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父亲后，我不再后悔学医

2023年5月11日我的父亲因为“膀胱癌”与世长辞了，享年79岁，在抗癌的10余年里，既是医生又是儿子的我，心情难以言表。

2009年11月19日正在上班的我，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孩子，我刚刚尿血了”，听到父亲有些哭诉和颤巍的声音，我感受到了他的恐惧。

“疼吗？”我急切地询问着，因为这个回答太重要了。

“不疼”听到清楚的回答后，我再次追问“确定没有任何感觉吗？”

“没有任何征兆和感觉，就尿血了。”

当时的我感觉天崩地裂，紧闭双眼，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血尿可以见于感染、结石、肿瘤、结核等等，但医学常识和我的第一直觉都明确地告诉我“无痛血尿”就是“肿瘤”，我强忍着几乎崩溃的情绪，安慰着他：“爸，别害怕，你立马来我这儿，我找最好的泌尿外科主任给你看看，你有高血压，一直在吃阿司匹林，可能是药物引发的出血，你不是经常眼底出血和鼻子出血吗？后来停用阿司匹林，控制好血压，眼底出血和鼻子出血不到一周就都好了呀”。转头我就偷偷告诉母亲，带好医保卡和家里的现金，可能要立马住院。

我陪父亲做了彩超，祈求上天能够保佑他，真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当时我紧张得心里发慌，腿一直在打哆嗦。医生指着膀胱右侧输尿管开口处的一个包块，私底下在我的手掌里写着“Ca”，我顿时天旋地转，瘫软在椅子上，低下头的瞬间，胳膊捂住了双耳，我想静一静，我真的感觉好无助，未来抗癌之路将荆棘重重。

我隐瞒着父亲，简单地告诉他可能就是常见的感染，让他尽量放宽心，配合膀胱镜检查才能确诊，父亲把一切决策权都交给了我，他对医学了解的甚少，所以没有太多的怀疑，我们直奔泌尿外科住院了。在急诊行膀胱镜检查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泪水，把真相告诉了母亲，看着60多岁的老人泪水横流，我不知该如何安慰。

“孩子，一定要找最好的大夫给你爸治病，多少钱都行，他这一辈子太苦了，太苦了！他是个老实人，总被人欺负，他赚钱养家，真的不容易啊！

自从你出生，他就盼着你能当医生，你入职的第一天，他亲自下厨做了两碗阳春面，每碗都放了两个煎蛋，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骄傲的一天，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喜面’，他打电话告诉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一向节俭的他，竟下馆子邀请大家来吃饭。

你爸说你这一辈子工作稳定了，有朝一日，他就是死了，也安心了！你一定要救救他啊！’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手术是开腹还是腔镜，要根据膀胱镜和CT的检查作初判；是保膀胱还是彻底摘除、以防复发，这都需要在术中打开看到肿瘤，了解周围浸润的情况、转移的征象才能抉择，我不敢也不能轻易怠慢，父亲的生死权就掌握在我的手中。拿着“膀胱肿瘤”的检查结果，我走遍了市里所有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在网上查找附近城市最好的医院，而去北上广接受治疗，对于我们这个普通家庭来说很不现实。

我心里的苦与难没有人能分担和理解，作为医生，我深知任何手术都存在风险，预后凭借经验，未来只能预测；作为家属，我希望肿瘤的复发率为0，术后的生活质量如前，当然之后是接受膀胱化疗或全身化疗，这取决于病理，也取决于治疗的边走边看。

我告诉父亲他的膀胱里有个息肉，为了防止癌变，需要手术切除，但是如果要避免息肉的复发，最好的方法就是拿掉膀胱，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因为他想过正常的生活，想尽量做个完整的人，不想整天带个尿袋，被别人当个怪物对待，另一方面息肉也不一定会复发，为啥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付出昂贵的代价。

根据膀胱镜的观察，肿瘤的外观就像菜花一样，提示恶性程度非常高，但是以我对父亲的了解，若他知道是“膀胱癌”，他的精神一定会先崩溃的，也许肿瘤不会要他的命，抑郁会先一步带走他。我只能对父亲隐瞒真相，希望找到高手为父亲做出精准的诊疗方案。

经过一周的深思熟虑，最终父亲转到省三甲医院的省重点泌尿外科进行了腔镜手术。在手术室外，秒针滴滴答答的声音时隔多年，我依稀清楚地记得。当主刀主任在洽谈室给我们看切下的肿瘤时，他说：

“从生长情况看，恶性程度非常高，复发率也很高，术中只有单发肿块，为避免复发，我已经尽力把可能浸润的组织都切除了，膀胱壁已经很薄了，不能再切了，肿瘤的位置不好，有可能沿着输尿管逆行生长，如果有复发，下次就要右肾、右侧输尿管、膀胱全部摘除。术后要坚持至少5年的膀胱灌注，每六个月复查膀胱镜，有事随时联系我。”

我们对主任表示了深深的感谢，在随后的治疗中，主任也确实帮助了我们很多很多。

第一次手术很成功，也顺利地瞒过了父亲。我继续欺骗父亲说“为了防止息肉的复发，需要膀胱灌注”，父亲同意了。为了避免父亲的猜测，正常医院是每周二门诊给肿瘤患者进行灌注，我私下求了经验丰富的专门负责灌注的护士，每周四在病房处置室给父亲进行治疗。

我选择了全部自费的进口卡介苗，一次2600。为了减少尿道的磨损，我找来儿童导尿管，但是几次治疗的过程中，虽然插入导尿管的过程不怎么疼了，但是化疗药比较粘稠，管径细小，很容易贴壁，所以到达膀胱的药量就会减少，试了多种溶媒，结果都一样，最后还是选择正常成人的导尿管进行灌注。

父亲年轻的时候，因“恶性胃溃疡”做了3/4胃大部分切除手术，60年代由于药物紧缺，他几乎没打麻醉药，我都不敢想象当时的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父亲真的很坚强，很能忍受疼痛。他从不说灌药的痛苦，但每次看着他咬紧牙关，我疼在心里，“要是疼，就拽紧我的手”。

我拉着父亲骨瘦如柴的手臂说：

“爸，还记得小时候我因为得了‘肺炎’，要连续两周去医疗诊所肌注‘青霉素’注射液吗？如果不治疗病情就会加重，会不停地发烧、咳嗽、呕吐；接受治疗，打针真的太疼了，感觉屁股都被扎烂了，我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就想哭。

你一直陪着我，去的时候，牵着我，给我摘路边的小花；打针的时候，让我大喊‘爸爸疼，爸爸疼’；回来的时候，背着我，给我唱歌。等病好了，你带我去大山里捕捉蝴蝶。当年你守护着我，现在换我来守护你！”

“孩子，幸亏你学医了，救了我，这辈子我知足了，我没事的，我想好好地活着啊”。之后的膀胱灌注由每周逐渐变为每2周、每个月、每3个月一次。每次灌注后父亲都会有两天的高烧，几乎一周因下腹部疼痛而起不来床，吃不下饭，我能做到的只有陪伴和鼓励。

2019年年底由于“新冠”的爆发，医疗体系的工作变得难上加难，人员紧缺，重患日日剧增，我开始担心父亲能否度过这一劫，通过各种渠道买N95口罩，消炎、退烧、抗病毒、祛痰、止咳止泻的对症中西药物装满了两个80*59*47.5的整理箱，购买制氧机、胸腺五肽针剂、白蛋白注射液，以及辉瑞的奈玛特韦/利托那韦。

每次接到家里的电话，我就特别紧张，由于我要忙于抗疫防控，不能也不敢经常回家，即使2个月回一次家，也穿上干净的隔离服、带着防护面具，从未想过生活会变得如此艰难，对疫情的结束望眼欲穿。

2022年10月开始，父亲一直低烧，反复排查，都排除了“新冠”，找不到任何感染灶，也与灌注化疗无关，吃了退烧药就退烧，不吃就38度5，这让我有了不祥的预感——癌性发热。11月安排父亲住院，CT提示右侧肾积水，第一直觉告诉我，肿瘤复发了，当年主刀主任的话应验了。

膀胱镜并没有发现肿块，预测右侧肾积水的原因应该是肾、输尿管局部受堵，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手术探查，而我也无法再隐瞒父亲了。父亲慢吞吞地说：“孩子，别自责，我知道你一直很难，你已经尽力了，我不傻，我早已猜到自己得了癌症，只要能治病，遭罪我不怕，我的积蓄都给你，我想活下去！”

经过和医生的沟通，最终父亲接受了摘除右肾、右侧输尿管、膀胱以及膀胱造瘘的手术。术中我坐立不安，希望父亲能挺过这次鬼门关。

手术从麻醉到结束，就1个半小时，我预感术中一定出了什么重大问题，像如此大的手术至少也要4、5个小时，而我的第一推测是父亲的心脏出了问题，术中出现了室颤或其他严重的心律失常，手术被迫终止，但结果是被告知，肿瘤蔓延到整个腹腔以及腰椎，即使完成预定手术，父亲也活不过半年，而且会处于卧床和极度消耗的状态，人财两空，所以手术和化疗都已经毫无意义了。

之后做的全身PET，也证实了全身转移，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对症支持治疗，不停地输血、静脉营养、止血、止痛等等，几乎我们以医院为家。我到处求人送礼，得以让父亲能在各大医院相关科室轮流住院，父亲见到我总是留着泪说：“当初要是不生下你，你不当医生，我根本活不到现在！多活一天是一天，等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你妈，她这一辈子也没跟我过上好日子！”“嗯！”10年了，没有复发的迹象，但如今又只剩下半年的时间，我想问苍天，本以为给了我们生的希望，现在却给了我们死的绝望。

2022年11月开始，父亲逐渐出现四肢无力，起初未在意，没有告诉我，父亲认为是自己吃的少，身体发虚引起的，但3个月后出现了明显的呼吸困难，喘憋的难受，整夜的失眠，当即联系住院，首先考虑呼吸困难与心肺功能衰竭有关，但是肺CT的影像学改变以及心功能的测评结果均与3个月前类同，但是父亲的呼吸困难是新发症状，无法用现有的检查结果进行解释，接受改善心肺功能的治疗，疗效也不理想，症状却在每日加重。

直觉再次告诉我一定另有原因，我彻夜翻遍了相关最新的专业书籍，上网搜查类似病例，我怀疑到“肿瘤引发的肌无力”，最后经过神经科专家的会诊，得出了相同的诊断。由于在疫情期间，始终没有购买到丙种免疫球蛋白，其它的免疫抑制治疗，症状都不见缓解，连续的止痛泵也无法减轻他的骨痛。父亲逐渐卧床不起，肢体僵硬而冰冷，持续面罩吸氧，全程血尿，即使插着导尿管，却一直喊排尿憋得难受，逐渐合并了多器官功能衰竭。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父亲第29次住院，出院的那一天他对我说：“孩子，我不想活了，太遭罪了，下次不要再抢救了，我想走了，你妈累了，你也累了，我们都熬不起了”。我知道他的精神支柱已经被病魔彻底击垮了。“对不起，我是个医生，最终却救不活你！”“孩子，医生不是神，虽然你救不了我，但是我很欣慰！你是个好医生，已经救过很多人，将来你会救更多的人！”

父亲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楼里，每次都是担架抬着进进出出，父亲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住上电梯房，房子对于他那一代人来说意义非凡，从单位分房到商品化购房，回顾起来那也是一段心酸的历程。后来父母离开了自己80平的老房子，搬进了我的40平带电梯的学区房，床就靠在窗边，窗外就是蔚蓝的大海，父亲喜欢交响乐，每天听着无数遍的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还说去世之后，希望能够海葬，他的一生都爱着大海。

2023年5月8日最后一次住院，因为长期输液，父亲的四肢血管都找不到了，输液的药物也引发局部组织水肿出血，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父亲始终意识清楚，坚持拒绝下鼻饲管、颈静脉插管、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也不同意进ICU，已经瘦成木乃伊的他近3周滴水未尽。5月11日下午4点25分，父亲停止了呼吸，家里人抱头痛哭，我的泪已经流干了。

因为父亲年轻时曾做过胃大部分切除术，还一直特别消瘦，所以从我参加工作开始，每年都会进行胃肠镜检查，生怕“残胃癌”，因为吸烟，我也担心“肺癌”。2008年因为“头晕头痛”进行了颅内血管造影（DSA），结果让我人生第一次当场崩溃，父亲右侧大脑中动脉是完全闭塞的，这将预示着将来有一天父亲会因“大面积脑梗死”导致肢体瘫痪卧床，昏迷，大小便失禁，癫痫、失语等等，甚至成为植物人，致死率和致残率极其高，而1997年因“复视”也进行了DSA，当时颅内血管是完好无损的。

所以我曾考虑过父亲会因“脑梗死”而去世，万万没想到最后会因为“膀胱癌”，真是世事难料啊！当年为了找到大脑中动脉闭塞的治疗方法，即使女儿才一岁，我也踏上了前往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进修之路，一边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一边寻求父亲的诊疗方案，那里是全国神经内科诊疗最先进的学府之一。

带着父亲的病例，我请教了很多神经内科的权威，国际上对于颅内动脉支架术的适应症存在一定的争议，对于支架置入困难或风险高的患者，可行颅内动脉球囊成形术。父亲的病变血管严重闭塞，这样的病例国内外都有研究，颅内血管支架术可能仍旧无法再通血管，术后可能合并颅内血肿、穿支动脉闭塞、动脉夹层等等，我把结论告诉了家里，父亲是一个保守而胆小的人，他坚决不接受微创治疗，我也尊重了他的决定。

随后的日子里父亲一直坚持药物干预，我也时刻关注新的治疗方案。坐在回家的飞机上，我俯瞰大地，唯一的感受就是面对一些疾病，我们无能为力，人类有时真的好渺小，带着难题来到北京，带着无奈回了家，我终于体会到珍惜现在是多么的重要。

每次去祭拜父亲，那份痛苦依然存在。我带着父亲生前最爱吃的蛋糕、酒酿、烤麸、生煎包独自去海边，埋在了半山腰，听着海水啪打礁石，看着海鸥翱翔天宇，回忆着我们的点点滴滴。

曾经的我怨恨过父亲，高考志愿没有询问过我的意见，全部报考医学院。当时大学毕业不包分配，家里又没有医疗口的人脉，医学就业的门槛有多高啊！

工作后不断地读书、考试、晋级、聘任、论文、科研、进修、支援，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奋斗，这一搏至少20余年，30多岁的我已经两鬓斑白！

我曾经在医院不眠不休地工作了7天7夜，一个人管16个患者，那时没有电子病志，手写病志和下医嘱我都累吐了！如果可以选择，我更喜欢当老师！

大五考研失败后，学校导员希望我能留校任教，但是父亲毕生的愿望就是我能当医生，所以反反复复都委婉地谢绝了。

母亲说：医生这个职业是在我出生的第一天，父亲就为我选定了，他知道学医这条路不好走，读书苦，工作压力大，看着我身体日渐消瘦，听着新闻里频繁的伤医事件，又遇到疫情的爆发，他也后悔逼我学医，他心理很难过，感觉对不住我！但是医生可以帮助很多人，是个铁饭碗，他们那个年代医生很受尊重，所以当我争气地考上医科大时，他心里乐开了花！他说我一定会是位好医生！他的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一生平安！希望我不要怪他！

我潸然泪下，仰天呼喊：“我不再后悔学医了，父亲你听到了吗？”

医学任重而道远，带着父亲对我的期盼，带着我对他的敬爱，带着《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也将尽己所能，映朝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