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浮云遮望眼：对经济热点问题的一家之言

最近，各方都在为即将召开的重要经济会议“献计献策”。官方自9月以来，也广开言路，广泛收集来自各个层面的声音。昨天，某官方机构（以下简称“A”）与作者“座谈”了将近两小时。其中一些内容作者在最近半年的文章中已有体现，也有一些观点，在此前尚未公开。这些观点和看法本身是可以公开的，借此机会，将昨日谈话的主要内容分享在这里。

A：慕峰老师好，又见面了。目前欧美政坛都面临一系列变化，您最近也写了一系列文章，想听听您的整体看法。

作者：还是先说说你们比较关心的欧洲。8月份的时候，我们谈到过，对欧盟在电动车方面提出的关税压力，既不要过于担心，也要充分理解。

不必过于担心，是因为德国目前与中国大陆在经济上是高度捆绑的，德国主要车厂的产能、营收、利润的1/3在此前都来自中国大陆，而德国“隐形冠军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广义的汽车/机械产业链。可以说，德国的福利体系早已系于中德贸易结构，除非发生革命性变化，德国不可能放弃中国大陆市场。说到底，欧盟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其内需并不像美国那样统一而庞大，每个欧盟国家的内需都是独立的，因此它的产业都要依赖于外部市场，制造业、生产能力越强的国家，对外需的依赖越强，德国尤其如此。

当然也要对欧盟提出的关税诉求要表示充分理解。不能一提关税就是“关税战”，就是要脱钩，要从再全球化这个视角去理解今天各国的诉求。产业、就业，大家都在关心，这源于民众的呼声，在欧美体现为选票。有没有故意“捣乱”的，当然有，但最终还是要看底层逻辑。

中国大陆的汽车产业发展非常快，这对全球汽车产业造成的冲击是很现实的。纯电动车的全球市场有限，对欧洲、日本车厂造成的产业冲击也有限，这是因为，放眼全球，充电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中国大陆或者欧美日韩这些少数国家拥有的良好基础设施，即便在一些先发国家，局部统一的电网都是欠缺的。未来真正的全面冲击会来自混动车辆的持续发展，目前看是借助电动技术，让油耗越来越低。不只纯电动和混动，中国大陆的油车也在持续发展，发动机技术进步很快，整车售价维持低位。这些技术发展连同企业的成熟，首先导致中国大陆本土市场出现裂变。过往中国大陆市场就是欧美日韩的合资车厂互相竞争。中国大陆本土技术突破，品牌获得本土消费者广泛认可后，越依赖中国大陆市场的海外车厂，压力越大；那些早一些退出中国大陆市场的海外车厂，目前压力反而没有那么大，但未来的竞争会出现在海外市场。今年德系车厂的利润大幅下跌，德系车厂和汽车配件大厂在德国本土开启的规模化裁员，都是中国大陆市场竞争格局变化而产生的结果。

但就当前而言，德国本土民众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竞争态势感受仍不明显。这是因为，德国本土的中国大陆车辆仍然非常少，民众缺乏足够的直接感受。所以当前就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德国车厂总部的高管已经从中国大陆市场的现状感受到企业未来发展的巨大寒意，但德国本土员工却还在要求加薪。一边主张裁员，一边还在要求加薪，这看起来完全是鸡同鸭讲，其实这反映的是各自“体感”不同。这个体感不同，意味着中德汽车产业的调整还有时间。因为如果“体感”相同，那德国本土的极右翼势力就会像美国那样，开始打“中国”牌，将德国的产业和就业遇到的问题，完全归结于中国大陆。

所以不能像网络上的舆论那样，认为“技术上、生产上打败对方”就是胜利。经济竞争不是热战。热战打败对方就是把对方消灭掉。但制造业大国最需要考虑的是客户。如果客户都被“打败”了，那未来的产品卖给谁呢？如果所有的产业你都“获胜”了，客户都穷得丁当响，那你的收入还会提高吗？除非，你不再依赖外需，那你的内需就必须非常强大。经济现实中的情况更可能是，每个国家的社会安全体系都会自发地应对产业和就业问题，也就是曾经超级全球化要消灭的各种“贸易壁垒”，都会不同程度地恢复。

所以，要理解来自欧洲的产业危机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担忧。不仅是需要理解，还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去进行协调。这方面官方是可以有作为的，因为激烈竞争的企业，往往很难有机会坐在一起去冷静讨论未来。官方可以进行适当的组织，让激烈竞争的企业能够坐下来，去讨论共同的未来。彼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客户，这是再全球化过程中要深刻理解的。所谓“获胜”，一定是本土民众就业越来越好，长期而言，你就必须更加关心自己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客户）的生存现状和发展趋势。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由于本土过度内卷的环境，既享受了发展快速的好处，同时也因过快迭代和价格过低而造成经济效率上并未达至较优。在过往，一项能够盈利三五年的技术，由于过度内卷的竞争，在一年之内就变成“地板价”，尚未足够盈利就开始亏损，这实际是造成了研发成本的巨大浪费。我们以前批评互联网平台和金融行业在挣快钱，但今天部分制造业企业何尝不是如此？技术迭代不只是技术问题，它背后其实是产业、企业和产品发展进度的规划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不同国家/地区人力资源成本和员工接受度的问题。中国大陆的新兴企业正在面临真正的“走出去”，即将出现“以技术换市场”“以产能换市场”的情况，不只是欧盟国家，甚至连川普明确都提出了如果希望进入其市场，那么去当地建厂解决就业、进行技术合作转让等，都会是前提条件。到了这个阶段，就不只是生产能力和制造能力的问题，而是规则和法律层面的较量，这是长期生存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最为欠缺的方面。

这就是作者为什么要在《分配问题为什么最重要》中提出警示，即海外将出现“关税挑战、本土化生产和供应链强制替换。这实际是将后发国家辛苦积累资本支持下的技术创新，以极其廉价的方式扩散到先发国家，再帮助先发国家快速建立产能和供应链。”

A：特朗普又上台了，美国对华趋势会是怎样？

作者：已经在此前的文章中分析过不少。包括关税在内的贸易政策都将是美国的武器，从委婉的reciprocity到直白的fair trade，这背后的问题，仍然可以从再全球化视角去做具有张力的分析。川普继续重用Peter Navarro，而Navarro在Project 2025中作为Fair Trade篇的作者，首要提出的，就是质疑美国对中国大陆提供“最惠国待遇”（MFN）。如果废除对华MFN，那对华关税将自动上升30%多，进而实现60%关税。当然，即便废除MFN也不意味着这是长期关税，只是意味着，需要恢复到加入WTO前进行贸易条件年度谈判的状态。要充分理解，关税只是武器，而不是目标。最主要的问题是，利润率低、受关税影响大的产品，要不要继续依赖美国本土市场？为什么讲内需会越来越重要，原因也在这里。因为美国这个市场体量不是后发国家或者欧洲市场的增量能够替代的，只有中国大陆本土内需强大起来，才有可能最大程度抵消美国市场需求下降带来的影响。

川普上台后，G2对欧洲的需求都会收缩，欧洲经济将受到进一步冲击。欧洲整体倒向极右翼的可能性也会进一步加大。目前欧洲民众尚未像美国右翼政治势力那样“敌视”中国大陆，在这个窗口期，应当充分思考如何重塑未来全球贸易格局。如果高度竞争的产业，中欧大企业之间缺乏共识和远见，那随着欧洲产业的激烈调整，不但中国大陆相关产业“外需客户”的消费能力会进一步下降，还有可能掀起极右翼的民族主义风潮，最终将进一步削弱欧洲的独立性，将其进一步推向美国侧。

A：那贸易结构应当如何调整？

作者：再全球化就是两个不平等问题导致的，一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二是一国内部的不平等。各国无论采取何种理论、哪些政策，无论这些理论是否正确，政策是否得当，都是在回应上述问题。与中国大陆治理模式下的“稳妥”不同，先发国家的体制能够承受比较激烈的内部冲突。也许有些政策看起来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例如川普的关税政策在理论上就经常被美国学者批判，但现实却是，没有激烈的政策，固化的樊篱就难以打破。之所以先发国家能够容忍看似极端的政策，是因为内部有不同势力制衡。这其实就是一种“边改边打边适应”的体制。不怕错，错了就调整，看起来乱哄哄，但很多变革由此发生。历史上，美国也一直是如此的，并非今天才这样。

所以，外需方面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从美国已经开始的调整，还是欧洲的趋势，中国大陆转向内需似乎都是注定的，只是时间早晚和进程快慢问题。转向内需并不是指放弃海外，而是要客观认识到，日美贸易战后，日本企业出海是发生在超级全球化阶段，而今天G2争斗则是发生在再全球化阶段，内外部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海外仍有相当大的空间，但这个环境并不如当年日本企业出海时好，主要表现在：

一是日本当年出海时出现了“中国特需”，日企出海的首选正是加入WTO的中国大陆。今天并没有第二个中国大陆供中国大陆的企业选择。

二是日本出海时全球经济观念仍是自由市场主义主导，典型表现是，日美贸易战时，美国对日本汽车出口不做进口配额限制，反倒是要让日本自行承诺出口配额。这是因为当年进口配额限制与全球化的观念是不相符的。但在今天而言，超级全球化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各种贸易壁垒复现都是正常的。

三是当年日本企业在规模化出海前，大企业（财团）之间做出了非常好的协同，日本企业在海外恶性竞争的情况非常少，这比后来韩国财阀企业出海做得都要好很多。同样做得好的是当时的西德。在西德，即便是在“秩序自由主义”观念的鼎盛时期，反垄断法在当时也将出口卡特尔设定为例外。而中国大陆大企业之间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缺乏起码的协同，恶性竞争不断，部分行业内卷到从经济效益上无法理解。

四是日本企业当年的全球化，是在精细化管理和符合经济效益的产品迭代规划前提下展开的。按照伊丹敬之的说法，以丰田汽车为代表的日本制造业，采取的是“披萨饼式”的全球化，也就是，当时为了继续进入欧美市场，不得不采取“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赴欧美建厂的方式，但究竟哪些部分可以放在海外（披萨饼的外侧），哪些必须留在日本国内总部（披萨饼的中心），每家企业都做了非常深入的动态分析，并且与技术和产品迭代保持一致，这确保了日本国内并未出现美国那样的外包空心化。

就上述而言，中国企业当前出海面临的外部环境和自身挑战都要比日本当年更大。要看到，中国大陆企业内卷，也有内需不振这个重要原因。劳动者同样也是消费者，劳动者收入提振有限，那消费能力就难以提升，最终压制了产品价格的提升。

A：那内需如何提升？最近市场上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声音，如何看？

作者：最近有两位券商分析师在与客户交流时发出了一些声音，在互联网广泛传播。从互联网舆论的视角，一些易于传播的声音是因为“新奇”。有些问题是共性的，大家都在思考，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例如，都认为靠存量不够，关键问题在于，增量应当放到哪里？如果仔细阅读大多数券商分析师的观点，会发现大家都只“点到为止”，也就是只说需要财政增量，但都不讲增量应当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从证券投资的角度看，无论增量在哪里，只要有增量（的信号），都会马上反应在证券市场。所以券商分析师或证券投资者真正关心的不是增量在哪里，而是增量什么时候能够确定下来，他们对“速度”的关心要超过对“方向”的关心。

从职业角度而言，券商分析师有这样的观点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就是代表少数投资者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讲得正不正确，而是不能总是只有代表一方利益的声音。作者之前写过，财政增量之所以难以确定方向，在于中国大陆的基建从2008年开始就一直在突飞猛进。从先发国家的经验来看，基建往往是最难的。所以先发国家讲财政刺激，基建总是一个重要选项，那是因为还有足够空间。中国大陆基建的空间其实已经比2008年甚至2016年小得多。

当此之时，能否通过一些新兴行业来替代传统行业，从而完成“转型升级”呢？实际是做不到。这跟人口数量有关。日本1.25亿人，德国8500万人，法国6800万人 ，韩国5100万人，在人口数量在5000万~1亿这个数量级时，抛开本土地产基建去考虑对接全球“外需”，以少数产业去供养全国人口并维持全球较高收入水平是可行的。但对14亿人口的国家而言，如果不足够重视内需，而将长期目标设定在对接外需，那很可能出现两个结果：一是随着产业升级，过度的内部竞争会导致与先发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出现，最终导致出现贸易壁垒，从而出现外需屏蔽；二是内需越弱，越重视外需，导致外需屏蔽来得更快。

问题是，什么是内需？内需一点都不神秘，需求源自普罗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真正的增量——真实需求在哪里？》中，作者已经分析，未来十年，中国大陆每年仍有超过1000万大学毕业生，也就是，未来十年，仍有1亿净增需求。这些毕业生中的绝大部分都有购房需求，同时也就有购置房地产附属品（家具、家电）的需求。中国大陆人口虽多，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无视1亿人的真实需求。要知道，截至目前，人口数量过亿的国家，仅有13个。我们不能以存量房总量来对应未来的需求，因为过去几年，有大量存量房其实是建造在年轻人不会选择购置的区域。

所谓内需，并且是作为消费终端需求的最真实内需，就蕴含在这1亿人口中。问题不在于没有需求，而在于能否满足他们的需求。今天的中年人，在十五年前，以目前房价的1/4甚至更低，购入房产，其中大多数人的“财产性收入”只是随着房价被动上涨，工作收入有大幅增加的其实只是极少数行业。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当他们要进入社会时，在能够找到工作的大城市，如何以数倍房价，去起步呢？仅仅因为出生年代的不同，就要有如此大的差异吗？问题是工资收入为什么没有同步增长呢？

房地产行业对于增量是异常重要的。这个增量在于要恢复房地产的建设，而不仅仅是“消化烂尾楼”。无人区的烂尾楼，最终只能是烂尾，收储也救不活。但每年1000万毕业生以及需要改善的住宅需求，非常真实，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满足？

最近少部分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又稍微活跃起来，关于房价触底的幻想又开始多起来（就在作者写这段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位著名的女性投资经理提出当前中国大陆的房价已处于谷底），这些观点来自完全脱离普罗大众的人群。现实是，即便当前房价再深度下探，大部分年轻人仍然买不起，改善需求也受到抑制。他们将主要选择租或者不改善来应对。这将导致他们不可能去大规模购买高质量（也就是高价格）的家具家电这些房地产附属品。

所以，作者一直主张，既然中国大陆敢于在当年将起源于英国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和按揭制作为自己的房地产底层制度，为何不敢尝试一下新加坡的组屋制度呢？

新加坡的组屋并非公屋，也不是共有产权房或者廉租房。组屋制度本质上是在价格不受约束的商品房制度之外，建立的一套具有产权属性的价格受到一定约束的独立房产制度。一定要先理解，组屋是具有产权和财产属性的，也就是，组屋本身是可以升值的。由于允许购买的人群是工薪阶层，因此组屋价格的波动是“去金融属性”的。新加坡的商品房具有完整金融属性，涨跌由市；但组屋价格受到工资收入水平的抑制。但组屋本身也会因为经济形势好而涨价，也可以因此出售而获益。

当然，也可以不考虑组屋制度，那就要放开房地产建设的过度限制。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房价的进一步下降几乎都是必然，因为房价最终是由购房人的购房能力来决定的。就算是担忧因房价下跌而影响“抵押物价值”，这种担忧也完全不因担忧就不会发生。因为房价最终取决于需求。即便站在房地产个人投资者的角度看，未来没有“接盘人”，是比房价经历一个下跌过程更可怕的事。有涨就有跌，有跌才有涨，过度干预价格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相比较而言，在具有完整金融属性的商品房制度和“组屋+商品房”并存之间，作者仍然倾向后者。因为就当前而言，房地产债务问题将继续纠缠大多数开发商相当长的时间。另立一套完整的房地产体系，其实是给大家以新生的机会。需要牢记的是，组屋制度不等于“国有、公有、共有”，它的规划、建设、施工本质上与传统商品房并无二致，仅是在售价上与当地真实收入水平浮动挂钩。这当然会要求地方放弃土地出让价值，这就需要转而考虑以年度的房地产税加以替代。还有比建立组屋体系更容易切换到房地产税的思路吗？现实地讲，似乎没有了。

无论如何，如果房地产化债的目标仅是“消耗存量”，没有新的建设，这个行业就无法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那年轻人的真实需求就会被长期无视。

遥记2007年作者在深圳蛇口做一个项目，看到1980年代初中央关于建立蛇口工业园区的历史批示文件，那时中国大陆尚未有房地产立法，蛇口工业园是首次将香港土地制度在内地加以应用。冲破制度的樊篱需要胆识，也需要专业。先行先试，特区机制，真正需要适用的，正是这些重大而急迫的方面。

我们也要看到社科研究对经济现实的巨大影响。为什么在2016年之后，几乎所有房地产开发商都去人口收缩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进而造成了当前难以消化的局面？除了地方土地财政激励与货币政策的宽松之外，难道与2014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学研究权威那句“放开二胎，每年人口峰值将达到5000万”的判断没有关系吗？

实际上，除了每年净增的1000万大学毕业生外，作者三年前在《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中就已提及，3.8亿流动人口才是破解生育率的关键。2006年国内的人口学研究即已显示，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但低于农村常住人口，甚至低于城市常住人口（陈卫、吴丽丽，2006）。

城市年轻人在今天不婚不育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持有传统观念的年轻人仍然是大多数。在短视频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大量的外卖小哥等零工从业者，早出晚归，辛劳抚养年幼的子女。那么影响他们婚育的，究竟是经济原因，还是观念原因呢？欧美的人口研究是建立在欧美现实基础上的，怎么能够生搬硬套到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究竟是因为有条件不愿养育，还是不具备养育的条件呢？所以，人口问题从来不是静态的，经济分析以静态人口数据和预期作为出发点，是对人口学研究一知半解导致的。

什么是内需？内需源自真实生活中的亿万个体，当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他们的想法被看到，需求才有被满足的可能。无论是供给侧方案还是需求侧方案，最根本的不在于到底是重视生产还是重视分配，而在于生产方案和分配方案对改善多少人的境遇更为有利。

一个现代国家总是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一方面要让不同利益群体都能够讲话，另一方面不同利益群体也需要都讲出来，不能总是一些猎奇的声音被传播。大家都讲出来，能有代表各自利益的声音，彼此才能增进理解，达成共识。

人口、化债、内需、出海、贸易、地缘政治，所有热点问题其实都是融为一体的，这就是我们生存的世界。正如作者在《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所提及：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更加关注已经存活于世的人，而不是那些可能出生的人；我们都更应该让经济发展去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让人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

A：谢谢慕峰老师，后面还可能叨扰。

作者：没问题，随时欢迎。

以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作者：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