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显微故事（ID：xianweigushi），作者：程承，编辑：万芳，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他们会经历一些冲突的时刻。

今年7月末，林玉回湖北红安县的农村参加婚礼。村民——那些她叫不全名字的亲戚们，用一个塑料桶装着掺了雪碧的长城红酒。

他们用一次性的塑料杯子，盛满这种“酒”，互相干杯。临走的时候，她年迈的姥姥往她的LV水桶包里，塞了一包油炸馓子。

王云也不例外。端午期间，她和高中闺蜜约在一家县城的烤鱼店里——“盗版的炉鱼”。

她们围着结着一层油垢的桌子，讨论追剧、护肤和朋友的恋情。“每个人都背了一个差不多的包，LV、 CUCCI或者YSL，不算太贵的款，一两万这种。”

林玉和王云都是90后，分别生活在湖北宜昌和浙江台州，两座平均月薪不足5000元的小城。她们代表着一个共同且数量庞大的身份——当代小镇青年。

更多的时候，他们安耽于日常生活，朝九晚五，和北上广的年轻人逛同一个淘宝，刷同一个抖音，追同一个明星，关心相似的问题。互联网抹平了信息与时尚的鸿沟。

天猫数据显示，三到五线城市已经逐渐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主力人群之一，增速是一二线城市的1.5倍。由于奢侈品门店并未下沉到小城镇，天猫正在成为他们的“香榭丽舍”。

这是他们的故事，从中窥伺到小镇青年的爱、欲望以及身份认同。

“没错，它就是一种阶层认同”

故事讲述者：林玉，25岁，房产中介

地点：湖北宜昌

我为什么买奢侈品？答案很简单，我想过他们的生活。

我第一次感觉到阶层的问题是在10岁那年。

我从湖北红安县的农村去武汉的亲戚家过暑假。他们家里有一位比我大两岁的表姐。临行前，表姐的妈妈，把表姐的旧衣服铺了一床，然后让我挑。

“挑吧，随便挑”，她插着腰说。我感觉像被针扎了一下。当时，我身上穿着一件已经有些松垮的白T恤，袖子上还有一个小洞。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十二岁才被父母带到了宜昌。他们在一个市场里租赁了门面，卖五金建材。

因为从外地转学来的，开始的时候，我被同学们孤立。他们不跟我讲话，同桌在桌子上画了一条“三八线”。在潜意识里，我隐约地感觉，想要融入一个群体，是很困难的，除非你最后变得和他们一样。

高中毕业之后，我去武汉念了一所大专。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报到第一天，我回到宿舍，一位室友已经在整理行李。她很瘦，脸小小的，下巴尖尖的，穿着短裤和吊带衫，头发挑染出几缕蓝灰色，脸上画着浓妆。

她的桌子上，护肤品摆了十来瓶。95后的梳妆台，也不输后来网上热炒的00后的梳妆台。

我们的学业负担不重，年轻人聚在一起有大把时间无处宣泄，谈恋爱、打游戏和逛街购物，就变成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

女孩的虚荣心在这种环境里，被放大了。我确实知道有些人，为了一个iPhone或者一只奢侈品包包会去一些网贷平台借钱。

环境会形成一种压力，其实不应该苛责他们。如果一个女孩，坚持朴素简洁是一种美，但是她身边所有人，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交很多男朋友，三个月后，这女孩心态肯定崩了。

我在大学里学会了化妆。第一次买贵价的护肤品，是快毕业的那年，当时，我在武昌找了一家单位实习。

两个月之后，我领到了3000块的实习工资。我花了近2000元，买了CPB的一套护肤品，准确说，一套还没凑齐。我在淘宝上找的一家代购店铺，朋友推荐的，据说是正品。

毕业之后，我先去武汉世贸广场一家美妆品牌做销售。世贸广场旁边的武汉的国际广场，是全城最高档的商场，一楼的外立面，就是LV的门店。

我最喜欢的事，就是中午休息或者下早班之后，去国际广场里逛一圈。

工作之后的第一个月，我用花呗分期，在天猫上买了第一个轻奢品牌的包。送货之前，我每天都要刷很多遍物流信息。第二天背去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步子都轻盈了。

在武汉工作三年，每个月工资到手五、六千元，刨去房租、日常开销之后，所剩无几。去年，在父母的强烈建议之下，我回了宜昌。

经亲戚介绍，我去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销售。卖房子虽然辛苦，经常要在外面跑来跑去，但房产销售的提成也是最可观的。

从武汉回到宜昌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是之前的紧张感和自卑感消失了。

我经常能听到一些人称赞我漂亮或者有品位，在以前这很少发生。我的朋友圈，也在重新缓慢地建立起来，其中也包括一些原生家庭富裕的人。

在小城里，人会不自觉地，形成圈子。小时候这种圈子由兴趣爱好、性格或者家庭决定，现在，消费水平和品味似乎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大概率会决定，我们才能吃到一块，玩到一块，有话题可聊。

十月份的时候，因为销售业绩不错，我拿到了一笔不菲的提成。宜昌没有国际广场，我的逛街需求转向了淘宝和天猫，反正它们24小时不打烊。我在天猫上买了一套3000元的裙子，作为给自己的奖励。

中旬的时候，我穿着它去参加了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地点选在宜昌市中心的一个酒楼，大家都有了很多变化。

吃饭的时候，绕着桌子走一圈，看看女孩的包，就能发现，其实在小城，奢侈品没有那么遥不可及。那次聚会之后，我又和一些新朋友走近了。

小时候，我一直有种丑小鸭的心态，自卑感很重。我想要过更好的生活，用更好的东西，这并没有错。

“27岁，择偶焦虑，开始买包”

故事讲述者：李静，29岁，国企员工

地点：江苏镇江

我第一次接触奢侈品，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深圳，而是我27岁回镇江的时候。

坐在旁边的同事，也是我曾经同一高中的同学，对包、口红、珠宝的品牌如数家珍，而我却一无所知。我记得她看我的表情，瞪着眼睛，微蹙着眉，怀疑我是否在“装”。

从2008年离开镇江去北京求学，到2018年回到故乡，我有十年的时间生活在一线城市。

我妈是镇江一所中学的老师。初中以前，我都生活在学校的家属区。同学的父母和我的父母相互认识，上一代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系是一样的。

可能因为教育或者时代的原因，很长时间，我一直对“爱外表的美”有一种耻感，认为内在美和性格才是魅力的来源。

我的专业是理工科，大学是北京一所重点院校。毕业之后，去了深圳一家公司。因为行业相对封闭，身边的女生并不算多，“时尚”没有进入我的视野。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四季温暖潮湿，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没有身份标签。在最初的一年，我几乎觉得自己会永远留在这个城市。

我加入了网上的户外组织，他们经常组织骑行。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把自行车运到香港，环港岛骑行。从太平山顶俯冲而下，穿梭于中环的摩天楼群，咸湿的海风迎面吹来，我觉得平静又愉悦。

当然，这样的时刻只是生活的局部。大多数情况下，我过着从出租屋到公司，两点一线的生活。出租屋是两室一厅，60多平米，我和朋友合租。小区老旧，楼与楼相隔不足两米。

在深圳的第三年，我开始感觉疲惫。

有一次，为了办签证，我去人才市场取户口卡。工作人员隔着一层玻璃，拿出厚厚一叠户籍材料，冷漠地翻找着。每张卡都是一个人，跟我一样的，我们一起寄居在一个陌生人的首页卡下。

我第一次感觉，深圳太大了，而人太渺小，也太轻飘。

2017年7月，我辞职离开深圳时，三个箱子装满了我全部的家当。通过父母的关系，进入镇江一家国企工作。

我住回了父母家，睡在少女时代的床上。从小学到高中的成绩单与奖状，父母都小心地收好。每天晚上，电视里播着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坐到餐桌前吃晚饭，用方言聊着琐碎的日常。

深圳和镇江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你买了一辆宝马，第二天，你同事的前同事的女朋友立刻就知道了。但是，熟悉的人际圈子，稳定的慢节奏的生活，让我感觉安全和妥帖。

27岁，在深圳，你是年轻人，但是在镇江，你要给自己再加3岁——择偶焦虑就这样，突然来袭。

几次相亲之后，我陷入了大龄剩女最常见的困境：高不成低不就。那些我心目中列入备选项的男性，几乎无一例外——看脸。那些会打扮，漂亮，有品位的女孩，才在婚恋市场上有竞争力。

在27岁的高龄，我才开始学化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网上查好了，想买Make up forever的粉底。我找了一个朋友带我去线下的逛街，结果因为记不清牌子，买成了蜜丝佛陀的。

开始的时候，我不敢花钱。我的第一个奢侈品包包，是在闲鱼上淘的一个二手Burberry的钱包。不过，我很少告诉别人，我也在闲鱼买过东西。

不久，我又从隔壁桌的同事那里，买了三只没有拆封的墨镜。她有很多的包，集邮一样。

2018年的时候，我通过校友会，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当时，他是我所有可以尝试交往的男士中，条件最好的一个。

在确定关系之前，我去了一趟他老家武汉。当时，我背的包，是找那位同事借的，一款Chloé的马鞍包。

临行前一天，他带我回了家。他的妈妈，送了我一个Chloé的小猪包。我后来上淘宝查了一下，售价一万多。我第一个万元包，是我未来婆婆送的。

那段时间，女神进化论，黎贝卡等时尚号也逐渐浮出水面。相比高冷，小城少见的时尚杂志而言，它们大大降低了时尚资讯的阅读门槛。

镇江的中产，其实不像北上广的人想像中的那么土。我身边很多人，对时尚其实非常有研究，品味极好。

其实不难理解。我举个例子，那位“奢侈品专家”同事，她的父母、丈夫的父早在几十年前就算是中产了。两家早早各买好了两套房。她所有的收入，都是可支配收入。工作之余，她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学古筝，学插花，当然，也可以用来钻研奢侈品。

去年，我结婚了。对奢侈品，我没有那么焦虑了，我在慢慢向他们靠拢。

每年，买一只包，一两件好品质的大衣，从天猫的官方旗舰店或者找靠谱代购，买几双鞋子。

一切很自然，它们对我而言，越来越像普通、正常的商品。

“唯一不同的，是你的结婚对象，可能是朋友的前男友”

故事讲述者：王云，28岁，银行职员

地点：浙江台州

我的“时尚启蒙者”是我爸。

2010年高考结束，某天我爸在餐桌上跟我说，“你是大姑娘了，可以学化妆了”。

两天后，一个化妆师出现在我的卧室里，给我上了一堂彩妆课。她是我们县城的婚礼跟妆师，彩妆课收费500元/课，是别人推荐给我爸的，他碍于情面，不好拒绝。

我爸，并不时髦。

我家在浙江台州管辖的一个县城里。在浙江，台州并不闻名，只有在台风季的时候，会出现在本省报纸的社会版。至于我生长的县城，更加籍籍无名。

我爸，是一名普通的国企职工，毕业后被分配过来，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娶了同厂里的女孩，在职工宿舍里生下了女儿。

在那个职工宿舍里，我们一家生活了8年。

宿舍共五层，在北京，它被称为筒子楼，每家在走廊里摆个煤气炉子做饭，公用走廊尽头的厕所和浴室。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对每户人家的喜事、丧事都如数家珍。

关于那里的记忆，大多已经模糊了，有一个画面却印象深刻。夏天午睡醒来，躺在凉席上，吊扇吱悠吱悠，楼里夫妻吵架，孩子啼哭，窗外聒噪的蝉鸣，都听得一清二楚。

县城仅有四条中心街道，也是我的生活半径。小学、初中、高中都相隔不远，在同一个方向。起初，我爸骑自行车载我上学，后来骑电动车，再后来我自己骑车。

这一路的风景变化非常慢，例如，有一家馄饨店，最早的时候，是一位婆婆在经营，现在婆婆已经去世，她的两位女儿接手。我小时候，她们还是青春少女，现在已经四十多岁，孩子上初中。

我爸给我找彩妆老师的那一年，我18岁，手机还是3G网络，除了发短信和聊QQ，无法承担更多功能。课程结束之后没多久，我买了人生第一套彩妆，品牌是美宝莲——消费世界的门已经缓慢地打开。

2010年9月初，我拖着行李，离开了县城，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火车去了成都上大学。

在成都，我第一感受到“大城市”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成为任何一类你想成为的人。在成都，我第一尝试穿吊带衫、烫头发、蹦迪。

大二那年，我在天猫上买了第一个能被称为奢侈品的美妆产品——兰蔻的小黑瓶。

我在淘宝上逛了一周，才下定决心付款，对于学生而言，它真的很贵。但跨出那一步后，我对价格的敏感度急剧下滑。

我的奢侈品教育，是在法国完成的。毕业那一年，我在学校的平台上法国一家商学院为期半年的交换信息，我报名了，被录取了。2014年初，我从上海坐上了飞往巴黎戴高乐机场的飞机。

半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旅行、逛街、购物。3月初，我还接到来自台州同学的代购需求——两瓶Sisley全能面霜。

即使在法国，Sisley依然昂贵，单价近人民币900元一瓶。我开始意识到，小县城的消费能力不容小觑。

巴黎的精品店里，穿梭往来的都是中国游客。有一次，我路过一家LV的店铺，看到一位中年女士冲进店铺，指着橱窗里的一款包，操着一口东北话告诉法国服务员：“就那个，整俩。”

之后有一次，我爸的朋友的女儿托人来咨询我在法国买爱马仕的铂金包的事。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款包，对它的购买流程一无所知。

周末的时候，我逛去了一家爱马仕的门店，问打扮得一丝不苟的年轻白人销售：“铂金包有吗？”

她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回答“没有”，我转身大摇大摆的出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铂金包是什么之后，突然在想，那天的销售内心是不是在翻白眼：“这个中国人怎么这么土，都不知道铂金包要配货吗？”

不过，至今我还没有见过真的铂金包，它不属于我这个圈层。

在法国，我开始买轻奢品牌的包和鞋子，比如COACH、MK之类。返程的时候，因为帮县城的朋友代购，我的行李都超重了5公斤。

我为自己买了二三十只口红，YSL、兰蔻、雅诗兰黛，什么都有。现在我也好奇，当时怎么有那么旺盛的欲望呢？不过，那些口红最终多数没有用完，放过期了。

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台州，去县城的一家银行工作。并不像大城市的人想象中的那么固化，县城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楼房越来越多，商业街的商铺每隔半年就撤换一批。

一些出现在杭州的店铺，比如网红烤鱼店、奶茶店等，很快会在县城的街头出现。不过，山寨的事时有发生，例如我家附近那家盗版的“炉鱼”。

其实县城里的年轻人，和一二线城市里的也没有很多差别。我和朋友聊天的内容，和那些北上广的同学聊的话题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你的结婚对象，大概率会是朋友的前男友。

圈子太小，攀比和较劲不可避免，彼此相互看齐，心照不宣。

在县城里，一个小圈层里的人都差不多，他们会看同样的剧，关注同样的公号，感兴趣同一类综艺，买差不多价格的衣服。他们有一个微信群，还可能有一个淘宝群，互相安利种草。

一个人开始买LV，就意味着其他人很快会背相似价格的包。

大部分时候，我们的生活安逸而简单，甚至有些乏味，朝九晚五，晚上追剧。也有一些时刻，我无比怀恋在巴黎的生活。

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四月的时候，我独自散步去巴黎圣母院，在广场的椅子上坐了两个小时。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广阔的世界离我很近，一个人，居大都会，我有无限可能。

（应采访者要求，王云、李静、林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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