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文（ID：HealthInsight），作者：陈鑫，责编：徐卓君，题图来自：《我不是药神》电影截图

如果没有因“销售假药罪”入刑，张医生的夜晚通常弥漫着消毒水和血液的气味，有时是抢救放疗后大出血的癌症患者，有时冲进病房却只能看着晚期病人呕血离世。

但如今他会在夜晚8点准时出现在西安城郊的牌场上，操作多年的医用直线加速器变成握在手里的扑克牌，烟草和酒精的味道渗入黑色T恤。

他在夜晚总能保持清醒，这是5年牢狱生活留下的“后遗症”，和20多个狱友挤在看守所坚硬木板床上时，他总做关于自由的梦，梦醒了，他睁开眼，依然身陷不足30平米的监室。

一个正值盛年的肿瘤科主任，在卷入印度仿制药的代购潮后，他的职业生涯如同一条斜插进悬崖腰间的公路，一路攀升至高峰，骤然跌落低谷。

张教授，603001号犯人

2020年6月初的西安，雨水比往年更多一些，打在酒店窗户上升起一层白蒙蒙的迷雾，映着街道上的楼宇和树木有些模糊。“赌局”又是天亮才结束，张医生睡了不到2小时，就匆匆从“场子”赶往医院办理离职手续。

原先一进门诊楼就能看见的肿瘤科，现在搬到了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张医生以前的主任办公室也分配给了血液科，绿色墙体脱落显露的斑驳提示着岁月的痕迹。

5年间人事更迭，信息部一位年轻女孩足足盯了他5秒，才忍不住开口问，“张主任现在在哪儿？”

后勤部负责人礼貌地称呼他为“张教授”。张医生表面上客气寒暄，转身走出办公室后，就张口骂了一句本地方言，又自嘲了一声“张教授”。

他对这个称呼五味杂陈。2014年，张医生即将被评为副主任医师，相当于大学里的副教授，获得这一评定，被认为是从“小医生”变成“大专家”的标志。老主任和医院领导层也都喜欢他，他本来就是这家民营医院最年轻的二级科主任，晋升为整个肿瘤科主任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随后他的人生急转直下。

张医生正在接诊一位鼻咽癌病人时，被警察带到医院附近的派出所。

近40度高温的夏天，张医生被跨省逮捕的警察问询了一整天。190斤的胖子坐在五名警察对面，几十身汗湿透了衣服，“人都臭了”。

“你拿印度药挣了多少钱？”

“一直都是多少钱拿的，做个统计，病人家属来了交钱，我把药给他。”

张医生拿到的印度版易瑞沙是950元/盒。

在主任办公室里，张医生从病人家属手里收过十张百元大钞，又从钱包里掏出50元找给病人，有病人看他找来找去麻烦，建议张主任“以后就收个整，1000块钱”。

张医生接受了这个提议。他屡次强调“卖药没挣什么钱”。他从不隐晦进货价低于1000元，但“凑个整”是病人主动提出的，于是进货价950元时，张医生卖1000元，跌到700、600元时，他还是卖1000元。按照平均每个月能卖30盒，每盒药加价200元～500元计算，销售金额总计190万，他总共赚了30万元～50万元。

“那等于你一盒也加了二、三百块钱？”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算吧。”

张医生说完“啪”一拍桌子，“就是这份笔录把我套进去的。”他心存侥幸，“要是一口咬死就是原价给病人的，就没有这个事”。

一审时，张医生被判处“销售假药罪”，有期徒刑5年，罚金100万。

任何一个新人来到看守所，首先需要坦陈“三情”——基本情况、家庭情况、案情。

在接下来的1843个日夜里，张医生的故事逐渐为人所知，狱友们有小毛病也都会来找他。加上他是看守所里少有的知识分子，学识渊博，自称能从盘古开天辟地讲到新中国成立，也因此被尊称一声“教授”。

一个星期六晚上，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前来“问诊”，“教授”将他衣服卷起来查体，用手一摸便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建议看守所的管教立刻送他去医院。

另一位狱友主诉体乏、脸色差，“教授”一看他眼睛、皮肤发黄，是典型的肝炎症状，甚至跟他开玩笑，“你把症状跟看守所医生一说，说不定都能取保了。”

其他监室的管教闻名带各自管辖的人前来，“天天说自己侧面疼，医生也看不出来，教授你给看看？”“教授”让病人转身，在疼痛处轻轻一敲——“肾结石”。

在出身名校、有近20年三甲工作经验的张医生看来，过去五年里他至少救过3个人。

这是“603001号”犯人张医生最后的职业辉煌，“现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回不去啰。”

走过新建的行政楼，张医生很快注意到楼对面那排整齐的黄色公寓。那里面有以前医院分给他的一套140平米的三居室，当时他和同为医生的前妻住在西京医院，这套房一直空置至他出事后被医院收回。

肿瘤科护士长和他擦肩而过，回头又喊了声，“张医生，是你不？你来报到？”

“还报到呢？我辞职来了。”张医生必须面对前同事的诧异眼光，被问到“现在在哪儿高就时”，一遍遍重复自己是无业游民。

相熟的肿瘤科护士长主动介绍起工作，张医生赶忙摆手拒绝。

张医生不可能重回医院了。在和前同事聚餐的饭桌上，他用5秒钟思考了这个问题，迅速得出了否定答案。

他想起曾经共事过的一位妇产科医生，她所经手的一位“熊猫血”剖宫产孕妇产后突发大出血死亡，最终被鉴定为医疗事故，由医院赔偿家属50万元。尽管他知晓这位医生医术精湛，但圈里提及她仍是流言四起，“就是那个把人弄死的，你还敢找她做手术？”

3小时后，拿着签完字的两张表格，张医生在行政楼门口驻足2分钟，最后看了眼这所见证了他的荣光和坠落的医院。

离开不需要有仪式感。张医生的职业生涯在最高峰时戛然而止，一个肿瘤科主任背上了“销售假药”的罪名，在圈子里名声都臭了。

诱惑

多年以后，回想起老主任在2005年邀请他加入这家民营医院，张医生将之形容为一种“诱惑”。

那时，他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主治医师，刚刚开始在当地“大三甲”西京医院独当一面，每隔3、4天值一次夜班，因病人病情突变而一夜未眠是常有的事。

值班室外响起夺命的敲门声。张医生小步快跑赶到病房时，地上已经放了半桶血，侧卧在病榻上的病人是肝癌晚期，鲜血一口接一口地从他嘴里呕出。张医生眼看着病人吐了半桶血，明白这是肝癌并发食管胃底静脉破裂的表现，抢救不了。

医生必须学会习惯人间世里的生死无常。张医生见过太多病人因为经济原因放弃治疗。

2007年，张医生的小姨因肺癌被收治入院。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每年新发肺癌人数约78.7万，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连续十年占据恶性肿瘤首位。在亚洲非小细胞癌症病人中，约30%～40%的病人具有靶点EGFR突变，而靶向药易瑞沙是这近30万病人的希望。

靶向药就像是瞄准癌细胞精准开火的一颗颗子弹，小姨想试试被称为“有魔力的子弹”之称的靶向药。但“魔力”是昂贵的。在国产抗癌靶向药问世以前，病人只有两种选择，跨国药企阿斯利康生产的原研药“易瑞沙”，单盒价高1.4万元，或是在黑市流通的印度仿制药，价格在2000元上下。

一边是命，一边是法，摆在医生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向病人推荐便宜有效的印度药？

面对游走于法律边缘的印度药，并非所有医生都敢于冒险。接近张医生的多位肿瘤科医生都表示，病人自己有买药渠道，他们一般会让病人先自己联系，实在联系不到再来找医生。

但当病人是自己亲属时，这道医患之间的安全距离产生微妙变化，风险考量变得没那么重要。张医生在QQ群联系到江苏连云港药企的医药代表柳杨后直截了当地挑明情况，“我小姨得了肺癌，我是一家医院的肿瘤科医生，你多少钱能给我？”

盲吃后的效果很快在张医生小姨身上奏效。一个星期后，小姨不喘了，印度药的疗效在病友间传开。肿瘤三科的病友们一打听，张医生拿到的价格比市场价还便宜300元，有人找他帮忙买，当时每个月总量为7、8盒。

十几盒易瑞沙让小姨的寿命延长了一年，直到2008年底小姨离世后，张医生都没有刻意去加价卖药。

当时比卖药谋利更重要的是，张医生需要用便宜的印度药把病人们留在他的科室。

2010年，张医生收治了一名被其他医院“赶出来”的肺腺癌晚期病人。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双肺积水，此前被医生判定活不过半个月。

不同于公立医院床位周转率高，民营医院缺病人，收治的很多是别的医院不要的晚期病人。

张医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将前一个病人离世前没吃完的半盒仿制易瑞沙给了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能躺下睡觉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就能下床活动了，半个月之后，就上街买菜了。老太太多活了2年9个月。

这带给张医生极大的鼓励。他认为自己是追求完美的手工艺人，将残缺破碎的手工艺品最大程度还原，是他追逐的目标——“医生既然是我的职业，我就希望把它做得很好，哪怕最后病人死了，我都不希望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留下遗憾，没有给他做到哪一步。”

毋庸置疑，靶向药就是修补手工艺品的最佳粘合剂。张医生承认自己有私心，作为二级科室主任，他当然希望自己科室拔得头筹，病人治愈率、满意度、生存质量都比别的科室高。

在他看来，肿瘤科医生的成就感不高，因为治的病人动不动就死了。他是一个对事业有追求的人，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为何不把它握在手心呢？

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

在被按了停止键的人生里，发生在张医生身上的故事越来越呈现出他个人的复杂性和和被时代裹挟的命运。

35岁那年，张医生小姨确诊肺癌，吃了一年仿制药易瑞沙，总计花费2万余元，同样的价格连两盒原研药都买不到。3年后，一位肺腺癌晚期病人的治疗奇迹让张医生“出圈”。

场面虽然不能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但因为印度仿制药转投这家民营医院的病人着实不在少数。在医院肿瘤科医生的印象中，当时确实有在公立三甲医院治疗的病人专程前来，直接走进科室里就问张医生，“听说你有这个药”。

△2018年夏天的一部电影让印度仿制药被广为关注，图片来源：电影海报

病人们慕“药”而来，不少人干脆“住”下来。

2012年，是医院的鼎盛时期，整个医院1000多张床位时常爆满，肿瘤科尤其抢手，150张病床住满后，病人还在排队等着加床。如此盛况，哪怕在这家医院多年后被升为三甲——中国医院的最高序列——都望其项背。

不仅病人们知道张医生有“那个药”，就连公立三甲医院也有不下20名医生联系张医生买药。

买药者逐渐增多时，张医生也曾心生顾虑，但他没有停手，他最终将为开出的这道口子付出代价。

张医生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冤。同案的4名徐州药商将印度药卖入苏鲁豫皖地区的民营医院，80余位医生的起诉都被撤销了，只有张医生一人落得如此结局。

1680公里之外的广东，张医生的前妻、这位最熟悉他的同行在电话里道出一句很中肯的评价：他的心思已经不在医学上了，他想的是赚钱。

如今回想起过往的从医经历，不论是在西京医院早年间的艰苦训练，还是在民营医院作为学科带头人，张医生觉得“辛苦归辛苦，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

但他也暗暗为医生抱不平。一个硕博毕业的医学生，在经历近10年的临床学习后进入医院，能够独当一面时往往已经年过30，高成本的投入却只对应万元上下的月薪，显然难以满足他所渴求的生活品质。

1994年，张医生从苏州医学院本科毕业，进入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做军医，并结识了同在四军大从事科研工作的前妻。1998年，儿子出生时，夫妻俩都在四军大读研，只有1500元/月的基本工资。

千禧年到来之际，这对性格迥异的夫妻分别走向岔路口的两边，前妻继续读博，张医生回到西京医院，担起赚钱养家的责任——儿子即将上幼儿园需要教育经费，而此时家中存款只有5000元。

名声响亮的西京医院，是许多医学生心之所向。光鲜的另一面，是上升通道的狭窄。彼时，许多专业能力突出的医生，因为在公立三甲医院遭遇晋升瓶颈，不约而同加入民营医院谋求更多发展机会。

△张医生在西京医院开启了他的医生生涯

张医生夫妻俩均从事放疗工作，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前妻留在西京医院求稳定，张医生出去闯一闯。

2003年，张医生的前上司来到这家民营医院担任肿瘤部主任。过了两年，在医院极速扩张之际，他主动邀请张医生“过来帮帮忙”。

时年33岁的张医生此时正面临职业瓶颈期。对方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工资翻倍、绩效奖金，更重要的是，他将被视为特殊人才引进，毫无疑问会成为科室里的领军人物。

2005年，张医生放弃军衔，正式加入这家民营医院，彼时他在西京医院年收入不足10万元。

2010年前后，张医生晋升张主任，他又多了一笔主任津贴，明面的年收入可达40万元，隐藏收入还包括被他成为“灰色收入”的药品回扣。

谈到“红包”是否属于灰色收入时，张医生立马挥了挥手，“红包不是灰色，是黑色的，是病人直接给你的收入，这钱不能碰。”

做主任时，张医生常常告诫医生，“红包是一条高压线，你可能为了2000元的红包，丢掉一年20万元的工作”。他没想到最后丢掉工作的是自己。

晋升为二级科室主任让一切都更加顺利了。过去他对于下级医师只有技术上的指导，建议“可以给病人用靶向药”，而当上主任后他可以发号施令，即“你要给病人用这个药”。如果他的医生谈不下来，张医生就会亲自出面说服病人用印度药。

在这所建立之初就以肿瘤科为特色的民营医院里，在西京医院拥有近10年放疗经验的张医生理所应当地受到重视。肿瘤科主治医师小廖曾和张医生共事多年，在他的印象中，年长一辈的专家虽然治疗经验丰富，但对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缺少了解。张医生加盟后，手把手教下面医生制定放疗计划，确实为“后起之秀”的这家民营医院带来一些重要的治疗理念转变。

他经常请科室里的人吃饭，周末组织大家到周边泡温泉。同事们欣然接受他的慷慨大方，人人都知道张医生来钱快。有次打牌赢大了，张医生直接开了辆牌友抵账的“大黄蜂”跑车停到医院底下，走得近的同事好心提醒，“你这还像个医生的样子吗？”

汽车驶过环形路口时，张医生单手握着方向盘，腾出一只手指着马路对面的商场，说起2010年他开始有了钱时，他和前妻突然来了兴致，就会来这里的高档餐馆吃海鲜，“一顿饭2000块钱”。那几年家里几乎不做饭，天天下馆子，但凡西安稍微有点名的餐馆，他们都去过，消费不需要考虑“性价比”，“想什么就是什么”。

车和房都是2013年买的。张医生换第三辆车时想买“宝马5系GT”，但考虑到院长开的车是“奥迪A6”，他在前妻的提醒下才意识到要保持低调，最终花30万元入手一台原装进口的“斯巴鲁”。

唯一的房产位于第四军医大学内，毗邻西京医院，近十年过去，这套地理位置俱佳的房子已经从几十万涨至数百万。眼下这套140平米的房子已经不归他所有，从看守所出来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和妻子离了婚，房子留给前妻，他主动要了180万现金。

他在看守所时就隐约察觉到前妻的离去，以往每个月2、3号，他都能准时收到前妻打来的生活费，后来变成三个月打一次，再后来时间不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想起来，才会打进来一笔钱。如今婚姻连最后的一纸契约都荡然无存，张医生也不想再去探究个中原因。

他自诩为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能够在逆境和困难中，找到让自己能够安慰或者快乐的事情，像是告诫我，又像是劝自己，“回不去的，就不要回头，回头只能带给自己伤害和遗憾。”

从高峰坠落

回想起自己的前半生，张医生感慨上帝将人生剧本的前半章编撰得过于平坦，他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到达了职业高峰。

同事们在提起张医生时无不惋惜：

第四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大三甲”医院10年工作经验，以特殊人才身份从西京医院聘请到这家民营医院，6年后晋升为医院最年轻的二级科主任，并于2010年获得“医院优秀工作者”的荣誉称号。由于出色的业务水平和沟通能力，张医生还担任了医院对外发展部主任，负责为医院开拓市场。

在张医生自己描摹的人生轨迹里，他的命运转折几乎与医院的衰落如出一辙。2013年开始，医院调整了市场营销方案，来看病的人少了，买印度药的人也就少了。他感受到这种前后落差，空有理想抱负无处实现，甚至萌生出离职的想法。

△张医生工作过十年的医院门诊楼

医院前同事不好意思问起张医生的看守所生涯，倒是他滔滔不绝讲起在看守所里的经历。

张医生回想自己从业20余年，没有一起医疗纠纷，在专业能力之外，他能说会道，擅长与病人打交道，连病人跳楼这样的大事都打点得井井有条。

2011年的某个清晨，一位70多岁的食管癌晚期病人因不堪病痛跳楼轻生，老人先后经历胃全切、肿瘤复发，一根管子插进腹部，硬是靠肠胃营养剂活了一年，疼痛让他对生命不再留恋，终于趁着病友都出去买早饭的时候，从7楼病房一跃而下，被送到急诊科时已经皮肤撕裂、血肉模糊。

值班医生打电话请示张医生，半小时后，张医生从家中赶来，安抚病人家属逝者已逝，医生们则齐力为老人缝合伤口、修复仪容，不出2小时便将这场悲剧“大事化小”。

张医生将这次成功的危机处理归结为平时跟病人及家属有良好沟通，他们也充分理解食管癌术后的严重性和不良后果，也知道老人的精神状态不好，可能会产生轻生的念头。

当未分化癌、淋巴结转移、侵犯颅顶等医学术语从他嘴里蹦出时，张医生声音激昂，一瞬间又回到了做医生的辉煌岁月，但当他试图进一步讲解鼻咽癌病人放疗出现皮肤或粘膜烧伤的治疗方案时，又摆了摆手，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要用什么药了，他也不愿意去想。

出事之后，他先是被押至看守所关了15天。花了40万元保释金取保候审后，张医生没有再回医院，而是给自己放了个假，去了一趟博鳌参加德州扑克大赛，尽管最后连第一轮都没过便铩羽而归。

他没能等到时间冲淡同行们对这件事的记忆，便再度被关进看守所。

2014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通过《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定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刑法》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对于销售印度仿制药的行为处理更加严苛。此前问询时的“加价两三百元”成为张医生重新进入看守所的重要指控。

肿瘤科里有时也会聊起张医生是不是“进去了”。老崔打电话给张医生妻子，对方觉得脸上没光，没有透露更多信息。

“还是那句话，做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事。”多年后，张医生长叹一声，“说起来这次我被关进去，就是做了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事。”

再见张医生

在看守所里，常年伏案工作导致的偏头痛终于有所好转，尽管好转的代价建立在失去自由的基础之上。

5年间，肿瘤医学迅速发展，曾经风靡一时的“易瑞沙”已经有了第三代“奥希替尼”，张医生却只能留在原地，等待着被时间淘汰。

看守所李管教把岳父的基因检测报告拿给张医生看，对于化疗、手术和靶向药物的选择，他给出了和专家会诊一样的结论。但是一些小细节仍然提醒着他正在远离医学——他看不懂检测报告上的英文缩写指标了。

“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即便被关了五年，张医生也能从大脑的角落随意翻出各种与肿瘤相关的知识，这是融在血液里的东西，但言语之间，这些碎片化信息又不断提醒着他，医生终究只是他过去的身份了。

花费10万元请的律师，5年来只看过他3次，连药品管理法修改这样的重要政策变动，他也无从知晓。

2019年12月5日，看守所里的人照常排成一队，两层紧闭的铁门突然拉开，管教查号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主审法官站到张医生面前，向他解释新的《药品管理法》生效后，“销售假药”罪名不成立，考虑到他们羁押时间比较长，法院决定先对当事人取保候审。

“如果罪名不成立了，我这五年是不是坐的有点亏？”

“应该会定’非法经营罪’，因为你们都没有药品经营资格。”

在当事人和家属的微信群里，张医生被认为是几位当事人中最惨的，他的小聪明曾经让他职业生涯的前半段无往不利，又让他在之后对风险视若无睹，最后让他失去了一切。

“销售假药罪是以盈利为目的，那么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需要用药的病人，而不是随便卖给一些不特定的人群。”张医生在做最后陈述时依然不解，他不过给病人用了有疗效的印度仿制药，为什么会判得那么重。

出狱这一天，前妻依然出现在看守所前，当天下午直接返回广东。前妻如今事业有成，受邀去了广东一家民营三甲医院担任肿瘤科主任，独自带领一支团队，在肿瘤治疗领域小有建树。

张医生和表妹乘坐当晚上的航班回到西安。他过去居住的那条文化巷，两年前经由政府施工改建，如今几座高楼已经成形，母亲拿着拆迁款在附近另购置了一处住所，他搬去和母亲同住。

二审宣判是在2020年6月2日，张医生不想让年迈的母亲知晓，在网上随便订了间快捷酒店，独自开车到了15公里外的南郊等待互联网开庭。家在东郊，打牌在北郊，潜意识里，他就想跑得远远的。

看到判决结果中“非法经营罪”、“三年”字样，这个性格豪爽的北方人顷刻间松了口气，总比销售假药罪好，“按照新的法律，我确实有一些违法行为。”他接着在酒店睡了个午觉，睡醒直接奔“场子”里打牌。

过去无论在牌场上，还是在看守所里，医生的身份让他备受尊崇。有次他加入了老头局，老头们怕打得太紧被赢钱，本来不欢迎年轻人，但一听说是“张大夫”，“大夫这个人好得很，啥牌都上，也赢，都是运气好。”

但如今，张医生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向别人介绍自己，人生前半场已经走完，他曾是医生、丈夫、父亲、儿子，如今诸多身份中只剩下“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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