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亚文化变成主流的年轻人，还会改变世界对“成功”的定义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受访者：刘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题图来自：IC photo

在过去十年中，这届年轻人到底让多少曾经的“非主流”变成了流行？

二次元、说唱 、网络文学、直播、弹幕、鬼畜……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

但真正让我们好奇和“紧张”的，是他们接下来的动作——

他们会改变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吗？会提升社会的审美水平吗？锐气十足的他们最终又将以怎样方式融入主流世界？

我们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教授聊了聊。作为研究“越轨”现象的专家，他将这场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的“冲突”形容为一场“文化战争”。

从“年轻人不回老家”说起

腾云：您在学校开设了一门《越轨社会学》，请问什么是“越轨”，它又为什么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在网络上发生的种种现象？

刘能：从定义来看，越轨是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认为违反了他们价值判断并给予一定社会制裁的行为。互联网初期的匿名现象极大激发了人们的越轨倾向。

在早期城市社群建立时，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例如在乡村，我们生活在熟人网络中，大家彼此知根知底。但当你来到城市打工，因为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的所作所为可以不必顾及熟人的看法。

这正是很多人选择不回老家的原因，因为回老家便存在一定程度被污名化、受制裁的可能。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早期互联网世界，因为匿名性的存在而导致越轨行为高发。

但渐渐地，随着互联网世界匿名性的不断减弱，人们在网上的行为也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我们的互联网行为都是有意识选择过的，并不是本真的状态。这个变化是当代社会变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外，很多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轨本身也逐渐得以正常化和去污名化。原来被认为是越轨的甚至负面的东西，现在人们可以正常接受它了。

腾云：比如哪些内容？

刘能：比如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它们现在已经成为非常好的教育手段。

这就像人类早年对电视的看法，许多人认为电视会让人成瘾、电视会带来暴力和色情，但后来我们发现电视是一个好的启蒙工具。曾经的电视和现在的网络直播，其实是有一种对等关系的存在。

又比如电竞，最初我们认为打游戏是不好的，现在我们发现打游戏是可以成为正当职业的，它有自己的内部秩序和规范；还有二次元，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发展很快的产业，而且中国在这个产业里的引领地位日益突出。

再比如网络文学。虽然它不同于鲁迅或者茅盾文学奖的评判标准——我们通常将它们视为high culture和主流，但所谓low culture其实也有它独特的社会功能。

腾云：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社会功能”，它们在社会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刘能：它在一定程度上面向的是一类社会现象，即青年人的社会地位获得的问题，表现为青年人很难在成人初期获得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无论纽约、巴黎、伦敦还是北京，这种现象都客观存在。

但互联网的出现对青年人的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分配，如网络文学不但给青年人提供了一种在虚拟世界中以主人公的腾飞命运作为寄托的新体验，同时青年人也是网路作家和网络写手的主体人群，使得网络写作成为他们获得受到社会认可的角色的一个新途径。

因为我们在线上和线下的地位可以不一致，而这个不一致扮演了重要的社会稳定功能。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赋权机制。

南京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前院长周晓虹教授提出了文化反哺的概念，他认为，在目前急剧转型和变迁的中国社会，知识的来源和评判标准开始由父辈转向子辈，这一转向意味着文化传承方向发生了逆转。

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下，到底什么是主流社会，是谁构成了主流社会？这个问题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下的人口学事实是，1950年之前出生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急剧减少，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占人口比例急剧上升。而年轻一代因为天生就浸透在数字时代，所以他很容易具备比长辈更高的媒介素养——年龄与媒介素养的高低几乎成反比。

这就是一个很强大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力量，它重新定义了可能性，重新分配了社会地位。

互联网产业发展得越好，青年人感受到的地位挫折可能相对越少，这也许能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塑造更为安定的环境。

这让我联想到曾经受到高度关注的“啃老”现象，“啃老”行为不值得提倡，但它在一定时期的中国社会扮演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今天，我们谈到的亚文化的主流化或者越轨文化现象的正常化，也是确保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很重要的力量。

“线上”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腾云：对于个人来说，线上、线下的地位不平衡、不对等是否会导致某种挫败感、焦虑感？

刘能：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一个著名社会学家：彼得·布劳，社会交换理论的创始人。

他认为最危险的社会是“参数平行”的社会，简单来说，当某些人群在几乎所有社会分层体系里都是低位时，整个社会的处境会非常危险，这里的社会分层体系包括阶级、性别、种族等。

以美国黑人为例，总体上来说，美国黑人在阶级、种族等方面都处于社会较低的位置，形成了平行的关系，这是很危险的，也导致了美国现在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前面提到的线上线下身份的不平衡，则更像是“参数交错社会”的特征。

也就是说，年轻人有可能在现实社会中感到了挫折、压制，而在网络空间，他有两种可能性，其一，继续保持较低的地位；其二，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一个发泄点，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归属和社会地位。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坐标系，纵轴代表在线上社会的地位，横轴代表在线下社会的地位，由此形成四个象限。我们会发现，当线上和线下地位都处于较低水平时，社会处于最危险的区域，也就是我们说的参数平行的状态。但在其他三个区域，二者可以一定程度上相互均衡。

如何改变参数平行社会？

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就是专注于某些人群线上地位的提升，改善他们的在线生活质量。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达成这一状态的产业基础、亚文化生态、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等一系列外部支撑条件。青年人的线下地位往往比较低，但线上世界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

对于未来的互联网治理，需要思考的恰恰是怎么把处于最危险象限中的人“拉”起来，向其他象限转进。

互联网企业能不能在这里面扮演他的角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议题。

腾云：媒介素养低以及整个社会整体对青年人的压迫感，这会在网络上形成一些不好的现象，全世界都在面对网络暴力、网络喷子的问题，您如何理解这些问题？

刘能：中国社会缺乏媒介素养教育，也缺乏“政治正确”或“文化正确”的概念，而中国文化对个体而言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压迫性——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大文化、大传统，对个体行为的统合性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导致中国互联网社区的整体的文化情绪是叛逆的、对抗的、抵触的。

这至少体现在互联网语言暴力化和禁语语气助词化两点。

当前互联网世界的语言暴力是非常普遍的。除了匿名性导致的“发泄”和“攻击”，以及因为地位挫折感带来的侵犯性之外，还因为线下良好社会化的缺失，使得不少网民在互联网中的情感能力、表达能力都遭遇问题，不会“好好说话”。

另一个文化现象就是禁语的语气助词化。

我们说互联网生态存在语言暴力问题，但一旦你和年轻人接触久了，你会发现他们的很多语言虽然看似有戾气，但其实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单纯的只是情绪的宣泄，或仅仅是为了增强语言表达的力度而已。

这就好比两个老朋友相见，用拳头在对方的胸口或肩头狠狠地“打”一拳，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会认为这是很奇怪的“暴力”行为，但如果熟悉中国文化，就知道这只是一种亲密的情感表达方式。

从心理学上来讲，这种宣泄本身也有价值，我们把它叫做安全阀效应。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这种行为让心理恢复平衡，降低后续的风险。

新一代人对“成功”的定义变了吗？

腾云：新一代人的出现可能对我们的文化和观念带来了哪些冲击？他们会被主流文化“收编”，还是改变主流文化？

刘能：新一代的观念已经在多个层面对我们所处的现实造成冲击。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对抗和碰撞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表现为代际的价值观差异。

例如，当85后这一代人做了家长之后，他们会对子女的成功做出重新的定义。成功不只有一个面向，尊重个人兴趣基础上的专业性发展，这会丰富中国式成功的定义。

当然，新一代人一旦成长起来，大概再过10~15年，他们就会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个时候，我认为原先被认为越轨的行为或现象，可能会获得完全颠倒的评价。

反之也是一样，现在我们鼓励奋斗，于是“没有情怀”成为一种越轨行为，但下一代人则会要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中国年轻一代人的价值观应该是“正常”的，甚至是和国际上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一致性和同步性。

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越轨只是我们用来下定义的一个壳，这个壳里面包的是什么，随时在发生变化。

整个世界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的竞争和冲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战争的存在。从内部来说，是代际的文化战争，或者主流文化和亚文化间的对抗；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面临内部的文化战争。

在中国，最大的文化战争就是关于成功的定义的战争，新一代人已经在改变我们的观念。

还有就是反工具主义，中国40年的快速发展，在文化上依赖于工具主义的价值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在那个时代来具有革命性，它的革命性背后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主义，这个理性主义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

未来一定要转化为情感理性主义和价值理性主义。其实情感理性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文化有很好的情感理性的一部分，现在慢慢要增加价值理性的成分。

以工具理性为基本判断的世界，转向以价值理性、情感理性为判断的世界？那是非常非常重要。

腾云：但我们从历史上也看到，在一些文化战争中，新一代人可能并没有“成功”，而是回归了主流。例如美国六七十年代爆发的嬉皮士运动。您怎么理解这样的现象？

刘能：著名的1968年的美国反文化运动，其实是一个可以做一定历史回溯的文化现象。

回溯的起点，是1929年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持续社会动荡。

之后进入1950年代，当时的时代背景大家比较熟悉，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美国社会在物质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富裕社会”的概念也被提出。

什么人最后成为了1968年的革命一代？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父母是谁。

他们的父母，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担惊受怕的孩子们，受战争影响逃难到美国的欧洲移民子女也不在少数。这一代人最大的社会目标是安定富裕、远离风险，在社会中做专业阶级，通过自己的专业来赚足够多的钱。

那么他们的孩子呢？他们的孩子认为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要革命、要解放。反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两代人命运、价值观极度冲突下爆发的。

为什么这些人最终“失败”了？

1972年，石油危机，福利国家体系崩溃，到了19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重新出现，转而强调市场调节，强调个人福利责任。

这一代人就是这样被压垮的。他们必须去工作才能生活、领取福利。但他们后来发现自己的退休金甚至不如自己的父母高，也没什么储蓄，变成了在美国社会中处于结构性不利地位的一代人。

我认为这是美国反文化运动失败的原因：巨大的社会结构性转型阻碍了他们文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腾云：刚才提到了许多代际冲突，如果横向对比，中国青年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文化冲突体现在哪里？

刘能：我认为可以从国外、国内两条线来看中国当下的文化冲突。首先，青年人发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描摹日益脱离了实际，例如那些针对中国的较为负面的评价，而年轻人以自身生命为证据判断，发现实际情况和外部评价不相匹配。

由此产生了建立在真理性基础上的愤怒。这是国际上的价值观的冲突，这个冲突对未来中国社会非常重要。尤其是当前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迁的国际舆论环境之中，这个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实施了显而易见的污名化，大量建立在意识形态而非现实基础之上的评价让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深刻感受到了国际主流媒体的双重标准。

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关于中国国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国际形象的重大问题，可能还需要5~10年的煎熬期。这是国际范围的文化战争。

而在国内，我认为一个是来自于价值观层面的对抗，例如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对抗；另一个来自美学层面的对抗，传统的“文件体”审美已经没法吸引下一代人了。

如何迎接变化？

腾云：作为“老一代”的个人或组织，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文化冲突？

刘能：上文已经提到，我们要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情感理性、审美理性。

我们现在的商业世界，还是在以功利主义的指标来判断工作，资本世界里，我们还是用估值、市值、融资来衡量成功与否。这都是工具理性的表现。

我们要注重美学沟通。上一代人喜爱的“文件体”，以及一些“假大空”的表达方式，我认为在当下已经丧失了美学表征的能力，丧失了与人沟通的能力。对青年人来说，这种语言是“我”没法理解的，这种美学符号是我没法欣赏的。主流文化已经因为美学上的虚无而变成了互联网领域嘲笑的对象。

其次，对企业来说，要和互联网上的社群建立平等的、共治的关系。用户社群在产品的品牌、设计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另外，企业要塑造道德形象，不能只着眼于工具性目标；有一个词叫“真善美”三位一体。什么叫真？就是要遵守你的承诺，要做真实的信息发布；什么是善？就是要考虑到企业基层员工福利和用户体验的可持续性；美就是美学符号的一致性。还有一点，就是建议企业以真实、直接的方式真心回馈用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受访者：刘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