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而活？读《离开微软·改变世界：一名微软高管的意外人生》

假如你是那位微软大中华区的市场总监，一边是年薪百万美金的工作、和比尔盖茨共事的荣耀，还有位如花似玉事业有成的未婚妻，享受都市的繁华生活和美妙的海外假期；而另一边是奔赴尼泊尔和越南的穷乡僻壤，为那里贫困的儿童们募捐书籍和学费，而自己却全然没有报酬，你会如何选择? 

可能很少有人会像伍德一样选择后者，有良知的人们大概会说：干吗不在微软拼命赚钱，再捐助给需要帮助的人? 

人们都喜欢听故事，人们更喜欢完全真实的精彩人生。 

这本书，就是伍德的故事和人生选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自传，也不仅仅是一本慈善号召书；我宁愿将它归为励志类，或是哲学类的书籍。因为这里面要告诉大家的正是一位主教曾经说过的：除了思索“你是谁，你想做什么?”，不要想其他任何问题。 

伍德的选择是有理由的。 

一、尼泊尔那些孩子们明显要比盖茨或者微软更需要他。 

人追求的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也愿意投身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的地方去。很显然他离开了微软的重要职务，可后面还有千千万万的青年才俊争抢着担当如此重任。对于微软或其它商业巨人而言，公司发展壮大后，努力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在减少。而慈善家的圈子里面，却缺少一个市场精英将慈善事业做得如此系统，能够帮助那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二、他能够在他的选择之中得到更多的快乐。 

当他切身感到自己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丝改变，他才清晰的知道：如果我们拿出一些东西，给予那些不幸的人，我们的内心会因为知道自己已经把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感到温暖。而只有内心的平静才是真正的幸福。在文字跳跃之间，我仿佛看见辛劳过后，伍德看到银行账户在不断缩水，自己由一名“成功人士”变成了在旧金山买不起房子的单身老男人时，也曾经有过那么一丝想放弃的愿望。可当他看到孩子们快乐而感激的眼神的时候，他才明白是什么让他不断的坚持下来。 

三、他扩大了自我人生的影响力。 

大家可能总以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富足的物质生活。其实物质生活（也就是钱）和幸福之间的联系真的并不是很紧密。你想去买最贵的游艇最贵的豪宅最贵的飞机永远都没有个尽头，反而会在物欲追逐中丢失曾经单纯的笑颜。人追求的，包括迷失在物欲中的人们，其实不过是影响力。人们都有一种让更多人认同，更多人称赞，更多人艳羡的愿望，至多是偏激的人希望让更多的人嫉妒（所谓等着瞧）。伍德在IT行业的影响力（即使已经很成功了）这辈子也无法超越盖茨、乔布斯了，可他在那些他帮助过的孩子们以及腰缠万贯的慈善家圈子里面，却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 

伍德正如投身前线、灾区的医生和记者一般，他们都知道凭一已之力不能控制和改变过去，但是却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影响未来。他告诉了大家什么是慈善：利用怜悯心作为请求捐赠的手段是对世界上贫困人们的贬损；慈善期待人们流下的不是同情的泪水，而是看到痛苦的人不再痛苦时流下的欢乐的泪水。 

而今，通过不断推销自己的梦想，他凭借出众的商业头脑、敢作敢为的企业家精神创立的阅读空间已经让超过100万的儿童直接受益。 

他所做的一切将如何改变这个世界，通过书中的一段话尽可展现： 

在我的村庄，如同在城市里，每一个隐蔽处和角落都有酒吧。我在这些地方闲逛，养成了酗酒的习惯，我变成了酒鬼。如果这些地方曾经有图书馆或书店的话，今天的我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2005.11.15《加德满都邮报》 

如果你还能知道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今天将比昨天更美好，你就会真正的快乐。书的结尾用了歌德评价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一句话：如果世界上所有音乐家同时弹奏这个曲子，地球就将脱离地轴。这是作者对于发展中国家儿童接受教育的感触。 

向John Wood致敬，向慈善家们致敬，向好学的孩子们致敬。 

向阅读空间致敬，向人类更好的未来致敬。 

两天看完John Wood的《Leaving Microsoft to Change the World》。是本很好的书，推荐。 

 

John创建的的Room To Read 做的事很简单，就是给发展中国家的小学校捐书、盖房子、发放奖学金、办计算机室。这好像和中国很多组织干的事没什么两样。但为什么Room To Read发展这么快，并且非常有名呢？它的秘密是什么？以下是我的观察： 

 

 

美国充斥了各种名目的非营利组织，人们的慈悲心也在各种场合被挑起，人们都知道世界别的地方有多坏，也非常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怎样捐钱才能改变世界呢？很多人捐了钱以后都不知道钱用到了哪里。而且，好像无论捐款人捐多少钱，世界还是一样糟。他们需要看到改变的希望，看到捐助的结果。 

 

Room To Read的几点创新： 

• 给捐款人希望 

 

John和安猪同出一辙，他们不用悲伤可怜的孩子的照片，而是用真实的快乐的农村孩子的照片。这给捐款人改变世界的希望，而不是被刺激了的怜悯心。 

• 运营费用保持在10%以内 

 

John坚持组织的运营费用保持在10%以内。这是个挑战，但是他们坚持着，把其它的款项都用在了项目上。 

• 明确目标 

 

当John募捐的时候，他不用一个空洞的美元目标，比如今天你愿意捐三万美元吗？他用捐款的结果作为目标，比如他问大家，你愿意捐一个学校吗？8000美元。一个图书室吗？2000美元。一年的女学生奖学金吗？250美元。这让捐款人明确地知道捐助的结果。捐款人可以得到学校的照片，如果愿意还可以自费去看看那个学校。 

• 执行 

 

John在书里这方面提得不多，但从侧面可以看到，他们在每个国家的地方团队执行得非常出色，并且项目持续恒久。这是捐款人信心的长期基础。出色的执行一方面来源于团队的素质，另一方面来源于要求农村共同投资。盖学校时，要求受助父母、学校、村子付出等额的资源。比如，8000美元可以用来买材料，但学生父母需要出钱或出力来盖这个学校。这样的要求不仅让捐款翻倍，更重要的是，当地人成了项目的主人。一个重要捐助人说，只有当地人觉得是项目的主人时，项目才能持续地发展下去。 

• 量化结果 花时间传达 

 

John不是拿了钱就人间蒸发的那种募捐者。他会不断地告诉捐款人款项的运用和令人喜悦和感人的结果。比如，当他到尼泊尔看到一所几年前建的学校被当地人自己筹款加建并且学生翻了一倍以后，马上写电子邮件给当年的那个捐款人。而捐款人非常高兴，马上又捐了两个学校。这钟事情不是一次而是常常发生，很多捐款人成了长期支持者，而且数额不断增加，还鼓动自己的朋友也来捐，成了组织的义务筹款者。 

John把结果量化，并时时刻刻传达。组织所有的电子邮件签名都写着最新的数字：多少学校、读书室被建立，多少书本被捐出，多少奖学金被发放。他让捐款人和支持者（包括组织成员）看到努力的成果。 

 

 

John发现地方团队不缺乏项目，也不缺乏运作这些项目的能力，唯一的局限是钱。筹款能力限定了发展速度。他说，“No capital, no changing the world. 没有钱，就改变不了世界。”。Room To Read后来的成长速度和名气来自出色并且创新的筹款能力。 

 

那Room To Read到底怎么筹款呢？第一次，John只是发了一个感人的电子邮件给朋友们，并鼓励他们转发，看谁有旧书捐给尼泊尔的孩子。他本以为会收到几百本书，没想到，寄来的书挤满了父母的车库，有几千本。他不得不从澳大利亚飞回美国整理这些书。这是第一次例证：电子邮件的威力，他的朋友圈的力量，这些人回报的愿望。 

 

Room To Read收到的大部分捐款来自专业人士（中国称作白领）。John自己就是个白领。他出身中等收入家庭，从小疯狂爱读书。父母觉得买书太花钱，就买了一辆自行车，让他到公立图书馆借书。他后来毕业于西北大学的Kellogg商学院，在微软市场部工作八年，离开时是微软中国的一个Director。John 能直接影响的是他的朋友。这些人和他类似：能有今天的生活工作机会，往往靠教育，往往一路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们都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教育机会也心存感激，很想回报。但不是每个人能像John那样辞去工作，全心公益。John给了这些人一个回报的平台，志愿工作不是简单地在会场搬凳子等，而是筹款。这些白领用热情、能力和同样高素质的朋友圈给Room To Read带来了不断的捐助。虽然每个人不能出手巨资，但每个人几百、几千，再从美元换成尼泊尔当地货币，就促成了一个个读书室和一间间学校。而且，因为世界变平了，白领们今天在美国上学，明天又去亚洲、欧洲工作，Room To Read的筹款party也遍布了世界每个富裕的城市。有一年筹到最多款的是香港的志愿团队。 

 

美国人类学者Margaret Mead说过 ： 

"Never doubt that a small group of thoughtful, committed citizens can change the world. Indee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has. 

不要怀疑一小群充满思想和责任感的民众可以改变世界。事实上，这是以前曾经发生的唯一事件。" 

 

上句话2004年曾对安猪震撼很大。但他现在常用的一句话是： 

“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我疑惑了，到底谁改变了世界？一小群人？还是每个人？ 

通过Room To Read，我开始明白：世界的改变，是在一小群人带领下，很多人都做了一点点。当今，这一小群人，和参与的很多人，很可能是出身平民、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白领）。 

 

John在书中不断提到要“Think big, set bold goal”。但当年只是去尼泊尔旅游，不小心被拉去参观小学，然后老师请求他下次带些书回来。当他发捐书的电子邮件时，也没想到会寄来几千本书。就是第一次送书到尼泊尔的时候，也没想到将来会辞去微软从事公益。哪怕离开北京搬到旧金山后，给组织起的名字只是“Book for Nepal 捐书给尼泊尔”。后来要向越南捐书的时候，越南人还觉得组织的名字很奇怪呢。所以，我并不认为开始时他真就想得很大。他只是当时就行动了，没有等一切答案都在那里才行动。他说：“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don’t focus on the obstacles, don’t ask for permission. Just dive in!! Stop Talking, start Acting. 如果你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注意力不要集中在困难上，不要请求别人支持你的观点。跳下去干就行了！！停止说话，开始行动。” 

 

现在说这样坚决的话，并不意味着他一路走得很容易、没有内心的挣扎。每当筹款得太累了，或长期面对有限的资源，他会找机会回去尼泊尔，看看学校和学生，找回一切努力的原因和感动。有一次，他跑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梦想房子在被出售，就冲了进去，但看了价格后非常沮丧。他向朋友抱怨，难道四十岁的人了连在旧金山拥有一个居所都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Room To Read吗？他的朋友引用了下面的话作为回答： 

“Do not wish to be anything but what you are, and try to be that perfectly. 

不要希望成为任何人，就做自己吧，并且把自己做好。” 

 - St. Francis de Sales 

 

但是John的确和很多美国常年做NGO的人非常不同。当其它的NGO是朝九晚五时，他把高科技行业拼命工作的精神带进了公益。随着组织的成长，他并不满足作为帮助一个小国家的一个小组织。他希望组织能一个一个国家复制下去，通过像星巴克一样的规模来解决教育这个世界问题。 

 

John 选的团队成员都和他一样。他们开始时不拿工资倒贴钱都愿意出人出力。组织从事的事业本身就是他们的梦想。他学微软的二号人物Steve Ballmer（一号人物是比尔盖茨），非常重视结果和数字。比如，面试的时候，会问：我们捐了多少本书了？这种问题，只有对此事业完全热衷的人才会去钻研并记住。从他开始，到全职人员，到志愿者，人的素质一直没有降下去。 

 

2007年7月23日于深圳 

夜幕降临，冰冷的风从山间袭来，我拉紧了羊毛夹克的拉链，放下手中的日记，抬眼望去，只见落日隐匿于冰封的喜马拉雅山后，朵朵彩云也聚集到山梁之上，仿佛值夜人一样准备进入山谷。

尼泊尔的小酒保

一个尼泊尔小男孩递上饮料，打断了我的观望。这个8岁的孩子好像独自打理着这个供旅行者寄宿的山间小屋，因为我在桌边坐了整整两个小时也没有看见其他主人。

我问这里有没有啤酒。

“有！”他热心地答道。

我想，他也许是我见过的年纪最小的酒吧侍应生，这儿难道没有童工禁令吗？可他已经忙活去了。

作为微软的市场总监，往常在太阳下山前我会要上一杯咖啡，准备迎接之后三四个小时的工作。很高兴今天不同往日——这是我在喜马拉雅山21天旅行中的第一天。我想要上一瓶啤酒，来庆祝9年来最长假期的开始。我暂时解放了，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危机四伏的软件行业单调的工作中脱身了。接下来的3个星期里，不会有e-mail，不会有电话、会议或差旅。其间最大的挑战在于：我需要在所谓的“驴行道”走上200英里，而全部的动力就是我的双脚。到第十天，我的行程将攀至喜马拉雅海拔18000英尺的山口，这将是我平生所到达的最高处。那富有挑战性的山口，还有悠长的假期，对于多年来马不停蹄工作的我而言是再好不过的奖赏了。

我的小酒保带回一瓶积满灰尘的图堡（Tuborg）啤酒，并用他的黑衬衫将酒瓶擦拭干净，面露难色地说道：“No Chiso，Tato.”意思是很抱歉啤酒处于室温，不是冰的。但是马上他的表情又快活起来。“Tin Minut.”话音未落，瘦长的双腿便已经带着他飞也似的向河边冲去了。我按照他的要求等3分钟，他则把瓶子投进冰凉的河水里，一边笑一边向我挥手。

看到孩子技术含量颇低的巧办法，我邻桌一名尼泊尔中年男子大笑起来。“这儿谁还需要冰箱呢？”我问道，同时也想将这问话作为谈话的引子，“尼泊尔的孩子都这么聪明吗？”

他回答说，这里的人都要学会这样做，因为很少人家里有冰箱。饭菜也是用柴火烧的，因为人们缺少炉灶这样的奢侈品。

小男孩带回的啤酒冰凉冰凉的——他的脸上挂着一幅胜利的神态。

闲聊中，我得知这位中年男子叫帕苏帕西。

帕苏帕西看上去有50来岁，架着厚厚的眼镜。他穿了条久经风雨的深色破裤子，披防风外衣，戴着传统的尼泊尔式遮阳帽。多年的风吹日晒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饱蘸智慧的印痕。我很快发现，尼泊尔人都是友善而好客的，几乎每个人都能和我愉快地交谈。

帕苏帕西很愿意告诉我关于尼泊尔的事情，我便问他做什么营生。

“在拉姆琼省做区域物资供应员。”他说。

他负责为这个省份乡间的17所学校采购物资。我注意到他那双磨破的网球鞋，看得出来，尼泊尔大多数学校都离公路很远，在偏远的泥路深处。过去的7个小时，我就一直在那样的道路上行走。

我告诉帕苏帕西，我从小就热爱学校，我想知道尼泊尔的孩子是不是也一样渴望学习。

“在我们乡下也有许多聪明的孩子，”他很确定地说，“他们都迫切地渴望学习，但是我们的学校不够多，教学物资的供应也很匮乏。人们都很穷，无法给予充分的教育投资。在这座村庄里，我们开设了一所小学，但是没有中学。孩子们上到五年级之后，就无法接受教育了。除非他们肯步行两个小时到最近的中学，才能学到六年级及六年级以上的课程。可是因为贫困，人们都需要孩子们帮忙务农，所以多数学生很早就辍学了。”

帕苏帕西给自己满上一杯茶，继续说道：

“有时候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悲哀。我希望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但我却无能为力。”

我想了解得更多一些，于是又问了许多问题，但最终结果却令我难以想象——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出生地不同，有人就要成为终身文盲。难道我受到的教育就是理所应当的吗？

帕苏帕西告诉我尼泊尔的文盲比率高达70%，是世界上最高的。他坚持认为，这不是人们对于教育淡漠的结果。他们相信教育，可是人民和政府太穷了，无法负担伴随人口激增而带来的高昂的学校、教师和书本花费。他的工作也令他灰心，因为每天他都会不断地听闻某某乡间缺少学校，或者学校里每3名学生只能共用一套课本之类的事情。“我是教育物资供应员，但是我手上的物资却少得可怜。”

他有许多梦想。譬如，因为学校挤在一块小地方，他希望帮助村庄改建校舍，好让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都能轮流使用。可是说到缺少资金的现实，他话语中的热情便开始减弱。现在他所能做的只是听取村民的要求，并希望有一天能对他们说“好的”。

我们的对话将我带进了他的世界，也燃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一个能够真正了解尼泊尔，而不是仅仅以旅行者的身份看世界的机会。我问他接下来要去哪里。运气真好，他明天一早出发，要造访巴洪丹达村的一所学校。这恰好在我的行程路线之内，爬山路大约要走3个小时。我问可否陪他一起去，他同意了：“能带您看看我们的学校，我感到很荣幸。明早7点喝茶时见。”

没想过自己此刻会漫步在喜马拉雅山间，通常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是不会热衷于背上行囊去旅游的。可当我来到尼泊尔时，我发现我所做的便不仅仅是重新体验自己那远逝的青春了。

我来这里的一个原因是身心疲惫。在微软我只工作了7年，但感觉却好像过了几十年。我从学校毕业后不久就进了公司。1991年到1998年是科技行业——当然包括微软公司——激动人心的迅猛发展期。而保持上升势头的唯一办法就是疯狂地工作。我的工作具有额外的复杂性：作为国际市场营销专家，我常常要相继赶赴七八个地方工作，好像执行一场全球范围的“龙卷风”行动。星期五在约翰内斯堡，周一便去了台湾，准备着演讲、开会，参加媒体见面会，忙得不亦乐乎。

我的工作有丰厚的经济回报，但却充满紧张和压力。

“只有在入土为安时，你才能合眼休息。”这似乎就是写给我的魔咒。

可是7年中，那个令人不得安宁的问题不断地浮现：“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用更长的时间获取更多的回报？”我已经适应了作为一名公司战士冲锋陷阵的生活方式。闲暇是属于弱者的，真正的斗士周末也在工作。在空中穿行数十万公里，奔波于各个国家，进行全球扩张，建设微软帝国。谁若抱怨，就是不关心公司的未来。

但是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为此我所付出的代价。亲情和友情——由于缺少时间和关注——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一败涂地）。家人因我一次又一次地取消圣诞聚会而满腹牢骚；在朋友婚礼前的最后一刻，我总是抱憾退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朋友们提出旅行计划，我面临的却总是难以推脱的会议日程。公司可以指望我，但是朋友与家庭做不到。

记得在一个深夜，我完成了从泰国到新加坡的十日商务旅行，回到悉尼的寓所。“答录机一定是坏了，”我想，“亮光都不闪。”无论怎么按键，听到的永远是机械的话音：“哔！你……没有……新的……留言。”这不异于在话音后面加了一句话宣布——你是一个失败者。

随着软件业每年以成倍的速度发展，微软为了占领市场份额，在每一个主要产品类型上都倾力战斗，所下的赌注高到足以称得上“自我牺牲”的程度。公司文化也强化了这种疯狂。我是在与史蒂夫？鲍尔默——微软强硬、苛求而高效的副总裁——完成了一系列交涉后，才确保获得了这次宝贵的休假时间。当时鲍尔默在悉尼检查我们在亚洲的工作情况，我们刚开完他主持的长达两天的商务回顾会。听完鲍尔默的咆哮与长篇大论后，一个名叫本的同事建议放段幻灯片轻松一下，看看尼泊尔当地一家旅游公司送来的风景片。

影片中提到安纳普娜环线的旅程是“为期3周的经典线路，行程两百多公里，将您带入难以想象的喜马拉雅山深处”。那些不可思议的美丽山脉，正是我一直向往、却未能兑现行程的地方。我便暗自预定了行程：下一站，尼泊尔！

在与本一起吃火锅时，他开玩笑说：“也许当你爬上喜马拉雅山一定高度时，就听不到史蒂夫？鲍尔默吆五喝六了。”

话头转回尼泊尔。太阳刚刚升起，报晓的公鸡就把我唤醒了。我的Timex Ironman（天美时铁人运动表）指向6点，于是在与帕苏帕西见面喝茶之前我又赖了一会儿床。喜马拉雅的清晨很冷，这时的睡袋就像个小烤箱一样舒服。不过最后初到尼泊尔的兴奋占了上风，我还是起来了。在离开睡袋前，我特意加了一件保暖的毛衣。

雾气笼罩着山谷，登山小屋的石砌露台上空无一人。8岁的主人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DudhChia（牛奶茶）。我端起茶来，借着破烂的纸板做的菜单，点了一份干酪煎蛋卷吐司。男孩跑回厨房里，他的母亲在那里生着柴火。

我一面等帕苏帕西，一面研究安纳普娜环线的地图。道路沿马仙迪河通向巴洪丹达，我们需要向上游行走。在深谷之间，冰冷的河流穿行了数个世纪，向印度平原和孟加拉湾奔泻而去。前两个小时的行程相对平坦，此后则要在一英里的路程中攀爬1300英尺，爬到山顶就是巴洪丹达了，我和帕苏帕西要参观的学校就在这座村庄里。

小主人端着还在咝咝作响的煎蛋卷来了，一并送上了我住宿的账单。我对这份开销产生了负疚感：用了一张床，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顿早饭，还喝了那么多奶茶，仅仅5美元。在这里给小费会被认作是种侮辱，所以我在想能做点什么别的来感谢这家人。可我的思绪被帕苏帕西打断了，他穿着和昨晚一样的衣服，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说是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所以我赶紧咽下蛋卷，收拾起行囊上路。

能在清晨的阳光下踏上一天的行程，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我们沿着堆满巨石的河流前进。汹涌的水流向下游冲去，高耸、陡峭的山坡上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绿色梯田。当阳光驱走清晨的寒意，只听到水流声和双脚在泥路上踩踏的声音，世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在平坦的土地上走了两个小时后，我们面临一系列急剧上升的“之”字形爬坡路线——通往巴洪丹达。这是第一次，不过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都将体会这艰难爬坡路段带来的腿部酸痛。

终于看到村庄了，它倚靠在山顶边又高又安全的地方，俯瞰着河谷。

帕苏帕西抽着从早上算起的第三只烟卷。他比我年长20岁，但还能走在我前头。登上山顶，他毫不歇息，大步向学校走去。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校服：深蓝色裤子，浅灰蓝色衬衣。叮叮当当的铃声响起，发出校园一日生活开始的信号。孩子们从我们身边跑过，还不忘冲着我这个外国背包客微笑问候：“Namaste（尼泊尔问候语）！”

帕苏帕西将校长引见给我，让他做我的导游。一年级的教室挤满了学生，房间里有近70个孩子，可它的容量看来应该只有一半。屋里布满了灰土，铺设了金属层的屋顶加强了上午的阳光，整个房间就像被烘烤着一般。孩子们在长椅上排排坐定，紧挨在一起。没有桌子，他们就把笔记本放在自己瘦削的小膝盖上。

我们逐一参观了所有教室——共8间，全部都很拥挤。我们进去时，学生们都自觉起立，用流利的英语说：“早上好，先生。”接下来，校长又领我们参观了学校的图书馆，可是那里面空空荡荡，只在墙上挂有一张破旧的、卷了边的世界地图。

“东欧解体”已经10年了，可是地图上依旧可以看到苏联、东德、南斯拉夫等一些早已不复存在的国家。最明显的是这里没有一本书。

我尽可能用最礼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这是一间很漂亮的图书馆，感谢您能带我参观。只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的书……到底在哪里呢？”

校长走到屋外，大喊了一阵。一名教师带了串钥匙出现了。他打开橱柜上一个生锈的挂锁，书都在柜子里呢。

校长解释说，大家都觉得书很珍贵。学校的书太少了，教师们不敢把书摆在外面，怕被学生们弄坏了。我很诧异，书都给锁起来，还怎么能够传授知识？不过我把自己的疑惑压在了心里。

再看看被学校视若珍宝的藏书，我的心顿时一沉。一本丹尼尔？斯蒂尔的爱情小说，封面是一对衣衫不整、激情拥抱的情侣；一本厚厚的安伯托？艾柯创作的大部头小说，还是意大利文的；还有孤星版的《蒙古旅行指南》。

另外还有一本《为芬尼根守灵》（译者注：《为芬尼根守灵》是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重要著作，内容艰深晦涩），可是这对一所儿童图书馆来说，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仅有的这些藏书可能还都是背囊客落下的，对于年岁不大的学生，以他们的心智而言，这些书都是难以接受的。

我了解了一下学校学生的注册情况，得知这里有450名学生。450名孩子没有书读，在一个物质资源如此丰富的世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没有追问，校长自己说道：

“是的，我看得出来你也发现这里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也很想对孩子们做到所谓的循循善诱，要他们养成读书的习惯，但是当我们把拥有的全部书籍都摆在这里时，就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想，任何能在言谈中使用“循循善诱”这个词的教育工作者，都配得上拥有更好的教学资源。我想帮助他们，可是如果我提出来，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我是在故作姿态呢？所幸校长将我从思考这难题、并苦于无法从中得出结论的困扰中解救了出来。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也许，先生，有一天你会带些书回来。”

教师们邀请帕苏帕西和我去喝茶。我说不必，并建议他们应该回到课堂去，但是他们反而更加坚持了。

我们谈起了图书馆，两名教师再次提到对书籍的需求。

“我乐意提供帮助。但是无论在我的居住地悉尼还是我的祖国美国，我都只能搜集到英文书籍，那对你们有用吗？”我说道。

八年级的教师向我保证，他们迫切需要这类书籍。因为学校除教授尼泊尔语外，从一年级开始就教授英语，如同每门正式课程一样。

看到我微笑点头，教师们也不再拘谨，纷纷列出他们想要的书目清单，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涌向我：故事书、动物书、ABC系列、123系列、地理书、科学入门、绘本等等。我问教师们200到300本书够不够，他们都欢呼起来，向我保证说，这些书将给学校带来巨大的改观。

有一名教师看上去有些怀疑。他要求我信守自己的承诺：“很多旅行者经过这里，其中不少人说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最终却都杳无音信。”于是我向巴洪丹达的教师们保证，我会兑现自己说过的话。当我离开时，学校的英语教师握着我的手说：“感谢您，先生，当您带着书回来，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孩子们的头都会撞到天花板上，因为他们将会高兴得上蹿下跳。”

我在想象那一天会是什么情景。我在脑海中勾勒着自己将数百本书扛在牦牛背上带回来、受到师生们热烈欢迎的场面。今早的远行相当美妙。假如是我在期待送书的人来到学校，那将会是多么有趣？我记得自己的童年，每当父母买回一本新的《克利福德大红狗》，或者《好奇的猴子乔治》时，我是那么的开心。我也想知道这些学生对同样漂亮的彩色图书有什么反应。

伴着一头扛了数百本书的牦牛归来，那画面在我的脑海中频频闪现。

“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会再见面！”

简介:一个德国人，为何不远万里来到广西山村？面对特殊的留守儿童，他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十年如一日？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他能在大山里坚守？《面对面》柴静专访来自德国的志愿者卢安克。

你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为了什么？

2003年来到板烈小学之前的事情，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但我还能感觉到我与这个地方的缘分。

在我的感受中，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农村就非常地神奇。

我不知道，外国人与本国人有什么区别。我觉得，你所说的那种神奇是媒体造的。我的生活与我身边人的生活是一样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我与别人一样的生活感兴趣，但对我与别人不同的研究并不感兴趣。在农村的生活很自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和竞争，不需要达到什么。其实，我们这里算是个富裕村。如果生活在城市，就会有很多方面我跟不上，需要别人来解决我的生活，很不好意思。

但我还是不理解你怎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我喜欢。如果你不理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怎么能为别人付出得那么多？

如果一个人在他小的时候、在他的同学都抓机会的时候，自己并没有跟他们抢的能力，如果这样就总是都吃亏，他就会很难受。当这种感受太多的时候，为了挽救自己，他就会放弃对这种竞争的参与。当他没有了这份追求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的空时间，可以去做别人不会去做的。

我觉得你很特别，从你那里能得到一种力量。

那种特别仅仅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编出来的传说。很多来过我们板烈的人都把传说当真，但在他们发现理想主义者的描写多空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失望。我最害怕的人就是崇拜者。我本身是没有什么力量。如果去看一个人的行动，这也没有什么帮助，不会带来任何力量。但如果去看是怎么样的一种观察和认识才引起了他的行动，这反而能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与这个人同样的力量。

但你怎么能坚持那么多年？你所靠的力量是什么？

我根本不是坚持，而是喜欢。假如是坚持，我为什么还要逼迫自己难受下去呢？以前，吸引我在这里的是一种缘分，给我力量的是我对人类和精神的研究。虽然我的研究已经结束了，但我与我学生的缘分不会有结束。这一直都给我带来了过自己愿望的那种日子的力量。假如我明天就死，也不会留下什么遗憾，因为我一直在做自己所愿望的事。

你为什么不给你们山村里的学生带来你西方城市的东西呢？

给他们带来外界的东西只会让他们感觉到世界的不公平，让他们依赖和失望。我认为，他们更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经历：他们自己能创作新的东西，一些基于自己起源（文化）的东西。这样自信起来之后，得到外面的东西才适合。

那能不能把你的具有德国特性的教育思维与中国的传统思维进行互相融合呢？ 

我们学校有学生跟着打工的父母到广东上学。他们回来就说："那边的人非常奇怪。我看着我旁边的同学，找人跟我打闹，但他们都看书，不愿意跟我玩。老师都不打骂，甚至有时都不在教室，为什么还要看书呢。"所以，从其他地方转到我们这里的老师都教不下去，也就所以还有那么多的失学生。其他地方或国外的教育绝对不符合我们本地的现实。所以，我反对任何进口教育。我全都要靠自己的观察去寻找适合当地学生的教育。

你是不是想解放学生的思想？

我不能从解放思想来开始，而必须在更基础的范围开始，也就是从行为，然后是从感受。很多学生已经知道最好的社会该是怎么样的，但却没有改变现状所需要的力量。有了行为和感受作为基础之后，被解放的思想才能基于行动力和感受，才能有根据和稳定。如果相反去做，得到的就只能是乱。

为什么不推广你所研究的教育？如果扩大你的影响力，你就可以帮助更多人。

我没有想过帮助更多人。一个人的影响力越大，这个人的自由就越小。我不希望失去我的自由。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推广的。我认为，最害教育事业的，是定下一定的做法，这种行为。但没有一定做法的教育又不好推广。别人会不会接受我的观点，这也不是我该管的事情。

你做教育工作不会想到更大的目的吗？

我以前是为了研究如何让教育适应孩子成长的需要。但只为了研究跟学生在一起，这又造成了我不适合学生的心态。所以现在，我做教育的一切只是为了跟学生当场的发生而已，让我们互相成长。更多的想法我都已经没有了。

你为什么不敢让别人看到你给小学生上的课？

我的课仅仅是为了我的学生，否则的话，我就不能把自己的心全部都放在学生的身上。有观众时，我的心还会分裂。我做教学工作仅仅是为了学习再学习。另外，我害羞的性格不适合当老师。在这个行业，我比谁都困难，不能让别人向我学习。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你能到我们学校来谈谈你的教育理念。

以前，我还有自己的理念，但现在已经没有，甚至我已经记不起来我以前的在这个博客所发表的理念。只有当场看到的，我还能谈。工作时间长的人都会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想法，也没有什么值得给别人说的经历。只有那些还没有开始做事的人才知道自己想谈什么，他们才觉得有谈的必要。这好象是一种人性规律。

在城市有很多人做成人培训工作。你也可以这样去做。

我跟他们不一样。城市人的能力比我强，特别是他们的思维能力，他们做事也比我完美，所以他们更适合来做这份工作。而且，因为他们那么有能力那么完美，所以他们在农村就呆不下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位置吧。

我真佩服你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做事，你怎么做到？

你不要相信媒体。他们写的理想主义的卢安克是不存在的。只有在文章、在广告之中才能存在什么理想。如果我失去我在这里熟悉的生活和工作，我就什么都没有。在这里，我是生活最自由的一个人。我身边的人都比我苦，包括精神的苦。所谓的“苦”只是在某些人的想象中存在的。

但你做了那么多无私的事......

也许你不知道：甚至为了家庭的责任，我都不愿意承担。我也不愿意为了媒体和读者的需要牺牲我私人的生活。我只考虑我自己的兴趣，其他的我都不考虑。从来不考虑别人的需要，这就是我非常自私的、需要改善的性格。我为大家所做的只是把关于精神和教学研究的德文书翻译成中文。我已经翻译了11本书。

你的生活和精神能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只不过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翻译那种精神科学的书。

你这样来问是没有逻辑的。如果没有了精神科学的研究，也就没有了我做事情所靠的力量和理解。精神不属于某人，而是人属于某精神。我做翻译的目的是，反对神秘主义，把精神的和内在的发生弄得清清楚楚。我想让精神的研究变得是科学的，所以翻译书。其他的，都是来玩而已。

你怎么区分迷信和科学？

精神上存在的原因会引起某些物质现象。这种联系是可以研究成科学的。但如果一个人认为，通过造出物质现象就能改变精神上的原因，那就是迷信。

我想跟你学习。

我学的东西都是从我学生那里学来的，通过对我与学生共同事情的观察，也就是通过回忆。如果你想学到同样东西，你也只能从你学生那里得到。

你能不能给精神科学的学者提一些建议？

可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认识弄成模式，因为模式只能让我们脱离生活。反而，对某认识的感受能带我们进入生活。另外，我们不要在别人的面前热中某事，因为对热中这个行为的感受会排斥别人对事物本身的感受。只有我们冷淡说出的话才能让听者自己去感受和理解。

我们想通过你去帮助（资助）你的学生。请你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你能不能建立这样一个机构？

如果要建立一个机构，我就忙着在城市，不在农村。我也没有那么多能力。如果想帮助贫困生，可以资助我们乡妇联的工作。在有钱的时候，我也捐过给他们。

你的付出总是有限，所有的活动都需要经费。所以我建议你设立一个教育基金会，让社会有爱心的人都能参与进来。我们无法做到跟你一样，但我们希望能为你和农村孩子们做点什么。虽然是微薄之力，请不要拒绝我们。

你提的建议不太现实，因为我用不上那么多钱。如果我一年的活动费要超出400元，我也只能乱花。不然的话，怎么把那么多钱都花得出去。如果是用来帮别人，这个钱又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当地生活的人都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其实，建立基金会的事比我现在的工作困难得多。那不是我能做的事。

你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必须赢得一群知识分子的支持，帮助你宣传和实现你的教育理念。你可以接受一些大学生，让他们和你一起给孩子们上课搞活动。你需要一个组织在你的背后。

也许，你对我的期待太大了。我也只是为了自己而已。所以，每一个合作者都需要自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需要自己安排自己。另外，我做不了联系人；我完全只属于当地人和学生。不这样的话，我的心会分裂了，因为我的力量确实有限。

有更多去你们学校的志愿者不是更好吗？

不一定。大部分来我们学校的志愿者和客人都带着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想象。由于不同的看事情的角度，他们与当地人往往会发生一些双方不理解的事情。最后，在他们发现自己对我的想象也不符合事实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给学生留下一种不稳定的心理状态。毕竟我们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再次经历到被抛弃的感觉，还是不如什么志愿者都不来。

你为什么不成家？

我暂时还没有成家养家的能力，更不会有一个能安家的地方。如果在别人的帮助之下还是去成家，我也就会为了学生去对不起我家里的人。一个人不能什么都要，不能又要自由做事，又要属于自己的家。

有媒体报道你申请过加入中国国籍失败。如果你能作为“感动中国”人物，这不是能帮你吗？ 

想加入中国国籍是我个人的愿望，但我们个人的愿望不可能全都实现。如果为了实现个人的想法就利用非个人的事情，这就等于把个人的愿望看得高于大家或国家的需要。我怎么可能这样去做呢？我不能利用任何情况实现个人的愿望。后来，广西共青团邀请了我回来，这样也是非常理想的一种工作条件。我也非常感谢他们给我的机会和自由。

你为什么不继续开展活动，不继续做教学研究？

因为有人告诉我，我在这里所发表的研究早就已经被别人研究过，而且他们做发表所用的语言比我的通顺得多。我以前开展的教育，都只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美术、科学、音乐等课。但现在都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已经不需要分开来做我在这里介绍的那种活动。只要把不同门课长期地联合起来，就行。另外，我下降的记忆力也不允许我继续做研究。

你能不能到城市来做教育？

在农村做什么，不管做得怎么样都行。在这样的地方，不管我做得怎么样也都行。但在城市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必须做到一定的事情。在那样的地方，我很快就会被淘汰了。如果在城市，我只能做服务工作，而我最想服务的是：帮助不同群体的人互相理解，建立和平。

你要小心，不要被人利用。

我不担心，因为我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有什么能利用我的方法？我都想不出来。我只知道怎样利用别人说我而编（想象）出来的故事。如果还要去管这些传说，那不是活得太累又假吗？如果怕吃亏，所以就抓各种好处，我不是又变得很不自由吗？因为每次接受，我都会增加一种对不起别人，必须配合别人的感觉。

一

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常不常地打来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这样？”

我就差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后来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够吗？”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我哑口无言。

二

我采访姐弟俩。

弟弟卖力地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就停下来，说再添点柴。再过了一会儿，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

我纳闷了一晚上。

卢安克第二天说给我听“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的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当时连害躁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他说。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下意识地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我以前也没想过，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了。”

三

孩子在火边俯耳跟他说悄悄话。

“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猜。

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

他转头问我“你喜欢土吗？”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我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里呢。

采访结束之后，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了，山里很冷。

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我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就这一个念头，一切已经逝去。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如果硬要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四

“当时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他在采访中有很多次说这两句话了。

一开始，我看着他，脑子里几乎有个嗡嗡的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之前曾经有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但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就是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回答真问题-----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几乎土崩瓦解。

然后我发现我在跟他讲那个我小学的时候，近视后因为恐惧而把视力表背会的故事，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这个，我甚至早就忘了这个事，但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了，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尖叫中粉碎了。

我看节目的时候，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目光向下，很羞涩，就象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五

然后我才知道，他说他不记得了，是真的不记得了。

“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我想到了，但我做不到。现在我不思考了，只感受，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变成了行为。”

看他的博客，会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变化的过程。

他之前写过《与孩子的天性合作》，写下他的研究和经验。几十万字，现在他已经不再记得写过什么，他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可借鉴的模式。他说他不再思考，也不再写了，只是感受。我当时看的时候担心他坠入虚无，直到采访时，才知道我头脑中的桩子插得何等之深。

“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带着一种想像，想像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像就好象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的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像”

 “但是即使是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的，有想象力的，什么样的学生，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标准，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可能会失望。”

“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老师的心态，老师心态最受影响的就是那种学生该怎么样的想像，他总是想着这个，他没办法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没有什么想像，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所以他才说，他没有任何可写的了，他曾经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过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他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现在他说他放弃了要改变什么的想法。我刚一听的时候也一惊。

他说“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接着往下问“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压在我的肩膀上的。”

“改变也不是目的？”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已发生”。

有人跟我形容过听他说话的感觉-----你以为是禅悟式的玄妙，其实背后是严整的逻辑体系，是一步步推导认识的结果。

“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勇敢一点。”

六

“你想要爱情吗？”我问他。

他四十一岁了，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光着脚穿着球鞋，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

我当时的反应，是心里一惊，一紧。

但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看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感情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像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

 我说“可是我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不一样的。一种是能放开的，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呀？”我还是没听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八

在节目后的留言里，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是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他，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没回答，只是重复了一遍“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喃喃自语“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越了解卢安克，越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会让人们对这个社会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会对原来这个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这种能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片子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七

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

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了，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

他只有呆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那么一呆十几分钟，象只小熊一样不动。即使是别人挑衅他，他也能呆住不还手。

“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卢安克说，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

“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然后卢安克记下来，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他说“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意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他指向卢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