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8年医学，他为什么拿了博士学位却放弃从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健闻吴晔婷，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罗鹤终于在2020年毕业了，尽管本博连读学了8年医学，他却没有选择从医，而是进入一家外资医学影像公司。

刚入职一周，聊起新启的公司人生活，他语调欢快，“非常开心、每天可以准点下班，待遇太好了！”如果按照从医的路线，毕业之后的他应该在医院接受规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为期2年~3年），每月的收入还不到现在的一半。

8年前，罗鹤以很高的高考分数，报了上海这所大学医学院的八年制，不止他们学校，当时八年制医学生的录取分数，在各医学院校都位居各专业的前列，招收了最优秀的一批高中生。

八年制顺应了中国医疗人才层次提升的大趋势，也确实参与到了历史的进程，做出了很大贡献。2002年时，中国146万多执业医师中，大专、中专及以下学历的超过60%，有博士学历的0.6%，不超过9000人。而2001年后开设八年制医学专业的14所高校，至今12届毕业生大约1万多人，已经超过2002年之前的博士数量。

罗鹤入学时，还是八年制的荣光时刻，最初两三届毕业生刚刚开始工作，“科室里来一个八年制，主任两眼都放光”，一位医生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

罗鹤和他的同学，大多看中可以提前3年获得博士学位。对于未来懵懵懂懂，以为学医就是在临床上治病救人，高分入学的八年制毕业生将来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谋得职位肯定不成问题。

然而，情势变得很快。科研能力在医生的评价体系中占的权重越来越高。曾经的优势——提前三年拿博士——转而成为劣势，少了三年的科研训练，“八年制的博士真不如5+3+3的科研型博士受待见”，罗鹤感慨，这也是他放弃从医的重要原因。

曾经让主任“两眼放光”的学长、学姐们，因为缺少科研成果，晋升时受到限制，有的甚至可能成为“万年主治”。

而到了今年，那些没有像罗鹤一样逃离的毕业生找工作时，甚至连被“两眼放光”的机会都没有了。

入学之时：感受最后的荣光

罗鹤入学的2012年，是八年制在全国推广的第12年。

从国际上来看，美国作为医学最发达的国家，其医学教育只在研究生阶段开设，学生需要读完四年任意专业的本科，才能继续学医。临床医生需要念四年医学博士，获取MD（Doctor of Medicine）学位。学术型医生在MD的基础上，还需要读4年~5年的PhD（Doctor of Philosophy）。毕业之后，均需经过一定年限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中国最早践行八年制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参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自开办起，其临床医学专业就只有八年制这一种学制。

早年的协和医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医学泰斗级人物，包括人称协和内、外、妇、儿科“四大天王”的张孝骞、黄家驷、林巧稚、诸福棠。协和毕业的医学大家几乎占据了中国现代医学史的半壁江山。

2001年，原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了《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发展长学制。同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开设八年制专业，此后扩展到14所高校。

此时，中国医生数量已经不少，但执业医师中，大专及以下学历占大多数，医疗服务的质量仍需有较大提升。当时的媒体报道过一个细节，几位参加医师资格临床实践内容考试的医生，穿手术衣时，将系绳的部位穿在前面，而并非像正规的手术大夫那样在背后系好。监考人员问为什么?答曰：从来都是这样做的。

顺应人才层次提升的需要，再加上那几年，正好是中国公立医院开始扩张的时点，八年制医学生成为“香饽饽”。

同样是2012年入学的林奇，大一开始就能感受到学校对八年制的资源倾斜，比如八年制医学生享有更多的导师资源，他们选择导师时不占用其指导名额。而短短八年就能获得博士学位，这也让身边其他学制的医学生感到羡慕。

此后的八年是这样度过的：前四年像是高中延续版，每天和同班同学一起上课，第五年是临床实习，其后两年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不同科室间临床轮转见习，最后一年用来做科研和写毕业论文。

罗鹤的前四年也是一样，通识教育和基础医学教育为他打下了临床知识基础，他最喜欢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如何解决疑难病例，治好一个病人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和价值感，他也将成为一个医术好的医生奉为圭臬。

此时的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入学以前，外面的世界已经在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将决定他们的未来。

最后三年：才发现世界早就变了

2010年前后，科研成果在医院的评价体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背后的逻辑是，对临床医生的临床水平做出评价是困难的，而科研层面包括发表文章数量、累计影响因子、被引用次数、获得的基金层次和额度等是比较容易量化评价的。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医院排名，可量化的科研成果更是成了一个指挥棒。

此后进入医院，学历门槛水涨船高，一些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几乎都把博士学位作为了硬性标准。

这也与人才层次的提高有关，医学博士不再稀缺，于是，八年制学生的认可度逐年降低， “我所在的复旦某医院的王牌科室由于过往八年制学生表现不佳，已经不再招收八年制研究生”，一位医生在微信公众号《小张聊科研》中这样记录。

直到大学第六年，林奇终于认清了现实，发表一篇满足毕业要求的论文，“只能毕业，不能就业”。他开始感到焦虑，这种焦虑一直伴随着余后三年。

那一年他选了导师并开始为期两年的临床轮转，导师是一位专业领域的大拿，也是一家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科室里除了像他这样的八年制学生外，还有一些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一路念上来的学生。这批学生比他年长三岁，有更多的临床和科研经验。

而毕业之时，林奇需要和他们同台竞争，争取留在科室规培、留在医院工作的机会。“同样是博士，没有人会管你是临床型博士（MD）还是科研型博士（PhD），都会拿同一套标准来要求你，也就是发表的文章。”

在各科室轮转见习的过程中，林奇遇到过临床能力极强但因没有科研成果而无法升职称的“万年老主治”（主治医生），也遇到过早期临床能力一般、专注科研，其后平步青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

前辈的经验点醒了他——临床能力是可以靠经验提升的，而科研必须趁年轻获得成果，基础医学试验也只有在正式工作之前才可能有比较集中和连续的时间进行。

林奇开始能够客观地认知自己的学制：八年制唯一的优势是年限短，而这个优势的另一面也是劣势，在现有对于医院和医生重科研甚至唯SCI论的评价体系中，与其他博士相比，因为科研时间被压缩，八年制医学生手头的文章数量和质量都没有竞争力。进入医院后，有高分（影响因子）文章的医生，更容易申请到国自然课题，从而更有升职的优势。

2020年1月发表的一篇《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就业状况和工作满意度调查》显示，八年制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低，除工作稳定性及同事之间相处方式外，其他指标满意度未超过中等（３分），且呈现出年资越高，满意度越低的趋势，其中工作环境与工作收入最不令人满意。

截取自论文《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就业状况和工作满意度调查》。

同样是第六年，罗鹤选了一位科室主任作为导师，真正开始做科研课题，却发现自己无从下手。

和大多数的科研新手一样，罗鹤还没有独立提出一个课题的能力，研究的课题是导师给的。导师把课题布置给罗鹤并大致说明之后，后续设计试验、具体实践的工作都需要他自己来完成。

不仅是导师无暇指导，罗鹤也没有同门的师兄师姐可以请教，科研菜鸟不得不独自打怪升级。第一个“怪物”是如何设计试验，罗鹤研究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方向的课题，根本没有英文文献可供参考，而且因为课题角度很新颖，相关的中文文献也很少。

到了真正进行试验操作的时候，第二个“怪物”就出现了，更高阶的神经学知识、统计学知识和试验操作技术，都需要从头学起。

那段时间，求助无门，自学进度缓慢，让罗鹤“自信心受到了打击”。

罗鹤感慨，科研的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硕士阶段的目标是能够完成给定的课题和试计划的执行，博士阶段应该拥有自主设计课题、设计试验的能力。“八年制的前五年和其他学制的本科在课程设置上几乎没有差异，但是到了后面三年，直接进入博士的要求，没有经过前期的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一定是不够的。”

毕业了：手头没有文章找工作有多难

现在回过头来看，几乎就是在那段灰暗的科研时光，罗鹤决定了不当医生。

仍然怀揣医生梦的林奇，在找工作的时候，对于手头没有文章这件事究竟有多难，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面试时，应聘者坐下聊天，一开始的话题就是，你发了几篇文章，有几分（指期刊的影响因子，一般分为几个档次，0分~3分；3分~5分；5分~10分；10分以上，影响因子越高，论文越好）。“人家按部就班读出来的科研型博士手头有七八分的文章。”林奇解释说，想要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至少需要手握一篇5分左右的文章，而此时转换了研究方向的林奇还欠缺相关的文章。

面试的教授对于林奇各方面表现都挺满意，学历背景不错、面试表现也挺好、此前的导师还是业内翘楚，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文章”，教授说得很直接。他一度以为这家医院录取无望，所幸结果是好的。

林奇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八年，“应该从大一就开始接触科研”，这是他总结的教训。但他也认为，这是学校应该做的，“如果现实要求就是这样看重科研和文章，那学校应该尽早让学生有做科研的意识。”

“学什么取决于考什么，焦虑什么取决于就业的时候需要什么。”一位毕业于协和八年制的医生告诉八点健闻，按照协和的学制，最后的8个月是用于科研的时间，但那时候才开始投入科研是肯定来不及的。大多数学生都把找导师开始科研的时间提前了，如今在校的学生大多在入学两年半到三年，也就是刚刚完成医学预科通识教育时，就已经开始找导师指导做课题发文章了。一位协和医学院教务处的老师统计称，今年至少一半的八年制毕业生发表了SCI论文。

而医学院校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不少医学院校开始对八年制的培养计划以及毕业时的科研成果要求做出了调整。

就在林奇毕业的这一年，林奇所在医学院调整了八年制的培养计划，缩短了临床科室轮转见习时间、扩展了用于科研的时间，加强了对于毕业生的科研水平要求。同时，上海也出台了明确的毕业后规范化培训年限的政策。

对于八年制学生而言，这两个政策相辅相成，核心就是让他们有了更多的科研时间，而把临床实践腾挪到了毕业之后的规范化培训。

但对于林奇来说，作为政策更迭的过渡一代，似乎成了“最惨的一届”，前有科研时间延长的福利没能享受到，后是临床规培的时间又被拉长了，且八年制因为年限短而体现出的年龄优势也弱化了。

教育部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林蕙青透露，教育部正在加强与国家卫健委和中国工程院的协同配合，已设立了专项课题，对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要求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为各校的八年制教育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依据。“医学生培养不能搞半截子工程，要设计好八年制教育与毕业后住院医师规培的匹配和衔接。”

有人积极顺应变化，有人干脆不当医生了

新的改革开启之前，八年制已经影响了近20年的上万名医学生的命运。

有的学生能够积极地顺应变化。在一位从医四年的八年制毕业生看来，学制本身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人跟人的差异不在于学制的差异，也不在于智力上的差异，而主要与个人的努力程度有关。”

他认为，开设八年制的都是国内顶尖的医学院校，平台和导师资源充足，如果能主动尽早开始投入科研，可接触到的机会是很多的。而他自己在八年的医学生涯中，参与过内科、外科多个课题的研究并发表了文章。

不过，这样的学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像罗鹤和林奇这样，在求学的过程中逐渐才意识到问题。

最终，罗鹤选择了离开医生这个职业，而林奇选择留守，却也不得不离开上学的城市。

对于林奇来说，生活学习了八年的上海承载了太多，这里有朋友、有熟悉的医院和导师、有喜欢的生活氛围，但是相比其他城市，除了规范化培训时间延长，上海不能定岗规培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医学生毕业之后，必须经过规范化培训，才能正式成为住院医师。定岗规培就是说完成培训后可以在规培基地留下，不能定岗规培就意味着，两三年之后仍然要面临找工作的压力。

综合考虑了各地的规培工资、临床博后的工资、工作和科研压力以及生活成本之后，林奇决定离开上海，远赴南方任临床博后研究员。接下来的博后三年，林奇必须要有一些科研成果，至少要发一篇3分以上的文章。只有这样，在今后正式进入医院工作中，才不会因为科研的缺失，影响国家课题的申请和职称的晋升。

也有的毕业生即便不能定岗，也选择留在上海，例如同样是今年毕业的王卓，将在一家三甲医院继续两年的执业医师规范化培训，但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上海人。在他们班继续从医的学生中，一半回了老家和外地发展，一半留在了上海，而这后一半中多数和王卓一样，本就是上海人。

至于完成规培后如果留不下来，会不会继续从医？王卓还没有想好，“先规培了再看，以后我可能会去私立医院工作，或者干脆就不当医生了。”

2012年，三位不同地方的高中生罗鹤、林奇和王卓同时在上海开启了医生的梦想，8年之后，他们已经是医学博士，但梦想却都还没有实现。

回想8年的大学生活，林奇有时会想起一位长者的话，“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文中所用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健闻吴晔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