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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作者:元淦恭,题图来自:作者供图
今年9月,去了一趟北疆,当然也吃了很多当地饮食,但川菜的流行,也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行程中有一天,是从那拉提草原到伊宁,中午路经新源县城,就去吃了一顿川菜。
这算是县城的闹市区,餐馆林立,汉餐和清真餐都有。这家川菜馆就在两家清真餐馆之间,十分和谐。
一进店和店主攀谈,就知道老板是四川人,便知道大概不会踩雷。
乌鸡爪和鱼香肉丝,都是家常味道。
牛蛙走的是鲜辣的路线。
这家店虽然算不上多好,但足以在旅途中解馋。晚上到伊宁市区的一家名为“蜀留香”的川菜馆,那就可算有些惊艳了。
一进店,老板显然也是四川人,全店所有包厢和大桌都在说四川话。拿着菜单一看,都有了过于丰富且地道的选择困难症。
凉菜,先点个红油耳片。
中午吃了蛙,晚上就吃兔。
回锅肉里虽然“误入”两片甜椒,但蒜苗、豆瓣、豆豉的组合,还是十分地道。
甚至红烧肥肠,也可以轻松拿捏。
我晒了朋友圈之后,一位当地的四川籍朋友跟我说,这家可是四川人的私藏小馆。这一天下来,我们真是“直把伊犁作四川”。
其实,新疆不仅有许多川菜馆,很多当地的新疆“特色菜”,背后都有浓厚的川菜影子。譬如我们到乌鲁木齐第一晚,就去吃了一家椒麻鸡。椒麻鸡原是川菜,传入新疆之后加入线椒、洋葱等当地风物,麻味稍减,整体味道更为清爽。
更有意思的是,这家名为“胖老汉”的新疆特色椒麻鸡连锁店竟已反向输出到四川。
除了乌鲁木齐的九家门店,还有四家门店开在成都。新疆和四川如今关系之密切,也可见一斑。
起源于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312国道旁的大盘鸡,而今是新疆美食的代表,也通常被认为是川菜“本地化”的结果。
沙湾大盘鸡论只卖,一只是两大盘。
在克拉玛依,我们去了一家叫“马有鱼”的烤鱼店,说是新疆特色的“馕坑烤全鱼”,但实际上和在巴蜀地区流行的烤鱼,区别也不大。
吃完烤鱼下面,和万州吃法一样。
甚至这家店里的配菜麻辣拌,也颇有川菜之风。所以,在大众点评上,这家店干脆直接被归类成了“川菜”。
川菜何以成为新疆的主流菜系?四川饮食,又为何对新疆本地饮食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
这首先源于四川和新疆的紧密联系。
四川是新疆外省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根据百度慧眼2020年的数据,新疆的外省迁入人口27.8%来自甘肃,12.6%来自河南,12.2%来自四川省,是新疆最主要的三个外来迁入人口来源地。然而,还有迁入人口中还有3.5%来自重庆市,川渝合计占比达到15.6%,超过了河南。
但在更早期的移民中,四川人的占比更高。在1977年到2000年之间,1990年,新疆外来移民中34.6%是四川省籍,2000年,新疆外来移民中有30.3%是四川省籍。
往更前的时间追溯,1958年“川中石油大会战”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就有近4000人参与会战的职工调往克拉玛依。四川和新疆都是能源基地省份,西南石油大学还位于四川,经济结构上的相似性,让两地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人员往来。
从长时段来看,四川省籍是仅次于甘肃的新疆第二大外来移民群体。但由于甘肃本土餐饮和新疆饮食差别不大,因此新疆外省移民中最多的和当地饮食有差异的群体就是四川人。
四川盆地多山,平原占比很低,由于清中期“湖广填四川”以来的人口骤增,四川的人地矛盾早已十分尖锐。但另一方面,由于四川人绝大多数是清朝以后的外来移民,相对而言并没有形成庞大的家族、宗族社会,家庭结构相较中东部其他省份较小,“安土重迁”意识也相对弱于其他省份。庞大的人口基数,显著的人地矛盾,以及人口外移相对较少受到宗族社会和传统观念制约,共同导致四川成为改革开放之后重要的人口外迁省份。
而由于四川地处西部的特殊条件,四川人的迁移方向比中东部省份更加多元。不独新疆有很多四川人,四川人对藏区的影响力,那更是大得多。
今天,四川被定位为中国的战略腹地,体量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西部十二省区中,川渝的GDP占比和人口占比都超过30%,可以说是西部地区的“定海神针”。
庞大的人口基数,产生了两重效应。第一重效应,是有足够多的四川人外溢、外迁,并且把四川的生活方式带到当地,促进了整个西部的人口流动和整合,尤其是在藏区和新疆,实现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和交融。
第二重效应,是四川省内有足够多人口可以聚集到成都,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成都的城市枢纽性。
成都的地理位置,站在中东部的视角,本来是“偏居一隅”,但站在大中国的视角,就是大体居中。
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西安,其实是相当偏东的,大致经度是108.95°E。而成都的经度是104.06°E,换言之,西安几乎在成都以东5度,等于有接近20分钟的地方时时差。在此条件影响下,甚至乌鲁木齐到成都的直线距离,比到西安还略近一点点。
虽然空中航路不能完全走直线,乌鲁木齐到西安的航路时间比到成都短半个小时左右,但作为接近3个小时的长程航班,这种差别其实也不显著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重心的全面南移,苏沪浙闽粤五省市GDP占到全国GDP的36%,地处西南的成都,在连接疆藏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优势更为凸显。
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强化了成都和整个西部地区其他省份的关联度。现在,有人戏称成都是“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的后花园,新疆、甘肃、藏区的有钱人和退休者纷纷迁居成都,已是不争的事实。
放眼今日之中国,从地理意义上说,成都是沿海和边疆之间的枢纽。从文化意义上说,四川人是中东部和疆藏之间的纽带。
回溯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海防与陆防、海权与陆权,经历了一次次消长。1949年以来,最初全国以安全形势需要重视内陆,后来又以全球化逻辑重视沿海,而今则进入到“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一带一路”,考虑海陆平衡的阶段,这导致了对西部地区战略价值的新一轮再发现。
四川作为西部经济、人口和文化重心的意义,自然也就更大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作者:元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