有“原罪”吗？其实，性别本身，并不天然构成压迫的结构，男性和女性在根本上并不存在所谓对立。

之所以人们的观感中，男性好像总是施暴方，女性总是在反抗，其实是社会结构总是引向男性作恶的缘故。不是男性天然就会压迫女性，而是父权制度鼓励强者压迫弱者。因此，女权主义的敌人并不是男性这个性别，而是父权制度。这个制度让人们不断竞争和彼此压迫，像一座塔，塔顶的人将压力层层传导，强者压迫弱者，弱者压迫更弱者。由于社会传统等原因，大多数女性都成了这个系统中的弱者，因此承受了更多压迫。男性的“原罪”在于父权制度让男性有更多机会从这个系统中得利。

然而，就算男性认识到了“原罪”，也只能继续利用这个体系占便宜，认命了吗？有学者认为，正因为有了“原罪”，人们才会想要并且应当去“赎罪”，而赎罪的过程也是人自我意识发展，追求和谐完美的过程。因此，如果男性真的认识到传统父权制度的不公正，和自己也有可能沦为弱者的风险，就更应该主动“赎罪”，和其他弱势者（大多数女性，一部分男性）一起，抵制这种压迫。

因为，人类不是只有竞争模式，还有合作模式；不是只有一个人、一种性别、一种地位才配赢，人们可以共赢。

袁瞻：作为一个男性，老实说我不觉得男性整体的处境会、或者有因为微博上的这几个热搜热评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所谓的男性的“原罪”，无论是生理/生物学上的（体力和体型的优势，生殖器的形状所带来的侵略性，生育的生理负担）还是社会/历史/文化上的，其实从波伏娃乃至更早的一些女权主义先驱，就已经有过很详细的探讨，虽然这些探讨许多在今天不一定还适用，但在现实层面上，男性作为一个整体确实仍然占据着社会权力结构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以及，统计上说，大部分女性确实打不过男性。

但是问题来了，在可能会涉及到两性竞争的社会场景中（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入学，婚姻关系中的利益分配，企事业单位的非性别限制性岗位的招聘和晋升，政府和商业组织中的领导权和决策权，等等）中，被人们所理解的竞争的本质，真的是两性间的竞争吗？

当性别议题以“男女童入学率”“同工不同酬”“五百强CEO女性比例”“家暴事件性别比例”这样的统计数据出现时，它面临的困境和其他大而化之的“种族/阶级”议题类似，本质上是无数个体事件的集合，所折射出的结构性不平等，而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对无数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并没有切实意识/感受/利用到自身的性别（种族/阶级）优势的男性而言，是有距离的，是难以共担责任的。

而某种程度上，因为同一性别间种族/阶级的巨大差异，跨种族跨阶级的性别共识的形成可能甚至比跨性别的种族/阶级共识的形成更难——极端些说，富士康工厂的女工人是更能和隔壁流水线的男工人更能形成共识，还是更能和 Sheryl Sandberg（著名女性高管）形成共识？

我作为一个上海中产社畜，是会把自己和隔壁格子间的上海中产女同事联系在一起，还是会把自己和杭州的杀妻男联系在一起，进而意识到并承认“男性的原罪”，并认为自己有保护女性的责任？这都是全球女权主义运动发源以来就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在中国这样经济发展速度远大于性别意识进步的环境中会被放大的问题。

商业化的性别：消费主义会推进真正的平权吗？

N：性别是当代最流行的议题之一，商业上频频出现的性别广告，常常能引发大范围的讨论。在大陆环境下，由于推动社会运动的路被实际堵死了，商业成了最主要的窗口。商家宣传“独立女性”“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这其中，“男性解放”也经常出现在商业话语里。如何看待性别的商业化，消费主义能够推进真正的平权吗？

薛晨如：虽然近来这类宣扬“女性独立”或“男性解放”的广告越来越多，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商业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力是资本积累，意识形态只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工具。所以，商品经济背后的意识形态，对消费者是以一种迎合而非改变的姿态出现的。有产品宣扬“男性凭什么就不能护肤”，就有产品宣扬“真男人就应当开越野”；有广告鼓吹“要做自己的女王”，就有广告推荐“当季最佳斩男色号”。消费者各自对号入座，选择自己最认可的一套产品理念，然后心甘情愿掏出钱包——只是，个人的价值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消费来展现呢？

消费主义的这套做法对推进平权是有反作用的。当一位女性把自己的消费行为视为独立的象征，那么她可能会认为如果每一个商家都如此、每一个女性都如此，就可以实现女性整体的独立和解放。这是对实际问题的低估，正是这种普遍性的低估使女性主义更加复杂深刻的问题被遮蔽了。更有甚者会视消费为衡量女性独立的标准，毋庸置疑，这也终将导向我们老生常谈的资本对人的异化。

王江山：之前有新闻披露过，购物网站上不同性别搜索同样商品显示的价格都不一样，通常女性更高一些，因为网站认为女性的购物欲望更强，更不计较高消费。这种根据性别宰客的行为，是消费主义的一个侧面。所以，那些冠冕堂皇的广告词，也许只是引诱人们进行消费的糖衣炮弹；那些对男性女性不同的宣传方案，只是市场细分后的营销策略。

但不得不说，商业广告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社会风气的一种反应，“她消费”兴起以来，女性在商业上的话语权的确提高了，许多品牌都开始转型，打造“独立女性”人设，致力于彰显“女性力量”；而男性也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比如，商家宣扬男性也应该护肤，乃至化妆。

数据显示，2018年男士专用品牌的同比增速达到了56%，2019年男性化妆品中口红的消费增速达到了278%，这些商业宣传的确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重新定义了女性和男性的性别图景。

袁瞻：诛心地说，商家当然希望你“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只要你同时掏钱买它们的产品。但退一步讲，像 Jari Jones（CK的大码内衣模特）这样的大幅照片，以一种怼天怼地的姿态出现在纽约街头时，起码呈现出了一种对传统公共观念的视觉上的侵犯性和抗争意味，但反观国内的那些所谓的性别广告，除了广告词的主旨看似从“做个好妻子”变成“做个独立女性”，广告上女明星的眼线角度变了一些，它们和你妈当年看的化妆品广告们，有什么实质区别？

简单地说，消费主义并不在乎平权，除非其中有利可图——而且，只要你买了打着“独立女性”广告的产品，资本并不在乎你的钱是用啥方式赚来的。商业广告中的“平权叙事”当然有某种普及/启蒙的意义，起码“不论男女直弯黑白大家都有当韭菜被收智商税的权利”，但老实讲，现在的主流商业广告们远还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很多女生不也是一边给Jari Jones点赞，一边默默地想要当BM女孩，更别说国内那些个套了个性别解放的皮的所谓平权广告了。

国内有个拙劣模仿Queer Eye的综艺节目叫《你怎么这么好看》，有一集也是打着帮助女性的幌子，让一堆女明星去指导一个从不化妆的理工科女博士按着女性刻板印象涂口红穿婚纱——现在的很多广告，其实本质就是这个路数。如果真要平权应该怎么来呢，我提供一个思路：反着来，《你怎么这么难看》，让女博士带一堆女明星去做金工实习，练CAD做图，一集下来，妆全花了，怎么讲，这才叫突破人设，打破刻板印象。

男妈妈、软饭男、猛男必看：这是性别运动的进步吗？

N： 近期社交媒体和影视剧里，有不少把“男妈妈”“软饭男”可爱化的言论。热剧《隐秘的角落》里的张东升、《死亡搁浅》里的山姆，因为有带娃画面都被称为“男妈妈”。日剧和交友软件中也出现许多调侃软饭男事件。流行语“猛男必看”指的是充满可爱画面的作品。如何看待这些男性柔弱化的现象，是一种权利进步的表现吗？还是一时的性别翻转式猎奇、政治正确式赶时髦？

薛晨如：自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原始时代到刀耕火种的农耕文明，男性凭借体力上的先天优势始终是作为社会主要生产力存在的，这也是父系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但是，进入工业文明以后，生产方式渐渐发生转型，女性可以从事的工作越来越多，作为新的生产力取代了男性在生产上必不可少的位置。女性不依靠男性也可以实现经济独立，这使得一个家庭单位中，双方的关系从旧时代女性始终处于从属位置，逐渐转变为越发平等且可以共担风险的利益共同体。

社会分工的转变也必然影响到家庭分工，男性带娃做煮夫的现象自然也就普遍了起来。但放在当下的我国，主流社会对男性的期待还远没有进步到可以习家庭煮夫以为常的程度。张东升作为倒插门女婿，在岳父岳母家的家庭聚会上受尽冷嘲热讽，而编剧在写这个角色的时候也暴露了自己的某种恶意——剧中无不充斥着对他性无能的细节暗示。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猜测，这些现象确实是两性生产力日渐转向平等的体现，但想要让主流社会观念真正接受这样的转变、对此见怪不怪，大概还道阻且长。

王江山：男性柔弱化并不是新时代的新发明，在中国古代就有追求柔美男性的审美现象。而这主要发生在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的时期。因此，与其说男性柔弱化是平权进步的表现，不如说是年轻人进入“低欲望社会”的一个反映。这一名词由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主要指年轻人注重安全感，渴望安逸，丧失物欲、成功欲、进取心的社会。

当代年轻人出于对安全感的追逐，更喜欢规矩、温驯、没有攻击性的人，当这些要求转向男性，传统的阳刚好斗的男性特质就变得不太受欢迎。不过，对男妈妈、软饭男的推崇主要发生在年轻人社群，除了因为这更贴近他们“低欲望”的态度，也和年轻人爱玩梗，喜欢调侃有关，它的内涵并不严肃，谈不上平权的进展，在主流社会也并没有掀起浪花。

袁瞻：大众媒体时代，深层次的、广泛的观念进步几乎必然需要经历猎奇和政治正确（虽然反过来不一定成立），国外LGBTQ在近年的平权运动就是一个例子。但切莫因为B站上出现了“猛男必看”的弹幕就感到乐观，因为同一个人可能在别的视频里刷着“女拳警告”。流行文化中对性别形象的拓展，距离真实社会中性别角色和分工的变化，还有很长的距离。

且不说，现在大多数主流文化作品中的性别形象依然过于单一和单维，因为无论男性女性，都不应该被“软饭男”“独立女”这种标签式、星座式的粗暴分类法简单概括，平权和观念进步不是简单的二元式的女生不做“绿茶”要做“女王”，男生不必“强势”可以“软饭”，而是认识并认可每个人自身禀赋和外部处境的不同，在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尊重其所作的选择和行动，并且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有做出自己所偏好和适合的选择的权利和能力，无论这个选择是“猛男”还是“妈妈”还是在此光谱之外的无数种可能性之一。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性别：中性会是未来性别吗？

N：中性是一个性别问题经常出现的解决方案。消除性别差异，在着装上中性、在妆容上中性、在气质上中性、在劳动分工上无性别。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性别，推崇中性会是一个好办法吗？

薛晨如：真的要如此吗？为了消除性别差异，从着装、妆容、气质入手，建立新的中性美学标准，追逐同质化，追逐让你“更中性”的商品消费。为了规避性爱的差异性尴尬，人人争当无性恋，人人都是不婚主义者，社会个体在无差异的一致性中走向原子化。

生理性别为女的武警与消防员，生理性别为男的纺织工与前台，他们看起来长得都一样中性。暴露差异的一切都应当被禁止——首当其冲的就是生育。但是没关系，技术会解决这个问题。机器帮助人类生育，克隆婴儿、随机派发——或者更直接一些，由国家或管理人口的巨头企业统一抚养至十八岁，然后作为生产力替换掉生产线上的老弱病残。这一切看起来是否有反乌托邦的恐怖意味了？

任何消除差异性的尝试，一定程度上来讲都是对人的异化。但是反过来，过分强调差异性也是在建立新的边界——“我们LGBTQ”“你们异性恋”“他/她们女性主义者”，这样的阵营划分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身份政治那么简单。《艾伦秀》的主持人Ellen DeGeneres是一位女性同性恋者，近日因为与发表过反对同性婚姻言论的前总统小布什有私交，就被一众网友抨击“人设崩塌”“表里不一”，这样的党同伐异是必要的吗？

两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历史性和结构性两方面成因，并且扎根于当下的社会结构底层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认知方式的、生理的或政治认同的问题。一切以结果为导向的平权思想的实践性尝试，都往往终结于沦为男权的拥趸——这当然不是行动者们想要的结局，但未在充分的理论指导下做出的实践只会酿成这样的结果。所以，不要尝试消除差异，也不要强调它。在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先试着接受这种差异吧。

王江山：现代的社会分工体系越来越细化、生产设施越来越便利以后，人的性别也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毕竟，当机器代替了人工，按下操作按钮的人是男是女都没有区别。

如果社会持续进步，这种无关性别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与其崇尚“中性别”，不如去崇尚“无性别”，即不再强调性别，性别对一件事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当对性别的要求被消除，人们就可以获得另一重解放。不再扮演对应的性别角色，不是作为男人或女人生活，而是作为人类主体生活。

到那时，社会不再认为只有男人才能当好工程师，但男人不擅长照顾孩子；只有女人才能做好家务，但女人不应该成为众人的领导者。当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消失，人们将拥有性别的广泛的光谱，这时候人们不会再根据性别先入为主的判断某个人，而是更关注这个人本身。无性别不是消除了差异，抹杀人与人的区别，而是允许更多差异同时存在。

不过，这只是一种美好的畅想，实际上社会更可能走向另一条路：彻底抹杀人的差异性，使其完全异化为生产线上的螺丝钉。那时，不光性别会被统一设定为“中性”，许多其它属性也会被打磨成更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单一形态。高科技，低生活，这也是许多赛博朋克作品的设定。希望那一天不要到来。

袁瞻：我想起Ursula Le Guin的小说《黑暗的左手》，讲一个叫做冬星的星球上，人们生来（以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性的（或者说是雌雄同体的），在交配期可以自由选择成为男性和女性。小说中的冬星谈不上是个进步的社会，但这多少提供了一种思路，我们虽然无法频繁随意地更换性别（起码在生物和医学技术没能大幅降低变性手术成本和风险之前），但是可以对心理/社会层面的所谓性别气质，采取一种更为自由和流动的态度。

但我不认为这等同于追求现在所谓的“中性风”，说白了又是一个消费主义社会为了卖衣服和化妆品塑造出来的审美话语体系，并不真的比“斩男色”“绿茶风”高级/进步。这个问题，严肃一点说，性别平等是应该塑造一种可以将传统男女性都容纳其中的“中性”，还是应该追求某种程度上的“去性别化”——让性别这件事不再重要，反映在一个人的着装、妆容、气质上，是“女性”还是“中性”，是“直”还是“娘”，不应该影响其得到的社会评价。

MLK多年前就说希望让孩子们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而是以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但这句在黑人民权运动顺理成章的话，套在女权运动上，就会多少有些复杂，毕竟，起码目前看来，让人们忽视一个人的性别，要比忽视一个人的肤色要困难的多。

本文来自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嘉宾：薛晨如（风景研究博士在读、卖直女人设但懒得经营外表的直女）、王江山（中国科学院科技史博士在读、看起来像女装大佬的直女）、袁瞻（咨询公司就职、曾经一度被认为太娘的直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