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年轻人为什么喜欢“极简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付来友，原文标题：《自我技术与美好生活：对青年群体“极简生活”的分析》，头图来源：《我的家里空无一物》

摘要：现代性造成了“个人之无意义感”，人们难以为生活找到更高层次的目标。同时，生产过程中外在力量控制着劳动者的身心，消费过程中人们又受到各种欲望的摆布，一种失控感也充满了日常生活。“一个人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通过对极简生活实践者的心路历程分析发现，极简生活构成了都市青年群体摆脱无意义感和失控感的自救之道。人们通过一系列“自我技术”将日常生活赋予一种审美风格，在日常琐事中发现意义，进而重新掌控生活。这种生活的审美化帮助人们培养了一种节制的生活态度，实现了一种平静的幸福。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消费；幸福；极简生活

极简生活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首先从日本兴起，并逐渐获得了部分中国青年群体的青睐。作为生活实践的极简主义首先从物品的“断”和“舍”开始，进而扩展到消费、饮食、运动、睡眠、人际关系、情绪管理等生活的其他方面，最终达到一种摆脱物的执念的“离”的状态。极简生活帮助人们形成了一种充满控制感的生活风格，使人们专注于生活“更重要的方面”，这种简单且有效的生活管理方式使其获得一大批“信徒”。极简生活一度成为一股备受关注的社会潮流，催生了“断舍离”等网络词汇，然而对这一现象的学术研究还十分少见。

本研究试图表明，极简生活之所以能够在部分人群中得以快速传播，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帮助人们实现了一种“主体性”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极简作为一种审美风格帮助人们实现了一种节制的、平静的幸福。通过对极简生活的考察，我们可以对现代性下人们如何界定幸福，如何实现幸福等问题做出窥察。

一、理论缘起

极简生活之所以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处境有着密切联系。吉登斯将“个人之无意义感”看作晚期现代性导致的基本心理问题[1]。

对于这一处境，韦伯在对新教伦理的考察中已经做了暗示。新教的苦行主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逐渐让位于纯粹的尘世欲望，生活的超越性层面衰落[2]。

贝尔则认为在后工业社会支撑16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现代精神已经消耗殆尽，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3]。生活的无意义感与享乐主义的盛行相伴，个体被各种内在欲望和外在诱惑所支配，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权。人们不仅仅在劳动过程中被异化的力量所支配，在消费和闲暇中也被各种自身之外的力量所摆布。

列斐伏尔将工业社会中的闲暇看作是“补偿性”的[4]。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感觉身体被掏空”，又在闲暇中补偿性地疯狂消费，从而感到“满血复活”，“能量满满”地继续投入异化的劳动过程。

现代性下生活的“无意义感”与“失控感”使得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人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在这一点上，福柯晚年对“自我技术”等问题的考察十分具有启发意义。在1976年出版《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之后，福柯的研究逐渐转向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早期的知识精英们如何“关心自我”这一问题。在这些研究中性仍然是一个重要分析对象，但是他已不再考察外在的权力如何治理、规训、压抑个体的生命活动，而是关注个体本身如何管理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在1980—1984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以及1984年作为《性经验史》第二、三卷出版的《快感的享用》与《关注自我》中，个体与自身生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福柯的旨趣所在。

福柯晚年的研究在人类学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启发了一批在“人类学的伦理转向”这一口号下进行的研究[5][6]。在福柯看来，道德准则除了规范和评判人们的行为之外，还有一面极为重要，即个体与自身应该保持何种关系，或者说个体如何把自己塑造成道德主体[7]。这一面向就是福柯界定的伦理。“伦理可以被视为生活的强有力结构，它与法律本身、专制制度以及规训结构无关”[8]。

福柯对伦理与道德的区分有别于涂尔干关于道德的“社会事实”范式，激发了人类学家们从这一角度对伦理与和道德问题展开研究。比如莱德劳(James Laidaw)认为涂尔干在与康德对话中阐释道德问题，但他忽视了康德关于自由的论述，进而他从福柯的理论中寻找依据，呼吁一种关于伦理和自由的人类学研究[9]。

弗宾(James D.Faubion)则将福柯关于伦理的论述追溯到了亚里士多德，并强调了福柯将伦理看作一种“自我教化”(pedagogies of autopoiesis)的观点[10]。兰贝克(Machael Lambek)则从言语和伦理的关系入手，将言语看做一种原初的伦理行为。言语与仪式一样确立了人们进一步展开互动的参考依据[11]。可以看出，在“伦理转向”名义下人类学的目光转向了个体层面上的道德选择与伦理实践问题。

在以上背景下，对“善”(good)、“幸福”(happiness)、“好生活”(well-being)等问题的研究成为重要议题。奥特娜和罗宾斯倡导人类学研究从“苦难”研究向“善”的研究转变[12][13]。在这一背景下，西方人类学涌现出的一些对“幸福”与“好生活”的研究[14][15][16]。这些研究多持文化比较的视野，侧重分析在文化与“幸福”和“好生活”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中文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有所关注。费孝通早在对禄村的考察中就已分析了中国农民对“痛苦”和“快乐”的理解与新教的差异[17]。王铭铭在上世纪末的研究中借鉴了福柯的自我技术概念对中国农民“福”的概念展开了分析[18]。吴飞和陈辉对农民“过日子”的研究[19][20]，刘燕舞对农民“奔头”观念的分析等[21]，也都是在探讨中国农民如何实现一种好生活的观念与实践。

本文对极简生活的分析也处于这一脉络之中，关注个体如何处理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并实现一种“幸福”或“好生活”。对极简生活的分析使得以上研究中被忽视的审美问题得以凸显。人类学的“伦理转向”受到了福柯的极大影响，但福柯“生活艺术”概念中的审美问题在这些研究中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福柯的“生活艺术”概念主张通过审美赋予生活以意义，“将自我当做一个艺术品来创造”[22]。

福柯的这些观点与尼采有着很大渊源。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并主张用艺术在拯救人生。传统的宗教许诺往往给人提供一种彼岸的“善”的理想，在现代社会中瞬间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永恒的宗教承诺[23]。生命本身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就成为被上帝遗弃的人们的一种生存之道，从而避免有限的人的生存不至于限于自我放纵。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维系于宗族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也逐渐在衰落，让位于一种“下行式的家庭主义”[24]。对于城市中产阶级来说，“福”的观念逐渐被一种个性更强的“幸福”话语所取代。在中国新的文化氛围中，审美对于生活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

基于以上，本研究试图展示在超越性追求缺位的情况下，极简生活的践行者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自我技术，将日常生活赋予一种审美风格，进而摆脱消费主义的绑架，实现一种自主性更强的美好生活状态。下文的分析将首先通过一些个案材料来展现在极简生活的践行者中，一种“秩序美学”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然后，文章将借鉴福柯对伦理实践的分析框架对极简生活涉及的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最后，文章将聚焦审美和幸福之间关系，分析审美何以构成了摆脱现代性造成的“无意义感”和“失控感”进而实现幸福的一种方式。

二、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介绍极简生活的书籍、影像资料等，其二是某网络论坛“极简生活”的网络分享资料。大部分极简生活的践行者通过接触关于极简的书籍或影像资料走上了极简生活的道路。在网络分享中经常被提到的关于极简的书籍主要有《断舍离》《不持有的生活》《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自在力》《知日断舍离》《极简力》《自律力》《扫除力》《我决定过简单的生活》《极简主义》《囤积欲》《极简》等。经常被提及的纪录片主要有《无节制消费的元凶》《我的物品》《我的家里空无一物》《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恩珠的房间》《你的管家》《先热情地清扫吧》等。

通过极简的书籍和视频可以了解这一生活方式的“教义”，而“极简生活”网络论坛网友的分享则提供了丰富的个案资料。网络论坛“极简生活”成员有13万余人，是同类论坛中成员数量最多的。在这一论坛中，很大一部分帖子是论坛成员开帖记录自己的极简生活。从“楼主”的生活细节来判断，这些记录者的年龄多在25岁到35岁之间，性别以女性居多。从时间长短来说，这些记录长短不一，多则5年左右，短则几个月。从内容来看，这些帖子记录的事项十分丰富庞杂，包括“楼主”对物品的清理和购买记录，日常的饮食、运动、睡眠状况，人际交往活动，每天的情绪变化以及对极简生活的反思和感悟等。

为进行这项研究，作者首先阅读和观看了关于极简生活的书籍和视频，了解了极简生活的基本理念。然后，作者从“极简生活”论坛中选择生活记录帖80份，进行完整阅读，并按照问题进行标注编码。问题的编码涉及对极简的界定，极简带来的改变，对极简之前生活状态的描述，“舍”与“断”的技术，对运动、饮食、睡眠、社交、情绪等的管理，“拖延症”等23个问题。通过阅读和编码，极简生活作为一种伦理实践的内在“肌理”逐渐清晰起来。

三、一种秩序美学

通过对网络分享的阅读可以看出，极简能够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很多人声称在开始极简生活之前自己的生活十分糟糕，在消费欲、囤积欲、拖延症等的控制中生活一团混乱。极简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生活方式，网友Rock的例子就十分典型。

1. 一个极简生活的案例

Rock声称自己是极简生活的“忠实信徒”。在开始极简生活之前他感觉自己的生活特别糟糕，他在帖子中说自己“拥有几百件服饰，各种包，各类电子产品(PS4，PSP，N个手机)，近些年花了不知道多少钱(起码超过7万)淘宝物品”。同时他的日常生活也十分混乱，“每天玩着电脑游戏，不好好去工作上班，经常去KTV会所喝酒唱歌”，“一个礼拜7天，我有8天在外面喝酒”。通过喝酒Rock结识了许多所谓的朋友，并“天真地以为那就是人脉”。由于长期抽烟喝酒Rock身体极度虚弱，“爬一层楼梯都要喘”。这种消费无节制，健康管理失控，时间管理失序，人际交往混乱的状态让他觉得特别压抑，觉得很“丧”，“各种看不顺眼，各种抑郁，各种对生活不满”。为此他甚至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Rock的这种生活状态在2017年因为阅读了近藤麻理惠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和《极简生活》开始发生转变。他“感觉被什么击中了一般，开始疯狂且充满热情地整理自己”。在物品极简上，他处理掉了很多平时不用的手提包、饰品、服饰、鞋子、杂物、手机软件、邮箱邮件、文件、收据发票、会员卡、银行卡等。比如在衣物上，他从原来的200多件衣服和300多双袜子简化到了32件衣服、7双袜子。在物品极简基础上，Rock又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分类。除了家人、亲戚、普通朋友和不得不去维持关系的客户朋友之外，Rock将那些“酒肉朋友”全部都放弃，将在KTV吃喝玩乐的时间也都极简掉了。最终，Rock明确了家庭、事业与健身作为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极简使得Rock的生活发生了极大改观。由于摒弃不良的生活方式并积极健身，Rock“气色一天比一天好，体重也从原来的108斤增肌到了140斤”。他的“啤酒肚”也消失了，“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极简让Rock的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他和从高中开始相恋的女朋友结婚，有了一个孩子，并在家人的帮助下开办了一家公司，有了几个自己珍惜的好朋友。Rock认为极简生活给他带来了足以改变一生的思维，他写道，“没有它，我还活得浑浑噩噩，无法掌控自己的物品、时间、精力，当然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我可以大声说我终于找到我最爱的生活方式了，人生之幸莫过于此”。

2. 从混乱到一种秩序美学

与Rock一样，大部分人在接触极简主义之前，物质的消费和囤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各种困扰。有的网友声称极简之前自己“每天都会花费晚上大部分的时间刷淘宝，每天都会购买东西，为的就是自己每天都收到快递，享受收快递的快感”。有的则声称自己有很强的“囤积欲”，“对物品的执念非常强，导致家里囤积了超级多的物品”。

疯狂的消费和囤积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各种隐性压力，无形之中造成了心理不安。比如买回来穿了几次觉得不称心的衣服，扔掉觉得可惜，放在衣柜里又不想穿，这些衣服不仅仅占据了物理空间，也在占据着人们的“心理空间”。

在接触极简理念之前，物所带来的压力困扰着人们的生活，但是人们却从未对其加以审视。按照现象学的概念，这些困扰在意识流中不断浮现又隐去。当衣柜里一件不喜欢穿的衣服进入人们的“感性直观”时，对其纠结的心态使得主人的意识流中浮现了一种心理压力。当目光从衣服上转移开来，这种压力退去，目光又落向了其他物品——很可能是一瓶用了很久但是仍然没有用完的化妆品，一种新的压力又在意识流中浮现出来。当家居环境中充斥着各种给自己带来心理压力的物品时，这些感受就会不断在内在意识中浮现，消耗着内心的“能量”。

对极简观念的接触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反思”这些内在体验的契机。人们将物品所带来的潜在压力在思维层面上加以概念化的审视，幡然醒悟般地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状态的可能。网友“Daydream”声称自己接触极简生活之后，“一下子就入了坑”，“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模式就是自己一直想要追求的”，“和极简主义碰撞出了爱的火花”。另外一名网友“老懒虫”则声称，觉得极简主义是“自己一直希望并期待的，只是不知道这个方式叫‘极简’”。接触到极简主义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而走上了疯狂的整理之路，“忍不住想扔东西”，“一发而不可收拾”。

根据极简生活的倡导者山下英子的区分，对物的极简主要分为“舍”和“断”两方面，最后达到一种摆脱物的困扰的“离”的状态。

“舍”就是丢弃各种杂乱的物品。将所有看似有用，实际上从未用过的物品通过不同方式处理掉之后，整个家居环境变得前所未有的舒爽。在经过初期的“舍”之后，今后一个更为长期的工作是“断”，即严格控制物品的购买，保持物品的这种精简状态。经过“舍”和“断”两个过程，物理空间得到了大扫除，“心理空间”也得到了大清理。此时周围的物品经过“感性直观”交替进入内在体验，每一件都不会引起压力感，而是带来一种愉悦的享受。

在物品的整理中获得的轻松感成为一种心理奖赏，于是极简生活者试图将这种快感扩展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饮食、睡眠、运动、社交、情绪等等。拥有健康的饮食睡眠，有规律地进行运动，摒弃无用的社交，控制无谓的情绪波动，将精力集中在“生活中更重要的方面”，于是整个生活就具有了一种极简主义的风格。

整个生活被赋予了一种少而精的风格，开始充满了秩序感和控制感。有些极简生活者则试图将这种控制感进一步深化，体会一种将整个生活的所有细节完全掌控的感觉。

网友“瑞秋”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流程：“早起刷牙，有时候吃完早饭再刷，如果不上班我是不洗脸的，我觉得不经常洗脸反而对皮肤好”；“如果洗脸的话，用德宝纸巾把脸擦干”；睡前要用木盆泡脚，因为“仪式感还是挺重要的”，用塑料盆的话就不想泡了；睡之前“把所有今天用过的杂物放回原处，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明早扭开洗衣机开洗”；“晾衣夹有两个”，“如果在北方老家，一个就够了”；在做饭时“等油热或等煮面条开水期间，我也不会闲着，会打开橱柜和冰箱，看看有什么存货，有什么菜买了好几天了，构思着哪几种可以放一起做个菜”等等。瑞秋的记录涵盖了自己每天各种日常琐事的顺序和方式，细致评价着每一件日用品方便与否。一种控制感和秩序感渗透到了日常生活最微小的细节，生活的混乱状态被一种秩序美学所取代，整个生活得以重塑。

四、极简生活中的伦理实践方式

极简所带来的生活重塑过程可以看作是福柯所谓的“主体性”转变，即在一种与自我的关系中，通过一系列伦理实践实现生存特性的变化。按照福柯的区分，这一过程可以从不同方面展开分析。在《性经验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中，福柯区分了“自我的道德与实践”所涉及的四个基本方面，即“伦理规定的实体”“服从的方式”“道德努力”“目的论”[25]。在《论伦理学的谱系学:研究进展一览》中，他将这四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为“伦理的实体”“主体化模式”“形成自我的实践”“目的”[26]。按照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对极简生活中的人们伦理实践的方式展开分析。

1. 伦理的实体

“伦理的实体”涉及伦理的实践与自我或行为的哪一部分相关，或者说是伦理实践所涉及的对象[27]。在古希腊和罗马早期知识精英与性相关的伦理实践中，“伦理的实体”主要涉及性行为的快感、对象等，而在早期基督教的实践中，“伦理的实体”则涉及内在的欲望和思想。

在极简生活中，不同践行者对“极简”对象的分类不尽相同。比如网友“Mia小巫”将极简划分为物(追求物的精良)、情感(摒弃无谓的纠结、回忆等)、生活(社交、休闲等)、外在(身材控制、着装等)四个方面。网友“吱吱只”则将极简分为物品极简(“物尽其用”)、情绪管理(“不要急躁，不要烦躁”)以及饮食、运动与睡眠三个方面。Rock则分为心灵的极简和物质的极简两个方面，他又把心灵的极简分为人际关系的极简和时间的极简，把物品的极简分为包包、饰品、衣服、鞋子、杂物、票据等。

通过对不同的分类进行概括，极简所涉及的事项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基本方面。首先是物品的极简，即通过清理不必要的物品，抵制消费的诱惑，让自己所拥有的物品达到“少而精”的状态；其次是日常活动的极简，涉及饮食、睡眠、运动、社交等不同方面；最后是情绪与心态的极简，即通过极简生活达到一种心灵平静的状态，不为不必要的情绪所困扰。

这三个方面中，物品的极简是最基本的。大部分极简生活的分享和“打卡”多集中在物品的记录上。对饮食、睡眠、运动、社交以及情绪和心态的极简是在物品极简基础之上极简原则的扩展。物品实现“少而精”之后，对物品的掌控成为可能，人们进而将这种控制感扩展到生活其他方面，实现整个生活状态的转变。

2. 主体化的模式

主体化的模式涉及“个体是如何确定与这一规则的关系，并且认识到有责任实行这一规则”[28]，或者说是“人们被吁请或者被激励去发现自身道德义务的方式”[29]。

对于极简生活的践行者来说，决定践行这一生活方式往往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网站、视频、书籍等方式接触到极简理念。一经接触之后，他们就感觉“像触电一样”，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是自己“内心一直想要的”，于是就开始走上了疯狂的极简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审美的内在动力表现了出来。大部分极简生活者是中产阶级，极简的审美品位可以看作是这一阶层特有的“引而未发”的内在“惯习”。

按照布迪厄的区分，审美作为一种判断力并非如康德所说是“先天的”和“纯粹的”，而是受到了社会因素的影响[30]。中产阶级的极简审美是一种进行“区分”的“策略”：通过对物质的拒绝以区别于物质贫乏的阶层对物质丰盛的迷恋，也避免了与经济占优势的更高阶层在物质维度上展开正面竞争，从而另辟蹊径获得一种阶层优越感。许多网友也对极简与俭朴进行了区分。“穷人”的俭朴是生活所迫的结果，意味着舍不得扔东西，并囤积各种“破烂”，而极简生活者将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对物质的主动舍弃。因而，从主体化的模式上来讲，极简生活可以看作是一种个体内在的审美“惯习”与一种阶层亚文化潮流碰撞导致的行为实践。

3. 形成自我的实践

“形成自我的实践”涉及主体性实践中所使用的一系列技术手段。比如福柯着重分析了“自我书写”作为一种自我技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1]。极简生活的践行者也有意识地利用一系列技术来达至生活状态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物品的收纳管理和取舍技术。

在物品数量管理方面最常见的方式是罗列清单，从而清楚掌握自己所拥有的物品的数量。在物品的取舍方面又分为“舍”的技术和“断”的技术。“舍”的技术即通过一系列的标准来确定哪些东西是必要的不能扔掉，哪些东西是不必要的需要扔掉。比如网友“菠菜妞”判断自己是否要“舍”掉一件东西时，首先设问如果这件东西丢掉了自己会不会再买一件。如果自己不会再买，就要坚决地扔掉。网友“瑞秋”在扔东西之前会先问自己“丢掉是否会后悔？”等十六个问题。“断”的技术则涉及通过一系列的标准来判断一件物品值不值得入手。“瑞秋”在买东西的时候则会问自己“是否必需？”等十个问题。“断”是对自己的消费欲望保持警惕并持续与之斗争的过程。

网友“鸡血少年痱子君”记录了从一次消费冲动中“回过神来”的经历。她看中了一条复古的裙子，并在试衣时沉迷于一种“《迷迭香》歌里面描述的迷人味道，还有百老汇式的说话方式”的氛围中。但她将试衣的照片发给男友时，却被嘲笑为像“一幅行走的壁画”。她起初有些生气，但过了一会儿再仔细端详照片时，发现自己穿这件衣服确实像“一幅行走的壁画”。她果断放弃了购买，避免了又一件束之高阁的衣物。

对物品的清理往往通过“日舍一物”的方式来进行，并通过开帖的方式记录每天“进”的物品数量和“出”的物品数量，从而达到对物品数量的总体把控。这类似于福柯所谓的“自我书写”，利用文字记录省察自己的生活。

对于极简生活涉及的日常活动、社会交往等方面，一种“自我书写”的方式同样发挥了作用。人们通过文字记录的方式，反思和审视自己极简过程中的行为，总结这一过程中体会到的各种思想和感悟。通过网络开帖并不断更新的方式，人们可以监督自己的行为，并获得“简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文字的记录将自己在极简过程中所取得成就以及还存在的不足清晰呈现出来，从而可以反复回顾、不断谋划，对生活的掌控能力得以增强。

4. 目的

对于极简生活的目的，在论坛中被经常提到的表述是“将生活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对于“更重要的事情”的界定，不同的人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又有着很多同类项。网友“菠菜妞”提到，极简掉那么多，就是为了“给最重要留出时间空间和精力”。对于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她“认真想了很多次”之后列出了以下几点：“健康；花时间与家人爱人友好相处；工作业务；极简；写作；舒适度外体验”。网友“凹凸”写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将每天的关注点，极简到三个目标以内：财富自由、身体健康、感情需求”。

这些“更重要的事情”更多具有福利的意义，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对“福”的追求性质相似，不过传统观念中“福”的追求是一种社会教化的结果。极简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的追求则是通过自我反思将生活的目标加以明确化的结果，是一种“自我教化”。

在对生活目标加以精简过程中，极简的践行者们实现了一种生存状态的转化。网友“wing”写道，其极简的目的是为了这样一个理想：“自由、自主地行走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努力健身，认真理财也源于此”。对于极简生活的理解，她又写道，“通过做减法，审视内心，看清人生的真相，不困于虚妄，以期内在的丰盈”。网友“小宁”则将幸福界定为“欲望的暂时停止”，又写道，“极简节俭不持有是理想状态”，“对家人的爱与理解是丰满现实”，“现在，我房子里的人，是最重要的”。“不役于物”是“极简生活”论坛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汇。极简生活通过将生活重心加以聚焦，所要达到的正是一种免除物欲干扰的平静幸福状态。

五、审美作为实现幸福的中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极简生活看作是通过一种具有亚文化特点的审美化方式(“主体化的模式”)，使用罗列清单、物的取舍、记录反思等手段(“形成自我的实践”)，对物品、日常行为、情绪心理等方面(“伦理的实体”)进行自我管理，以实现一种节制的、平静的幸福状态(“目的”)的伦理实践。下文将着重论述作为“主体化模式”的审美与作为“目的”的幸福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两者关系的讨论将以现代性作为背景。现代性造成了人们的生活被各种内在和外在的欲望所支配。在极简生活中，一种秩序美学发挥了帮助人们摆脱欲望的支配并实现一种幸福状态的关键作用。在此，康德对快适、善和美的区分显得十分具有分析意义。

1. 善的陨落与快适的支配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首先对快适、美和善进行了辨析[32]。快适、善、美都属于“判断力”的范畴，均是一种主观的愉悦。从善与快适的对比来看，两者均基于“利害”原则，但善是概念化的“利害”。从美与快适的对比来看，美是一种无关“利害”的愉悦，快适则是一种基于“利害”的愉悦，但两者均是非概念化的愉悦，区别于善的概念化愉悦。

从善与美的对比来看，美与善都具有主观的“合目的性”，不过善是“实在的合目的性”，美是“形式的合目的性”。善的事物本身并不直接带来任何感官的刺激或享受，但为实现一种善的状态，日常生活中的不快适就变得可以忍受。比如在“虽苦犹乐”这一说法中，“苦”是一种不快适，“乐”则是出于一种善的目标。传统的宗教许诺也提供了一种概念化的善的理想，从而使得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不快适得以忍受。

费孝通在《禄村农田》中指出，激发现代资本主义的宗教精神也是基于“痛苦”和“快乐”的原则，不过将“快乐”推迟到了来世[33]。按照康德的区分，来世的“快乐”是以概念化的善存在的，使得人们可以忍受当下的不快适。中国传统农民“福”的观念也属于善的范畴，为了实现一种“福”的人生状态，人们就具有了忍受日常劳作的痛苦的能力，也有了抑制即时消费满足的动力。

传统的观念给人们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善的理想，而现代性则导致这些善的理想衰落。在近代西方，笛卡尔首先将“我思”之外的所有事物都置于怀疑之下。康德则认为上帝的存在无法通过思辨理性的方式加以证明，只留下一个不可言说的“物自体”概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似乎是一种超越性存在的“回光返照”，试图为人的生存找到一种更高目的，但很快昙花一现般被费尔巴哈批判了。在没有一个更高目的的情况下，人的存在就显得荒谬没有道理。进而，一种功利主义的物质满足许诺就占据了宗教的诺言消失后留下的空白。追求物质满足获得了正当性，在经济领域就导致了道德与经济的分离。正如杜蒙所言，传统的“严格主义道德”将克制自己的欲望作为美德，而曼德维尔式的道德则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私利，社会整体繁荣的实现为个体的私利提供了伦理的正当性[34]。与道德脱离的市场经济随着全球化在世界扩散，侵蚀着各种传统观念。

随着各种善的理想衰落，人们不再将快适的满足推迟以实现一种更为节制的幸福，而是沉迷于即时的欲望满足。人们追求当下的快适，将痛苦不断拖延，于是“拖延症”支配了人们的生活。“极简生活”论坛中，很多人都将克服“拖延症”作为目标之一。

同样在消费过程中，为了满足一时的快适，人们陷入消费所带来的虚幻幸福感。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所带来的快感，宛如昨夜的美好梦境，附着在物上，残留在白昼[35]。梦境的消逝只会带来失落感。在生活中被快适支配使得人们陷入了一种失控的、焦虑的、无意义的生存状态。欲望的不断满足最终只能带来内心的空虚。

2. 用美解救生活

弗洛姆称工业社会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从而使得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和无拘无束的个人自由的“伟大的允诺”[36]。然而，这种“伟大的允诺”并没有实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限制地去满足欲望并不会给人带来幸福。

要实现真正的幸福，我们需要一种对幸福的不同界定。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eudaimonia)不同于“享乐”(hedonia)[37]。伊壁鸠鲁虽然认为幸福的基础在于快乐，但是他认为沉溺于感官的享受并不会带来幸福。快乐的上限是痛苦的免除，多余的快乐反而会带来烦恼和困扰[38]。

在消费主义盛行、“娱乐至死”的时代，这些古老的箴言显得十分具有时代意义。极简生活的践行者认识到物质消费和占有的虚假幸福之后，开始对幸福进行自主界定。许多极简主义者推崇“自律者自由”这句话，认为摒弃多余的物欲才能够实现一种幸福的生活。这一界定与福柯的观点也不谋而合。福柯认为自由状态意味着不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39][40]。极简所实现的幸福正是一种摆脱欲望对自己身心支配的状态。

然而，要抵制瞬间的欲望满足的“快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论西方的宗教诺言还是中国传统农民“福”的观念，都用一种善的理念形塑人们的生活。最终善的目标可能是虚幻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确实获得了一种支配和规划生活的能力。

而在当下社会，很多人正在逐渐丧失这种能力，生活处于一种失控状态。许多“简友”描述了自己开始极简生活之前的状态。网友“飞翔”写道，自己工作以后，“对于物质的欲望，尤其是衣服的欲望和大多数人一样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每次都是逛商场到腿软都还不肯回家”。网友“LadyMonkey”在看了《无节制消费的元凶》之后，惊叹美国人均每年购衣64件，“不愧是被消费主义腐蚀的西方国家”。而当她打开自己的淘宝记录时，发现自己一年购买的衣服竟然有70件左右，花费将近4万元。“无节制的消费”使得人们的生活显得混乱不堪。

消费的失控是人们的生活被快适支配的集中体现，人们不再抑制当下的欲望以实现更高的善的目标。极简生活将一种秩序美学赋予生活，为人们摆脱这种失控感提供了一种可行之道。按照康德的理解，美作为一种判断力是一种无关利害的愉悦，具有“形式的主观合目的性”。许多极简者都提到的“空瓶的快感”是这种秩序美学的典型体现。比如网友“吱吱只”写道，“彻底使用完护肤品的感觉真好哈哈哈，下一瓶是维E乳，继续努力啦！”网友“太微微”在用完一瓶330毫升的神仙水时兴奋地写道，“今天！终于！用完了！330！！！开心到变形”。她又写道，“用完东西，再买新的，这种满足感，很奇怪，也很特别”。

一瓶一瓶地使用化妆品，没有存货，也没有浪费，并不是一种基于“利害”原则的节约，而是一种康德所言的“形式的合目的性”所带来的主观愉悦。要实现这种愉悦的状态，我们需要摒弃快适的瞬间满足。快适的瞬间满足只能造成一种糟糕混乱的状况。看到整洁的房屋、精简的衣橱，极简生活者们就具有了抵抗“买买买”的动力。生活的形式美学代替了超越性的善的许诺，成为人们借以掌控生活的方式，继而帮助人们实现了一种节制的、宁静的幸福。

六、结语

人类学的“伦理转向”中许多理论家强调人们行动与实践的“自由”。社会中虽然有着法律、道德、舆论等各方面的约束，但是尚有一些领域是我们可以自由决定的，比如买不买一件商品、今晚去不去锻炼、是否要去参加一次社交活动。这正是福柯所强调的伦理作为一种“自由实践”的领域。“自由实践”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活动中个体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我们要在考虑到这些影响的基础上，考察个体做出的不同应对方式。

个体的决定意味着在与外在诱惑和内在欲望的斗争中塑造自己的存在风格。极简生活作为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具有福柯所谓的自由实践的特点，是主体对自身所践行的一系列“自我技术”。受到异化劳动、消费主义等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生活处于失控的、无意义的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境地，极简生活的践行者通过“断舍离”的方式实现了生活的重塑，进而实现了一种幸福状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审美作为一种“形式的合目的性”帮助人们抵制了快适的瞬间满足，将人们从混乱的生活中解救了出来。

对极简生活的研究也体现了一种对现代社会内部“他者”进行研究的进路。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目标更多受到一种统一“文化模板”的塑造。而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命历程多样化起来，人们对什么是好生活，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也有了相对自主的界定。从这一角度来说，现代性造成了人们生活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为人类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领域。在同一个社会的内部，不同阶层、圈子的生活构成了互为“他者”的存在。人类学或许可以在这些他者之间发挥一种“文化转译”的角色，以探寻关于“美好生活”的不同观念和实践，实现不同群体的相互沟通和启发。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性中的自我与社会[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8.

[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李修建，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50. [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66.

[4]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4.

[5]Cheryl Mattingly Jason Throop.The Anthropology of Ethics and Morality[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18(47)475-492.

[6]李荣荣.伦理探究:道德人类学的反思[J].社会学评论，2017，5(5):22-34.

[7][8][22][26][27][29][31][39]福柯.自我技术[M].汪民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59，153，157，160，160，161，219-247，258.

[9]James Laidlaw. For an Anthropology of Ethics and Freedom[J]. 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e(N. S.)8: 311-332. [10]James D Faubio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Ethics:Foucault and the Pedagogies of Autopoiesis[J]. Representations ，2 0 0 1(1):8 3 - 1 0 4 .

[11]Michael Lambek. Towards an Ethics of Act. Michael Lambek. Ordinary Ethnics:Anthropology，Language，and Action. 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0.

[12]Joel Robbins. 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J].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2013(13):447-462.

[13]雪莉·B.奥特娜.晦暗的人类学及其他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J].王正宇，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4):1-14.

[14]Harry Walker，Iza Kavedz·ija. Introduction. Iza Kavedz·ija，Harry Walker. Values of happiness: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purpose in life. Hau Books Special Issues in Ethnographic Theory Series(volume2)，2016.

[15]Alberto Corsín Jiménez. Culture and Well-Being:Anthropology Approaches to Freedom and Political Ethnics[M]. London:Pluto Press，2008.

[16]Gordon Mathews，Carolina Izquierdo ed. Pursuits of happinesss:Well-being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M]. New York:Berghahn Bools，2009.

[17][33]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09，109. [18]王铭铭.幸福、自我权力和社会本体论:一个中国村落中“福”的概念[J].社会学研究，1998(1):25-38. [19]吴飞.论“过日子”[J].社会学研究，2007(6):66-85. [20]陈辉“.过日子”与农民的生活逻辑—基于陕西关中Z村的考察[J].民俗研究，2011(4):260-270. [21]刘燕舞.论“奔头”—理解冀村农民自杀的一个本土概念[J].社会学评论，2014，2(5):68-86.

[23]奥利维·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M].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34.

[24]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J].探索与争鸣，2017(7):4-15. [25][28]福柯.性经验史(第二卷):快感的享用[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2-23，22.

[30]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66-793. [32]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9-35. [34]Louis Dumont.From Mandeville to Marx[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77:73-75.

[35]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5-7. [36]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M].李穆，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1-3. [3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A].//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61-164.

[38]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M].包利民，刘玉鹏，王玮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7-38.

[40]福柯.主体解释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1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付来友（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