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大学的生死攸关时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作者：陶短房，编辑：蒲海燕，原文标题：《生死攸关！学生都“跑”了》，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9月，是西方国家传统中新学年的开始。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国纷纷采取了限制入境、社交疏离、限制在校生入校学习并改上网课等措施，导致刚刚过去的春—夏学期西方大学普遍关闭校园、教学楼和实验室，推行在线授课。（注：西方一学年通常被暑假、寒假、春假分割为秋—冬、冬—春和春—夏三个学期。）

尽管“二次疫情”来势汹汹，但西方国家政府和教育当局，仍竭力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本国大学在暑假后“重启”。大学的反应却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英美大学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破产危机。

破产危机

今年3月下旬，当穆迪（Moody's）和惠誉（Fitch）两大国际知名评级机构双双对美国高等教育财务前景给予“负面”预测时，许多教育界人士仍以“学费收入呈正增长”为由表示“不敢苟同”。

当时就有许多头脑清醒者，如美国俄亥俄大学名誉经济学教授维德（Richard Vedder）等便指出，美国大学财务状况普遍恶化，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则会令它们雪上加霜，“疫情意味着许多大学的毁灭”。

预测在几个月后就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5月底，伊利诺伊州杰克逊维尔拥有174年历史的（麦克默瑞学院MacMurray College）宣告破产，其董事会主席奥康奈尔（Charles O’Connell）表示，尽管校友们慷慨解囊，但该校的财务前景“也毫无可苟延残喘的希望”，因此“除了破产这一负责任的选择，本校已别无选择”。

稍晚，俄亥俄州富兰克林大学乌尔巴纳分校宣布“无限期关闭”。

纽约拉克哈尼培训公司（Lakhani Coaching）旗下有多所大学，其创始人兼总裁拉克哈尼（Hafeez Lakhani）悲观地表示，在“一两年内”，他预计旗下大学中相当一部分将处于“财务危机的边缘”。

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High Learning）暨教育咨询公司IHL Prep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拜顿（Mayssoun Bydon）认为，随着9月新学年的开始，会有更多美国大学因不堪重负而关门大吉。

今年7月，福布斯通讯社表示，由14所美国知名大学所组成的“Big Ten”盟校，自年初以来已累计亏损17亿美元（约合116.5亿元人民币），其中：

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宣布下一财年减少5%普通基金预算计8500万美元（约合5.8亿元人民币）；

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亏损6000万美元（约合4.1亿元人民币）；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亏损2000万美元（约合1.37亿元人民币）；

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亏损3500万美元（约合2.4亿元人民币）；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亏损2.6亿美元（约合17.8亿元人民币）；

罗格斯大学（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亏损2亿美元（约合13.7亿元人民币）；

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亏损7100万美元（约合4.87亿元人民币）；

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亏损7600万美元（约合5.2亿元人民币），另其附属医院亏损7000万美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亏损8000万美元（约合5.48亿元人民币）；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亏损4亿~10亿美元（约合27.4亿~68.6亿元人民币）；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ystem）亏损约3亿美元（约合20.6亿元人民币）；

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亏损5000万美元（约合3.43亿元人民币）；

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亏损1亿美元（约合6.86亿元人民币）。

英国的情况也是半斤八两。

7月6日，英国财政研究所（IFS）发布的一份研究成果报告显示，如果得不到必要的政府补助，至2024年英国将有13所大学陷入破产危机，总损失将高达110亿至190亿英镑（约合1006亿至1738亿元人民币）。

报告并未提及这13所大学的名字，但表示“它们目前共计拥有13万左右在校生”。这13所大学存在严重的财务赤字、经费紧张、现金流断裂等问题，需要约1.4亿英镑（约合12.8亿元人民币）现金注入，或相应规模的债务重组计划，使其在未来“保持最基本的活力”。

报告称，如果没有政府的具体纾困计划，这13所大学中至少12所“破产可能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前景”，而政府的回应“对这些大学的未来至关重要”。

危机并非仅仅来自疫情

美英两国观察家普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及各国纷纷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是导致两国大学财务危机加剧的关键。

麦克哈尼就指出，当刚刚过去的春—夏学期，美国各大学纷纷开始线上教学之际，许多本地学生就开始闹“退学退款”，因为他们觉得“连大学校门都进不去，只为上网课支付高昂的学费，实在不划算”。

多项美国国内研究结论表明，全美及各州所普遍采取的“限行及封闭”防疫措施，导致大学多项主要收入，如学生注册费用、食宿费用的大幅减少。一些美国大学的校友会、家长会等机构抱怨，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化”以来，他们收到较往年同期多得多的母校捐款呼吁书，令他们不堪其扰。

一些在英美名校注册、缴纳巨额学费，却只能在家上网课的国际生觉得“不值”。而且，许多英美名校采用直播形式上网课，而国际生生源却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时差关系迫使这些学生不得不“起五更、睡半夜”，这自然绝非长久之计。

疫情所导致的各国限行措施，令美国大学近年来最重要的财源之一——国际生收入，变得突然难以保证：这些国际生即便得以顺利注册，也往往无法进入美国就读，即便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克服诸多限行措施，未来一个学年里自己所注册的大学是否开放校园也仍然是个问题。

CNBC日前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一再督促，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大学打算将校园持续关闭到2021年。

《普林斯顿评论》（The Princeton Review）总编辑、《最佳385所大学》（The Best 385 Colleges）一书作者弗兰克（Robert Franek）指出，绝大多数美国大学尤其是那些较不知名的大学，其财务收入来源主要靠学费，疫情及疫情应对措施“确实改变了其新一学年及未来财务状况”。

Brian Communications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40%的美国家长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促使他们“在新学年重新考虑，是否让自己的孩子去大学注册”。该机构CEO蒂埃尼（Brian Tierney）指出，如果新学年里疫情依旧严峻，即便大学“重启”，也会出现注册新生尤其是海外注册新生锐减的现象，“这可能对所在大学构成长期、深远影响”。

英国的问题也如出一辙。

IFS报告称，疫情及疫情应对措施导致网课流行、国际生注册下降，以及学生宿舍、食堂、会议室等大学收费项目收入的下降，甚至枯竭。

今年4月，BBC援引罗素集团大学（Russell Group）一份内部电邮内容（“2021年该大学可能减少收入1/4”），发出“新冠疫情将加剧大学财务危机”的警告。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所长希尔曼（Nick Hillman）指出，IFS认为疫情将导致新学年英国吸引留学生数量同比下降10%，但英国全国大学统一学生申请机构UCAS的数据显示，情况可能要严峻得多：“在旅行处处受限、就业机会非常有限的疫情非常时期，很多人会不愿冒险投注，来英国留学”。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新冠肺炎疫情仅仅加剧了固有的大学财务危机，如此而已。

早在疫情肆虐之前，美国哈佛商学院（HBS）教授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就预言“全美4000所大学中，50%将在10年~15年内破产”，他的理由是“破坏性创新”（如网络教学）的泛滥、捐助者的减少、教职员工待遇不断提高导致大学运营成本扶摇直上、学费负担过重，等等。

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数据显示，2019~2020学年，四年制私立大学平均学费高达36880美元（约合26万元人民币），如果算上食宿费用则更达49870美元（约合34万元人民币），而四年制州立公立大学则只有10440/21950美元（约合7.2万/15万元人民币），如果是两年制的“大专”（专上学院），同期一学年学杂费更不过3730美元。

由于近年来美国许多家庭收入上升缓慢，而大学入读费用却不断上升，在毕业后收入预期滞涨的形势下，很多学生及其家庭，都作出了更务实的选择：先早点工作，再从长计议。

维德给出了“美国大学破产危机由来已久”的六大理由：

• 新生注册人数已连续下降近10年，且这一趋势毫无扭转或缓解迹象；

  
  

• 大学储备金因许多学生使用宿舍和大学食堂的申请被拒而纷纷要求退款，已常年绷紧或枯竭；

  
  

• 因“平衡预算”立法限制，各州政府正纷纷从预算盈余和大量现金储备的状态，转向严重赤字状态，各州税收收入也连年减少，这意味着难以对州内大学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援；

  
  

• 即便富裕的私立大学，也纷纷出现校友和基金会因财务状况恶化而减少捐赠的现象；

  
  

• 因为校园歧视、大学体育丑闻、浪费和腐败等负面报道增加，公众对美国大学的观感急剧恶化，这会转化为学费和小额捐赠收入的锐减；

  
  

• 美国大学海外办校的增多、美国政府对国际学生施加诸多限制措施，令海外生源留学美国的意愿下降，联邦政府对留学学成人员就业等方面的诸多刁难，也会令许多海外学子知难而退。

在英国，IFS报告指出，至迟自2018年起，英国许多大学的财政状况就已非常糟糕，“事实上本报告所罗列17所濒临破产的英国大学中，有3所至迟自2018年起，就只能仰赖短期贷款苟延残喘，否则早已关门大吉”。

自救和“他救”

在美国，联邦政府对提供“真金白银”拯救濒临破产的本国大学，似乎始终提不起精神：特朗普政府大约坚信“‘重启’出奇迹”，既然大学财务状况不佳的重要原因在于“关校”，那么赶紧把学校大门重新开放不就好了？

春—夏学期开始时，美国大学曾向美联储呼吁，提供总值500亿美元（约合3426亿元人民币）的救助资金，对此维德等专家表示“或许会有，但最好别指望”。

7月6日，美国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宣布，暑假后继续采用“上网课”形式教学的美国大学，将不能继续接纳国际生注册。正如代表美国1800家大学和学院的美国教育协会（ACE）副总裁法恩斯沃士（Brad Farnsworth）所说，这“意味着更多不确定因素和迷惘”，或干脆更直白地说，这意味着本已大幅减少的美国大学留学生收入，将“再下一个台阶”。

鉴于此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大选选战的副产品，在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前，这一趋势将几乎不可能收敛，其影响则更将持续多年。

许多分析家指出，在疫情严峻依旧的现实面前，绝大多数美国大学不敢轻言“重启”，因为一旦因学生聚集引发校内疫情集中传播、扩散，将意味着公关品牌和学校财务的“双破产”，后果甚至比单纯财务破产更可怕。

不仅如此，美国疫情形势不缓解，“重启”越高调，就意味着国际间对美“限行”措施更严格，这样一来，美国各大学至关重要的国际生收入（2018学年~2019学年高达410亿美元，约合2809亿元人民币），也仍然不能指望。

那么，大学只能靠自救了。

比如，旧金山艺术学院（The 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尝试取消学位课程、提供在线工作室艺术课程；湾区那幕尔圣母大学（Notre Dame de Namur University）计划在2020~2021学年不招收本地生。

这类大学的自救思路，是“不能增收则尽量节支”：一方面，通过缩减办学规模，压缩师资等办学成本；另一方面，则将宝贵的资源集中到能赚钱的项目和学科上。

更多美国大学则采取了“让利大甩卖”的方式，试图吸引更多学生注册：如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表示，2020年~2021年放弃已被校董会批准的3%学杂费增长计划。

许多大学宣布放宽注册在校生“休学”限制（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暂时不上网课、不交学费，转而采取更便宜的选项，如去社区学院补习、自修，或干脆先工作一两年再说，对于取得入校资格却一时间来不了美国，又不愿劳民伤财花高价上“时差网课”的国际生，则能省下更多），目的是尽可能“锁定”这些觉得“上网课缴纳巨额学费不值”的注册生，将一时没把握收到手的学杂费，由“现金收入”重组为“收入期货”，至少为学校财务的明天“留一个念想”。

英国方面，呼吁政府财政援助的呼声更高。

IFS经济学家德雷顿（Elaine Drayton）认为，“迄今最经济的解决方法仍然是有针对性的政府援助”，她指出，单纯增加研究经费总投入无济于事，因为财务最困难的大学研究活动也最不活跃，能够得到的研究经费投入自然也不会多。

大学及大专院校联盟（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负责人格雷迪（Jo Grady）呼吁政府“积极介入，共渡时艰”，否则“单靠大学是熬不过去的”。

反对党工党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哈迪（Emma Hardy）4月22日致信教育部，表示“英国不应将大学视作企业”，称“鉴于国际生学费收入未来将下降100%，给英国高等教育部门造成69亿英镑（约合631亿元人民币）损失”，政府应责无旁贷提供援助，以免英国大学陷入破产境地。

然而，英国执政的保守党政府一贯奉行“市场化”原则，对加强政府补贴持抵制态度。

2018年，英高等教育监管机构和一些相关组织负责人，如“学生办公室”（Office for Students）主席巴伯爵士（Michael Barber）就曾表示，英国“不应有大到不能倒的大学”，并表示“政府不会也不应救助面临破产的大学”。

“英国大学联合会”（Universities UK）CEO贾维斯（Alistair Jarvis）甚至曾表示“让财务状况不佳的大学破产是最佳解决方案”、“政府和监管机构只要确保破产大学在校生不致因此失学就算尽到责任”。当时英国内阁也曾含蓄表示，“大学破产只能证明该大学经营不佳，如果政府救助这些大学，就等于奖励落后”。

其实，即便那些主张政府积极援助的机构和个人，也对大举援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不无警惕。如德雷顿就曾指出，政府动用公帑大规模援助“注定破产的大学”，可能会削弱其他“有救的大学”通过受援获救的机会。

随着疫情的影响和形势的严峻，保守党政府近期悄然改变了基调：5月，英国教育部表示，将“考虑采取一些援助措施，并正构思援助方案”。6月30日和7月1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推出所谓“英国版罗斯福新政”框架，宣称将向学校体系投入140亿英镑（约合1279亿元人民币）。

但是，随即有分析家指出，所谓“140亿英镑”其实不过是早在2019年8月宣布的、为期3年的教育预算，既非新增资金，也远非都投入高等教育体系，那些濒临破产的大学能否得到、能得到多少“解渴之水”，实在难言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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