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新加坡生死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钟颖，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一个健康人，为什么和感染的人住一起？”

这是40多岁的陈雷刚几个月以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来自江苏的陈雷刚，是新加坡7万中国劳工中的一员，他住在新加坡S11榜鹅宿舍（以下简称S11宿舍），该宿舍是新加坡3月底爆发的外籍劳工新冠感染“重灾区”。由于感染数不断攀升，这里于4月5日被列为隔离区，据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9日报道，居住其间的1.2万外籍劳工，感染超2800例。

2020年4月15日，新加坡，两名劳工在宿舍阳台上眺望远方。为防止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外来劳工被隔离在科克伦旅馆2号宿舍。图源：ROSLAN RAHMAN / AFP

中国劳工群体中，也有不少感染者。据全现在从多个信息源确认，今年五月以来，已有三位在新加坡务工的中国劳工，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但是，包括陈雷刚在内大多数中国劳工，不得不跟感染的患者混居在一起。他们整日无所事事，只能呆在宿舍里，“干不了活，回不了家，看不到尽头。”

当收入、感染、死亡，这些字眼整天缠绕在心头时，劳工们近乎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综合《新加坡万事通》《联合早报》等消息，自从七月底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加坡外籍劳工宿舍中，就接连发生了七起自杀和自杀未遂事件。

最近一起自杀案发生在8月18日，据新加坡《SINGPLUS》和多个中国劳工爆料，加吉基吉劳工宿舍一缅甸劳工，从7楼跳了下来，疑似现场死亡，跳楼原因和事件详情待查。

2020年4月19日，新加坡，劳工在图阿斯南外劳宿舍排队领取食物。图源：Roslan RAHMAN / AFP

一、机械隔离四个月

外籍劳工在新加坡被称作客工，新加坡总人口约570万，客工就有156万。 

他们大多来自印度、孟加拉国、中国、缅甸等地，主要从事建筑业、制造业等本地人“做不了”或者“不愿做”的行业。相比较新加坡本地人，客工拿着最低的薪水，却做着最脏最累的活。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客工，新加坡可能是亚洲佛系抗疫的典范。

从1月23日起出现第一起新冠病例，到4月1日，新加坡累计确诊病例才1000例，治愈245例。新加坡被视为“防疫模范生”，还被哈佛大学称赞为新冠监测能力“接近完美的黄金水平”。

但在3月底、4月初，新加坡以外籍劳工群体为主的宿舍聚集性感染开始爆发。

新加坡客工宿舍大致分布图。

为了便于管理，也因为薪资很低，32.3万外籍劳工主要居住在43个客工宿舍群中。每个宿舍群居住超万人是很平常的事。它们主要分布于新加坡边缘区域。

劳工陈雷刚所住的S11宿舍分为蓝区、红区、和绿区，他住蓝区。今年2月初新加坡发现第一例外籍劳工感染病例，到了3月25日，S11宿舍红区出现4例感染，但当时没引起足够重视。

因为整个三月，新加坡都在头疼境外输入，政府紧盯着头顶飞过的每一趟航班，却没有低头留意过这座城市的“阿喀琉斯之踵”。

迅猛发展的疫情让新加坡当局意识到应当采取补救措施。4月7日，新加坡全国进入“封国”抗疫模式，但为时已晚，据新华社报道，到了4月17日，客工宿舍中就有3267人染病，而陈雷刚所在的S11宿舍也已经爆发了群聚感染。

S11榜鹅宿舍是新加坡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图片由陈雷刚提供）

4月21日起，所有客工都收到了雇主的通知，停止工作。

隔离开始后，几十万客工都困在了宿舍不得外出，这一困就是四个月。四个月以来，陈雷刚几乎每天都重复这样的作息：

早上五点多醒来，然后会狠狠地刷牙，因为“吃了几个月没怎么变的盒饭，很多人开口说话都有股臭味”。刷完牙后，陈雷刚会烧水煮鸡蛋，再冲泡一杯奶，吃完喝完，就躺在床上，跟大家吹牛、玩手机，宿舍虽然可以四处走动，但大家都不太愿意外出，因为感染实在太严重。上午十一点多，房间值班的客工会戴上口罩，拿上所有人的门卡前去领饭。吃完中饭，大家继续玩手机、聊天、睡觉，晚上五六点钟，再让一个人拿晚饭，吃完饭，继续躺在床上玩手机、说话，直到睡觉。

习惯了在建筑工地劳作的人，突然无事可做，陈雷刚先起先倒觉得无所谓，但随着隔离时间不断增长，原先说好的隔离一两个月，慢慢变成了四个月，加上新冠带来的系列恶果凸显，他逐渐不安起来。

劳工陈雷刚所住的 S11宿舍（图片由采访者提供）。

二、“眼睁睁看着自己感染新冠”

日复一日的机械作息，让陈雷刚的心理防线不断被冲击，他觉得这种隔离像在坐牢，“咱们耗不起，你说就我一个人就算了，家里还有老人和小孩要吃饭，在这里天天睡觉，心情能好吗？”

更麻烦的是，客工宿舍环境较为拥挤。S11宿舍每栋楼4层，每层20个房间，10个洗澡室，10个卫生间。大约30平米的房间，要容纳12个人，宿舍双层床位，铺位相距不到一米，房间里挂满了晾晒的衣服，橱柜塞满物品，厕所、食堂、厨房等公共空间都是大家共用。

“本就拥挤的宿舍，如果不讲卫生，加上气候潮湿，厨房和房间里蟑螂虫子到处蹿，厕所的小便池里满是尿液，我们有时上完厕所，几乎是踩着尿液走到房间。”

陈雷刚说，因为居住环境恶劣，中国客工戏称客工宿舍为“劳工营”。

与病毒为伍，因隔离失去自由，这些都让劳工感到压抑。而且，宿舍日常饮食也是非常单调。住在吉宝客工宿舍的王保军说，他大部分时间吃的是一盒米饭，加一个鸡腿，或几颗虾米，或全部是蔬菜，再配上中国劳工不太习惯的咖喱汤，“一般人吃半盒就吃不下去了。”

2020年4月19日，新加坡，劳工在图阿斯南外劳宿舍排队领取食物。图源：Roslan RAHMAN / AFP

客工宿舍的居住环境，平时还不太能感觉到，毕竟大家都早出晚归，忙着务工挣钱。可一旦天天隔离在这里，不好的一面就被放大。

更要命的是，病毒在人口密集、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宿舍，非常容易传播。

陈雷刚虽住在感染最严重的S11宿舍，幸运的是，他一直都没有被感染。住在吉宝客工宿舍的王保军，他的运气就差多了，他几乎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感染新冠”。

7月底，全现在联系到王保军时，他正担心宿舍糟糕的管理情况，可能会让自己得新冠。8月15日，再度联系王保军时，他说自己已在8月3日确诊感染，如今正在新加坡博览中心隔离。

感染新冠的王保军，如今正在隔离治疗（视频由王保军提供）。

曾在非洲和东南亚多个国家打工的王保军，从去年起在新加坡某建筑公司做钢筋工。如今他居住的吉宿舍营将近5000多人。4月刚开始封锁隔离的时候，只有几十人感染，可到了7月底，“检测出的感染就在1000人左右。”

王保军住在一个国际劳工混合客房中，房间有来自孟加拉、印度、中国的劳工共16人。到了8月中旬，“我的一百多个同事基本上都感染了”，“我们房间的人，也感染的差不多了”。

在此之前，《联合早报》8月7日消息还称，吉宝客工宿舍检测出的感染数达1730例，短短两天内增加725例。再加上没有被检测到的无症状感染，王保军也说，恐怕整个宿舍群都感染遍了。

新加坡部分客工宿舍的内部都较为拥挤，杂乱。（图片来自《新加坡万事通》）

三、防疫措施为何不到位？

感染如此迅速，与客工宿舍的防疫措施不当直接相关。

新加坡对本地居民管理严格，但却忽视了客工宿舍的防疫，比如客工营感染严重，却很少消毒。陈雷刚曾注意到，“四个多月以来，还是我求爱心人士，帮忙写电邮给新加坡人力部，让他们在五月份给宿舍消了一次毒，但到我回国（8月6日）为止，整个劳工营，再没见过消毒。”。

吉宝客工宿舍的王保军也觉得，宿舍管理细节没做到位。比如，自从隔离后，就没有人来视察过，所有事情都交给宿舍保安去办，“保安的处置方法，就是把大家关着锁着，有些事情也不会上报，客工营快成了被人遗忘之地。”

除了管理缺乏，感染风险处处都是，就像客工检测病毒，都要去大厅排队，感染的和没感染的混在一起，交叉感染的几率成倍增加。

2020年4月，新加坡，一名戴口罩的外籍劳工站在劳工宿舍厨房外。由于拥挤和肮脏的环境根本无法实行好的隔离措施，劳工宿舍内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激增，劳工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图源：Roslan RAHMAN / AFP

更让王保军不安的是，他们房间曾有人被确诊过，三天之后，感染舍友才被送到医院治疗。整整三天时间，感染的人都跟大家混住在一起，这如同把一个感染源留在密闭空间里慢慢发酵。

来自河北的劳工刘某也告诉全现在，5月28日，他突然失去味觉和嗅觉，就去做了检测，2天后被告知感染，但感染后，他第一时间不是被安排去医院治疗，而是从一楼搬到五楼，在劳工营继续呆了几天。

后来他才知道，新加坡面积小，当时正是劳工感染爆发期，整个医疗系统几乎崩溃，所以确诊3天后，刘某才被送到当地方舱医院治疗。

一新加坡华工讲述自己的经历 （图片由陈雷刚提供）。

新加坡政府为客工提供免费检测，每两周检测一次，王保军和工友一共检测了近十次，“抽血抽了两三次血，鼻孔插了六、七次”。 

每次检测，王保军都战战兢兢，面对极易传播病毒的“劳工营”，他觉得自己随时会“中奖”。全现在第一次联系他时，情绪低落的他就连连叹气，“我们没被感染的，时间一长，也被关出病来了。”

另外，劳工陈雷刚也说，S11宿舍跟外界较为隔绝，他们宿舍平日都需要打指纹才能进入，自从宣布为疫区后，外面更有警务人员把守，劳工根本出不去。 

外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与外界隔绝的劳工宿舍，俨然成一个病毒感染实验室。隔离四个月后，住了1.2万人的S11宿舍，确诊近3000例，“这还是有症状的，无症状感染者还有多少，根本没有人知道。”

S11宿舍自从宣布为疫区后，外面有警务人员把守。（图片由陈雷刚提供）

跟新冠疫情最严重的S11宿舍一样，吉宝客工宿舍也跟外界隔绝，劳工也不能随意离开。“宿舍下面有保安，还有警察——也不知道是人力部还是卫生部的，反正都在下面巡逻，你一下楼梯，他们就给你摆手，在楼梯口截住你，让你回去。”王保军说。

对客工防疫的轻忽，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今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教授、巡回大使许通美，在脸书上斥责新加坡“以第三世界的方式”对待外籍客工，“客工们住在过于拥挤的宿舍，12个人如挤沙丁鱼般住一间房”，客工宿舍如同待爆发的计时炸弹。

到了8月9日，新加坡跟客工宿舍相关的病例超5.2万起，占新加坡感染病例总数近95%。换句话说，住在客工宿舍的客工感染率超16%，远高于社区的0.04%感染率，差不多每6个被隔离的宿舍客工，就有1人感染新冠。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教授许通美，在脸书上斥责新加坡“以第三世界的方式”对待外籍客工。

三、三个华工死了

按照陈雷刚、王保军等多位劳工的说法，新加坡客工营所谓的隔离防疫，其实更像在尝试集体免疫，劳工们对集体免疫的理解是——挺过去就赢，挺不过去，那就认命。

目前已有三位中国劳工，因感染新冠，在新加坡先后去世。

4月底，50多岁的劳工顾振飞查出患了淋巴癌，祸不单行，紧接着他又被诊断感染了新冠肺炎。随后，在不到一周时间里，他的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最终多器官衰竭而去世。

顾振飞家在江苏启东市汇龙镇，他在新加坡打工已19年，原本他一直和家里人保持联系，但突如其来的昏迷，让顾振飞只能靠呼吸机继续维持生命。几天联系不到顾振飞后，家人几番打听才知道顾振飞已经病危。

另一位去世的中国劳工，是来自安徽肥东县的吴利友。吴利友在新加坡工地上当钢筋工近十年，4月22日，吴利友在宿舍感染后被送到医院。5月17日，医院称吴利友已治愈，便把他转移到一艘邮轮上隔离。6月3日，他突然昏倒，室友打电话给医院，救护车来了把他拉走，但还没到医院，他就没了呼吸。

跟劳工顾振飞染疫前已身患癌症不同，今年才41岁的吴利友身体一向很好。其子吴某称，在父亲去世前一天，他还跟父亲视频过，当时父亲没任何异常，但隔日早上，父亲的雇主打电话告之，父亲已经去世了。 

41岁的劳工吴利友感染新冠去世。

对父亲的突然死亡，吴某非常震惊，他悲痛之外更多的是疑问，“父亲第一次感染痊愈之后出院，现在又说，因新冠并发症引起死亡。那我就想问，为什么说我爸已经康复了？为什么放他出院？一出院，人就没了？”

在吴某看来，父亲的死直接原因自然是新冠感染，但他把感染更多归咎于拥挤的宿舍环境，导致极容易交叉感染，以及长时间的隔离影响了病人的情绪。吴某得知，父亲跟一位感染工友住在密封的船舱中，隔离一个多月，每天仅有半个小时到甲板上放风。

跟吴利友的情况类似，来自江苏东海县驼峰乡的杨小磊也是“莫名其妙”死去的。42岁的杨小磊是新加坡建筑工地的木工，他的妻子焦佃梅告诉全现在，丈夫杨晓磊可能去世两天后，其遗体才被发现。

上图：劳工杨小磊生前跟妻子焦佃梅通话视频截图。下图：焦佃梅本人（图片由焦佃梅提供）。

4月底，杨小磊感染新冠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被送到宾馆隔离。他因病情加重，又进了医院，5月22日再次出院。出院隔日，妻子焦佃梅边联系不上他，无奈之下，只能通过QQ联系丈夫的老板。等老板派人前去询问，这才发现杨晓磊早已死在隔离的宾馆中。

劳工客居他乡，一般都长于吃苦和忍耐。全现在问过多位中国劳工，怕家人担心，很多感染新冠的劳工，都选择瞒着家人。焦佃梅也说，丈夫最初感染之时，根本没跟家人说，病情严重了，他才说自己感染了。

但问题是，丈夫死的不明不白，“身体好好的，人怎么一下子就没了？”焦佃梅说，她和杨晓磊天天通电话，失联前一天晚上九点多，还跟他视频过，那时杨晓磊根本没表现出任何异样。

对于丈夫的死，焦佃梅非常想不通，“他几天都没吃饭了，送饭的人为什么不进去看一下，或者打电话问一下，人是不是还活着？”

杨小磊的尸检报告、新加坡出具的死亡证明、骨灰邮件。这些文件说，感染新冠的杨小磊死于心肺衰竭，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图片由焦佃梅提供）

四、回国之难

工友客死新加坡，让被隔离在客工宿舍的中国劳工，心理上都遭到极大冲击，回家成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我们公司有20%、30%人会有这种情绪，差不多快20个人说要回家。”新加坡华宇建筑有限公司老板毛华芹告诉全现在，工人被关四个多月，但新加坡疫情还没降温，“很多工人担惊受怕，怕自己被传染。中国人思想是这样的，家里都有老婆孩子，她们会叫自己的老公回家。”

毛华芹说，如果客工营一直不开放，时间越长，工人就越焦躁不安，很多人都产生了不要钱要回家的念头，“不敢保证接下来会有多少劳工想回家。”

劳工们确实早就想回家。S11宿舍被隔离时，工作准证已到期的劳工陈雷刚，就一直跟公司沟通回家事宜。结果自然让他失望，客工隔离中要想外出需要层层申报，很难获批，而且回国的机票更是一票难求。

新加坡有40余万中国人，包括7万客工和4万留学生，“五个一”政策下，航班数急剧减少，机票还曾涨到近两万人民币左右，如此高价的机票，几乎是劳工们近两个月的工资。几个月无工可做的他们，大多数人买上机票，都还需找人借钱，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想买高价机票回家。

另外，新加坡有政策规定，劳工回家的机票，要雇佣公司购买，劳工买了机票，给新加坡人力部报备，通过新冠检测，才能走出客工宿舍。然而，这一保障劳工权益的政策虽好，却没法落地。

“要求飞机票由老板买，你觉得可能吗？一张机票八九千块钱，哪个公司不是几百口人？”陈雷刚说。虽新加坡规定，雇佣公司有义务送劳工回国，但买机票的时间是公司自己决定的。劳工一要求买机票，公司就采用拖字诀——“也不说不给你买，就说先等等，等到机票降价。”

这一等就是几周，如果劳工跟新加坡人力部反映情况，得到反馈是，“我们会跟你的雇主沟通”，这一等又是几周。

被隔离在客工宿舍的新加坡外籍劳工

当回国成了奢望，陈雷刚异常煎熬，这种心情堪比“呆在地狱”。成年人的体面，在无尽的焦虑中被打击的溃不成军，“好几个月没收入，家里有房贷，小孩还要上学，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心情。” 陈雷刚说。

与此同时，糟糕的宿舍环境、死亡的恐惧、不能回家，都只是这次疫情的外显，新加坡外籍劳工们，还面临更深的生存问题，在陈雷刚看来，客工更担心的是薪资、生活费用。

漂洋过海的客工，为的就是一份收入，一旦开始隔离，他们就“失业”。平时一个客工可赚2500新币（1新币约合5元人民币）左右，现在收入为零。5月8日，新加坡当局发文，称客工雇主已获得政府资金，政府每月补助外籍劳工每人750新币，允许雇主在扣除房租和伙食费后，把剩余部分返给客工。

新加坡曾发文，称客工雇主已补助，允许雇主在扣除房租和伙食费后，把剩余部分返给客工

这一政策出台后，由于没确定标准，劳工拿到补贴差别很大。像感染最严重的S11宿舍，是政府划定的隔离区，伙食由政府免费提供，但住S11宿舍的陈雷刚却说，“我四月份领450新币，五月份领400新币，此后再没领过钱。”

拿不到补贴，或者补贴很少，再加上缺乏保障的强制隔离，劳工们回家的愿望更迫切。

7月22日下午，因回国事宜和公司协商无果，一名中国劳工爬上顶楼想要纵身跃下，经过半小时说服，客工被警察带走。第二天，该华工被送回国。随后，新加坡人力部解释了事件经过：中国劳工买好了机票，但雇主却扣住护照，不允许其回家，这让劳工变得焦躁不安甚至崩溃。

7月24日上午，在陈雷刚居住的榜鹅S11宿舍，又一位中国劳工因想回家，却得不到公司的帮助，而走上高空护栏。8月1日深夜，在The Leo客工宿舍，一位27岁的深色肤色客工，站到宿舍七楼窗檐边想跳楼，好在最后被同伴救下，抱进屋内，才解除了危机。

恐惧和恐慌会传染，7月24日，一个劳工上吊自杀的现场视频在劳工之间疯狂转发，《联合早报》同日称，有客工在宿舍里丧命，虽然新加坡人力部没说明原因，但指出是一名37岁的印度籍客工。

类似这样的自杀事件持续涌来。据《新加坡万事通》报道，8月2日，双溪劳工宿舍疑似发生一起自杀事件，一位印度或者孟加拉国籍劳工躺在宿舍的楼梯间，满身血迹，生死未知。8月4日，新加坡文理劳工宿舍，一位疑似印度籍劳工，在宿舍卫生间内上吊自杀。

新加坡建筑公司老板毛华芹对全现在说，比起印度和孟加拉等自杀劳工，中国想轻生的劳工，更多是用极端方式来威胁政府和老板放他们回家而已。“但现在，不是说老板不放人，而是政府和客工营不放，新加坡政府也比较难，考虑到病毒没有清，乱放出去，怕他们会传染别人。”

万般无奈之下，最终陈雷刚放弃了要公司买票的想法，提出自己买票回家。但即便如此，企业还要他签合同，以撇清责任。

“我们公司规定，如果你要回家，首先要签离职报告，证明你自愿离职。除此之外还要签一份合同，声明是心甘情愿地掏钱买飞机票回家，不是公司不给你买，是你自己自愿买。” 陈雷刚说。

7月25日，陈雷刚家人给他借了9000块钱，买下了8月初的机票。

但买到票后，陈雷刚仍然感不安，他时刻关注着航班动态。彼时，由于中国境外输入病例较多，多家航班“熔断”停飞，陈雷刚很担心自己那趟航班会被取消。与此同时，他还要检测一次，确认没有感染或者已经治愈后才能离开客工营。

陈雷刚说，最近从境外输入的感染案例中，多是海外劳工。日前来自新加坡的输入感染，有几例还是他所在客工营的中国劳工

度过几天忐忑不安的日子后，陈雷刚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阴性，他终于可以回国了。离开劳工营的前一个晚上，他兴奋到几乎睡不着。

8月6日，在上飞机的那一霎那，陈雷刚突然发现，新加坡精彩纷呈的生活，跟劳工们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在新加坡工作了近7年，他出去玩的次数屈指可数，因为劳工的薪酬按小时算，为了多赚钱，他们周末都会选择加班，根本没多余时间外出游玩。临走一瞥，这座陈雷刚们完工了无数建筑的城市，是如此的陌生。

与此同时，陈雷刚离开前后，正是新加坡各大客工宿舍重启之时。8月15日，新加坡人力部长杨莉明在脸书上表示，新加坡所有客工宿舍如今都已被列为安全宿舍，客工宿舍正从“危机模式”转向新模式，这个新模式将专注于三个关键阶段，即安全重启、安全过渡和安全的国家。

可这一切，跟陈雷刚已没太大的关系，在感染严重的客工营呆了四个多月，有了这次近乎“死里逃生”的经历，陈雷刚已经下定决心，“只要从新加坡回到中国，一年以内，我是不会再来的。如果新冠控制不了，谁敢再往这里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钟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