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当铺，何以活跃至今？

南人写过一首现代短诗，诗里这么说：

我开了一家当铺

专门收购痛苦

因为我相信

痛苦值钱

刚一开张

门庭若市

人们在这里放下痛苦

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出门

虽然不清楚“痛苦”是否真的能用来典当，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也能看出一些典当行业的奥秘：用你认为值钱的，来换取用以货币为考量的对等“价值”。短诗中的“当铺”一词，同样作为被广州人广泛使用的名称来呼唤着“典当行”——这个我国最古老的金融行业之一。

今天，当我们想要再次寻回旧当楼的踪迹与往事时，在荔湾、越秀和白云区探察到了几处较为集中的当铺旧址。有的是常见的高耸碉楼建筑形式，有的却保留着骑楼式的外形。他们的存在像是日常生活里的一处处记忆符号，时常唤起人们对“当铺”前世与今生的思考。

右侧建筑是位于荔湾区龙津西路83号的富兴大押旧址，保留骑楼式建筑，楼顶椭圆形石块依稀可见“富興”二字。

现在，当铺作为广州五种旧式金融业（票号、银号、典当行、侨批业以及民间借贷）唯一仍然合法经营的金融商号留存在我们身边。

当铺在广州：见“押”不见“当”的演变

广州最早的典当行记载出现在明清时期，典当活动在广州人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清朝末年，广州西关有一个大户人家嫁女，“用当铺招牌做妆奁，表示富有”。民国时期的漫画家王乐天用“川流付息”来描述当铺与广州人生活的密切关系。

民国时期的漫画：川流付息（实物）

这种以经营各种物品（动产）抵押放款的商业活动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85年。南北朝时期在寺庙中经营的质肆被认为是我国典当行的鼻祖。因此，典当行有质库、质肆、解库、长生库等称谓。

近代广州典当行根据其形成时间的先后以及当期的长短可分为：当店、按店、押店（也称为大押店、饷押店）以及小押店等四种。当店的当期一般为3年，按店的当期一般为2年，押店的当期比较短，一般为一年至三个月之间。

雍正十一年（1733），南海县在城西关状元坊改建会馆，会馆的碑志上写道：“南海地当省会，当行凡数十间，其先原有会馆，以垫隘弗堪，聿谋创建”。广州西关状元坊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典当行会馆的城市街巷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的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资金流通的时间大为缩短，以3年为期的当店和以2年为期的按店已不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清政府的财政、军费开支浩繁，官帑息重，迫使地方政府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以满足军政需要，将私押店逐步纳入其管理的范围内。

现宝庆大押旧址，位于多宝街宝庆新中约43号，为清末广州六大当铺之一。

咸丰八年（1858）广州善后局发出公告，称私押店如果能捐助军需，可申请改为饷押店（即向政府交纳饷银），由善后局统一发放营业执照，政府承认其地位的合法性。于是，广州的私押店纷纷改办成有官方背景的饷押店。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广州的私押店基本上改成了饷押店，原来的当铺也纷纷改办为押店。

小押店可以说是广州特有的典当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官府为了更好管制从北方充军到广州的流犯，允许那些“上无父母，下无子女，乏人瞻养”的流犯开办小押店。但小押店只“设于县衙所在地，或司官所在地附近”，因此小押店“在乡村里绝少，墟集中间或有之，大都在城市居多”。1920年代，广东省的65家小押店全部在广州，其中，广州城区有58家，南海县属有5家，番禺县属有2家。

清末民初广州典当行进入全盛时期，1920年代，全省共有典当行1276家，广州城区为210家，占比为16.5%，出现了“当铺多过米铺”的繁荣景象。1931年国民政府对全国15个城市的典当行的经营状况进行了统计，广州城区以201家典当行名列全国城市之首。

1934年，广州太平沙的安昌当后城区的当店不复存在，郊县还有一些当铺。例如，番禺县鹿步司（今黄浦区大沙镇）东圃墟的忠信当、祥泰当，鹿步司横河的汇源当，南村的悦来当，沙湾司茶边乡的永安当；大龙墟的晋升当；渡头的公正当。

发展至解放初期广州仍有50家当铺正常营业。1950年7月，广州的成德、益民、民安、公昌、龙昌、利通、大成、大安、利安、永先、联益、裕昌、益昌、协兴、大德、利源、德安等17家典当行响应政府号召注册营业，资本总额为19.22万元。

1952年广州典当行在全国率先实行公私合营，以利通押店和永安押店为基础成立了利众小额质押贷款处和利群小额质押贷款处，成为新中国典当行的典范，受到人民银行总行的通报表彰。1954年8月，将利群和利众合并成利众小额质押贷款处，并在珠光路、长寿西路和同福西路新设了3家小额质押贷款处。

1984年1月《广州日报》“老广谈广州”栏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日报》一篇名为“当铺杂谈”的描述中也能看出，广州典当行业发展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当铺招牌常常见“押”不见“当”，这也反映出相较于3年期的当店，当期较短的押店与小押店在广州的盛行。

一门“贫富兼顾”的生意

广州当铺的当户可以说是不分男女老少、职业等级，处在社会最富足和最贫困的两个阶层的人士都是广州当铺的常客，只有那些生活稳定、吃住无忧的中产阶层才很少走进当铺。像典当行那样，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光顾的行业，在近代中国商业中并不多见。

穷苦人家算是当铺的常客，为了求得一时的温饱，他们经常把家里稍微值钱的东西送进当铺。民国时期的漫画《问时刻》有这么一段旁白：

穷汉：“现在是上午什么时刻？”

当铺伙计：“怎么你要来这里问？”

穷汉：“因为我的时表是当在你们这里的。”

据《荔湾区志》载，直至建国初期，仍有部分当铺为解决部分贫苦市民生活困境而保留下来，可见典当这一行业作为社会资源调剂在城市之中起到的作用。

民国时期的漫画：问时刻（实物）

而对于那些身家千万的富商、地主，为了妥善保管贵重物品、金银首饰等也成为广州当铺的常客。1877年在广州，格雷夫人在她的书信中就曾介绍过当时中国绅士将自己的皮草托管在典当行的情形，她自己作为来到广州城生活的外国人也将自己的皮革大衣托管其中。

为了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当户的要求，广州典当行根据季节和节假日来安排营业时间。在夏秋两季，通常将营业时间定为早上5时到晚上7时。在冬春两季则改为早上6时到晚上6时。规模较小的小押店的营业时间相当灵活，生意好的时候营业到凌晨1时。逢年过节则通宵达旦营业。

广州典当行的内部装置同样也为各个阶层的当户们顾全面子。在入门处设有一块“遮羞板”，以一块巨大的木屏风遮挡了过往行人的视线。“当铺的柜台是高出人头之上，又称为高屋”，“大约一个中等（身材）的伸手仅到柜台为准”。一般身材的当户需踮脚仰头，双手举直才能在柜台交货、接钱，当户与当铺的司柜只见其物不见其人，即便是熟人也不会尴尬。

因此，当户通常借用当时的粤剧名戏“举狮观图”来自嘲。而旁人则用“到二叔公处举物”来暗喻之。民国时期的漫画《二小姐举案齐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漫画：《二小姐举案齐眉》

从经营范围来看，广州当铺的业务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大到厂房、大型机器、原材料，小到金银首饰、古玩字画、日用百货均可囊括其中。市民与当铺交易没有任何的资金门槛，只要稍微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当成现金。民国时期的漫画《押秋风》配有一首打油诗：“秋风起，富儿轻球披；穷家无米煮，无可奈何当棉被；夜冻盘蔡驱寒气，呜呼噫嘻，无棉被受寒气”。

民国时期漫画《押秋风》，《半角漫画》（第0七卷第一号），1932年11月。

当然，“神袍戏衣、旗锣伞扇、皮货毛袱、低潮手饰”是不能“上当”的。当铺给回当户的收据俗称当票。广州当铺的当票由票台书写，当票不记名不挂失，以保护当户的隐私，赎当时认票不认人。

另外，每张当票书写的字体都十分古怪，特别是写押入物品名称的字体比符咒还要古怪，当户拿到当票也不知所云。“典当书体另成一格，业外之人多难辨识，创之何人？始于何时？即业中耆老，亦无有能言之者”，广州人称之为“鬼画符”。

民国时期广州当铺的书体，图/区季鸾：《广东典当业》

正是广州当铺这种“贫富兼顾”的社会功能，使得广州城内“典当行生意靠市内销货无多，所有不合时宜之衣物，大半靠四乡销路”，有效调整了社会资源，除了当钱存货以外，当铺还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沟通了城乡经济。广州当铺堪比广州米铺一般的存在，最终发展成为广州历史上经营时间最长、经营范围最广的商业门类。  

城之地标：当铺碉楼的符号印象

旧时典当建筑常见的碉楼形式，其标志性放在今天的城市街景之中，也足以让人们在见到的第一眼就与“典当”联想起来。

谈及建筑，选址总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近代广州典当行大多选址于人口稠密、流动性大的商业旺地。之所以选址于繁华地段，一是为了吸引和方便社会各界人士，二是与附近的商业设施配套。例如，当年广州经营规模最大的“东平大押”和“宝生大押”分别位于明朝时期广州的东城门和西城门外，紧邻城门楼。又如，当年海珠区洪德路一带烟馆、赌铺林立，赌徒频繁进出，附近的押店十分繁荣，形成了像力隆押等一些有颇影响力的当铺。

民国时期的广州海珠区洪德路一带（实物）

建筑选址对于典当这门生意而言或许是它欣欣向荣的关键，而碉楼形态的建筑外观便更多地提供了独属于这一行业的“定心丸”。

广州城里形似碉楼的建筑十分醒目，在低矮的平房中呈现出鹤立鸡群之态势。广州西关大押楼高30米，楼层9层，占地一亩多，曾雄居广州当铺之首。始建于1918年的白云区均禾墟的和平大押主楼高20多米，地面高8层。值得注意的是，楼高20多米即使到了现在也是均禾墟镇最高的建筑，同时也是目前广东省保存最为完善的当铺建筑，并被列为广东省、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外观上的高耸之外，当铺在“临街的墙壁下段，用麻石砌成外围，中间格隔以钢板，内里用三隅或五隅青砖筑砌内墙，以防盗匪挖掘墙壁。每层楼四面多开小窗，窗里四面砌小麻石，中间竖小铁柱”。“柜台上面到顶点，建造坚固的铁栏，内加一重铁丝网”，所以一般盗贼是很难向当铺下手的。

宝庆大押高耸的碉楼建筑特色鲜明

还有一些广州当铺的墙壁内埋藏了四通八达的水管，打开开关后水管便能四面洒水，几乎可以将整个墙体淋湿。有些当铺则在当铺外墙体的边沿装设了比较粗的水管，可根据需要随时洒水，这一奥秘为当铺创造了更多防火防灾的可能。

有关建筑学者在谈及广州城市文化之中的建筑标记时曾表示，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符号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转变的，可能会从五羊雕像到广州塔；当然，也会有更多的可能……但是，值得推敲的是它们都将成为属于这座城市的历久弥新的建筑。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一角

当我们沿着荔湾老街路过珠玑路时发现迪吉大押的旧址就在一处十字路口处，这座保留下来的建筑从珠玑路一面看去是小窗密布的碉楼，从梯云路看去的另一面却是另一般岭南风味，各式海味干货商家在旧建筑之下忙碌。迪吉大押这一处历史建筑也还在等待一个全新的解读。

从珠玑路一面看去的迪吉大押旧址，可见传统碉楼建筑

曾经藏在碉楼里的广州典当行都顺应着城市的发展迁徙新址，今天我们能在广州找到的当铺大多都沿街而设。

不过，它仍然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满足着中小微企业融资和居民应急需求。从管理而言，广州典当行也在大时代里迈向新阶段。2024年，广州市典当行业协会在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为全市持有《典当经营许可证》且正常经营的企业颁发“持证典当”牌匾，作为正规典当行的标识。典当行业依旧在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浪潮中，借力生长。

所以日常的“痛苦”到底能否用来典当？

当铺关心的问题依旧是“价值”。

在广州这座拥有着多元金融生态的城市里，典当行业在监管之下，守护着一场又一场属于公众的价值交换，这个拥有广州城市基因的金融媒介的故事仍在不断演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了不起的广州，作者：蒙启宙（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经济师、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理事、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张佐仪，文章配图来源：陈齐、部分由作者提供，编辑：张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