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流水线上的女主播：我们并不享受“擦边”

和直播间中表现出的轻松甚至轻佻相反，女主播们的线下生活一个比一个沉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ID：ifeng-news），作者：燕青，编辑：GGY，题图来自：AI生成

餐巾纸所在的地方

当172公分、55公斤、26岁的前建筑公司职员秋雨走进江苏镇江一家小型直播公会直播间时，她穿着一件紧身圆领长袖，领口到锁骨。这是她在一家头部直播平台作为“颜值主播”开播的第一天，公会运营告诉她，“26岁”恐怕不行，因为“大哥”们（平台愿意持续打赏的观众）喜欢更年轻的，这件衣服也不行，“太臃肿”，要换掉。

“所以在直播间我只能说自己22岁，我的几个同事是单身妈妈，她们会说自己是98年、96年的，比实际年龄小5岁。”2024年12月，秋雨坐在用做主播半年挣到的蔚来汽车里对我说。

第二天她换了一件圆领紧身短袖，领口在锁骨附近，运营还是不满意。“他先说衣服颜色不好看，然后让我去看公会里别的女主播是怎么穿的。”秋雨说，直播间的门都是打开的，她一一走过，每一间都是吊带或者超低胸紧身T恤，“领口过低，就往露出乳沟的地方垫一张餐巾纸”。

后来她从其他主播那里听说，垫餐巾纸一是为逃过平台审核（衣领太低可能被判定为违反平台规则），二是能让观众的目光聚焦在餐巾纸所在的地方，引发遐想。秋雨说，公会不会特地说明着装的边界是什么（这个新世界的规则需要她自己揣摩），只会在合同里列出打赏的钱怎么分：五成归平台，两成归公会，三成归主播。主播每周工作6天，每天播6小时，底薪5000块。

“没有门槛，（入职前）唯一一个需求就是加你微信看看你朋友圈的照片（长得）别太离谱。”秋雨说。

2022年11月，苏州大学博士生潘莹入职当地一家只有2名运营的小型公会，成为一名秀场主播。这一个月是她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重要部分。访谈过超过20名秀场女主播、11家公会运营后，她告诉我，女主播们真人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公会运营会帮每个女孩调好属于自己的美颜滤镜。

“前面运营本来都不想要，然后我说我试试，看看能不能调。”成都一家公会的24岁男运营知山对自己的调滤镜技术十分自信，向我展示一个来应聘女孩调前调后的对比照。他把这组照片发了朋友圈，配文“你们现在还相信抖音有美女吗？”知山告诉我，调滤镜的运营“基本都是男生”，因为“男人才了解男人”。他管理超过10名直播平台娱乐主播，全公会有1000名左右在线主播。

潘莹说，这行里金主“大哥”多、打赏金额高的女主播被视作标杆，所有人都得向她们看齐。公会运营会要求旗下主播“多看多学”，女主播们会复制“标杆”的穿着打扮、动作姿态、语言形式。久而久之，女孩们的形象统一成了一种模板，“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她向我描述一个新人用来学习的“典范”视频，“（那位标杆主播）胸部非常夸张，每天晚上不停地跳热舞，声音非常夹子”。还有一些更细节的知识点，比如潘莹的同事小雪“学习”到在镜头前穿有破洞（而不是全新的）的黑色丝袜更受“大哥”欢迎，“可能（男性）会幻想把丝袜撕掉”。

入职没到一周，公会运营第三次暗示秋雨着装“不对劲”。她被带到另一个直播间，要求现场向这里的同事们学习穿衣。这里身着吊带和“护士服”的性感女孩们指出，秋雨的紧身T恤“太老土了”，解决方法很简单，去购物网站搜“主播上镜服”。“（她们说）二三十块钱一件，不贵，（让我）买几件来回穿。”秋雨说。

秋雨按女孩们给的关键词搜索，大胸细腰的模特图（其中一些衣领开到胸部以下）填满了屏幕，商品名都带有“纯欲”“性感”字眼。搜索一次后，购物网站开始自动向她推送情趣内衣、“水手服”“护士服”和“性感丝袜”，搜索框建议她检索“娱乐主播服装有心机”——算法似乎比秋雨更懂她需要穿什么，她一口气下单了近三十件畅销上镜服，包括“包臀紧身裙”“护士服”“紧身旗袍”等等，“吊带抹胸居多”，“（全都）勒得特别紧”。

换上新衣服，其他女主播开始夸她“好看”“上镜”，运营也再没有让她去“学习”了。“我意识到这一天还是来了，本来想能推迟一天是一天。”秋雨说。

这行只适合现实主义者

运营负责包装主播，首先是灯光、滤镜、衣着，然后是表情、动作、语言。

穿着过关后，运营告诉秋雨，短视频也是很重要的个人形象展示环节，被称为“流量入口”：如果观众喜欢短视频，就更可能点进直播间，才会有后续打赏行为。他建议秋雨，从下往上拍自己的大腿，然后让腿上的肉抖起来，因为“大哥特别喜欢这样的画面”。秋雨不想拍这些视频，为了让账号上有内容发布，她会下载那些购物网站推送的情趣内衣照片，用修图软件把模特的脸换成自己的交差。

“公会说几点发（短视频）就几点发，让我们拍什么风格我们就得拍什么风格，天天发，粉丝涨得也挺快的。”主播颖儿在接受潘莹访谈时说。潘莹没拍，她在网上下载那些“更撩的”视频，通过AI换脸生成自己的短视频。

“二十多岁的女孩们往往还没经历社会历练，很容易被公会的思路影响。”32岁的主播洺瑜告诉我。她2017年入行，见多了年轻女孩想挣快钱，结果往往三个月都坚持不了。在她看来，能坚持下来最重要的是想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干这一行——这行只适合现实主义者，或者说，那些承担着“房贷怎么办，车贷怎么办，家庭开支怎么办”的人。

疫情时期，洺瑜全家人“连米都拿不到”，她靠一个月25000元的打赏交上了电费、买到了菜。“外面风大雨大，只要你有电，你有网，你就能开播。”洺瑜说。

秋雨的公会规格很小，只有十多个直播单间（多数时间坐不满主播）和3名运营，但全职HR就有3人，负责不停地招女主播。这些小公会的HR们成了各大app上唯一对秋雨“主动出击”的招聘人员。

和同事们熟悉后，秋雨发现和直播间中表现出的轻松甚至轻佻相反，女主播们的线下生活一个比一个沉重。有人是因为老公欠了巨款要帮着还钱，有人是单亲妈妈要独自养家（这位单亲妈妈提到她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曾突然闯进直播间，吓得她慌忙说了句“有点事”就下播了）。一次聚餐时，同事“十五”边说着家里的情况边放声大哭，她丈夫因为涉赌入狱，为了不连累她要跟她离婚，但她决定不离，做主播养活四岁的孩子，等待丈夫出狱的那天。

前“厂妹”颖儿告诉潘莹，她的男朋友退伍回来后很穷，没有工作，她自己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只能做餐厅服务员或厂妹，她不想再吃苦，所以一直在做女主播，换了好几个平台。和颖儿一样，潘莹接触的多数主播出身“厂妹”，她们公会所在城市密集分布着富士康等电子制造厂，疫情后许多女工加入直播公会，暂时缓解了就业焦虑。

“近些年该地区涌现许多中小型直播公会，在昆山、太仓还出现了泛娱乐的‘直播小镇’。”潘莹在论文中总结道，这些“涌现”和传统制造业的地理布局密切相关。

命运与共的草台班子

潘莹入职的M公会成立于2022年6月，管理层由4人组成：老板，过去职业是挖掘机包工头；老板娘，曾是“酷狗”平台女主播，老板是她过去直播时的榜一大哥；运营张凯，曾是KTV领班，和老板是老乡；运营周涛，曾是快递公司货车司机，后来跟着老板开挖掘机，他有一家老小，开车卖力，困得受不了会喝风油精提神。截至2023年9月，M公会共有172名主播先后入职，仅留存20名，流动性极大。

主播洺瑜说，“圈外人感觉公会很神秘，其实都是草台班子，公会招运营没有什么要求……即便是王牌运营，出门在外，身份也是靠自己给的。”

公会强调与主播之间是“命运共同体”关系。潘莹做主播期间，经常听到老板娘和运营说“我们是自家人”。女主播们几乎都是前“厂妹”，没地方住，公会提供宿舍；没有直播设备、空间和衣服，公会提供设施完备的直播间。

“那些疫情后原来在江浙沪一带电子厂的厂妹们像浮萍一样漂着，直到进入公会，就像获得了暂时的安身之处。”潘莹说。大家产生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钱一起挣的江湖义气。公会在一栋写字楼3层，那层只有这一家公司，晚8点女主播们上播时走廊漆黑，门口公会招牌亮得耀眼。招牌下是一处佛龛，供奉着财神爷，香火不断，烟味飘散到二楼直播间。

潘莹对小型公会的“江湖气”印象深刻，公会不止为女主播们提供庇护和便利，也通过严格的考勤制度、罚款措施和言语羞辱等手段进行“洗脑式管控”。

研究者们认为，主播在直播间与观众互动，出售直播间里能售卖的一切，包括氛围、外貌、才艺、社交能力，与观众建立关系，典型的关系是介于朋友与恋人间的“暧昧关系”，因此被称为“暧昧经济”。

洺瑜会提醒女主播们明确自己和观众之间是“买卖”而不是“情感”，实际工作中，两者的边界很模糊——和演员表演一样，长期的情感劳动可能演变成情感本身。颖儿告诉潘莹，直播平台那么多，女主播那么多，但她的大哥就愿意一直停留在她的直播间里刷礼物，这种“就愿意”意味着“产生了感情”。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学术界分析时，倾向于将主播和观众的关系视作赛博世界的“虚拟亲密关系”，而在业界，公会老板和运营们不仅不这么想问题，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阻止女主播们这么想。

颖儿和潘莹的老板娘（嫁给了“榜一大哥”的前女主播）像日常喷消毒剂一样对女孩们进行浪漫爱和负罪感消杀教育：“直播就是坑蒙拐骗、捞偏财，你把大哥（的钱）骗到手就完事儿了，不要有那么多思想包袱，理所应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老板娘本人身体力行，与老板一言不合就吵架，甚至会在办公室大打出手。面对崩溃员工她也会出手相助，比如替一名叫小艺的主播哄了一晚上的大哥。她希望小艺早日理解，去掉包袱后这件事是多么简单，“哄大哥就像哄小孩儿”。

总体上，管理者都希望主播们变身“无情的圈票（挣打赏）机器”。运营曾责备颖儿“这个大哥明明可以薅出来票，你为什么就是不再薅一点”，颖儿的理由是大哥刷礼物刷到没钱生活了（有大哥月工资5000元，每月打赏颖儿4000元）；大哥在微信上向颖儿借钱，颖儿转账过去，被运营发现斥责，颖儿回答，“骗一次两次可以，骗多了良心过不去”。

因为内心愧疚借钱给“破产大哥”很可能是女主播们的普遍行为，除了颖儿，秋雨和洺瑜也向我讲述了类似的故事。

应对性骚扰的正确方式

做秀场主播第一天，潘莹就在后台收到了二十多条性骚扰信息，包括要求微信小窗视频裸聊，“约约哥哥每个月给你上1万”“约约秒当（线下发生关系后立即给女主播当大哥打赏）”“约吗我很温柔的”，以及更多不适合在文章中出现的下流语句。发送骚扰信息后，一些男性观众还会在直播间注意潘莹是否脸红，并追加发送“你是不是脸红了，出来和我约一次就放开了”。

女主播们普遍对这种用户表现出“蔑视”，潘莹说，“我们需要宣泄，每天会私下骂今天有哪些傻x发了这样的信息”，但“情绪不能流露在直播间或和用户聊天过程中，每次作出反应都要先衡量这些男性是否还有打赏自己的可能性”。

在直播间，追求打赏永远是第一位。为了刺激大哥持续打赏，女主播下播后也不能休息，需要在微信上一对一随时回复那些打赏到一定数额的男性观众，聊天过程会被公会监控。潘莹所在公会里，运营每天收走女主播们的手机，查阅聊天记录，这种隐私侵犯行为被称为“精细化运营”。

收到骚扰信息那天，运营对潘莹进行了“一对一辅导”，教她如何应对：“这种信息现在看来没什么，你可以回复他‘谢谢哥哥支持’‘下次要再来直播间刷（礼物）哦’。”

性骚扰内容被他人看到，一开始让潘莹特别尴尬，很快她发现运营通过监控和分析，可以让女主播们对性骚扰信息“脱敏”，从而与公会目标达成一致：“一切为了打赏，不用在意这些小细节”。

“脱敏”完成后，运营告诉她，应对性骚扰的正确方式就是“把话题引向‘打赏’”。他们教女主播们识别哪些男观众更可能打赏：如果在直播间的观看时长很长，但在主播“连麦PK”时“一票不上”（指没有任何打赏行为），那“明摆着是耍嘴炮的”；如果等级是“公爵”（酷狗平台上打赏超过5万元），那（收到性骚扰信息后）就要选择继续“维护”，比如回复“谢谢哥哥支持”“感谢哥哥的守护”。

秋雨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运营给出了明确的话术模版。比如应对“约吗，一晚上多少钱”，正确回复是“我觉得这样太快了，我们还要彼此了解一下”。

颖儿始终没能彻底融入系统，选择离开M公会。她告诉潘莹，公会一天到晚“不要脸才能吃饱饭”的教育快把她搞抑郁了。在潘莹看来，这是一种双向筛选的过程——那些冲破“性心理防线”的女主播们会留下并更好地为公会工作，她们会将上述过程视为“主播职业素养”，从而在直播中表现得更“放得开”。

公会规定了女主播与“大哥”相处的三定律：

第一，禁止私下与大哥见面；

第二，不要相信大哥画的饼——他们只有约你这一个目的；

第三，一定要做“拿捏的”一方而不是“被拿捏的”一方。具体来说，要拿捏的是大哥的心理活动，顺着他但不给他真的回报。

技术上，“顺着他但又不给真的回报”并不容易实现。潘莹回忆，一次女主播橙子的大哥急了，威胁不见面就不再刷钱。为了稳住大哥，老板娘要求橙子在微信视频聊天中“给甜头”，“稍微露一下、裸一下，要哄着”。

秋雨的运营会拿过她的手机，替她回复那些棘手信息。“我打字喜欢打空格，不喜欢打逗号，运营都会注意，尽量不穿帮。”秋雨说。

2023年上半年，一位大哥向秋雨表达“刷不动（礼物）了”，提出发展线下关系，秋雨心态矛盾，不知如何回复。她的劳动本来就是花费大量时间回复私信（提供情绪价值），大哥不再刷钱还想维持关系，如果同意了秋雨感到对不起自己，但让大哥真的超出自身能力刷礼物，秋雨又感到对不起大哥。

运营拿过她的手机，职业回复：“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虽然是网络上认识的但是也能感觉到你的陪伴和保护”——既实现了“顺着他但不给真的回报”，又加深了大哥对秋雨的好感。

久而久之，秋雨也变得职业。如果大哥问“你在干嘛”，她会回答“我在想，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聊天呀”；如果大哥说“我年纪大了配不上你”，她会回复“我就喜欢成熟的，我这么久没有谈恋爱，就是没有遇到你这样的”；如果大哥怀疑“为什么你的声音和直播间里不一样”（直播间有声音滤镜），她会说“因为我只想对你撒娇”……就像运营手把手教给她的，所有回复都会加深大哥同样的感觉：

我有机会与女主播发生实质的恋爱；

我对女主播来说很特别；

我是因为没给够钱，才还没得到女主播。

这份工作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秋雨开始喜欢在下播后看“擦边男主播”。她形容这是一种“对冲行为”。一次凌晨两点她在直播间打赏“擦边男主播”被她的大哥发现，大哥打微信语音骂了她3个小时，“他受不了自己给我花的钱，我又去打赏别的男主播”，通话最后大哥反复问秋雨到底喜不喜欢他，秋雨本能地想回答“不喜欢”，但职业性压倒了本能，她回复，“这几天的相处我要能下定论了，那我的感情就太随便了”。

和穿衣自由不同，没有女主播“享受”擦边

“大家好，我是一名擦边女主播。”2024年秋雨参加播客节目《禁止说笑》时这样介绍自己。此刻距离她从公会离职已经过去一年，她向我形容自己理解的“擦边”与“穿衣自由”的区别：首先，“擦边”的主观感受是不愿意和羞耻的。

“如果我觉得自己是美丽的、身材比较好，我只需要以自己感觉开心、自在的方式，比如在大街上穿显身材的衣服走路或者跳舞。”秋雨说，但“擦边”是一种双向反馈的结果，当她用性别优势吸引观众，观众欣赏她的外貌而夸赞她——只到这一步她也觉得高兴，“可如果夸赞（的形式）是性骚扰，我还要迎合性骚扰，或者说我出于想套取利益做出性暗示行为，我会觉得这样赚到的钱有点脏。”

在斗鱼平台记录女主播表现的官方认证公众号“DY星闻”上，女主播Q将“擦边”形容为“在网上买了很多一字肩小裙子……学了点舞蹈……一边觉得丢人，一边又要笑着跳那些舞”；而女主播Z在最后一次直播中说自己“播那么久了都没正儿八经地擦边，今天就擦一次吧”，“最后一舞”中，她将腿放在了桌上，如愿引来了“超管”（平台违规审核人员）。

在洺瑜印象中，“擦边”二字盛行，是在斗鱼等平台出现直播性行为被警方打击后。但她强调，“擦边”并不等于性暗示，是否含有性暗示取决于擦边者的主观意图，以及当时的社会容忍度，比如，“最早维密秀也没人说是在擦边”。

洺瑜说，秀场运营分为两大阵营，第一种认为“千万不要擦边”，因为“高质量的大哥不喜欢擦边主播”，第二种“恨不得你去卖，只要有流水就行”。但是主播们是没有两派的，洺瑜说，所有主播擦边都是“为了流量不得已而为之”。

在运营知山眼里，擦边就是“有意无意暴露自己的隐私部位”。他所在的大型公会规定，主播擦边，运营会被罚款。不鼓励擦边有两个原因，一是容易被举报封禁，二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擦边是能挣快钱，但不能长久发展”。

接着他说，“小公会肯定是鼓励擦边”。

“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诉你，很多女主播擦边就是被运营带的。”洺瑜说，她概括，受不了的女孩会直接放弃（比如选择离职的秋雨），忍下来的逐渐尝到甜头（流量和打赏变多），会相信运营，更努力克服羞耻，说服自己“只是在利用性别优势赚钱”。

洺瑜拒绝了运营让她擦边的要求，但也没改行。她认为主播才是直播间的绝对主角，应该拥有自己直播间的绝对主宰权。她把自己的直播间想象成赛博世界里的一间深夜小酒馆，她是老板娘，直播间里的大哥大姐是来酒馆里消费的熟客，她希望在这里人人平等，可以自由来去，也可以打赏别的主播，她不会认为这是“跑骚”（指主播的固定大哥大姐转换打赏目标），她把直播间里的男性观众称为“兄弟们”，而不是“哥哥”。

对新入行主播，如果不想擦边，洺瑜的建议是“不要去承诺底薪的公会”。她解释，有底薪的公会为了保本，会严格要求主播听话，签订一种叫“直播包装事宜”的条约，规定主播与大哥互动的内容和方式。

潘莹的调查还发现，主播无法保障自己的劳动权益是普遍情况。不少小型公会存在克扣或拖欠薪水问题，甚至假借“家人情谊”和“江湖惯例”不签劳动合同。

“鉴擦队”与“赛博死刑”

女主播默庭第一次听说“擦边”这个词，是有“网络鉴擦队”在她的舞蹈视频下称她是“擦边女”。她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搜索后发现并没人能准确描述到底什么是擦边。她反对用“擦边”污名化所有女主播，想通过玩梗来减轻伤害，“我何不大方接受这两个字”，她将自己直播间的花絮视频标题定为“一个擦边女主播的一天”。

学弟给潘莹发来一段两个女孩跳舞的视频，其中一个女孩穿着黑色吊带和短裙，动作幅度不大，学弟问她是不是在做这种“擦边主播”。潘莹说，视频里女孩就是在正常跳舞，“甚至没有做性感动作也被定义成‘擦边’了吗？”

“我擦吗？”2024年12月14日主播白玲可发布一条“直播第三次喜提永久封号”的帖子后，把封禁画面发给我看，让我评评理，最好能帮她“伸张正义”。跟帖中一位自称做过头部直播平台审核的网友表示，“大概率是被封脸了”，“系统识别后，会录入信息库，打上标签，跟你相关联的所有小号都会受牵连。这时有些主播还不知道，以为是黑粉一直举报，其实是你这张脸已被纳入高风险识别信息库”。

一名2023年辞职的头部平台前直播间审核员表示，他的辞职原因是“熬不住”，“我们审核的时候都是熬夜审，因为12点过后，擦边更严重一点”。他介绍，审核采取算法和人工结合的方式，系统识别到“擦边行为”，会把直播间推送给审核人员重点关注，关注一段时间后，如果仍有擦边行为，根据严重程度来确定“提醒”或“封禁”。一旦被永久封禁，就算主播换账号直播也无法露脸，“可以说这个平台就跟你无缘了”。

问及那些大方展示自我的性感舞蹈怎么办时，这名前审核员表示，审核员中也有“专修舞蹈的艺术生”，能看出究竟是“正常跳舞”还是“故意擦边”。

“算法是一种治理方案，没有法律法规上的效力，最大限度是把账号永久封禁。”长期研究直播经济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说，可以理解为一种“赛博死刑”。他补充，至于“擦边”的定义，他认为“边界是流动的”，“关键在于，很难判断孰是孰非，而只能评论观念的快和慢……在（边界）流动的过程中要求没有摩擦，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越界主播面临“赛博死刑”，那么“越界观众”面临什么后果？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国市场研究中心调查指出，直播平台对于主播的监管力度要比对观众（弹幕/私信）的监管严苛许多，主要表现为主播不被允许说脏话、衣着暴露、躺着等，但观众发送各式露骨骚扰信息的拦截机制明显存在局限，比如，“直播间的观众总是能通过脏话谐音的方式，不断找出词库语库范围外的替代词输出恶意”。

许多主播表示，被骚扰后，自己只能通过“不关心”来消解侮辱性语言带来的心理伤害。“女主播不应让渡自己的名誉权作为职业代价，平台加强对观众弹幕和私信的监管力度是重中之重。”这份调查写道。

“治理没有到点子上”，潘莹说，“平台给予主播技术上的权限，例如选择谁是直播间的房管，房管可以踢人或禁言，性骚扰主播的人就无法在直播间说话。”

“秀场直播产业存在的基石是孤独的用户希望得到情感上的反馈，如果某个用户等级足够高（在平台花钱多），他的权限就会突破这一道屏障……”潘莹继续回答，“怕就怕平台的恶在于站在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一边，榜一大哥能在整个平台上横着走。”

新年来临，潘莹正在完成她的博士论文；洺瑜因长期坐着直播腰椎损伤，转型成自媒体人，专注于写“女主播避坑指南”；小雪、颖儿从一个公会跳到另一个公会，改了名字在YY平台做主播；十五还在边哄大哥边等待丈夫出狱；

被五年级儿子闯入直播间的单亲妈妈现在是一名“台球助教”，不用再哄大哥但还是得穿着超短裙做一点“擦边动作”（比如从后方轻搂男士帮着推球杆）；辞职后，秋雨在苏州找了一个月薪5000元的会计工作，收入少了一个零，感受却好多了，她兼职做脱口秀演员，希望把“擦边主播”的真实感受带到舞台上，让更多人听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秀场从业者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ID：ifeng-news），作者：燕青，编辑：G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