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不了的地狱与被误解的香港

当年《大话西游》被奉为经典，早期网络时代的解读文章车载斗量。记得有人曾洋洋洒洒写过几千字，剖析至尊宝为何说“我走先”而非“我先走”，大谈潜藏的后现代意义。随便找个广东人来看这篇分析，都会认为作者病得不轻，因为“我走先”只不过是粤语惯用的说法。

文艺作品在人们眼中呈现不同面貌，得到不同解读，甚至大大超出作者原意，本是常态。但“解读”和“瞎扯”是两回事，对“我走先”的过度阐释，是因为对粤语乃至南粤文化完全没有了解。我曾有一些文章被选入各种中学语文试卷，但从题目到答案，我这个原作者都看不懂，见到“我走先的后现代意义”时，也有这种被噎住的无语感。

“港风”“港味”之类的词，同样让我有类似感觉。但无论是靠港剧、港产片和港乐吃饭的公号，还是当年深受香港影响，如今热衷放大回忆滤镜的受众，都将这些词变成了流行。

可是，香港到底是什么？赌神和小马哥点烟的录像室港产片记忆，普通话配音的二手引进版港剧，四大天王和几位天后的音乐，就是香港的全部吗？即使再加上那些公号里常见的陈年八卦秘辛，也不过是香港的丁点儿细节。

我所理解的香港精神，是务实与自尊，是市井文化和进念二十面体的共存，是《天问》中的愤懑与控诉，是许鞍华用尽心力甚至情怀过火至失控的《千言万语》，是西西笔下的“我城”……

三四十年前的珠三角人，对香港的认知与非粤语区的人们大不相同。每天晚饭时间的香港电视新闻，TVB和亚视每晚各两档剧集，晚上宿舍熄灯后收听的香港电台节目，总有渠道可以见到的香港报章杂志，还有每周六晚翡翠台的劲歌金曲，是记忆中最表层的香港。

许多东西在这些表层中潜移默化。在每周一期的《铿锵集》里，我见过不同行业的兴衰和对底层的关注。在每晚电视新闻里，每个人都在发声，无关身份地位。脱口秀式的时事评论节目，总有把歌词改成新闻事件的歌声适时插入，嬉笑怒骂，管你是谁。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一切带来的震撼比港产片和港剧更大。

进入网络时代后，有许多关于香港影视剧和乐坛的历史八卦文，甚至催生了一个靠此吃饭的写手群体。但对于见证过真实香港的珠三角人来说，这些所谓钩沉秘辛，不过是年少时耳熟能详的新闻，无需寻访无需查找只需记忆，就能秒杀那些半路出家的写手。影视剧里的影射，歌词中的隐喻，豪门八卦里的恩怨，早已串连成线，并入记忆。

就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几个月前，新马师曾病逝于香港。生前，他是香港人数十年来耳熟能详的“慈善伶王”，身后，他的子女陷入遗产纠纷中。亚视立刻起用旗下所有艺人，拍了套家族剧影射此事。于是，我看完新闻便看电视剧，戏里戏外，真假莫名。此种经历，再好再详细的八卦文也无法写得出。

数年后又看到陈果的《细路祥》，怀念新马师曾和一段岁月。那年，偷渡居港的儿童被遣返也是香港城中热门话题，每日在香港电视新闻里反复滚动。电影中与祥仔两小无猜的阿芬，终被遣返。

还是陈果，在香港大磡村清拆之前拍出了《香港有个荷里活》。那是当时港岛内最后一块未开发的土地，旧式牌楼间是窄窄小巷，逼仄肮脏。大磡村对面就是荷里活，俗称“五指山”的高尚住宅，两者之间是一条地下隧道。

那个时而叫东东、时而叫方方、时而又叫红红的妓女，就在这隧道间往来。一身红裙，面上带笑，仿佛不谙世事，可纯真外表下却是机心，是一个上海女孩的美国梦。于是，那年夏天，一个妓女用自己的身体和头脑获得了前往美国读书的机会。而一群男人荒唐过后，带着肉体和内心的伤痕，告别清拆的大磡村，生活却依旧继续。

那时的香港，最可贵之处在于可以用新闻呈现一切，还可用电影、电视和音乐呈现新闻。

1986年，黄霑填了一首《当年情》：“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过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这是《英雄本色》的主题曲，片子已成集体记忆。

那时的香港正处于希望与困惑并存之时。在那之前的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香港黑帮电影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暴力美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达到辉煌并非偶然，它与香港社会走向以及鼓励个人奋斗的社会经济模式隐隐契合，《英雄本色》便有着对社会不信任的一面，同时又隐含个人英雄主义的救世情结。

1987年的《倩女幽魂》主题曲同样是黄霑的代表作，歌词中既有人生美好的希望，也有“路随人茫茫”的困惑，与片中的书生身影、深一脚浅一脚的跋涉相映。

这样的岁月钩沉，早已化作这座城市可说或不可说的历史。

因为狮子山下的勤劳、乐观和务实，香港总有市井的一面。从茶餐厅到大排档，从鸡蛋仔到车仔面，从屋邨到街市。换做某些城市，会很忌讳让这一切与摩天大楼、金融中心共存，但香港却甘之如饴。繁荣与市井，现实与隐喻，乐观与务实，开放与包容，一切都融于影视音乐和文学中。

从这一点来说，《破·地狱》固然是一颗好看的催泪弹，但故事并不新鲜。一个老行当，一群市井求生者，从悲观到乐观。它还是一个典型的东亚故事，也是许多东亚电影绕不过去的母题——代际冲突、不懂表达。深爱孩子但不懂如何去爱也不懂如何表达的固执父亲，渴望父辈认同又一次次在迁就中失去自我留下遗憾的子女，传统文化与习俗下的两性冲突……

最后的商业片式结局更是类似TVB剧集里的“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即使斯人已逝，但生者的释怀何尝不是另一种“大团圆”。

用一场光影极美的女性版本破地狱来消弭父女间的误会，消解几十年来的父权压迫，让说了几十年的“女人污秽”化于无形，还是显得有些轻飘飘。这个在某些人眼中极具“港味”的团圆结局多少消解了剧情冲突铺陈的力量感，或许一个留下更多遗憾的结局会更好，但香港人可能更需要现在这样的结局，需要“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的接受。

作为曾经的世界金融中心，香港在摩登与繁华中极力保留了大量传统，多年前的“喜帖街”，如今的红磡与破地狱，都说明商业文明才是传统最好的庇护所。

但对于香港而言，这种全世界都少有的“现代与传统交融”，也渐渐沦为怀缅的对象，一如开头在出租车上听着新闻、一脸无奈的道生。这是命，也是破不了的地狱，又有多少人能够释怀？

交融也并非全部，碰撞在所难免。当年TVB的初代《陀枪师姐》之所以引人共鸣，是因为关咏荷的角色渐进式地展现了女性的自强。但如果留意香港影视乃至整个香港社会，就会发现这样的女性绝非主流。如今人们吹捧的“港风”，以极具辨识度的外表和至今仍不过时的穿搭为外在，内在则少不了“独立自强”，但这显然又是一层误解。

真正主流的香港女性，或许就是片中的郭文玥这样：工作时有着风风火火的干练，但时而遭遇职场上的性别质疑（病人家属质问她能否抱起病人）；看似经济独立，但人格仍然依附于父权，即使遭遇再多不公，仍渴望通过“继承衣钵”得到父亲的认同，对“传男不传女”充满不甘……哪怕繁华开放如香港，也断不开东亚文化的根，即使它已经尽力做到最好。最后那场破地狱是卫诗雅从影以来最美的演出，但它显然不是文玥真正的救赎。

文哥也是典型的东亚父亲，他可以出现在香港，可以出现在台北，可以出现在北京，可以出现在广州，还可以出现在京都与首尔……

他有着顾家的责任感和担当，有着深爱一个行业的坚持，也有不可理喻的偏执。他与子女一起生活在地狱中，听着祖师爷的训诫，直至与儿子“天各一方难相见”。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受伤的女儿，只会岔开话题来一句“你来帮我洗头”。他其实破不了自己的地狱，与他相似的那些父亲同样不能。

亲情确实可以在一瞬间改变许多东西，文哥的追思会与文玥的破地狱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有些东西无法改变，有些地狱永不可破，则是电影未竟之语。

这种或许是基于商业考量的未竟表达，确实有些可惜。它让我想起多年前的《香港制造》。主角中秋的片刻张扬，如《破·地狱》尾声仪式上的火光，但随之熄灭。

《破·地狱》的市井气息，在《香港制造》中曾达到极致。繁华如香港，卑微仍是人生常态，屋村高楼里的每家每户，斗室之间，容不下富贵，容不下故事。混迹街头的中秋，为了保护少女阿屏而得罪收债人，被捅多刀，住院出来后，发现阿屏已经死于肾衰竭，阿龙被老大利用来贩毒，事败后被打死。中秋愤而复仇，然后自杀于墓地。这群年轻人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甚至什么都没有，彼此依靠，青春只在一场戏中浮现。

后来，中秋说：“不是我想变坏，而是我变好了以后什么都不能做”，言罢，走上不归路。他杀了追债的肥陈，杀了残杀阿龙的荣少，去探望被父亲抛弃的二奶，然后在阿屏的墓碑前结束生命。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墓地嬉戏，一起说这个尸体是假的。

那是逃不开的宿命，聪明的、蠢的、健康的、患绝症的，在宿命面前，一样无力。注定有一些人，面对这个世界时无能为力。

相比文玥的释怀，我更喜欢当年《细路祥》的结尾，也是“香港三部曲”的结尾：拒不认错的祥仔被严厉的父亲揪到路中央，脱去裤子痛打。暴雨中的十字街口，祥仔流着泪，撒着再也忍不住的小便，高唱逝去的“祥哥”新马师曾的名曲，童年就这样转瞬逝去。而那几分倔强，或许才是破地狱的唯一武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