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翔哥有话要说（ID：xgyhys1212），作者：科比爸，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进入年中，在年轻一代倍感是充满“黑天鹅”的年份，却还是能在历史的坐标里找到映射。

17年前，也是冬春之际，SARS来了，这对于刚刚加入WTO的中国而言，是一场意外的考验。当时，外有人民币升值压力，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山雨欲来；内有SARS疫情蔓延。中国刚刚入世2年，无论是经济管理还是公共防疫都经验不足。

那场关乎国运的大考，中国最终挺了过去。

在经济上，两张大网在那年逐步铺开，一张是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逐渐铺开的基础设施大网；另一张则是由光纤、基站构筑的比特网络。

这两张网在17年后的今天合二为一，并且还在生长、升级，融合为“新基建”，成为内循环的基础。

站在17年前，谁也不曾想基建大网会如何彻底改变中国大地的面貌，也不会想到有了网络，互联网公司会如何深度影响中国经济的格局。

一、SARS来了

在2002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当年，中国的GDP取得了9.13%的增速，其中越来越多的企业落户中国，当年对外贸易出口额32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2%，两年间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4.3%上升到5.1%，居世界第五位。源源不断的美元流入，2002年年末外汇储备增长到2864.07亿美元。

入世前，人们曾忧心于外资“狼来了”，会击垮当时尚处起步阶段的国内企业，以至于形成了很大谈判阻力。然而，当“狼”真正来了，中国经济的表现却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

其他国家觉察到，中国不但没有被外资所吞没，相反跨国企业将生产基地落户中国，反而会极大提高中国经济的出口能力，培育了产业的竞争力。

认为产业受到影响的国家很快将矛头对准中国。首先发难的是同处“东亚怪物房”的日本，当时第三大出口国。

2002年11月，时任日本经济大臣的盐川正十郎在日本国会作证时指责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宣称要求中国尽快纠正，同时日本将在G7财长会议上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主要议题提出。此前日本就一直指责中国压低汇率，这次提出要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交到G7会议上解决 。

这不禁让人想起并不遥远的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组成的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签署的“广场协议”。

但和传统的认知不同的是，1985年时，日本大藏省其实非常支持日元升值，并且主动同意对美元升值10%以上，以用来缓解当时美国对日本日益加重的保护主义压力。而美国也希望美元贬值来缓解贸易、财政双赤字压力。你情我愿，一拍即合。

但显然当时日本提议推动人民币升值，并非是要“送礼”，而是为了缓解中国出口对日本的压力。当时的经济观察家们认为，2003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不料，一场由肉眼看不见的病毒造成的疫情，已经悄然埋伏，并且改变了2003年中国的经济轨迹。

2002年12月，一场神秘的呼吸道传染病就在广东发生，但当时并未引起过多注意。直到2003年1月23日，专家调查小组才向全省各卫生医疗单位下发了调查报告，要求有关单位引起重视，认真抓好该病的预防控制工作。

到2003年3月，该传染病蔓延到了北方。并且3月15日后，从东南亚到澳洲、欧洲和北美陆续出现了多起非典型肺炎案例。全球都笼罩在呼吸道传染病即将大规模爆发的阴影之下。

进入4月后，疫情继续在国内蔓延。为了防控疫情，2003年4月24日，铁道部通知旅客开车前可全额退款；5月购买了机票的学生可全额退款。各地防控措施逐渐升级，隔离密切接触人群，兴建专门防治医院，号召人们减少外出。

于是那年5月，全国完成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同比分别下降41.2%和52.1%，4、5月物价环比下降幅度较大，全国的旅游业、餐饮行业都陷入了萧条。

虽然到了5月，日本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禽产品，但当时中国正处在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和订单的上升期，SARS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仅4月略有影响，3~5月的出口还是同比增长34.7%、33.3%、37.3%。

这得益于当时整体外部环境良好，当时美国专注于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中美两国正处在“蜜月期”，4月26日晚，中美两国通了电话，小布什表示美方愿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帮助。而在“炭疽袭击”之后，美国建立的强大防控体系发挥了作用，小布什签署的一系列防控指令，也使得美国迅速扑灭了本土出现的病例。

即便如此，那年4月开始，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连续5周讨论非典防治工作，部署建立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设立非典防治基金、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包括抓紧出台汽车产业和消费政策，规范和改善电信、互联网业务的消费环境）、促进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等、对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予以必要扶持等。

这些措施和17年后经济救助措施思路大体相似。多方努力下，二季度GDP增速依然维持在了6.7%，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还是挺高的，但在当时却是最差记录，较一季度GDP增速9.9%，下滑了3.2个百分点。

为了拉动经济以及满足当时旺盛的生产需求，在防控SARS疫情的同时，中国加大了投资力度，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万多亿元，增速超过26%，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其中基础设施投资颇为亮眼。

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而言，基建这剂药方是有效的。

但是，当我们回望2003年的时候，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变化值得关注。在这一年，互联网第一次走上了中国实体经济的舞台，和商家、消费者们联系在一起。

彼时的中国，互联网渗透率还非常低。绝大多数人对网络的印象，还是门户，BBS，顶多就是聊聊天。那时候的人们很难想像，互联网可以成为生意和生活的入口。

2003年4月，一位参加广交会的阿里巴巴女员工被发现为疑似非典，于是，全公司近500多名员工立刻被宣布“居家隔离”办公，马云遭遇到创业以来“最大的挑战”。

祸兮福兮的是，由于防控疫情，当时很多商务往来和会展交易被突然中断，很多人只能靠电话和网络联系，很多企业也只能靠互联网来维持联系和寻找商机，5月1日到3日，北京地区的上网访问量比平日增加了一倍。

SARS是进入新世纪后对中国经济的第一次大考，一场有可能将当时中国经济拖入万劫不复地步的疫情，就在全国众志成城的努力下被化解。几年之后，人们才能更清晰地感知到，这一年阿里等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将多么深远地改变中国经济。

二、出口狂潮

就在中国全力以赴抗击SARS疫情时，外部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并未减轻。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拥抱了基建的中国，仍然在外贸上承受着巨大压力。

在汇率问题上，美国的看法与日本无二致，要求人民币升值，但当年8月5日，中国正式表态人民币汇率将保持不变。稳定的汇率和庞大的劳动力，驱动着中国工业源源不断出口，到2003年年末外汇储备已经高达4932.51亿美元，比年初整整高出2068.44亿美元。

改革开放前，中国其实是一种“进口替代”的封闭自循环经济，在国家的计划安排下生产，与西方经济体处于隔绝状态，由于标准不接轨，中国的制成品出口并未有竞争力，1978年打开国内时，外汇储备只有区区1.67亿美元。

即使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在整个80年代，美元储备不足一直困扰着中国，外汇储备始终没有超过100亿美元，大部分年份只有30亿美元左右。当时正值冷战，面对北方邻国陈兵百万的军事压力，中国急需进行军事现代化，在处在蜜月期的美国也伸出军购邀约，但中国无奈囊中羞涩，仅仅挤出经费搞了个“和平典范”合作。

这种缺硬通货（美元）的紧迫感或许是加大改革开放的动力，中国是贫油、贫矿国，无法只靠出口原材料换取外汇，改革开放其实是整个经济战略从封闭自循环的“进口替代”转变成“出口导向”，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模式和标准，以加工贸易起步承接订单，融入世界经济，而这个世界经济秩序被冠之以“Pax Americana”（美国治世）。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并轨，非常辛苦，直到1993年起，中国对美国贸易才由逆差转为顺差。

1994年起中国推动了汇率的并轨，一下子将官方汇率贬值到1美元/8.2元人民币的水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东南亚的经济，当时劳动力成本相对更为低廉的中国成为外资流入地，大量工厂兴建，订单纷至沓来。

全球化在产业的表现是水平分工深化，从服装贸易起步，到如今中国大陆从巴西、澳洲等国进口矿石，从日本、欧洲、中国台湾地区进口零部件、元件、半导体，从美国进口软件和服务，生产出制成品再出口到全世界。

在这场出口狂潮里，不仅仅是大玩家的游戏，中小卖家也通过跨境出口平台等方式直达海外买家客户。中国的中小供应商和卖家宛如蚂蚁雄兵攻城略地，商品出口到全世界。

中国的出口如今遍及全世界，但对美出口一直是中国出口工业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美国是中国制造的最终接受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其他国家无力消化中国庞大的产能。甚至，随着中国对中间产品进口的加大，对美国的出口就显得尤为重要。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从2000年的297亿美元，急剧扩张到2018年的3233亿美元，短短的19年时间，增长了9.9倍，有7年时间对美净出口占比超过了100%，到2018年对美净出口占比约为91.9%。

但中国并非单方面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也从中国制造中受益匪浅。美国在世界上难以找到中国这么完善的产业链、庞大的产业集群。美国源源不断进口中国制造帮助了美国压制了通胀率，可贸易品的价格相对走低。

这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更有空间。美元是世界货币，全世界对美元有巨大的需求，这固然是无论美元印多少都有地方吸收，但也意味着美元币值相对于其他货币缺乏弹性。

1980年，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曾想推动一项计划：用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将美元“解放”出来。当时美联储也看出来，美元的强势通过使进口品保持低价，帮助抑制了通胀，但美元的强势也使得进口品比美国产品更有竞争力，损害了本土产业的发展。

但当时，里根政府其他官员对强势美元很满意，他们认为这是对“里根经济学”的“好管家奖章”。里根政府对强势美元的满意，80年代后美帝产业加速转移，时至今日。

这就促成了两大美元循环。一是“中东石油——美元”循环。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石油获得巨额盈余，大部分顺差以在纽约的银行和欧洲市场的存款货币形式存在，这些存款又很多配置到了美国国债上。

另一个美元循环是“制造业——美元”循环，1985年之前，日本从美国获得巨额的贸易顺差，但日本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却是美国国债的大买家，持有数百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中国制造业兴起后，获得的贸易盈余也配置了大量的美国国债。

美国经济表现为低储蓄率、高消费，而中国经济则为高储蓄率、高投资，这看似是一种失衡状态。

但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中国获得的顺差购买美国国债。中国经济这长达18年的“外循环”景气年代里，依靠外需，形成了“出口猛增—美元流入—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汇率稳定—进口增加—投资加大—基础设施需求旺盛—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当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生产环节和订单发往中国，中国也把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形成了跨太平洋的“经贸—金融”循环。

从商品输入层面，看上去美国固然依赖中国，但中国同样依赖美国的大市场以及技术。从货币层面，中国以美元结算的出口产能是美元信用的基础之一，另一个基础是“石油美元”。

这种外循环因2008年金融危机受到了冲击。这就是从那一年起，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三、 “四万亿”与内循环

2008年，面对空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应对之策和1998年、2003年非常相似，基建是最重要的举措。“四万亿”的巨额投资，在当时褒贬不一，却给之后的中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07年，从广西南宁乘坐火车到上海，大致需要27~30小时左右，而春运时发送的临时旅客列车则可能需要48小时；从四川成都至上海的K字头列车，需要35~43小时。货物物流运力还主要依赖火车货运和公路运输，那年7月19日中国邮政南京航空速递物流集散中心才刚刚在南京禄口机场正式开航。

信息网络方面，当时中国已经有近3亿网民，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但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家庭电脑也只有不到9000万台；手机网民数量7000多万。网络购物使用率仅有25%，低于美国的66%和韩国的57%，主要集中北京、上海和沿海发达地区；网络支付的增速虽然高达70%，但渗透率也只有22.5%。

彼时的中国是建立在绿皮车、网吧上的国度。人走得慢，物流得慢，信息传得小。

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全球进口出贸易受到重创，贸易依存度极高的中国受到极大冲击，2008年中国加工贸易对美进出口1695.8亿美元，仅仅增长了3.7%，增速回落8.7个百分点。

时至今日，4万亿依旧充满争议，重规模轻调结构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但它也的的确确改变了中国大地的面貌。

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消耗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钢铁、水泥产量大幅攀升。

除此之外，还有工程机械。中国曾经在工程机械上依赖进口，但基础设施建设的旺盛需求带动了国产工程机械等一系列行业的崛起。

当时，人们并未完全意识到基础设施投资将在未来会有何种改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更多是为了稳住GDP增长。但电站、机场、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和货运网络、基站等等基础设施建成投入后，人们逐渐发现，过去被山川河流、幅员辽阔的大地所割裂的一个个区域市场被连接成了一个庞大的统一大市场。

过去中国在疆域和行政上是统一的实体，但由于交通不便，市场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半自给自足的状态。基础设施完善后，各地的商品通过便捷的交通被输送到各地，效率高、运营能力强的厂商得以打破地理的限制迅速扩张到各地。也就是2008年前后，中国的消费开始兴起。

除了基础设施硬件改善，另一个基础设施能力也开始爆发出能量，那就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中国的光纤以及4G基站建设大面积铺开，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络迅速发展，网民数量大幅增加，各种互联网服务下沉速度和程度不断提高。

过去受限于地理限制，商业被局限在一定的地理半径之内，厂商要在全国铺渠道需要巨大的成本，消费者要购买非本地产的商品也较为困难。网络渗透度的提高后，商品销售打破了地理限制。任何人只要上网，只要装有购物APP就能方便地购买到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商品。

买到只是第一步，还要能收到。伴随着电商繁荣的是，快递公司快速在全国铺设了网络，四通一达等快递公司依托发达的基础设施减少了包裹的运输时间。并且当包裹数量形成了规模效应后，运费的边际成本就不断被摊薄，运费越来越便宜。

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长期积累，转变成了电商的巨大机会。而互联网平台又赋予中国铁路、公路、航空这些 “硬件”基建建设，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数字化的变革，还悄然提升了中国物流的效率，降低了成本。

正是基础设施完善和网络普及打造了一个线上、线下的全国统一市场，使得中国的零售市场规模已逼近全球最大的美国，预计在2022年前后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消费对GDP的贡献度已经超过了净出口和投资。

随着消费的扩大和跨境电商的发展，我国进口规模也日趋扩大，在未来几年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进口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也已降至国际公认的合理均衡水平。

回头看，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在高山峡谷、平原大地辛苦建设了全世界最大基础设施网络的工程师、农民工兄弟们，正是他们将图纸变成了蓝图。

基建并不仅仅意味着投资、农民工的就业和GDP的数字，还为中国的数字化商业打下坚实基础。正是基建“硬件”和数字化“软件”的结合这已经是中国这个最终形成了一个规模超过40万亿的统一内需市场。

四、新基建与练内功

猪年开年，和17年前一样，人们焦虑于来自大洋彼岸的压力，比17年前更艰难的是，当时的外部压力只是汇率层面，而这次是全方位的。

大洋彼岸挑起的毛衣占已经持续近3年，对方逐步升级，中国并没能靠刷着抖音就把对方逼回农业社会。在芯片、操作系统等等领域的短板在此期间逐步暴露，压力越来越大。在互联网领域，曾经流量思维主导的发展模式，也在一夜之间受到了质疑。

就在人们辞旧迎新之时，一场新的疫情再次悄然埋伏并迅速爆发，再一次打得所有人措手不及。内外压力汹涌袭来，在最开始那段艰难的时光里，人们见证了悲痛的离别，也见证了医护人员与死神英勇相争，更见证了压力越大，这个民族斗志越顽强。

这场疫情的传播力比17年前更强，为了防控疫情，全国在春节期间起就逐步减少人员流动，复工一度被推迟，整个经济体被按下了暂停键。在一段时间里，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将停摆，将无可挽回地受到重创。

但17年积累的经济能力却在危机时刻迅速集结。和17年前被困在一个个“孤岛”不同，这次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互联网公司的数字化能力在很短时间将人们的生活受到的冲击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这一套新基础设施不仅仅被视为抗疫的关键力量，更在疫情之后的恢复经济恢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年3月，决策层明确提出了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这不仅是为了应对短期的挑战，更是要在内外形势剧烈变革的情势下，给中国经济装上增长新引擎。

这一次的重心不再仅仅是钢筋水泥混凝土，而是AI、数据、新能源。它不是以产能扩张为基础，而是以提升科技实力为导向。中国的硬件基础设施已经高度成熟，下一步是技术的创新和提升，而这也是中国应对严酷全球竞争的法宝。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轮的“新基建”，绝不可能是政府主导的独角戏。它的背后会有大量的企业参与，尤其是民营企业。政府投资和民间的创新，共同形成数字新基建的一股“合力”。

在世界岁月静好、相安无事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与世界标准接轨，受益于全球水平分工，经过多年发展，虽然在产业链、价值链仍处中游位置，已然进步很多，此前撰文讨论过。但也正因为当时相安无事，所以在科技水平高的领域，企业往往采取的是引进策略避开竞争，满足于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份额的规模化策略。

规模化策略在遭遇毛衣占之后被全面反思。这时，人们才发现，华为之所以没有马上被击倒，是在多年前就未雨绸缪布局基础研究等领域。而当疫情袭来时，人们又发现，互联网并不应该只是用来被娱乐、杀时间的，它应该是一种数字化能力，提升整个经济体的效率和应对突发的能力。

全世界的信息革命发源于美国，而在万维网诞生不久，美国就意识到了它的巨大潜力，并没有把它看作是娱乐工具，而一种基础设施的国家能力。1993年9月1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动议”（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genda for Action），简称NII。在此计划的推动下，科研机构、商业公司相互竞争和合作，逐步将芯片、操作系统、信号处理、信息存储、信号压缩、数据库、光纤等等技术推向更完善，诞生出了许多世界级的巨头如微软、英特尔、谷歌、甲骨文，奠定了全球互联网统治力的基础，并在这基础上诞生了亚马逊、Facebook这类影响力巨大的互联网公司，以及无数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

NII实施20年之后，美国信息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度远超美国汽车工业百年的贡献度，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0%~40%。

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岁月静好时，对互联网的理解仅限于流量、流量、流量。虽然截止2018年底，中国数字经济总量已经占GDP比重达34.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7.9%。

数字化能力今天的爆发，其实是长期的战略和多年的积累。如果说，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出口（外循环），提升了国内消费（内循环），那么由电商等商业场景衍生出来的数字化能力，已经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很多互联网公司、传统企业已经受益于这种生产力、工具。这，是公司“修炼内功”的结果。

正是很多中国企业在各自领域“修炼内功”，这是即使遭受毛衣占、疫情双重冲击，中国的出口和经济依然没有被摧垮的原因之一。

新基建的底气在于这些积累了实力的公司。

五、内循环与外循环

但外部压力在美国大选临近前会越来越大。

在外部压力之下，全球贸易变数加大，产业链会被政治因素而有所重塑。在各国逐渐筑起高墙时，Pax Americana可能会朝“战国时代”演变。

所以在这时候，“双循环理论”提出就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应对策略。

有一些声音说“内循环”是自我封闭，这其实是没有认真读讲话。让我们看下最新的讲话：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 2007 年的 9.9% 降至现在的不到 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 7 个年份超过 100% 。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

“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从2018年以来金融业、服务业、新能源汽车业等产业大幅度的对外开放来看，对外开放并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事实上，中国没有自我封闭的理由，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产能巨大，要消化巨大的工业产能，必须有外循环的世界市场。

来源：粤开证券的报告《一文看懂内循环》

虽然外部压力巨大，但外循环的链条也并没有断裂。以集成电路为例，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1-6月中国进口集成电路2422.7亿块，同比增长25.5%；进口金额154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另一方面，虽然在半导体领域，相对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但有着充沛电力、工程师资源的中国也并非一无是处。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20年1月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3539亿元，同比增长16.1%。其中，设计业同比增长23.6%，销售额为1490.6亿元；制造业同比增长17.8%，销售额为966亿元；封装测试业同比增长5.9%，销售额1082.4亿元。

并且受益于多年来内需的扩张，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未来也可能是第一大进口，内需是巨大的市场，这是任何国内外企业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至于内循环，“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国家负责改革，清扫创新的阻碍因素。在逐步深化的市场经济里，企业是面向出口的外循环的主力，也将是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的的内循环的主力。

坦率说，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是脏活、苦活、累活，远远没有“加杠杆一把梭”那么痛快。

过去20年，“地产—城投—银行”的负债—资产膨胀，世界500强里有不少中国的银行和地产公司；流量为王，娱乐变现，互联网公司们也习惯性赚快钱。能不断为未来投入，延伸进入所在行业的各个环节，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就只有少数几家大公司。

过去这些日子里，中国的“内循环”，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投资、地产、基建驱动的，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高楼大厦固然光鲜，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普通人为房产透支了大量的未来收入，让许多产品的终极出路只能是出口。

从“旧基建”到“新基建”，现在是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中国要继续做外循环，还得对内循环的逻辑和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改造。

新的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就是要强化技术，提升中国的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往产业链更高维度走，普通人的收入越来越高，财富逐渐积累，最终让中国从一个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体，变成一个真正的由创新、消费内需主驱动的经济体。

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在技术上的持续投入，另一方面更需要一个健康且创新的商业环境。

这时候，谁愿意在技术上不断投入，谁能够发挥公司作为一个平台的价值，让公司的正“外部性”溢出给全社会，谁才是助力内循环的最大功臣。

所以，摆在所有大公司面前的问题正是：你能为“国家硬实力”做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翔哥有话要说（ID：xgyhys1212），作者：科比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