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张爱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活字文化 （ID：mtype-cn），作者：夏志清，题图来自：IC photo

今天，2020年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2020年又被戏称为“爱玲年”。

无论你是否真的读过张爱玲，还是仅知道那些用到泛滥的“张氏金句”，张爱玲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雅俗共赏、不可忽视的存在，“张学”如今也成为一门“显学”，而这都绕不开一本经典著述：中国文学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志清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本书中，夏志清独排众议，盛赞张对人性弱点的细密临摹，以及她“苍凉”的历史及美学观。而在他之前，崛起于抗战时期上海的张爱玲，因专注描摹“人生安稳底子”，而被视为难登大雅的通俗作家。

由于夏志清的推荐，张爱玲在60年代后声名日盛、席卷文坛。从因政治原因而被遮蔽，到被大众追捧，张爱玲或许一直被“误读”。在“祖师奶奶”百岁冥诞之际，重读夏志清先生对张氏的评鉴，或许我们能与作为“悲剧女作家”的张爱玲，更近一些。

夏志清（1921—2013）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抗战胜利后任教北京大学英文系。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张爱玲的《秧歌》英文版（据闻作者先用英文创作，然后再译成中文）1955 年春季在美国出版，一般报纸都予以好评。《秧歌》作风严肃，销路当然比不上同时期以中国为背景可是更迎合大众趣味的两本小说：韩素音的《生死恋》（A Many-splendored Thing）以及赛珍珠的《慈禧太后》（Imperial Woman）。

《秧歌》故事背景是上世纪时期土改后的农村。主角金根是一个好青年——他是劳动模范，最终却因政治迫害而自裁。在〈跋〉中张爱玲交代: “里边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

报界的捧场，本不足为奇；美国报界每季都要挑出十几本新出的小说，乱捧一阵。除了报界的好评以外，美国文坛对这本书似乎不加注意。《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作者的生平和她的文学生涯，美国也无人研究。

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field）、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秧歌》的题材是中国共产党掌权后的农村生活。谁要是把作者过去的作品拿来一看，一定会觉得奇怪：因为作者似乎并不常写和政治或农村有关的东西。多少年来，她只以一本书出名：短篇小说集《传奇》，其内容大多有关上海中上阶级的生活以及中日战争时期香港的情形。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她和农村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张爱玲的家世和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不同：她出身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豪华，又复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从她两篇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和《童言无忌》）看来，她的父亲该是名门之后， 而且和满清宫廷关系也颇密切。她对于西洋文学，似乎也略有认识。（张爱玲有一天发现她父亲的藏书中有一本萧伯纳的 Heartbreak House，上面有他的英文签名，并用英文写下购买年月等。）可是张老先生既然享有中国旧派绅士的特权，难免也沾染上绅士的恶习。

她的母亲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张爱玲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和她姑姑姐妹二人到欧洲留学去了。她恐怕是对家庭不满，才肯抛下儿女，远涉重洋去读书的。她丈夫抽上了鸦片，而且讨了一个姨太太。母亲虽然不在身边，张爱玲的童年想必过得还有趣。她常常看到穿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到她父亲的宴会上来“出条子”。她有个弟弟，年龄比她小一岁；弟弟的性格比较柔弱，在腐化的环境中，难以上进。

张爱玲 8 岁那年，母亲游学归来，她家也从天津搬到了上海。她父亲那时痛改前非，把姨太太遣走，而且拚了命把鸦片戒掉。父母既已言归于好，张爱玲的生活也就恢复正常。可是不久父亲故态复萌，母亲忍无可忍，毅然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再度去法国。张爱玲那时在中学读书，智识已开，更感觉到失掉母爱的痛苦；但是好在她姑姑这次没有跟去，还可以给她一点安慰。她父亲重婚后，这位敏感的少女感觉到更不痛快。

张爱玲的家人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她中学毕业那一年（1937），母亲从欧洲回上海。现在她在父母之间有个选择，可是她心向母亲，亲友间无人不知；她父亲和后母想拉住她不放，拉不成，就由妬生怒。她同后母吵了一架，又给父亲重重的打了一顿；打完之后，又给父亲关了起来，丧失了自由，她觉得人都老了几年。她体会到做疯人的味道，同时幻想她如何能学《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和中国旧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可以逃出牢狱，重获自由。

关于那时候她的心境，她有一段描写：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她后来患痢疾，可是她父亲不替她找医生，也不给她买药。她禁闭了差不多一秋一冬，最后，快到阴历年的时候，她逃走了。她叫了一辆黄包车，一直拉到母亲那里，她虽然好久没出门，倒没有被车夫敲竹杠，自己高兴“还没有忘了怎样还价”。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她父亲的家。

她继续用功读书，考取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伦敦大学那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欧战关系，英国没有去成，她改入香港大学。香港那地方，比上海更要五方杂处，她所认识的人也更多了。港大的学生有欧亚混血儿，有英国、印度和华侨富商的子女，这些人物在她小说里有时也出现。

她大三那一年，太平洋大战爆发，香港沦陷，她和同学们都在宿舍里被禁闭过一个时候。她后来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写作。那时候上海文人不是受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就是那些只谈风月的周作人派散文作家，写作的环境当然并不好。但好在那辈本来气焰嚣张的左派批评家倒销声匿迹了，张爱玲可以不受左派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

1943 年到 1945 年，她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经常在《杂志》《万象》《天地》等月刊上发表文章。除了《传奇》（1944）外，她出了一本散文集《流言》（1945）。《传奇》增订本在 1947 年出版，1954 年香港天风书店重版，题目改成《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流言》是张爱玲的随笔散文集，可以说是大珠小珠满玉盘。张爱玲称爱默生“警句很多”。在这本书中我们倒可以看到张爱玲满篇的警句佳句。如“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到底是上海人）；“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多数的女人非得‘做下不对的事’方才快乐，婚姻仿佛不够不对的”（谈女人）等，不胜枚举。

《流言》的初版本配有多幅张爱玲自己创作的幽默生动的插图，张爱玲的绘画天才从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示。初版本同时刊有三幅各具神韵的张爱玲个人玉照，照片说明文字分别是她《再版序》中的两句名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张爱玲早年的生活并不快乐，亏得她毅力坚强，没有向环境屈服；后世读者能够读到她的作品，应该觉得幸运。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她在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

她能和简· 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青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张爱玲在差不多刚会执笔的时候，就不断编故事，画图画。据她自己说，她七岁那年，就在编一则以隋唐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这种写作兴趣的早熟，可以和勃朗蒂姐妹相比。年岁渐长，她又试写各样的通俗小说，从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一直到叫喊革命口号的普罗小说。把文字好好地活用，固然给她极大的乐趣；但是画人物画也使她很得意。

《流言》里面有好几页人物素描，都是些她在上海香港所见到的人物；她的描绘能够把握重点，而且笔触轻灵，不浮不乱。她假如好好地受过一些图画训练，可能成为一个画家。张爱玲从小就用文字、图画来记录她自己看到的世界，因为她对这个世界给予她的感官享受，非常爱好。她有一篇散文，描写上海虹口日本布店所发售的各种色布，色彩非常华丽。她对于嗅觉的快感，也有同样强烈的嗜好。这里可以抄录她的散文《谈音乐》中的两段文字：

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簇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音乐通常都带一点悲伤意味，张爱玲说她因此对音乐不怎么喜欢。可是惟其因为音乐是悲伤的，音乐在她的小说所创造的世界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秧歌》的读者当可记得最后一章里农夫在锣声中扭秧歌的惨状。）她母亲是个有修养的音乐家，她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学钢琴。在《谈音乐》那篇文章里，她说她喜欢巴哈、莫札特等古典派作曲家，甚于浪漫派作曲家。足见她的趣味不凡。可是读者且不要误会她像一般教会学校出身自命高贵的小姐一样，对于“下流”的东西，不屑一顾。

她喜欢平剧，也喜欢国产电影；还常常一个人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那些地方戏的内容是所谓“封建道德”，它们的表现的方式—不论曲调和唱词—是粗陋的，单调的，但是她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人生的真谛。

文明社会里，仪式是幽雅了，趣味是繁复了，但是人生的真谛仍旧不变。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只是她的技巧比较纯熟精巧而已。

张爱玲画作

“苍凉”、“凄凉”是她所最爱用的字眼。张爱玲天赋既然灵敏，她所受的又是最理想的教育。她的遗少型的父亲，督促她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在得力于此。否则以区区 20 几岁的少女（她开始发表作品是在那时候），把中文运用得如是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她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入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

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智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智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

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哈、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所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戏曲里所表现的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

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钱锺书善用巧妙的譬喻，沈从文善写山明水秀的乡村风景；他们在描写方面，可以和张爱玲比拟，但是他们的观察范围，较为狭小。张爱玲在《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

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功夫。但是《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

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仅强调优美和丑恶的对比，也让人看到在显然不断变更的物质环境中，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持续性。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

她的世界里也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住在都市，但是他们仍旧看得见太阳，能够给风吹着，给雨淋着，花草树木也总在他们眼前不远。公共汽车乘客怀抱里的一大捆红杜鹃，公寓房子的洋灰屋顶上的一盆藤草努力朝天爬，夏天的微风在一个失意的男人纺绸袴褂里面像一群白鸽似的“飘飘拍着翅子”——这种小节不但使故事更为生动，而且使当时的“人”和“地”更能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

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月亮这个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种意义都可表示。张爱玲见了具体事物，固然深感喜悦，她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也十分稳定。

她诚然一点也没有受到中国左派小说的影响，当代西洋小说家间所流行的一些写作技巧，她也无意模仿。有些西洋小说家专写意识流，即为她所不取；因为在意识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道德问题，需要小说家来处理。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

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透彻了解。

《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这一点张爱玲表现得最为深刻。

人的感性进化本来很慢；国家虽然是民国了，经济上工业上的进步更是旷古未有，但是旧风俗习惯却仍旧深入人心。《传奇》里每个人都勾画得清清楚楚，他们给他们的背景一衬托，更显得栩栩如生；他们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是他们的父母，或者广言之，是一个衰颓中的文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活字文化 （ID：mtype-cn），作者：夏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