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录：现代化十六讲（之五 、六 ）

农业文明的发展促使人口出现大幅增长。从公元前10000年左右，人口开始长期上升，对土地的开垦利用不断扩张，土地的单位产出也因为农业技术的不断改进而提高。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集中的水利灌溉技术最先在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此后一系列深耕技术在东西方都被使用，比如轮种、选种、育种、休耕、农具的改革、牲畜的使用等，同时也出现了铁制农具、水车、风车等农业工具。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新的技术，人类开始提高自身组织能力，建立了城市、国家、更庞大的帝国，城邦、国家间出现了人口流动、掠夺战争。人畜接触和人口流动导致细菌、瘟疫的传播，引发新的战争。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和新的地理发现也促进了贸易和社会分工，大的帝国得以建立稳定统一的市场，先进的技术得以在大范围内更快传播。无论是组织能力、机构设置、还是技术的创新，率先发起的地区会得到更多的优势，挑战已有的文明中心，变其地理优势为劣势，进而取代旧的文明中心而成为新的文明中心。整个2.0农业文明一直在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的态势下前进、发展。

直到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农业文明社会的发展轨迹始终遵循着“上升、冲顶、衰落”的循环规律，社会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会达到一个峰值，同时触及难以逾越的天花板，之后不可避免地衰落，后退，再上升，触顶，衰落，如此循环往复。

数据来源：Ian Morris “Social Development  （2010）”

究其根本，农业文明的社会发展存在天花板，是因为农业文明有一个天生不足的瓶颈。农作物产生于光合作用，牲畜也要消耗植物，动物产出的热量和消耗的植物比例是10：1,  所以最终光合作用能够产生的能量上限受制于土地面积和土地的单位产出，在这两者都有上限的情况下，自然资源也就有了上限。而人类在这个时期还不能够控制人口，人使用新能量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生育更多的孩子，所以有限的资源和近乎无限的人口增长决定了人口增长最终通过灾难来消化和制约。自公元前大约10，000年起，这个基本的瓶颈是整个农业社会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纵观整个2.0文明的历史，尤其在近代几千年里，做饼与分饼的矛盾不仅一直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总体来说，农业文明时代面临的灾难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饥荒、人口流动引起的战争、瘟疫、气候变化、政权失败。土地收成受制于天气，气候变化无论大小都对农作物产出有直接影响，小的变化导致收成失败，造成局部性的饥荒；长期大的变动则会让一些地区的土地收成系统性减缓，必然会引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而引起政权争夺、战争。游牧民族因为蓄养的动物消耗大量植物，更受制于天气的变化，加之本身的流动性也强，所以更倾向于掠夺和战争。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游牧民族和农业人口的争夺一直是战争的主要原因，而农业人口之间的流动也是人口流动的一个主要源泉。游牧民族的迁移给农业人口带来的另外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细菌和病毒的传播，以及以此引起的巨大瘟疫，也是历史上人口消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在东西方两个文明中心的人类，都开始加强了组织能力，于是出现了城市、国家、帝国。这些社会组织的创新一方面在于创造了和平的环境，促进国土范围之内技术的传播、贸易，形成共同市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先进政权和落后地区的差异也成为战争、资源掠夺和征服的一个主要原因。气候的变化常常使一些地区的优势显示出来，使得文明的中心发生转移，但是同时新的文明中心的发展又带来了新一轮的挑战，新一轮挑战使文明中心再次迁移。地理的优势和劣势不断在转移，整个社会以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的态势往前推进。

从历史的轨迹上看，公元前1300年左右，西方的社会发展一度达到了一个区间顶峰，社会发展指数比农业文明开始时增长了六倍左右，东方也增长了四倍左右。但是这时在西方的文明中心出现了第一次全区域性的毁灭——当五大灾难中的数项同时出现的时候，文明就会在文明区域内毁灭。这一次的失败让西方的发展程度在此后的两百年里倒退回六百年以前的水平，而东方在这一段时间里还在持续发展，这是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第一次开始拉近了距离，并在此后的发展中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这一时期欧亚大陆的两大文明中心都开始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此时的北方游牧民族活跃在大草原高速公路——东起中国的东北、蒙古，西至匈牙利的一条长长的欧亚大陆线上，在长达几千年里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是东西方农业文明最主要的共同敌人，农业文明国家和游牧民族的争夺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欧亚大陆也因为游牧民族在大草原高速公路上的活跃被连接在一起。

虽然农业文明面临挑战，但在几千年里至少有三次冲顶，在应对挑战中不断创新。农业文明阶段在制度上的创新首先包括从低级管理国家向高级管理国家进化的过程，主要是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完成。西方从低端国家，过渡到以大流士的叙利亚到色雷斯的波斯帝国为代表的高端政权，再经过希腊的城邦，开始在罗马帝国真正成为集大成者，代表西方最高端的政权。罗马帝国也因为在地中海内陆而拥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内海交通通道，因此在帝国范围之内，跨欧亚大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帝国，资源得以最优分配，社会发展第一次达到了农业文明的顶峰。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到公元纪年，罗马帝国开始进入到顶峰时期。这时距离农业文明的开始，社会指数增加了10倍左右。与此同时，东方经过夏、商、周低端国家，以及春秋战国对高端政府的过渡尝试，以秦、汉为开启出现了中央集权这种高端管理政权，也出现了一个跨区域的大的帝国。虽然社会发展此时略低于罗马，但是也达到了当时在东方的领先。

在农业文明第一次冲顶之后，五大大挑战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尤其是游牧民族作为野蛮人的入侵，加上自身政权的失败，瘟疫流行，使得东西方两大帝国在第一次冲顶之后先后失败，从而引起了整个文明区域的毁灭性倒退。这次倒退在西方持续了上千年，在东方持续了差不多四百年。四百年之后，东方出现了以唐、宋为代表的黄金时代，让宋朝的东方帝国第二次冲进了农业文明达到的顶峰，达到、甚至超过了罗马帝国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这一次冲顶之后，又一次被蒙古铁骑、游牧民族击败，游牧民族政权加上瘟疫流行让宋朝的冲顶又归于失败。蒙古大军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征服了从中国一直到匈牙利、俄国、中东等几乎所有文明中心的国家，也把瘟疫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次的征服虽然摧垮了当时东方宋朝的成就，但是它把宋朝达到的高度文明也传达到了当时相对落后的西欧。当时的宋朝一度达到了文明的顶峰，那时铸铁产量每年大概十几万吨。而直到1700年，整个欧洲全部的产量才达到这个数字。中国当时最重要的技术发明，比如铸铁、火药、指南针、纺车、风车、水车、农业技术等都传到了欧洲。

蒙古大征服的另外一个后果则得益于他所没有做到的事情。蒙古的征战到了匈牙利以后就戛然而止，整个西欧完完全全没有到达，所以他的破坏没有波及西欧，但是技术却传到了西欧，这为西欧成为下一次文明的爆发点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条件。当时处在封建征战过程里的欧洲，在罗马帝国以后，几次试图统一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欧洲的政权在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之间，在基督教皇和王国之间进行了上千年无穷无尽的战争，所以中国的火器到来以后，迅速被发展成火枪和火炮。火枪、火炮反过头来又传回到了东方。在几百年以后，在火抢和火炮的帮助下，东西两方在俄国和清朝共同努力之下，将肆虐在农业人口领地上几千年的游牧人口彻底制服。到了17世纪左右，大草原高速公路以中俄之间的1689尼布楚条约为界，彻底被封锁。大草原公路的绝大部分分到了俄国，相当一部分分到中国，中国的国土也从原来的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土地边疆，也为中国重新开始社会发展提供了土地资源——尽管这里的土地和长江黄河流域土地的产出是不可比拟的。

与此同时在西方，从15世纪以后，被蒙古遗漏的西欧开始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新活力，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出现了文艺复兴。整个西欧因为中国技术的引进，开始出现了新一轮的社会发展。新的中国技术的引入，再加上马可波罗对中国的盛赞，引起了西方第一次真正的中国热，开始寻求东方的财富，为下一次的大航海运动提供了根本性的动力。所以西欧从1500年开始，社会开始逐渐向上发展，到了17、18世纪，无论东方、西方都再次冲向农业文明所能达到的极限。但是这次，东西两方在冲顶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得到的机遇截然不同，从而给东西两方在今后几百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也给人类命运指出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

农业文明的铁律就是它的瓶颈。每一次文明冲顶后的衰落和毁灭期，都是对那一个时代的人的磨砺，让他们经受苦难，感受痛苦。然而痛苦常常也能成为思想和思想革命的源泉。

二战之后，德国哲学家Jesper  在思考二战给德国和世界带来的灾难的时候，感同身受地指出，人类的每一次灾难都带来了一次思想革命.他第一次指出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出现了一次轴心思想革命，称为axialage轴心时代。在东方的中国，孔子开始讲述他的学说，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争鸣。在西方文明起源的中东，先知们开始把对世界、上帝的思考记录成旧约、圣经；在印度，释迦牟尼离开了皇子的优裕生活，开始生活在乞讨的人中和他们共同经历苦难，宣讲他解脱苦难的方法；在希腊，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全面地检测个人、社会、国家的意义。

这一次思想的革命为人类在其后几千年里的发展奠定了不朽的思想基础，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后人。而这些思想家几乎出现在同一个时期，来自世界上欧亚大陆所有的文明中心，而且思想的指向惊人地一致。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自己的时代都处于文明的边缘，思考的问题都是在文明毁灭之后普通人的痛苦，边缘人的挣扎，底层人的呻吟。无论是鲁国的孔子，Kapilavastu的释迦牟尼，还是雅典的苏格拉底，流离失所的以色列先知，共同的出发点、核心关怀的对象都是弱势群体、普罗大众。他们共同反对的是腐败、野蛮、欺瞒百姓的统治者和坏政府。因此他们的思想带有很强的革命性，但是他们本身都不是革命者。他们的使命主要是探讨人、社会、国家的终极问题：什么是人的意义？政府存在的原因？什么是好的政权，好的社会？他们也追求人生的意义，追求人在自身生活和利益之外的升华。孔子讲到的仁，释迦牟尼讲到的涅槃，旧约讲到的上帝，苏格拉底、希腊哲学家讲的冥想，追求的都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升华和意义。这些思想者同时都指出了人和人关系的黄金定律，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讲“己所欲，施于人”，释迦牟尼讲对于世间万物抱有彼此同情。基于这一核心观点，他们所描述的良性社会都建立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之上。治理有方的政权也必须以人为本，正如孔子、孟子所说“人为重，社稷为轻，君为次”。虽然这些思想家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都并不十分成功，也没有被广泛接受。苏格拉底在民主的雅典被判了死刑，孔子流离失所，一生主张都不被接受，犹太人失去自己的家园，在世界各地流离失所数千年，释迦牟尼在活着的时候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影响力，但是他们思想里的丰富内涵和坚韧力量，却超越了他们生命的本身，直到今天依然滋养人们的心灵。

第一次轴心时代的思想在人类农业文明第一次冲顶的尝试中都有所体现。第一次冲顶后的失败在东西方几乎同时发生，紧接着就进入几百、上千年的黑暗时代，这个时代感受的痛苦，就造成了轴心时代思想的第二波。在中国，佛教被简化之后广泛进入中国，几乎成为国教；在西方，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迅速地在整个西方传播开来；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游牧民族中，出现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是唯一一次游牧民族自己创造的宗教，是整个游牧民族自己创造的文化跃升。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人不识字，娶了一位比他大很多的寡妇，做一些小生意，一直没有任何突出成就，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非凡的未来。但是到了4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在梦里定期见到天使Gabriel，给他传话。起初穆罕默德无论如何无法理解自己的梦，在太太的鼓励下，他才开始相信自己已被神选为传声筒，成为先知，所以开始去和别人讲述天使在梦中传给他的话。他传讲的话极富诗意和说服力，迅速吸引了一个巨大的信徒群。在此后仅仅二三十年的余生中，他把一个在沙漠边缘求生的、规模很小的游牧民族组织起来，征服了整个中东、埃及、地中海。他和他的后代创造了世界第三大宗教，建立了穆斯林帝国。按照中国时下的说法，这是一次完备的吊丝逆袭。因为游牧民族文化开始发展较晚，所以在穆罕默德及其后继者统治期下，伊斯兰对所有拥有成熟文化的民族都表示出了足够的尊重、容忍、谦虚的学习态度。西方的文化，希腊的文明，罗马的文明得以在穆斯林时代得到保留，而且通过大草原高速公路传到东方。印度的香料、中国的瓷器、丝绸，也通过穆斯林控制的草原高速公路形成的所谓丝绸之路建立了东西方贸易的接口。

第二波轴心时代重点是对灵魂的安慰，呈现方式几乎都是宗教。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强调的都是来世的解脱，对于现世痛苦的安慰，对灵魂的慰藉。两波轴心时代出现在人类从低端政权进入高端政权的过程中，为后来建立高端政权奠定了思想基础。高端政权在西方以罗马帝国为最初的代表，在中国以汉朝为开启。

轴心时代思想最重要的遗产是高端政府政治制度的建设。中国的轴心时代思想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制度创新、科举制的诞生。科举制是整个2.0农业文明时代最伟大的制度创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认为称得上第二伟大的制度创新。

任何帝国要应对农业文明面临的挑战，都需要和平和发展，需要贸易，只有贸易分工才能让农业和手工业在不同的地区最优地分配资源。特别是在农业文明的天然瓶颈和有限资源的制约下，最佳的资源分配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地域越多样化，应对挑战的能力就越强，人类政权从低端政权向高端政权转移也是必然。但是所有高端政权在建立起来后都需要解决如何有效管理政权的问题。传统上的政权方式是以血缘为基础，谁打下了江山，谁的血缘关系就变成了权力分配的最根本依据。但是血缘并不确保能力，尤其不能够保证几代以后政权的能力，所以这样的政权都不能够持续。管理好政权需要精英政权、任用贤能，可是任用贤能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保障忠诚和政权稳定。特别是能力强的军人如果又掌握着权力，自然会威胁到政权本身的和平。人类要应对农业文明五大挑战又必须要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而有效管理庞大帝国的办法一直是一个难题，直到中国在轴心时代思想基础上发明出的制度创新——科举制。

科举制以人的学习能力、知识水平、行政能力作为考核的根本，用公平、透明、公开的方式提供给所有人机会，而不受出身背景或血缘关系的限制，从社会各阶层的人才中选拔出优秀能干的人，并凭考核结果分享政治权力，另外通过政府考试的方式统一官方意识形态，以保障所录取的人才对政权的忠诚。这样的选拔和考核制度，可以保证选出的人才既有全面能力，能服务百姓，又能效忠政权。由文官管理武官，保障政权不受挑战。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士大夫既效忠皇权政统，又忠诚于儒家道统。既为百姓，又为皇权，兼为个人实现理想抱负，养家荫子。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尝试，起源于两汉时的荐贤尝试，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后，到隋朝正式确立成为制度，为此后在一两千年管理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这也为中国从汉后的四百年战乱中重新崛起提供了基础，也让东西方在汉朝和罗马帝国衰落后的命运截然不同。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770年左右，中国领先西方大概一千二百年，科举制这一创新正是助跑中国领先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制度的确立使得中国在大体上解决了作为庞大帝国的行政问题，保障了长期的和平环境，形成了大规模的贸易市场，促进了技术交换和广泛应用，发展了文化，也拥有了应对饥饿、瘟疫、外族侵略的能力，让中国在之后一千多年里领先于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国家。甚至到工业文明，大英帝国开始建立的时候，也借鉴了中国的文官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文官系统。今天无论是美国的军队，还是其他凡是采用文官系统的政府或是非政府组织都多少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虽然在极大程度上解决了帝国的政权问题，但它的核心缺点是皇帝这个最高领袖的选择。文官系统的发明，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帝国统治。但是皇帝必须以血缘传承。如果皇帝能力优秀，整个帝国的力量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这一点无论是在文景两帝，还是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这些时代，都被一再证明。但是血缘无法保障能力，无法保障皇位不会传给无能子嗣，因此就无法避免出现弱君、昏君。在他们掌权时，政权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内斗、腐败。不稳定的皇权传承影响着朝代的兴衰。但是无论一个朝代如何在管理细节上创新，都保持了科举制这一基本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从汉、唐起影响中国政治，直到今天。

轴心革命时代的另外一个重大的遗产是思想的多样性，在中国有百家争鸣的不同理念，在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关心的问题从科学到玄学、法律、政权、法律、到逻辑，演说非常广泛多样。思想多样性的出现，尤其是其中理性的一支指出了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轨迹。思想不仅仅是建立公平社会和政权、安慰灵魂的手段，从希腊的“为知识而知识”开始，思想本身成为人追求的目的。人类在思想上的进步逐渐发展出近代的科学，从此开始真正主宰世界。这一支理性的思想为人类发展指出了另外一条了不起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