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厦：曾经的香港豪宅，怎么沦为了贫民窟？

1994年7月14日，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上映。转眼25年过去了，片名至今让很多人不解：一部在香港拍摄的电影，为什么叫重庆森林？

原来，《重庆森林》的片名取自王家卫成长地附近的重庆大厦。这座被称为香港“黑暗之心”的大厦，仿佛是一座外星来的孤岛，将香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在大厦里，一个在大厦外。

1. 生活的“天堂”，犯罪的“温床”  

重庆大厦建于1961年，是菲律宾华侨为纪念抗战胜利、以陪都重庆命名而建。重庆大厦，不是一座大厦，而是五座大厦，由5栋17层相连楼宇组成。

从外表看，重庆大厦与其他楼房没什么两样，内部却像是一座小城市，宾馆、商店、餐厅、外汇兑换店，应有尽有。一层和地下一层是各式各样的店铺，二层是一家叫做“重庆森林”的精品商场，三层往上是大大小小的旅店。

在这里，你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咖喱饭、看宝莱坞的电影、听非洲的说唱音乐，还能买到穆斯林用品、印度的纱丽、尼日利亚的电话卡、安卓操作系统的苹果手机，甚至还能兑换几十个国家的货币，办理去大陆的签证，并且可以随时往非洲任何一个国家发货。

重庆大厦交通便利，租金却极为便宜。两个路口外的半岛酒店的价格 3000 港币起步，重庆大厦的单间只有100多港元，还有几十港元的多人床位。

重庆大厦的生态系统几乎能满足生活所需的一切，只要你愿意，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不需要走出重庆大厦一步。

如果你没有钱，可以在大厦里打工挣钱。如果真的饥饿无助，还能在大厦内找到宗教慈善组织，享受免费提供的饭食。听起来像是生活“天堂”的重庆大厦，因为黑社会、赌徒、毒贩、妓女和偷渡客云集，成为了犯罪的“温床”。

重庆大厦的地下经济十分繁荣，走私、贩毒是常态。在《重庆森林》电影中，林青霞扮演的女主角到重庆大厦找印度人帮忙贩毒，并在没有成功之后将其枪杀。

重庆大厦还是香港最大的手机走私基地之一。据统计，每年至少有一千万部手机从重庆大厦卖出，绝大部分销往非洲。自建成以来，重庆大厦便火灾、盗窃、凶杀案件不断。最新的一次则是，2013年，北京两名女大学生来港旅游并入住重庆大厦廉价宾馆，遭男子闯入强奸。

香港媒体的各类报道，更是不断强化这座大厦的恐怖色彩：从毒品走私、欺诈偷盗，到情色横流、黑社会火拼，似乎每时每刻重庆大厦都有大案发生。

重庆大厦因此成为了香港人口中的“黑暗之心”。

2. 从豪宅到贫民窟  

重庆大厦建成之初，拥有最时尚的设计，一度是香港的豪宅和高档住家。时任总华探长吕乐，也将总部设在此地，重庆大厦的治安状况一时无二。为什么短短数年，曾经香江豪宅沦为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贫民窟？

其中的原因，既有偶然，也有必然。

重庆大厦位于寸土寸金的尖沙咀。1960年代末，越南战争爆发，尖沙咀成为美军士兵造访的红灯区。可能是美国士兵回国宣传的缘故，到了1970年代，来自西方的嬉皮士和背包客开始出现在重庆大厦；1980年代初，著名旅游指南《Lonely Planet》的热情推介，更是让其名声大噪。

巧合的是，距重庆大厦两个街区之外，便是香港最大的清真寺——九龙清真寺，南亚人因此也被吸引而来。

面对蜂拥而来的游客，重庆大厦部分业主做起了生意，将住房改为类似西方青年旅馆的简易客栈，以低廉的价格租给外国游客。

整座大厦的居家功能就此被破坏，其他业主要么逃离、要么跟风，陆续搬出大厦，将住房转租或转售给经营者。 

由此，原先的住宅楼开始向商业楼转型。因为住宅楼设计无法满足商业楼需求，经营者们开始私搭乱建，整座大厦的品质迅速下降。

低廉的房租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特别是南亚裔人口，香港对南亚人存有偏见，重庆大厦因此被贴上了黑色标签，名声迅速“败坏”，逐渐沦为了一个大型的低端市场。

低端，某种意义上成就了今天的重庆大厦。凭借低廉的价格，重庆大厦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更是成为了低收入人群、偷渡客的避难所。

香港以开放著称，1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都可以“游客”身份免签证进入香港。很多外国人借机钻空子，非法滞留在香港。

相对封闭且房租便宜、生活便利又能提供工作机会的重庆大厦，自然成为了最佳的收容之所。

有调查显示，重庆大厦的居住者多达5000人，只有大约40%是商贩或合法务工者，另有20%边打工边寻找理由申请难民庇护，余下40%则完全属非法滞留。

从国籍看，这些人来自12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裔和非洲裔人士为最多。他们可能是西非的偷渡客、南太平洋的王室成员、南亚的妓女和索马里的避难者。

与灯红酒绿的国际大都会相比，称重庆大厦为贫民窟并不为过。环境无序、人员混杂，间接催生了高犯罪率。重庆大厦内执法的底线，是不能有明目张胆的盗窃和暴力，其他则听之任之。

警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重庆大厦逐渐沦为了一个法外之地。

3. 重庆大厦里的真实香港  

自1990年代开始，重庆大厦开始整修和改造，安装摄像头，加强保安巡逻，环境和治安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香港人既有的恐惧和刻板印象。香港本地人大多这样评价重庆大厦——我父母说我可以在香港任何地方行走，除了这座大厦。外地人初到香港，也大多被警告要远离重庆大厦。

奇怪的是，为什么香港能够容忍这样一个让人恐惧的场所？

有人从理论分析，认为香港信奉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不能也不愿干预重庆大厦。有人从文化入手，指出重庆大厦的存在，受益于香港包容、多元的文化。美国《时代》杂志更是认为重庆大厦是最能反映全球化、最能反映香港多元文化特色的地方。

有人算起了经济账，虽然重庆大厦逃税漏税严重，但业主仍然能够收到租金，整个香港也能从重庆大厦带来的旅游、商贸中间接受益。这些都有道理。不过，更为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不想忍，也得忍。

重庆大厦发展至今，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大厦自身，而是生长为一个承载万象的生态体，关系着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人乃至更多人的生意、生机和生存。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香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没有破旧的勇气，更没有立新后处理复杂利益关系的底气。

正如日本NHK拍摄的纪录片《纪实72小时香港 | 欢迎来到重庆大厦》中的一个片段，重庆大厦保安抓到了盗窃未遂的印度人，却没有报警，而是放过了他。保安的解释是——

这些流浪汉无处可去，即使被逮捕，最终还是会回到重庆大厦。因为这里是他们唯一的归宿。

这到底是慈悲、无奈，还是纵容？有人说，重庆大厦“位于”香港，却不“属于”香港，这是由外来者在世界中心筑就的一个另类孤岛。我想说，重庆大厦就是香港，看懂了重庆大厦，就看懂了今日之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