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安置房小区？

Y社区是全县最大的农民集中安置小区，整合了6个村超3000户人集中居住。该镇自2008年开始拆迁安置工作，2008年至2014年拆迁安置了大约200户居民，在主街两侧以统规自建的方式安置。2014至2015年以统规统建的形式安置。2016年开始则以Y社区安置房小区的形式进行安置。Y社区拆迁安置涉及的农户自2015年前后开始土地整理工作，并于2016年建成，2017年正式交房。

安置政策里旧房按照户口人数1人安置30平方米，但实际上安置小区的实际面积是按照69平方米、76平方米等不同规格建设的，超出赔偿安置的面积，居民需要补交房屋差价才能拿到房子，这部分差价在两万元左右，这引起了居民大量的反对意见。

拆迁农户认为公摊面积不应该计入安置面积之内，也不应该补偿如此高昂的差价，甚至爆发了群体性事件。最终当地政府10天之内解决了本次公摊面积纠纷问题，主要的工作机制如下：

一、建立领导工作小组和强有力的治理组织。把社区爆发的治理维稳工作作为当前的主要重点工作，集中上级领导力量成立工作小组，让资源得以统筹协调支持本地的治理工作，整合各类政策资源。在冲突爆发的时候，本地建立了特殊时期的工作班子，做好组织的组建工作，每个乡镇干部、村干部都被高度动员起来参与该治理事件。且打通县乡村三级治理资源，县委干部、县公安局局长和政法委领导干部亲自到该镇坐镇指导。

二、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村社区中的党员在该时期也被动员起来，要成为政府和村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在群众中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地方乡镇干部的亲属也要成为首先响应政策的人，利用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化解过于尖锐的冲突，缓解群众的群体性激烈情绪。

三、密集开展群众工作。通过多个群众工作法开展群众工作，搭建群众和干部协商的平台。该时期乡镇干部下班了以后必须要在下午六点钟在Y社区内集合，面对面回答群众的问题，及时发现群众的诉求，通过“快响应”的方式解决回应一部分诉求，让群众感受到乡镇干部解决问题的决心；调动本地的党员、小组长、村干部、乡镇干部结合成的班子，成立多种协会如“五老七贤”“党员工作室”等对部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挖掘，并以“群众治群众”的方式，利用社会关系网络逐点突破个别群众。

四、多维度建章立制。建章立制的过程既是明确工作方法的过程，也是与群众积极互动民主协商的过程。主要有两个维度的建章立制，一个是正式化的对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的约束，如“信访矛盾纠纷五个三工作制”“人民调解五个工作法”等，主要是规范群众和政府之间的协商行为；

另一个是非正式的对群众和群众之间互动的制度规范，例如小区的社区公约、无讼公约等，主要便于居民之间发生细碎、繁琐的冲突时有据可依，也是对小区居民个人行为的约束。形成各类型公约、工作法的过程就是民主协商的过程，社会中的部分问题可以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得到回应。

但解决了小区中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意味着小区完成了由乱到治的治理转变，后续依旧发生“物业费冲突”“毁绿种菜”“舞蹈队冲突”“飞线充电”等治理事件。

小区的居民从村庄的独栋居住空间被动搬到小区，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后推动的自然的生活空间发展，而是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被动地进行了居住空间与生活方式的更迭。但对于这部分居民而言，他们只能够将在村庄中原有的生活习惯平移到小区的居住空间之中，这就产生了严重的“生活断裂带”：居住空间不匹配生活方式。

过密的邻里距离、上下层的居住方式、狭小的停车空间都会带来居民与居民之间的冲突；农民对耕种的需要促使其在小区内毁绿种菜，会造成居民与物业或社区之间的冲突。要真正意义上完成小区的由乱到治，不是将小区内全部的矛盾冲突降至最低，而是成功建立一套能够应对小区矛盾纠纷事件的治理机制。对Y社区的治理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本地建立一套长效治理机制拥有几个关键变量：

一、丰厚的治理资源。本地的治理资源较为丰厚是其得以突破许多治理问题的关键变量之一，此处的治理资源包括社区外部的行政资源、社区内生的经济资源与人力资源，即村级集体经济和党员、乡贤等。

外部的行政资源支持是本地治理问题推进的关键要素之一，以Y社区上缴物业费的案例为例。Y社区的物业费上缴率能够达到100%，主要有三个原因：

1. 物业费价格相对低廉而服务相对积极。Y社区聘请的物业公司对每户居民只收取0.6元/平方米/月的物业费，而之所以能够收取如此低廉的物业费，是因为该物业公司还承包了该街道三分之二的绿化环卫项目，两个业务之间能够达到收益上的平衡。且物业公司只负责小区内的安保、环卫和日常管理，小区内各种设施维护所需的经费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在承担，物业公司不需要从居民处收取高昂的小区维护费用。

2. 交不起物业费的居民能够得到及时的政策支持。Y社区的干部和居民达成了一致的约定：交物业费问题一视同仁，每个居民都必须交。这个协商的过程就是行为规范的形成过程，对双方都具有一定的约束效力。而小区内交不起物业费的贫困户，社区干部会和他们说明会为其争取低保，但是必须要交物业费。这离不开行政资源的支持和上下资源统筹系统的畅通。

3. 对小区持续的打造与提档升级。依托社区的创建示范活动将小区的治理做实，为小区持续地提供微更新、微改造和硬件设施打造，这同样是行政资源的输入与支撑。社区将行政资源转化为实在的硬件设施后，Y社区的住房条件在本地也处在高地。房价从2018年的10万一套涨至2020年的26万一套，Y社区的出租房价格也是本地的最高一档。“居民面子里子都有了”，居住空间的优化与出租房的收益都增加了居民的切实利益。

除此之外，Y社区解决飞线充电问题和停车问题也是主要依靠行政资源的支持，主要是财政投入打造的结果。小区内出现飞线充电后，社区在每个楼栋底下建造了围栏，让电动车不能停进楼栋充电，并且建造了充足的充电桩满足居民的充电需要。出现停车规范难问题后，除了督促物业解决、建立社区“小小交警”队来进行宣传，对小区大门和停车场的改造也是一大工作方法。

社区内生的集体经济也是本地治理有效的重要资源。Y社区自身于2020年成立了村集体经济公司，开展社区土地整理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业务。其在该街道的强村公司也能进行集体经济的分红和治理资源补充，强村公司给Y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提档升级与小区的微更新打造投入接近一百万元，建造了两个光屏和小区内的公告栏、桌椅等设施更新。

二、团结健全的组织架构。Y社区为村改居小区，是多个社区居民混合居住的超大型小区，在治理工作上对于组织架构的搭建就尤为重要。要找到居民信赖的、关键的人来做治理工作。因此，Y社区并没有破坏原有“社区干部—村长—小组长”的传统村级治理架构，而是在此架构上不断丰富新的机制以适应居住空间与村庄社会的变迁。现Y社区主要存在三套机制：

1. 社区干部-村长-小组长的传统村治机制。

2. 小区党支部-单元长-楼长的民主自治机制。

3. 小区党支部-社区干部的党政调配机制。

适配不同的治理事件可以使用不同的组织体系。在矛盾纠纷调解上，基本以溯源治理的机制解决，即寻找到当事人的原生社会关系，让其原有的小组长、村长共同协调治理。

在Y社区，原有的治理体系仍然能够发挥作用，也与其保留了半熟人社会的社会性质有关，地方社会关系并没有完全被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洪流冲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Y社区也在不断地培育新的自组织群体，令其成为社区的新鲜治理力量，形成“村社为主、社区为辅、社会组织为补”的治理结构。

在面对群众的治理工作时，始终要嵌套入居民本身的社会关系之中，而自组织将成为城市化发展之下居民保留信任关系的组织群体，此时组织本身生发的信任关系可以连带地解决治理问题，温和地过渡安置小区被动城市化带来的生活治理问题，真正发挥“群众治群众”的功能。

三、嵌套社会的工作方法。建立长效治理机制，还需要探索嵌套适配本地适合的工作方法。例如Y社区依旧保留了半熟人社会的社会特征，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就在于调动村庄的内生性治理资源，在地方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人情和面子系统之中解决治理问题。虽然社会的治理事务发生了现象上的转变，但治理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另一则是Y社区会通过多个面向的治理机制来平稳过渡社区存在的根本治理问题。例如Y社区有大量居民的拆迁补偿款至今没有到位，但并没有造成群体性的矛盾纠纷事件。就是因为Y社区在其他的服务性工作上的持续投入，对小区的提档升级打造等等，让居民能对治理组织抱有一定的希望，对本地的居住空间有一定的生活期待，并不是让根本矛盾持续地没有发泄口以演变为严重的治理问题。

四、畅通的民主协商机制。Y社区的民主协商机制的落实是其建立长效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在逻辑。民主协商机制激活了居民的治理主体性，提高了“自治”的实体性。

以Y社区广场舞治理事件为例，居民对于在小区里每天外放音响跳广场舞的群体不满，最后二者在社区干部的协调之下规定了每天只有七点到八点的时间可以在广场外放音响跳一小时，满足了舞蹈队的广场舞需求，也满足了其余居民的降噪需求。社区居民有其他的需求，也可以通过村小组内部协商，或者小组长与村民代表等进行协商的方式进行动员和建设。

五、引领性的生活治理。Y社区的长效治理机制中还包括对村改居居民的生活治理工作，这种生活治理是引领性的，在农民快速进城的混乱期由外部力量来形塑和促成部分社会伦理规范。例如红白理事会、毁绿种菜治理等等。红白理事会由各村村长和乡贤组成，规定了村民们办宴席的场地和大致流程，避免铺张浪费，超过一定桌数的需要在社区进行报备。并引入社会组织孵化培育社会组织和自组织，包括志愿服务队、小小交警队等。

村民的市民化需要社区治理力量的持续性引导和帮助，不能简单依靠服务外包的形式解决，仍然需要依赖嵌入本地社会关系网络的治理系统。在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以后，村庄内部的矛盾纠纷会随之减少，只剩下因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社区难以解决的治理问题。此时，社区的治理策略也转向借由社会组织向村民提供服务，并且需要通过治理机制的转变适应农民的市民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任平，编辑：陈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