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如何改变我们的认知

“生活是......一个白痴讲述的故事，充满了喧哗与躁动，却毫无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作者：崔玥，原标题为：《大众文化如何改变我们的认知：叙事的真假与偶然的世界》，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当下的我们时刻处于“故事”的怀抱之中。人们花大量的时间浏览新闻、广告、短视频，或是收看真人秀、电视剧。商家们则通过一则则故事将商品信息包裹起来，以赋予商品以某种含义。当人们借助互联网阅读关于商品的故事，并为它动心时，商品的使用就已经开始了。可以说，“故事”已然成为生活的构成要素之一。

而相比于作为名词的“故事”，“叙事”一词则带有更多的主动与实践的色彩。人们不仅是被动接收着故事，还在主动寻求、创造、演绎着故事；我们用故事解释、教导和娱乐自己，探讨复杂的艺术与社会问题，也在此之中投射自己所抱持的真理、希望和恐惧。“叙事”总是隐藏于人们的言说、行动等自我表达中，因此它也体现了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就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说，叙事构建了“一个关于自我的连续性‘故事’”，它连接了事实与虚构，也串联了感觉与真实。

《叙事的胜利》正是通过“叙事”这一线索，带领我们重新理解现代性对自我意识的影响，并试图为我们提供一种看待现实生活的框架。

叙事的真假

在前现代社会，“叙事”主要存在于神话、宗教与民间流言之中。不管当时的人是否信教，也不论他们是否相信叙事中的故事真实发生，叙事都是一个抽离于生活的，相对独立的体系，人们可以借助这一体系旁观生活。当然，这一观察视角谈不上客观，因为它们往往拥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原则。

然而，本书作者弗尔福德并不是在处理一个历史的问题。本书真正的历史起点被设定于20世纪40年代，弗尔福德首先通过阐释历史学家所抱持的某种分析路径，向读者展示现代性叙事如何对前现代叙事进行颠覆。

二战结束后，不少历史学家希望将历史归结为一种可被捕捉的发展范式。这意味着，我们不光可以理解历史，也可以通过这一范式推导未来。汤因比花费27年，创作出12卷的《历史研究》，试图构筑“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生活意义的神话”——这是黑格尔思路的不合时宜的延续。斯宾格勒则侧重于研究人类各种文化的兴盛与衰落，并认为他所讲述的故事一次次在不同的地方上演。他推断，一种文化的历史流变就像“一个人所经历的各个年龄阶段”，有明确的目的和因果关系。而当人们投身于宏大叙事的确定性，自己生活所带来的焦虑仿佛就可以减少几分。

然而，到50年代末，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就攀升到了与其所批判的对象一样的高度。人们发现，对历史的单一解释不仅无法说明发生在20世纪上半期的可怖事实，更无从应对不断精进的现代记录保存手段。渐渐地，过往更像“一个容器”，随着层层叠叠的时间进入它的流体之中，它也在前进的方向上一刻不停地变长。

《叙事的胜利》

作者弗尔福德所处的现代新闻业，便是一面反映现代叙事变迁的镜子。日报式的新闻每天有规律地出现，仿若它就镶砌在生活之中，和时间一起向前流动。这一永不停滞的产品创生了一项新的欲望，即人“对有关时事的新鲜故事的饥渴”。它所代表的工业化、商品化和标准化的叙事模式，不仅重塑了我们对事件的理解，也跨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

首先，事件被清晰地呈现在时间线上，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时间观念。

这是一项关于叙事的循环论证。因为事件以新闻叙事模式呈现，事件本身的内容也被这一叙事模式所影响。这种叙事模式将混乱的数据、事件转换为“一种可接受的有组织序列”，它排除掉所有的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将事件逐一排队，并为每一条故事贴上XXXX年XX月XX日的独有标签，使其看起来简洁明了。由此，被简化的叙事就借助人为设定的时间划分方式，获得了第二重现实性。由于每一个时间点都与某一事件绑定，时间就不再是流动的河水，而是成为了可被回溯、重现和祭奠的独立个体。

这一多重现实也为读者提出了认识论难题：我们应当如何界定叙事，它是否仍旧作为某种中介而存在？我们要以何种态度理解和接受当下的叙事潮流？生活中那些精致的、丑陋的、愉悦的、悲伤的故事，如何影响着我们对生活的判断？

就像美剧《西部世界》（Westworld）所呈现的，大量虚构的故事让你我困惑，其中的一些通过拟真的叙事技巧，借助与真实事件相同的传播渠道，成功地在我们的头脑中获得“真实性”。长久未被澄清的新闻、无从证伪的八卦、各执一词的声明——其真实性如同薛定谔的猫，被关在了一个永久封闭的房间里。当我们想要打开房间捕捉真实时，我们也和《西部世界》中的人物一样，从真假故事中突围，在理解周遭的同时也找寻真实的自己。不同于宏大叙事，此刻的我们没有明确的对抗目标，也无法依靠某位救世主。我们不过是从一句“Know Thyself”的教诲中，获取现代生活的根基。

然而，即使我们对现代叙事中的“真实”提出种种质疑，仍有一条准则须被肯定：我们的的确确生活着、存在着。我们的全部质疑都以笛卡尔式的结论为前提：我思，我在（Cogito,ergo sum）。而正是因为有了我“存在着”这一前提，质疑才有了稳固的参照系。

既然我们无法否认此在世界，也无法逃避现代社会，那么要如何面对现代生活？要以何种态度去接受高速运转和程式化的现代性对个体施加的压力？

偶然性的世界

由于无法接受必然的因果关系，有人试图用模式、情节和意义来遮掩可篡改的人生历程，试图摆脱偶然性带来的有限性。在书中，作者弗尔福德邀请我们构想这样一则故事：某天在街角你遇到一位中意的人，两年以后你们结婚，有了孩子。而如果两年前你们在那个街角错过了彼此，就不会发生后续的一切。这一偶遇提醒了我们“对自己人生历程的掌控是多么有限”。借此，弗雷福德在归纳了三种人类面对有限人生的态度：

1. 为生活找寻某种意义。它可以是宗教性的最高目的，也可以仅仅是人为创造的某种确定价值。

2. 将偶然性看作一个美丽的谜，承认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以此获得某种宁静。

3. 拒斥这种偶然性，以设置模式与情节的方式取而代之。

作者没有对选择拒斥偶然性的行为表达任何厌恶，更谈不上谴责。相反，弗尔福德认为无论是通过神圣的目的还是虚拟的人生，人们本质上都是在为自己和绝对真实的生活之间创造一个缓冲区。人们在叙事中为生活创造意义，也在这个过程中与生活和解。

事实上，弗尔福德认为，生活不是作为价值与意义存在的，而是作为行动存在的。后者是一种状态，前者则是一种用以保持状态的手段。也正因此，叙事在面对了所有可能的挑战后，仍然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的伴侣，永远让人费解，也永远不可替代。正如生活永远不会退场，理解生活的尝试也永远不会终结。那些曾经被历史抵制与反抗的精神与观念仍在延续。宗教的世俗化、民族间的生存斗争、资本主义的异化、道德进步主义的入侵……它们借助日渐革新的技术手段，一次又一次地扣响生活的大门。

然而，即使是最伟大的故事也有可能完不成它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有不少故事一开始是为了解释某些事情，或澄清某个事件。当它们把一个偶然事件翻来覆去，用各种不同的光线去照射它，用某种情绪去打量它，然后把它放归原处，却似乎仍旧无法对它做出解释。这也引出了弗尔福德论述的终点：叙事之中带有人性中无法被理性所捕捉的部分。叙事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安排”，也不仅是为了缓解生存压力而设定，它还扎根于人性的深处，扎根于某种无法捕捉的、非理性的力量。从这一论述的终点出发，我们或将进入一个充满无穷可能性的世界。

叙事能够带我们抵达巴塔耶所说的“以认知为结局的界限”。当我们承认生活毫无意义，人只是作为某种物质而存在着时，存在物中那神秘的非理性部分就将带领我们进入一片可供任意穿行的海域。在那里，没有什么既定的认知，人们也无法靠经验把握周遭世界。我们的航行并不导向某地，我们在途中卸下了意义。如同海鱼，我们在其中赤裸地、自由地穿行，在未知的黑暗中沉浮。而这一“可能性的尽头”，也是弗尔福德提供给读者的，除了“接受真实生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作者：崔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