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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7 11:27
反乌托邦小说里的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红野,头图来自:《使女的故事 第一季》剧照


我们发现反乌托邦比乌托邦更容易相信,真是令人伤心。我们可以想象乌托邦,但我们已经存在于反乌托邦之中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戏剧性的一年让乐观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比起百折不挠才能建立理想社会,人类社会滑落至最糟糕的境地只需要轻轻一推。而这还远远没到底呢——可能由于无视,可能因为傲慢,可能是经年累月积攒的漏洞在危机下爆发出连锁反应,总之,人类终于被迫直面自己的错误。


因此,一本 2014 年出版的反乌托邦小说在今年跃升至畅销榜就不显得奇怪了:《第十一站》关于一场致命瘟疫、随之而来的文明覆灭和幸存人类社区的反应。即便作者艾米莉·门德尔希望人们“最好过几个月再去读”,这部作品还是作为一本与现实太过相关的灾难响应手册成为焦点。


同样被列上包括《纽约时报》在内一些媒体的末世推荐书单的,还包括斯蒂芬·金 1978 年的《末日逼近》(The Stand,正被改编为同名剧集)和华人作家马凌云的《遣散费》(Severance,2018)。动荡岁月沉浸于不安之中的人们似乎无法抵抗描述相似现实、也许预言了可怕未来的虚构小说。


“我现在比以往更爱读反乌托邦文学”自由作者 Caroline Zielinski 在《卫报》专栏写道,“它一贯通过灾难的滤镜让我们检视社会困境。而眼下,我想看看角色们如何应对被剥夺自由这件事。我也想知道,当他们失去了生计、失去了家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它帮我们认清现实有可能变成什么样、我们想创造怎样的未来……或者为我们指一条出路。”


“比恐怖片更惊悚”的反乌托邦


人类早早开始想象灭顶之灾。从公元前 1000 年描述社会彻底崩塌、尼罗河一片血色的“娜芙蒂蒂预言”,到不同宗教对希腊词语 apokalypsis 的解读(大洪水,天启,审判日),人类的终点与失序、野蛮、受难和毁灭绑定,文明成为逐渐远去的模糊记忆。


“反乌托邦”(Dystopia)则是脱离神学阐释后的现代描述,字面上看,它更加一目了然——源起两个希腊词 dus 和 topos ,其意为“糟糕/病变/被厌弃之地”,与完美天堂乌托邦(Utopia)相对,它是理想之地的反面。


在《反乌托邦:一段自然历史》中,作者 Gregory Claeys 指出,与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存在“文学”“社群”“意识形态” 3个维度不同,我们一般不会说“反乌托邦主义”,它通常只与反乌托邦文学相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虚构的,它所呈现的另一种未来多扎根于确实存在的现实恐惧;如影随形,它是对乌托邦的戏谑又冷静的回应——人们试着创造秩序井然的完美世界,而这恰恰将他们引向混乱,一部分人的乌托邦是其他人的地狱。


E.M.福斯特 1909 年的短篇科幻《机器停了》是对 H.G.威尔斯 1895 年《时间机器》一作的回应——后者描述了未来人类安心于科技乌托邦的景象,而前者却在想象另一种可能:地球表面变得不适宜生存,人类移居地下,个体一切活动听从中央机器指挥,机器神教就此诞生,然而机器一旦损坏便意味着文明的彻底崩坏。


这仅是我们悲惨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反乌托邦类别贡献了诸多吓人却有充足论据的想象。常见的危机包括环境毁坏、核灾害、来自极权政府的暴政、宗教统治、科技胁迫人类(衍生出机器奴役人类与大公司垄断)、个人自由的失去等等。那些预言仍与我们的当下息息相关。


20 世纪早期的反乌托邦文学被政治寓言所占领,它们将看似秩序井然或者说坚守一种可疑秩序的社会推向极端,嘲讽着被部分人推崇的统治法则。


尤金·扎米亚津 1920 年的《我们》(又名《反乌托邦文化与自由》),在出版一年后便遭到前苏联文化审查机构的取缔,它描绘了一切材料透明、人人无秘密的世界,所有人都遵循统一时刻表生活,敢于反对“幸福”的人将受到惩罚;15 年后,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让人类自出生前就被管控、分类、各司其职,社会安定基于个体自由的完全牺牲,情绪不稳就吸一吸“苏麻”;乔治·奥威尔 1949 年的《1984》成为最知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开启了老大哥、监控国度、思想犯罪、政治宣传的“奥威尔式”极权世界,为之后的诸多衍生、多媒体改编和现实事件提供了灵感和永恒对照。


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反乌托邦文学在很多时候是政治表态,类型小说不过是政治纷争的另一个战场,而读者们通常扑向自己的阵营,共享同一种恐惧。《1984》在特朗普当选后的数月里重新成为亚马逊畅销书,而奥巴马任期内,《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变得极受欢迎,安兰德在这部作品中斥责了崇尚绝对平等、摒弃个人主义、人人“无私”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的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类别中的危机逐渐变得更具广泛性。战后世界见证了它的急速扩增——经历了地狱的人们不再幻想乌托邦的实现,人人都在目击末日时针指向午夜。同时,消费主义的盛行、电视黄金时代的到来、科技以惊人的速度创造奇迹,为作者们平添了新的担忧。


《华氏 451》(1953)看起来是在讨论审查制度对书籍的压制,但作者雷·布莱伯利强调,他关注的是电视作为新的媒体形态威胁到阅读、政府与媒体联手加强控制以干扰人们对重大议题的注意,最终危及社会的可能性。如果布莱伯利生活在今天,他大概对社交媒体、碎片化信息和短视频感到同样的不悦。


伴随六七十年代个人计算机的发展,科幻反乌托邦同时预言了公司垄断、技术至上、个人自由被更精密的系统/中央机器/人工智能所剥夺的未来——尽管苹果致敬 1984 的电视广告,暗示技术给予了平民打破思想控制的机会,但这没能阻碍人们预测技术将带来更晦暗的明天。从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968)到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1984),赛博朋克成了流行至今的科幻亚类别,它们往往设定在尖端科技、低质生活的反乌托邦背景中,需要一个反英雄人物打破秩序。


银翼杀手 Blade Runner (1982)


当然,被固定后的模板在今天显得廉价而毫无进取心,仅有雨夜和霓虹灯的塑料外壳。不过 21 世纪初的《黑客帝国》三部曲到底载入影史,而同期一本 Feed(2004,M.T.安德森),虽然描述的景象(未来人类脑中被植入芯片)并无新意、触及的主题比之前辈也无进步,却也让一个越战后诞生的新类别走上崛起之路——青少年小说(Young Adults,以下简称 YA 小说)


在虚构作品里反复“拯救世界”的青少年


YA 小说和反乌托邦天然契合。它们以青少年为主角,描述他们在一个破败的世界(或是独裁者暴政,或是资源被公司垄断、人人只能沉迷于廉价娱乐)受折磨、被欺骗、遭背叛后奋起反抗并顺带谈恋爱的英雄旅程。它们往往充满了对无能又贪婪的成人的轻蔑、对残酷当局的厌弃和不信任,主题是革命、反极权、争取个体自由。《饥饿游戏》《移动迷宫》和《分歧者》成为当中典型。


Shatter Me(讲述一个异能少女反抗政府的系列小说)的作者 Tahereh Mafi 在谈到反乌托邦 YA 小说盛行时评论:“意识到邪恶存在于这个世界,是成长中的特殊经历——这是反乌托邦类别常青的原因。永远会有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突然领悟到了世界的残酷现实。”她同时提到,虽然此类小说不乏暴力与暗黑元素,但它们到底会在结尾给人留下希望,反射恐惧的同时点亮一个光源。“这让它们成为了年轻人探索黑暗地带的安全区”。


可是“青少年拯救世界”的模板,终究会被过度开发直至令主流消费者感到无聊。《分歧者》的后两部被搬上银幕时已经尽显疲态,之后跟进的《宿主》和《第五波》同样反响平平。虽然它们搭上了好莱坞大女主的顺风车,但漫改片中女性超级英雄的登场让少女救世主不再被怀念。


当然,另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青少年们发现现实比小说还要灾难。当你在现实中就能感受刺激和“超现实”,虚构作品里的灾难显得遥远又荒谬得可笑——它们显然不够可怕。


我们在另一种媒介中发现了 YA 小说的变种:电子游戏。有太多的电子游戏需要玩家在不太美好的设定中挺身而出对抗庞然巨物(机器,军队,系统,秩序)。角色不见得年轻,但是玩家中的青少年占比不容小觑。


credits to: Mike Winkelmann


青少年玩家玩一遍《杀出重围》和《合金装备 2》,接受到的信息将不亚于阅读反乌托邦经典名作——它们是经典要素的合集,探讨信息操纵、塑形世界的秘密组织,个人意志的沦陷以及人工智能的“仁慈治理”(显然,人类被认为不具备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


小品级的独立游戏可能会剥夺你战斗的快乐,将你推向另一个视角。《请出示证件》是个移民官模拟器,作为一个极权政府庞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你将面对进退两难或生死攸关的不快瞬间;奥威尔系列,包括《监视你》和《无知即力量》,是个监控模拟器,“获得至高权力,调查公民生活”,它关注如今备受瞩目的数字隐私、国家权力、自由与安全的平衡,“维护国家追求的安全的真正代价又是什么”?


反乌托邦“不再只存于可怕想象”


我们看到现实和虚构的边界正在被逐渐打破。反乌托邦不再只存于几十年后的可怕想象。它已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要么是,它从不曾离开,只是人们开始关注身边琐碎的末日线索。


一个近年来日渐崛起的亚类别让这个事实一目了然——女权主义反乌托邦(Feminist Dystopia)


“我这本书中没有一个细节人类历史不曾发生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使女的故事》的断言如今已经被更多人所熟知。核灾害、环境毁坏、宗教统治、极权政府、个人自由的失去……《使女的故事》是最典型的反乌托邦,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让被忽视的女性视角成为焦点。


使女的故事 The Handmaid's Tale(2017)


以它为代表的作品中,女性的个人自由和生殖自由被剥夺,性别角色和政府的关系成为探讨中心;对女性施加的暴行往往在现实中有所对照,放任它滋长将会导向女性被完全物化。


美国人平均每天说出 1600 个单词,但是有一天政府规定女人只可以说 100 个——Vox(2018)想象了这样的未来,女人先是被剥夺了声音,再是被剥夺工作权利,接着是受教育权;Red Clock(2018)则描绘了堕胎非法化的社会,新一轮猎巫运动正在展开;The Water Cure(2019)的中心思想则是男人的控制欲:名为“国王”的父亲将自己的三个女儿关在隔离人世的岛屿进行心灵实验,通过水刑让女儿们“坚强起来”,以防“有毒的”(toxic)男性入侵小岛。


这看起来很可怕,你担心它会发生,但你实际对此并不陌生。无论是社交媒体上那个拳头 emoji,还是声援堕胎合法权的运动场景,或是你所熟知的有关控制、Gaslighting 的悲剧故事。


“反乌托邦感觉离我们太远” Red Clock 的作者 Leni Zumas 说,她的作品大概算“平行托邦”(paratopian),“它正在发生,也许就在下周。”


“人们说女权主义反乌托邦是一个流行趋势。可能吧。但它同样是我们的生活。”


历经它真正繁荣的一个多世纪,扎根于人类恐惧的反乌托邦文学到底逼近了非虚构的边界。不断增加的危机令一个不太讨喜的未来看似难以避免。问题不再是“它究竟是否会来”,而是“何时”“多快”。如果能尽快意识到虚构作品给予的预警,并且拒绝接受那样的结局,我们大概还不至于一败涂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红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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