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尔维亚，我和约翰尼德普一起拍电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潘尼克，摄影：潘尼克，原文标题：《去中欧，我成了好莱坞电影的临时演员》，头图由作者提供。

GQ报道“漫游”栏目的第一篇来自于自由职业者潘尼克，他近年来都在国外游历，这篇是他在巴尔干半岛的中欧国家塞尔维亚的经历——偶入约翰尼·德普和加濑亮的电影拍摄现场。

“漫游”栏目将在每期邀请人们来分享他们在某片土地的经历，希望这一栏目汇总时可以丰富我们所见的世界图景，在阿勒泰的森林、美索不达米亚的荒漠，帕米尔的雪山下，也许我们已经见过了。

贝尔格莱德

看到约翰尼·德普即将出演美国传奇摄影师尤金·史密斯的消息时，我正坐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米哈伊洛大公街边缘的一家小餐馆吃着Palacinka（大致等于特大号可丽饼）。

我实在想不起来约翰尼·德普上一部佳作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当即上网查这部电影的信息。利用精准的关键词来避开德普和前妻的满地鸡毛并不难，搜索结果很快呈现。这部电影暂名为《水俣》，故事背景是1950年代日本水俣湾由于工业废水排放而造成的污染公害，德普扮演的尤金·史密斯作为记录整个事件的摄影记者在其中至关重要。

管他呢。我关掉手机屏幕。

我习惯随时随地带着一个Kindle，尤其在自己一个人吃东西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会争分夺秒地阅读，事实证明只是觉得。那时候Kindle里装着一本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和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前者我多年来断断续续步履蹒跚地读着，后者是英文版，并且应该是从纸质本扫描过来，未经修订所以穿插着无数莫名其妙的符号和断成几节的词汇。如果读者试图从书里来了解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的起源、历史、建筑风格、辉煌及随后的没落，那么这两本书可以说毫无裨益。

后来一位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给我推荐了另一位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什。他是出生在北部边境小城苏博蒂察的匈牙利犹太人，家人在1944年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后来到贝尔格莱德大学念书，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大部分的人生，但身为一个成长在极端的年代的身份“异类”，契什显然有更切身的主题需要书写。

我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高估了文学和城市之间的相互依附。我总是天真地期待着从文学作品中事先窥探一座城市的性格，或者假设作家的笔墨天然会触及他们哪怕只是短暂居住过的城市（仿佛所有写作者都是波德莱尔和E. B.怀特）。也许归根结底，这种一厢情愿的误区实际上出于自己那一点点因循、印证甚至引用的惰性和小心思。于是我虚构了大都市的全面胜利，放大她们对灵感和创作的滋养能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也幸好不是。

好吧，少了作家们的加持，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贝尔格莱德。谁此时孤独便永远孤独。

是时候回到米哈伊洛大公街上了。自前一年的圣诞前夕跨越陆路边境从布达佩斯来到塞尔维亚，我已经在这个国家，准确来说在她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待了一个多月。这段日子里，我无数次走进这条街，加入穿行不息的人流。想到欧洲旅游但懒得办申根签证的中国人一定会来到塞尔维亚和贝尔格莱德，而来到贝尔格莱德的人一定避不开米哈伊洛大公街。它在贝尔格莱德老城占据绝对的核心地位，大部分奥匈帝国风情的老建筑都集中在这上面及其周边。米哈伊洛大公街比相邻的共和国广场更像一个母体、一棵大树的树干，然后生长出卡勒梅格丹城堡、萨瓦河、国家博物馆、国家剧院、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公园、共和国广场这些枝丫。而我们是枝丫上的绿叶。

2月初的东南欧寒意未绝，不过这一天阳光久违洒下，绿叶也很快地顽强冒出头。米哈伊洛大公街上虽然商铺琳琅，但没什么奢侈品店，可能因为从这里去欧盟购物实在太方便了。这挺好，少了物质带来的隐形压力，人们更自在地在这里漫步散心，仿佛置身公园，也可以随意在街边露天餐饮场所坐下，点上一杯热红酒或者热咖啡（往往还会续好几杯），侃侃而谈直至兴尽。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跟街上的店员和行人都熟悉了。来到这里就像走进一个沙龙或者音乐节，不管是本地居民、从外地来首都观光的地方人还是外国游客，所有人都天然有了联系，都带着共同的背景和旨趣。这个背景就是米哈伊洛大公街，是不管兴盛还是衰颓都慨然说笑的休闲（如果你是有目的而来，那这种休闲有时候可能会让你觉得荒唐）。虽然实际上我一个人都不认得。

一支由吉普赛人组成的铜管乐队经常在米哈伊洛大公街上演出。他们演出的日期不定，但通常会在日暮之后听到他们的音乐声，而且总是在米哈伊洛大公街和共和国广场的接壤处到塞万提斯学院门口这一带，因为只有这一片区域能容得下十来个人的乐队和围观他们的群众。

他们演奏的曲目翻来覆去都是那几首经典吉普赛民歌——就是前南斯拉夫音乐家Goran Bregovic在电影《地下》里使用的那几首。但他们总能把气氛带起来。只要手风琴一拉起，人们就会专注；当海螺一样的圆号发出低哑的吼声（而且吹圆号的人往往是一个矮矮胖胖憨态可掬的中年男子），人们就会忍不住露出笑容；等所有乐器一同奏起时，大家的舞步早已等不及跃动了起来。

后来我在白天碰到过他们一次。那是在附近的大天使米迦勒教堂门口，他们在为一对正在举办婚礼的塞尔维亚新人助兴演奏。当仪式结束，新婚夫妇坐上婚车离去时，盛装出席的宾客们紧随其后，那支吉普赛乐队一边忙不迭追赶一边丝毫不敢松懈地继续演奏着——真的就像走进了库斯图里察的电影一样。

南斯拉夫

库斯图里察！这应该是整个东欧范围内最受中国文艺青年熟知的名字之一，尽管是以“库斯图里卡”这个以讹传讹的误译的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我对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的认知也几乎都来自他的电影。刚刚来到贝尔格莱德的那段时间里，我像一个痴汉一样逢人便聊库斯图里察，以为这样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正好也可以借此掩盖自己对这片地区的无知。

没想到所有人都反应冷淡，我从他们身上闻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味，窘迫、不屑、莫名、微愠，还有原谅……就好像我到一个人家里作客，然后称赞他家储物间的装修超棒。大部分塞尔维亚人确实对库斯图里察不太感冒，我后来才发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外人对塞尔维亚的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都归咎于库斯图里察的电影。“我们可不像电影里那样整天喝得醉醺醺的！”“现在外面的人都以为我们个个都是只会酗酒打架的野蛮人和疯子了。”“他电影里面的音乐都是吉普赛人的音乐，我们塞尔维亚的音乐不是这样的。”

总之，在他们看来，库斯图里察在自己的电影里放进太多吉普赛元素，所以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塞尔维亚（没错，电影里所表现的混乱和疯狂，他们也觉得那都是吉普赛人的德性）。

还有一个人们通常不会一上来就提起的伏笔是，库斯图里察实际上出生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的一个穆斯林家庭，虽然在波黑战争之后，他加入了塞尔维亚国籍，甚至还在黑山的一个修道院里受洗皈依了东正教。这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在塞尔维亚，他常常不被看作是根正苗红的塞族人；而在波黑，他更直接被认为是“叛徒”。库斯图里察曾经公开宣称自己的身份认同仍然是“南斯拉夫人”，但这早已不再成为一个选项。

总之“南斯拉夫”作为一个身份观念确实已经“过时”，许多有一定年纪的贝尔格莱德人都对铁托时代的风光和前南斯拉夫的统一充满怀念，但当我再问贝尔格莱德的年轻人们是否还觉得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时，他们都会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我。可能我再多提一次这个暴露年龄的词就没办法再继续跟他们做朋友了。

从米哈伊洛大公街穿过共和国广场往东再走不到5分钟的路程，就能来到贝尔格莱德另一条著名的街道——斯卡达利亚（Skadarlija）。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活跃在贝尔格莱德的音乐家、画家和作家们常常在斯卡达利亚的餐馆和咖啡馆里出没活动。因为这群人聚集而形成的浓厚的文艺氛围，所以斯卡达利亚又被称为“波西米亚区”，或者被比作塞尔维亚的蒙马特。

如今斯卡达利亚的名声不衰，即便寒冬未绝，每到周末晚上，街上的几家大餐馆仍然人声鼎沸。一些上了年纪的音乐家三两成组合，到各家躬逢其盛，唱的都是脍炙人口的塞尔维亚传统民歌。席中也许依旧不乏正活跃的艺术家，反正我是一个也认不出来。不过常常有客人满怀豪情地起身献唱，神情意气风发，仿佛反射着都是南斯拉夫的余光。

而就在与斯卡达利亚一墙之隔的地方，坐落着一片破败的厂房。这里原本是塞尔维亚最早的一家啤酒厂的所在地，后来啤酒厂在2015年破产倒闭，酒厂的露天场地被占用成洗车房和停车场。没过多久，这些年久失修的房子就被年轻的艺术家和潮人们看中，稍加修葺就改造成了画廊、酒吧、咖啡馆和演出场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贝尔格莱德年轻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据点，它代表着一个新潮的、西化的贝尔格莱德，同时和隔壁那个老派的、乡愁的贝尔格莱德和谐共存着，相看两不厌。

北京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为了看一场演出，当时对这片区域还完全没有概念。演出结束之后余兴未尽，我四下兜转了一下，挑了一家音浪最大、人群看着最欢脱的酒吧就走了进去。进去之后就有点后悔，虽然气氛热烈，但似乎是一个熟人局。

来都来了，我还是点了一杯啤酒，在吧台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一个虎背熊腰的高个女生就靠过来问我来自哪里。当我回答“中国”的时候，她一下子兴奋起来，说：“我朋友也是中国的！”然后转头就去找她的朋友。

我本以为她会拉过来一个中国人，没想到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塞尔维亚女生，橄榄形状的脸，披着齐肩的金发，眼神冷静而淡定。也许她去过中国旅游吧。那个女生过来之后只是寒暄了几句就一直没说话，倒是那个高个女生一直特别起劲地强调说她是中国的，搞得我一头雾水。

“来，证明给他看！”高个女生说。橄榄脸女生倒也很配合，弯下腰便把左腿的裤管掀起，露出左脚脚踝上方的一个文身，是“北京”两个字。我很客气地表示了一下惊讶，心想她是不是也不小心中了某个不负责任的当地文身师的招，或者就是她自己叶公好龙式地喜欢这两个字，逼着文身师去成全。她解释起这个文身的来历。

原来她青春期的时候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全家人一起在北京居住过四五年的时间，就在东三环的昆仑饭店一带。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当年的北京和三里屯是什么样的呢？即便是我最初在北京时所熟悉的去处，当时都还不存在。她说那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对于她母亲来说更是如此，至今仍时不时念叨起当年的种种。所以她才把那座城市的名字，用那里的语言文在了自己的身体上。

搬回贝尔格莱德之后，他们一家就再也没有回过中国。可能现在再回去的话，他们几乎都认不出这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了吧。他们曾经所熟悉的去处，也许所剩无几。她倒是对此态度坦然：“希望当时在三里屯把我当成东欧妓女的人也走了。”

他们一家来到中国的时间很特殊——那时候正是科索沃战争期间，而就在他们来到北京的第二年，北约轰炸了南联盟和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对于普通塞尔维亚人来说，他们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蒙受的侮辱和损害已经很大，根本无从理会同时还有一个他国使馆也遭到了轰炸。

橄榄脸女生一家是例外，当时消息传到国内之后，他们一家人也跟着群情激愤的中国人一起到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过后我们再联系，她还给我传来当时他们在抗议现场拍下来的照片。照片中站着一个白白净净身形微胖的少女，举着一面小型的中国国旗，神色说不上是紧张还是茫然，仿佛还在消化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讲完自己的故事之后，橄榄脸女生突然把话题兜回，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间酒吧。

“没什么啊，我本来在旁边看演出，完了之后看到这里挺热闹的就走进来了。”

“所以你不知道这是一家同性恋酒吧？”

“……我不知道哎。”

“好吧。”

“所以你也是同性恋咯？”

“是的。”

看来我确实来错地方了。

第二天上午我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把旅馆房间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我寻思是不是昨晚在酒吧付完钱把钱包塞回棉衣内侧口袋的时候没塞进去滑出来了，最好是，最好它现在还躺在酒吧的地板上无人问津。反正我很快就又回到了那个酒吧。

幸好我到的时候酒吧已经开门，显得很清静，店里没有播放音乐，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坐在沙发上。一个戴眼镜的姑娘走过来问我需要点什么，我马上问她有没有发现一个钱包。

姑娘打电话问了一下前一天晚上当班的店员，还真有，但一下子想不起来放在哪里了。我心头一块巨石落地，摆摆手说不着急你们慢慢想，我先来一杯啤酒庆祝一下！

很快酒吧的经理走了出来，把钱包物归原主。见我酒还没喝完，经理很自然地跟我聊了起来，

他问我准备在塞尔维亚待多久，我说我也不知道，过完这个冬天再说吧。“你听说约翰尼·德普最近正在塞尔维亚拍一个新电影了吗？而且还是个日本题材的电影。反正剧组现在在找大量的亚裔去当群演，我老婆明明是菲律宾人他们都要了哈哈哈哈哈。怎么样？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让我老婆把群演经纪的联系方式给你？”

加濑亮

就这样，我成为了这部在塞尔维亚拍摄的关于日本的好莱坞电影的中国（临时）演员。几天之后一个寒冷的清晨，我坐着公交车从贝尔格莱德老城前往电影的拍摄地点，心里依然有些恍惚。

当天的拍摄地点是塞尔维亚临床医疗中心。那段时间塞尔维亚政府正在对医疗中心进行部分的改造升级，被暂停使用的部分，正好可以为剧组所用。

我的角色是路人甲（毫无疑问），服装师为我搭配了一件卡其色长款风衣、一顶老式鸭舌帽和一条肥大的泥煤色西裤，裤子实在太长，但服装师显然懒得再费心挑一条尺寸更合适的，只是三两下把裤脚长出来的部分收起，再用别针固定住了事。安排给我的戏份也很简单，主要是给德普扮演的尤金·史密斯和史密斯的妻子走进医院过安检时当前景，顺便去探望病房里受到水污染损害的亲属。

当下约翰尼·德普就站在我身后，已经装扮成尤金·史密斯的模样，摆弄着手里的美能达相机，不知道那只是一台道具还是真的。脸上的络腮胡则八成是化妆师的功劳。据说他为了这部电影特意增肥，于是现在就是一个切切实实的胖子，跟我对他外形的印象截然不同。作为本人的好莱坞电影处女作，而且一上场就和德普这种量级的演员如此近距离同台竞技，我的演艺生涯起点有点太高了。我内心判断了一下，这个场景作为德普进医院打怪做任务的第一关，大概率会被保留在正片里，意味着读者朋友们未来将会在大银幕上看到我的面孔，虽然更大概率是一个被景深虚化掉的轮廓。

可惜众目睽睽之下我不是很方便跟德普搭话。剧组有严格规定，片场内任何情况下都严禁拍照，群众演员们也不得跟主要演员要签名和合照。随着场地和演员布置完毕，摄影机开始运转，导演一声“Action”令下，我只能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假装听不见身后史密斯夫妇毫无意外地跟医院保安发生了冲突。

其实这场戏对群众演员的需求并不很大，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干坐在医院的家属区里，偶尔有的没的闲聊几句，猜测导演组什么时候才会对我们有下一步安排。这时候一个肤色黝黑，身形精瘦的日本男子走过来问场务能不能到门口去抽根烟，我见状赶紧跟上提出同样的请求。场务勉强了一下，也就同意放行了。

这个日本人在前面拍摄的时候就有露过脸，但并没有跟我们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不过，时常能看到导演组对他多般嘱咐，我还从摄影机背后的屏幕中看到他在医院紧急通道里的扶梯跑上跑下的，颇有一些戏份。也许他是我们这些临时演员当中比较出类拔萃的一个吧，我心想。

我们便一同往医院门口走去。路上他用日语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嘚瑟地也用日语回答说不我是中国人。他当即改成英语：“但是你会说日语？”“不不不我只会刚刚那一句哈哈哈哈哈。”我回想起刚刚心里的猜测，问他是不是专业演员来着。“是的，我来自东京。”

到了门口各自点上烟，我又问他：

“请问你怎么称呼？”

“Ryo Kase。”

“我还蛮喜欢日本电影的，比如那个《坏孩子的天空》。那个导演的日语名字叫啥来着？”

“Kitano Takeshi（北野武）。”

“对对对，我很喜欢他的电影。”

“嗯嗯，我跟他合作过3次，是位很不错的导演。”

“去年在中国有部日本电影很受欢迎，叫《小偷家族》。你肯定知道吧？那个导演又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当时哪知道《小偷家族》的英文名是什么，硬翻成了“Family of Thieves”（其实应该是Shoplifters），不过站在对面的人稍微迟疑了一下，也就理解了。

“哦哦他叫Kore-eda Hirokazu（是枝裕和），我跟他合作过5次。”

这有点厉害了吧。“那个，你叫什么名字了？可以拼一下吗？”

“Ryo Kase，R-Y-O，K-A-S-E。”

“好的！回去我一定查一查好好看一下你的电影！”

我们继续闲聊直到各自的烟抽完，又一起走回了医院里。分开之后，我马上拿出手机查了一下，哦，原来他是加濑亮。

过冬

第二天的拍摄仍旧在同一家医院，应该是接续着前一天的进度。那天我们依例早早就到达片场，但是临近中午，所有拍摄都没有丝毫开展的迹象，我们都感到疑惑又郁闷。加濑亮也来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一问他我才知道，原来由于其他主演身体不适拍摄时间推迟了，然而工作人员出现了一些差错没有通知到他，导致他现在也只能和我们一起干等着。

“走，出去抽烟去。”我招呼他。我们又一起走向医院门口。

这次我可是有备而来，伸手递给他一包中华：“来，试试中国最好的烟。”他欣然接纳。得益于工作人员这次失误，我跟加濑亮坐在一起聊了很久。他跟我谈起自己和一些著名导演合作的经历，“好莱坞电影的话，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合作是最愉快的，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他问我这几年中国出了什么好电影，当时王小帅的《地久天长》刚刚在柏林电影节上包揽影帝影后，我顺手就推荐给了他，同时还有毕赣的《路边野餐》。他说自己有一段时间看了很多中国的好电影，“21岁那年我看了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正明白了自己要去演什么样的电影。”

我问他有没有来过中国。“我只去过台湾地区。那次也是为了拍电影才去的。那是跟范晓萱一起合作的一部爱情电影，具体哪一年我也不太记得了。我跟张震是好朋友，那部电影有些场景还是在他家里拍的。”

“哦对，那你还应该看一下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张震有演，电影本身也很好。”

“是吗？我都不知道。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我也很喜欢。”

“对了，”他继续问我，“你知道贝尔格莱德有没有好吃的中餐厅吗？”

我知道的本来就不多，也不觉得有哪家特别出彩，只好摇了摇头。

“我昨晚跟Minami（《水俣》的女主角，演的就是尤金·史密斯的妻子）去了一家中餐厅吃饭，名字不记得了。我们觉得贝尔格莱德肯定没有好的日本餐厅，但好的中餐厅应该会有吧，于是就让助理带我们去中餐厅。唉，那是我吃过最难吃的中餐，我们吃了一口就吃不下去了。”

哼，那你们老老实实吃塞尔维亚菜吧。

“你小时候在美国呆了这么久，”我问他，“那你喜欢住在那里吗？”我后来还是对他做了一下功课。

“我还是更喜欢住在东京吧，”他寻思了一下，说，“西雅图虽然也很好，但还是住在东京更舒服一些。每次在国外拍戏久了，再回到东京就感觉这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

真好，如此清楚自己的答案。

“那你呢？”他反问，“你也去了很多地方，现在又在贝尔格莱德呆了这么久，是不是很喜欢这里？”

我就不该问。其实一直以来不断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但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如何作答。我是真的羡慕像加濑亮这样，可以清楚明白自己的归属，还有另外一些同样常年在外的朋友，总是有详尽的行程规划，也总是知道自己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去了解和观看什么东西，并且始终好奇心旺盛。而我只是漫游，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就连出发本身仿佛也只是一个默认的、自然而然的行为，而不是主动作出的、有意识的选择。也许我应该花时间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避免下次别人再问到我还一再陷入语塞的境地。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是，它可以未必构成一个问题？

管不了这么多了，先把天聊下去再说。我稳了稳军心，拿出毛姆的小说《刀锋》里的主人公拉里的气势，淡淡地说：“也还好啦。我就是在这里过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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