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颗新时代的钉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维舟（ID：weizhousw），作者：维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个女大学生，进入职场后不久，控告自己上司性骚扰。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她也已心力交瘁，但更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当她离职后，发现自己被那个圈子的各公司都列入了黑名单。

网上对此事的反应大多很激烈：有人说，这正表明职场高管都是潜在的骚扰嫌疑犯；有人认为这个行业的文化都很恶臭，另谋出路也不是坏事；但又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以为换个行业就不是这样了吗？

职场高管的反应乍看很像“官官相护”，但要说他们都有骚扰倾向，这却未必（即便假定这些高管都是男性），倒不如说，这位揭露问题的女实习生被看作是刺头，无法驯顺地整合进现有的权力结构。换言之，管理体制不希望看到一个有着强烈自主性、自我权利主张的个体，而只想要乖乖听话干活的人。

这其实比仅仅一个高管性骚扰更可怕得多，因为这意味着一种无形的群体压力，要求个体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而屈从于权力结构对自己的要求，否则你就可能遭到孤立、排挤乃至打压。就像窦唯在《噢！乖》里唱的那样，“你们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学会接受，不要说什么废话。”

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对此都并不陌生，我们的教育体系所做的，就是不间断地将每个孩子驯化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基本单位——仿佛一个巨大的标准化工厂，每个“原材料”在“进厂”时千百不等，等到“出厂”时都被规训得整齐划一了。

前不久，何伟在给《纽约客》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长文中就说到，在备战高考的残酷竞争中，“高中学生很少有机会发展创造力和独立性”，但这也使学生们“对于枯燥有着超强的忍耐力”，即便人们被分配的专业、任务并不合自己胃口，“没有一个人抱怨”，“甚至对这些独生子女来说，他们也没觉得自己有何特殊性”。

他说，在中国，不变的传统是，学生永远尊敬老师，即便这个老师是个蠢货（moron）。值得补充的是，在离开学校后，这里的“老师”或许也可替换为“领导”。

当然，他说的不免有几分夸张，也只基于他自己的经验观察，但与世界各地相比，东亚这种抑制群体内部个性的倾向确实是极为突出的。

我们有太多俗语都在反复教导一代代中国人：“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甚至在当下还有严格的纪律要求“严禁突出个人”。至于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其实并非指张扬自我个性权利，倒不如说是率先站出来为群体谋福利，是一种“先锋表率作用”，本质上仍然是为群体而非为自己。

美国人类学家Henry Harpending在《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一书中发现，不同社会的统治阶级都倾向于抑制内部那些好斗个体的繁殖适应，“就像一个农民看着他的一头牛把另一头牛顶死了一样毫无价值可言”。因此，农业增收的秘密之一就是减少驯化牲畜或作物之间的竞争性，铲除那些过于好斗的基因在种群中的数量，而“这种情况在那些强大的、稳固的国家中十分明显”。

但他也注意到，尽管每个社会都有这样的倾向，但唯独东亚最显著。与“注意力缺陷及多动症”有关的多巴胺受体D4上的7R基因片段在世界各地出现的频率都相当高，东亚却是仅有的例外，这意味着东亚社会在漫长的演化中，活下来的都是较为听话的“顺民”后裔。

他据此推断：“很有可能中国的文化就倾向于排除那些带有7R基因片段的个体。日本人常说，翘起来的钉子需要把它敲下去。也许，中国人就直接把它拔走扔掉了。”

这与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传统相吻合：儒家的秩序情结下所培养的个体，实际上是一个“规范人”，每个人都从小被教导去做好角色规范需要你去做的事，因而这种角色规范与内心真实自我的矛盾，几乎是中国历代文学中主人公最常出现的痛苦与悲剧——张生、宋江、孙悟空乃至贾宝玉都是如此。

即便到了1949年后，情况也仍然如此，因为“解放”是国族的解放，并不是个体的解放。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鼓吹的是“螺丝钉精神”，要在平凡的岗位上完全奉献自我。随便搜一下，就能看到诸如“做一颗合格的螺丝钉”之类的宣传：“请不要小瞧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虽然它很小、很不起眼，但它却不容忽视；虽然它很廉价，但它却不可或缺。”

这其实是个谎言。在996工作制度下，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螺丝钉，那就更有可能被忽视。因为稍稍想一下就能明白：真正不可或缺的肯定是那种难以替代的人——他们要么能力突出，要么个性鲜明，总之具备某种独特性，以至于很难找到人来替换。

这就构成了一种组织内部的双重面向：一方面，它要求每个员工都是标准化的、可替换的；另一方面，如果你真的听话，就迟早会发现，其实那些独特的个体才更难被替换。这意味着顺应规则并不能维护个体的利益，就像拆迁中的钉子户才能在博弈中获得更大好处，原因很简单：规则维护的是组织或管理者的利益。

在这样的生态中，很多人很自然地就学会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而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以集体利益为掩护，利用规则来实现个人的目标——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抵如此，而在更多情况下，则是滥竽充数。

这是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那些按说“不突出个人”的组织成员，其实不见得有助于群体价值最大化；反过来说，那些勇于伸张自我个性、权利主张的个人主义者，就一定没有合作精神吗？不一定，有时甚至恰恰相反。因为个人权利边界清晰，才能避免合作中出现争执，使交易和合作更顺利地推进。现在常说“团队合作精神”（team work），但很多中国人常不自觉地误解为“无条件为团队奉献”，实际上，这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优化效率为最终目的的。

虽然中国已经“一只脚踏进后现代”，但在管理思路上仍然大致是大工业化生产的取向，将每个人视为标准化的工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体现这种管理思路的App就叫“钉钉”，仿佛正印证了要时刻盯着你成为一颗合格的螺丝钉；但如果这真是一个能开创某些可能性的“新时代”，那么我们应当做的是一颗不顺从、有态度的钉子。

这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做挑战既定秩序的英雄，但现实也证明，一种泯灭个性、压制自发性和个体权利主张的体制，其实是极其浪费而低效的，因为创造性正蕴藏在每个独特的个体身上。不仅如此，一个承认这些权利的体制更具弹性、也更难反抗，因为它可以在动态调适到平衡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恰是一个不稳定机制。鲁迅先生早已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或许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在沉默中反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维舟（ID：weizhousw），作者：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