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我压榨”和“讨伐内卷”同时流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嘉宾：刀娘（艺术记者）、枫（心理学与脑科学硕士）、赵大饼（自由撰稿人），原文标题：《为什么现在的人应付不了无聊了？》，头图来自：《毕业生》剧照

一个普通上班族的一天可能是这样的：早上 7 点半起床，洗漱收拾 8 点出门，通勤一小时，9 点到达办公室，在一平米的办公桌里呆满 8 小时，下班后迟迟不能准时离开，即便手头没有活仍然要呆到八九点，离开办公室到家已经快 10 点。下班后微信里时不时会突然出现需要临时加班的消息。

即便在没有上班的时候，我们也无法真正有只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停地想要做点什么，想要学点什么，想要点亮手机屏幕。为什么如今物质和娱乐更丰富了，我们有更少的无聊时间，却更加容易觉得无聊了。为什么我们不停地自我提升，买课听书健身，又不停地讨伐内卷，指责努力奋斗的人。为什么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无所事事的闲暇了。我们越来越没有足够的能力直接地面对无聊，作为个人，我们能做些什么？

本期圆一桌，我们聊聊无聊。

为什么物质和娱乐更丰富，我们更少时间无聊，却更容易觉得无聊了？

N：一方面，如今物质、信息、娱乐更加丰富多样，致力于让人变得“充实”的服务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众多调查又显示，当代人仍然频繁觉得“无聊”。许多人一旦从忙碌里停下来，就会感到不安，总想再玩点什么、看点什么、学点什么，即便游玩也在想着怎么把图拍好看怎么写vlog文案。“什么都不做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少。

为什么物质和娱乐更丰富，人们无聊的时间少了，却更容易觉得无聊了？如何看待当代什么都不做的“闲暇”的流失？

赵大饼：一个原因是技术拔高了我们开心的阈值。我们作为消费者，商家挖空心思把我们奉为上帝，为你读书为你送饭为你把每个长句改成不超过 8 个字的小短语。所有不合你心意的 app、好友、大 V、品牌你都可以拉黑删除。一旦离开互联网，又要实实在在地面对生活和工作上没人再惯着你的压力。为了暂时躲开实际问题，又继续投向手机的怀抱。

手机里的服务能很快就能让你不无聊，离开手机你又没有足够的内驱力自己去消除无聊，就只能再投向手机。也就是说，商业和技术能很快让你沉迷，消除无聊。离开它们，人们又缺乏足够的能力去让自己开心，就更容易无聊。

刀娘：因为消费主义把人变成了消费者，消费者闲下来的时间和注意力都变成了商家眼中尚未开垦的土地。从 19 世纪工业革命后兴起的娱乐产业，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时间殖民，20世纪的传播技术发展，更是让娱乐从供人消遣的休闲活动，变成控制人心的生意。流量经济、注意力经济兴起后尤甚。

看看互联网公司在设计算法时的用词吧：从抢夺流量到占领用户心智——抢夺、占领，这妥妥不是殖民逻辑？为了占领你的心智，产品经理们要想方设法将产品设计得让你沉浸、上瘾、欲罢不能，为了抢占流量，新媒体编辑、主播们要钻研如何利用你的情绪、欲望引发共鸣、愉悦、焦虑、分享来获得流量。

无聊是当你发现眼前的事物无法吸引你的时候，大脑开始思绪漫游想寻找其他刺激的状态。根据神经科学的解释，我们的大脑的确没有“什么都不做”的时刻。即使在发呆、睡觉的时候，大脑默认神经网络也是在运作。

神经科学家马库斯·雷切利（Marcus Raichle）和他的同事认为大脑放空时的功能和记忆密切相关，大脑中负责记忆的海马可能正在为我们提供日常的种种记忆片段，并让我们产生看似无意义的“白日梦”，再由默认神经网对这些记忆片段进行再整合，以便为未来的行为提供参考。也就是说默认网络参与着记忆的筛选工作：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具有威胁性。

这和人们在日常体验中放空、出神时的体验是一致的，出神的时候思绪更容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漫游，更容易产生新的想法。这也往往是人进行内在整合、创造性活动的开始。这是人的一种自然需求。当代的问题或许恰恰是商业对注意力、流量的争夺、焦虑情绪的植入让人难以安心休息、放空，让思绪漫游，记忆整合、追问意义和寻求创造。继而让一些人产生一种对整个生活觉得无聊、空虚的感受。

枫：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一个是时代与社会的宏观层面，一个是个体心理层面。

在古代，人们的生活节奏是很慢的。狩猎采集时代，人类的祖先们每周外出打猎一次，就可以获得好几天的食物。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灵长类动物的基因数百万年来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偶尔找食物，大多数时间无所事事的状态，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感到无聊，或许能够促进灵长类动物去做一些有意思的行动，以试图消除无聊感所带来的不舒服。农耕时代、乃至游牧民族也是类似。

但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斥着资本、信息和娱乐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人人崇尚赚钱的时代（不像在中世纪欧洲，奉献上帝则是人们生活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也催生了消费主义。

互联网时代则更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有数不清的知识要学习，有数不清的娱乐要享受，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去做。互联网把人们的生活连接在了一起，当每天看到别人的生活如此多姿多彩，可能会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别人的生活都是多姿多彩”的假象，再对比自己的生活，心中也不免会感受到一丝失落吧？

无论是出于竞争的心理，还是想要回避损失，还是为了节约时间做更多的事，还是通过娱乐满足内心的欲望，总之，人们变得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时间反而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而“什么都不做”作为一种看起来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在理性上是非常愚蠢的，在情感上则是竭力想要避免的。

还有一种心理状态也值得注意，那是一种与自我相处的能力。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指出，独处的能力指的是一个人与自己融洽相处的能力，尤其是在没有外界他人存在的时候，仍能很好地回应内心的冲动与需求的一种能力。

如果一个人难以与自我很好地相处，那么当 ta 一个人安静地呆着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焦虑，这时候 ta 需要找到一件事情来做，以转移注意力。“人们是如此讨厌什么都不做，仅仅是与自己的思绪、感受待在一起，他们宁愿随便做些什么逃避与自己的相处，即便是做一些让自己痛苦的事。”

也有一种心理状态则是一种相反的状态：他们会主动寻求进入“什么也不做的状态”。有时候可能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这可能是他们感到太累了。除了身体层面的疲劳之外，更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疲惫状态，他们感觉心事重重，哪怕什么也不做也会感到很累，于是他们选择什么也不做，为了消除这种心理上的疲惫感，虽然这往往无济于事。

娱乐有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虽然每个人都需要娱乐，但如果一个人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到娱乐中，沉迷于其中的话，也许就是在逃避现实。既然如此，我们对无所事事的认识就不应该是一味负面的。也许每个人都拥有某些时候无所事事的权利，也应该去满足自己想要无所事事的内心需求。

为什么“自我压榨”和“讨伐内卷”同时流行？

N：一种观点是，如今人们进入了一个功绩社会，人人都想要“自我提高”“自我实现”，以至于没有外界的规训也会压榨自己，自己成为自己的奴隶，不停地在“自我升级”的要求下疲惫不堪。即便在不工作的休息日，“一天下来什么都没干”会产生巨大焦虑。另一方面，人们又流行起讨伐“内卷”行为，指责奋斗努力的人把劳动标准升高，热衷于以“咸鱼”自称。如何看待这种自我压榨和讨伐“内卷”的同时流行？

赵大饼：因为内卷已经是一个人人都随处可见的事实。有一大帮人在每天健身听课投资吃蛋白粉茁壮成长身体倍儿棒，在人均时尚达人、人均意见领袖的环境里，你能怎么办呢，只能一边不停自我提升，不停进步，一边骂这帮“奋斗逼”害你得进步。

这个社会对弱者并不友好。当前的主流观念是进步。“促进社会进步”“让公司高速发展，持续进步”“每天都让自己进步一点点”，这种进步叙事从社会到组织到个人，稀松平常到没有人质疑。

进步就是要变得更好，但它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就是“现在是不够好的”，于是人们在不断的否定自己、不断想要变化的过程里。所以当代人，尤其是一线都市人，总要让自己“忙碌”起来，有在做点什么，连娱乐也总处于一种做功课的状态。

这导致了人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未来上，处于一种对未来的担忧中。当下总是不好的，当下总是为了未来能更好，当下不重要，当下是被牺牲掉的。一旦停下来直面无聊，ta就会很慌，没做什么事，没体验什么人生，完了。不行，我得再整点什么。

刀娘：这两种声音同时流行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发现“自我实现”和“在工作为老板奋斗努力”的目标并不一致。当人们将自己当前的“工作”视为一种对自我的“无止境、无出路”的压榨，而自己只有通过另外的努力才能够摆脱这种困境、补充自我实现感和愉悦感，一边在工作中摸鱼、一边在工作外“自我提高”，就显得毫不矛盾。

在提出“功绩社会”理论的韩炳哲看来，“功绩社会”是取代福柯的“规训社会”的另一种社会形态，“人们不再是‘规训主体’而是‘功绩主体’。他们成为自己的雇主。”在一个“功绩社会”意识形态的年轻人看来，“打工是不可能的”——可以摸鱼的话那就再考虑一下。在这种心态下，讨伐系统却依然认可游戏规则、努力奋斗的玩家就不足为奇啦。中国当前依然是一个各种意识形态共存的杂合型社会，不同意识形态会导致人们对事情认知的逻辑也并不一样。

枫：实际上，很难判断一个人这样的心态究竟是自我压榨还是内卷所导致的，但我们可以从这两种情况中找到一种共性：他们也许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竞争性的产物。更确切地说，这也许是个体“我想要在与他人竞争中取胜”的情感诉求，在理性的指导下对于个体另一种情感诉求（我想要满足自己什么也不做的需求）的压制。

“只有全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这句话的流行，也无意间渲染了这样的一种恐慌心态。实际上，这句话是片面的。并不是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全力奔跑。比如学习骑自行车的技能吧，即使好几年不骑车了，一旦重新开始骑车，只需要稍微练习一下就能找回原来的状态。

我们需要从竞争心态转变为自我成长的心态（growth mindset）。自我成长并不需要关注别人如何，不需要和别人比较，不需要过于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把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对比进行比较就好了，只要有成长，那就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没有成长也没关系，每个人都有止步不前、停下休息的权利。有时候只不过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成长。其实许多学习是在玩耍中产生的，玩耍者探索着世界的规则，可是人们往往只会认为他们在满足自己玩耍的需求。

自我成长对应的是一种天赋论一般的固化思维（fixed mindset），天赋论认为人的智力是天生的，但目前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证据表明，人的智力是多元的、可成长的。只要训练大脑的相应模块，这个领域的智力就能得到增长。 

失去应对无聊的能力，会让我们变得更糟吗？

N：现代人早已经离不开手机，商家会用成瘾技术帮助用户消灭无聊，愉悦的阈值被技术不断拔高，人们既更缺少无聊的时间，又更容易陷入无聊，而当代人没有足够的内在能力去应对无聊，只能靠商家提供的娱乐来排遣无聊。

有学者认为“深度无聊才会造成文化发展”，没法靠自己去应对无聊的如今，无法让文化沉淀下来。我们可以不无聊吗？如何看待这种“缺乏深度无聊”对文化影响的观点？

赵大饼：对大集体来说不会，个人在系统里是不重要的，“高速发展、迅速迭代、冲啊”的大轮子里，社会整体滚滚向前大进步，在各种经济数值上可以很快屹立世界之巅，牺牲掉一些跟不上车的人，并不影响大进程。至于文化，21 世纪的文化造就是商业文化，商业的文化就是热搜文化，量化、工业化、快速迭代化、直接直白化，那些所谓的文化沉淀，也不适合没什么耐心的这届观众。

刀娘：可以“深度无聊”意味着有深度的专注力来处理内在的无聊吧。必然是有强大的知觉、意识、认知能力通过创造、发现、理解来增加内部的愉快体验。如果整个社会都没有能停下来沉思的人对文化的影响必然很糟糕。但文化的吹哨人向来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只是在浪潮之中。

在我看来，当《倦怠社会》被写作出来而且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开来，我们今天会在这里讨论一个这样的话题，包括这些年对身心健康、脑科学的普及已经是这个时代在反思和调头的象征了。虽然要对一个更广的多数社会起作用肯定还是会滞后很多。

枫：我认为可以把事物分为两个方面来看待。首先，商家通过成瘾技术，带给个体的事物，是不是个体真正需要的？这些技术能够满足用户的哪些需求？是否能够帮助用户不断开发自己的潜能，还是只是让用户沉溺于一次又一次无聊枯燥的重复工作中？有时候，人们在玩单机游戏或者看小说时那种爱不释手的心流（鸡血）状态也许不是什么坏事，只要这些内容是有限的，总会被体验完毕（或者玩腻了），这时人们往往又会重回无聊状态。

当然，不同的人对娱乐有不同的需求。这又回到了问题 2 上，我希望一个人选择娱乐来满足自己，用无所事事来满足自己，感到无聊的时候可以换一种活动方式，去追求那些更有意义的活动。

关于深度无聊，按照《倦怠社会》的定义，主要有两种特征：一是隔绝外界干扰，二是进入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心流状态。这种状态是很值得提倡的。《暗时间》作者刘未鹏提到了注意力，在多任务状态下切换会限制人们进入专注的心流状态。也许大脑只有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进入高度专注的状态。因此，给自己腾出一大块的时间来专门处理一种任务，并排除干扰，是很重要的时间管理。

不过无所事事也许和深度无聊是不一样的。无所事事可能是神经科学中的一种defuse model，而这往往是创造力的来源，也能促进记忆力，大脑在无所事事时暗自消化着刚刚学过的内容，整理思路，重构结构。

如果我觉得生活无聊，是我的问题还是生活的问题？

N：无聊通常会伴随着一种被困住的感觉，但这种被生活困住的感觉是个人的问题还是时代的问题？在非常强调个人的如今，一方面人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人们又非常依赖外界力量，无法离开手机和网络，不论是工作还是娱乐，通讯软件都让当代人随时处于随时“待命状态”，即时回复老板即时追热点。面对这种困境，个人能做点什么？

赵大饼：解决问题首先得认识到可能有的问题。让房间里的大象被看到，被谈论。

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曾提了个概念叫“诠释性劳动”（interpretive labor），说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里，通常是被压迫者不得不去理解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理解两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普通个人在系统里是很脆弱的，有非常多看不见的手在左右你的命运，你没法不用手机，不多久你甚至没法不用 5G 手机。

其次，个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也应该意识到自己有主体性这么一回事。然后去探究为什么充斥在忙碌里，是谁在让我们忙碌的，为什么我们会无聊，为什么会受不了无聊。在知道社会规训和是谁在让我们自我规训后，去选择自己想要遵循的系统和规则，为自己立法。

如果没有内在的娱乐技巧，无聊就会如影随形。伊利诺斯大学的 Shahram Heshmat 教授认为，“不能用内部资源建设性地处理无聊的人，会很依赖外部刺激，而你最终都会发现，外部世界总是无法提供足够的刺激和新奇。”

刀娘：如果视为问题，那应该既是生活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但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把“问题”视为“转机”。“生活”向“我”提出了问题，“一个不愿意困住的我”向“我”提出了问题，我就去解决它，去思考、学习、创造新的更让我感到满足、平衡、可持续的生活、休息、工作的路径——学习如何应对无聊本身也是一种应对无聊的方式。

可能从生物学上，人的设计本身就需要依赖外部环境，需要和环境互动，适应环境生存，但人同时也在创造和改变环境。当越来越多同个方向的改变涌现，大环境就改变了。

因此，是被技术和资本“使用”，还是“使用”技术和资本，取决于每个发展出自己主体性的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改变可以是小而微的，比如多留意自己注意力的分配，关心自己内在的真实感受，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让自己能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身心状态，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让自己向内反观、觉知、沉思，更清晰地认识和发展自我。然后向外表达、社交、行动，连接自己真正喜欢、认可的群体，为自己创造一些支持性的、发展性的而不只是支配与服从的工作环境，生活的转机可能就会在其中自然生长出来。

枫：这种被困住的感觉，即是环境的问题，又是个体的问题。当然环境的问题更普遍更重要，大环境就像一张大网从天而降，权力往往会与资本共谋，令大部分人感到压抑，却无处可逃，出不了国，许多人顶多只能在小范围内挪移，或者躺下来放弃抵抗。

在另一个层面上，东亚的教育制度制度强调重复训练和服从命令，并不鼓励个体发展出自主性（有能力做决策做选择）、自我责任感、独立思考和创造力。

学校并没有教会人们什么真正的知识，但却把人训练成为适应于 996 工作而早睡早起的做题机器、死记硬背的复读机，人们对于知识的好奇心被严重扼杀了。在经济层面，许多人在工作中往往成为了上级的应声虫，他们必须每天待命，随时接受上级下达的各种命令。个体的内在驱动力依旧得不到发展。

从个人层面来看，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而完成自己的人生课题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当下做哪些事情对自己是重要的？自己渴望什么，对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自己想要学习什么东西？这就意味着一个个体应该不断探索自我，不断探索世界，不断发现自我与世界的当前最佳结合点。最终能够找到自己在人类历史上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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