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一场影响世界的真人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商业洞察（ID：zhenghedaoshangye），作者：何日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民主政治很大一部分是“媒体政治”

美国总统大选就像是一场真人秀。候选人像演员，比的不是政见，而是谁最能吸引大众的眼球。

美国政治的辉煌骄傲之处，就在于它的理性论政，公平、公正与公开。但是民主政治很大一部分就是“媒体政治”，选举的重点不是谁的政见最好，而是谁最能吸引社会大众的注意。

严肃艰深的议题，通常涉及国家长远的发展，但是这些议题很难在媒体中讲清楚，更遑论民众对于重大议题本身就缺乏认识，所以想要以议题赢得选举难上加难。

因此美国总统的选举比较像是一场真人秀比赛，谁能赢得选民的情感、喜好，谁就能胜出。

赢得情感与喜好比的往往不是突出的议题或卓越的领导力，而是长相、知名度、口才、口号和誓言，涉及更多的是公众表演的能力，很少靠议题就能取胜。

就像当年肯尼迪以略微票数胜选尼克松，当问选民为何选肯尼迪？民众回答说：“Because welike the way he looks。”（因为我们喜欢他的样子），一张好看的宣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2016年，共和党有10多位参加总统初选的候选人，当CNN记者用平板电脑秀出每一个候选人的照片，让在餐厅吃饭的民众指认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90%都认得特朗普，但对其他候选人没有太多的印象。

因为特朗普是知名电视节目《学徒》（Apprentice）的主持人，大量的曝光与极高的知名度，是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关键。

我倒不是说美国总统候选人都缺乏领导力或者设定卓越政策议题的能力，而是政策议题或领导力必须伴随着强有力的媒体策略与激发群众的能力。

当年克林顿总统还是阿肯色州年轻的州长，他出来挑战总统大位。阿肯色州是一个公众关注度很低的小州，人口当时才100多万，森林数目比人口数多得多。40多岁籍籍无名的克林顿参选民主党的总统提名。

一开始，民主党十几位总统竞逐者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当时媒体对候选人的报导比例旗鼓相当。克林顿名气很小，比起任何一位候选人，他都没有更大的知名度或曝光度。

但是一位过气的阿肯色州女歌手，突然跳出来宣称她曾经跟克林顿州长有过12年的恋情。早不说晚不说，偏偏选总统时，旧情人跳出来说话。

这位头发烫金、卷曲有致，余韵犹存的过气歌手——珍妮弗·花朵（Jennifer Flower）告诉媒体，克林顿不可以当总统，因为他有过这么一段不伦之恋。

其实当时美国大众没有多少人知道克林顿，结果珍妮弗一炒作，一时之间全美国的媒体大幅报导克林顿。

这位年轻州长，外表英俊，口才敏捷，出身贫苦，单亲家庭，祖父养育，是吃快餐食品长大的青年；曾以助学金上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并拿到罗得岛奖学金到牛津大学研读；高中时与肯尼迪总统握过手，29岁就当上州长。

一时之间，社会上不知道是谈论绯闻，还是报导一个曾经励志向上的勤读青年。

根据一项研究，珍妮弗出面指控之后，有关克林顿的媒体报导是其他总统候选人的500倍以上。

克林顿通过巧妙的回避与解释，让这件事模糊不清，难辨其真伪。当知名度大幅提高，绯闻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克林顿阵营开始运用媒体对他的高度关注进行转向，转向无能力就学的青年们，政府应该如何补贴他们上大学。

克林顿自己是过来人，他曾经有就学的各种遭遇。绯闻争议事件，使他具备高知名度，他把这股“势”、这股“动能”巧妙地转向正面，使得自己成为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最杰出、最耀眼的候选人，并最终当上总统。

而所宣称的“他的老情人”珍妮弗，其实无意或有意地帮了大忙。

二、特朗普VS拜登

特朗普总统运用媒体的能力也是前所未见。现实主义的性格加上对媒体的深刻了解，他一点都不怕负面新闻。

越是逆势，越能顺向操作。如同当年克林顿面对绯闻指控，崩溃或跃升都是在一瞬间对于“势”的适当操作。越是批评，越是高知名度，越能引起大众对他的注意。

只要他在关键问题上，能脱身有术，能提出辩解，能提出似是而非的政见，能提出激起大众情绪的口号，说得更明白点是能哄住选民，让关键选民相信他，他就会过关。

当社会大众普遍认为特朗普无礼又傲慢、任性又粗鲁，他再一次寻求将这种负能量转成正能量。

当观众从电视看到特朗普与拜登的第一场辩论会，其实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特朗普不断地插话，打断拜登讲话，人身攻击说拜登“你过去47年什么事都没做”。

特朗普就是要惹怒拜登，把这个表面看来和特朗普截然不同的形象，彬彬有礼、有节有度的前副总统惹怒，让他出错，让拜登变得跟他一样，没有道德高度。

结果，拜登其实也忍不住了，开始插话，甚至被激怒后说出：“Shut up！man！”（你这家伙给我闭嘴！），我们不敢断言特朗普是否刻意地要借机贬抑拜登的道德高度，但是他全场给人的感觉根本就是不想辩论，只想吵架。为什么？

因为可能特朗普自知自己的弱点太多：美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超过20万；经济衰退，几乎要崩溃；种族的冲突不断升高。

特朗普不只被批评缺乏领导力，更缺乏道德高度。在这个事实确凿的情况下，他恢复媒体操作的本性，混淆敌我之别，将拜登拉成跟自己一样的水平，说拜登“无所作为”，因为特朗普在疫情及暴动中就是“无所作为”。

如果两个都无能，那至少特朗普还有爱国主义的民族情结可以操作：美国第一，白人至上。这是为什么当主持人要他谴责“Proud Boy（骄傲男孩）”白人优越主义的新纳粹煽动者时，他反而对这群美国新纳粹的“骄傲男孩”喊话说：“Standback and stand by。”（稍安勿躁，做好准备。）

特朗普自知，他曾引以为骄傲的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已经被疫情打得支离破碎，没有联邦两万亿美元的补贴，美国将面临自罗斯福总统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

特朗普一方面以相对粗鲁的话语试图激怒对手，降低对手的道德高度，以证明我们其实是“一丘之貉”；另一方面也思考自己如何摆脱被批评为无能的形象。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刻意造作，特朗普在辩论后不久，就染上新冠病毒，短暂接受治疗。这样的话，他一方面似乎博取了同情，另一方面却不顾医嘱，擅自出院，拿下口罩，证明自己可以战胜病毒。

这种“义和团式”的勇气与自我战胜法，究竟是穷途末路之举？抑或是惯于操弄媒体的特朗普的一种出乎直觉的举措？

疫情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是美国社会当前最深的痛处。特朗普不去寻求良好政策以抑制疫情，却以这种英雄主义的做法来标榜自己的神勇。

这种真人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抚慰失去亲人的美国家庭之伤痛？它能否就此给予美国人民信心以战胜病毒？恐怕特朗普得到的媒体效益远多于给予人民实质的益处。

特朗普拒绝第二次总统辩论，原因是他不想对着计算机讲话。连哈佛大学都在线教学、在线讨论与辩论，这已经是今日美国的常态。

在拒绝在线辩论后，特朗普却接受福克斯电视公司（Fox News）长达30分钟的在线专访，由此不难推论：特朗普并非不喜欢在线辩论，可能只是不想再辩论。

因为在当前情势下，避免辩论其实对特朗普更有利。辩论会以吵架的方式进行一次就够了，来两次，民众肯定会更反感。

同时一谈政见，特朗普显然会处于下风。因为疫情、经济、社会稳定都是特朗普的痛处。而对于拜登而言，他目前的民调超出特朗普12个百分点，如同希拉里曾在选举前一个月超过特朗普10个百分点。

在2016年的总统辩论会，希拉里也曾遥遥领先特朗普，但是在大选前一个月，前联邦调查局局长柯米（James Comey）突然重提再一次调查希拉里邮件外泄的丑闻，这使得希拉里的政治致命伤再度显现于世。

结果希拉里赢得多数选票，但是输掉选举人票（各州的选举人票数，赢家通拿），特朗普意外地当选总统。

拜登如果想要赢得大选，他面临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在选前避免自己犯错：第一，不能说错话；第二，不能出现意外丑闻。

以丑闻言之，拜登的罩门不是的他儿子与俄罗斯的生意关系，他的危机会是他与女性的关系是否会再度成为对手攻击的焦点。

也许你会说，骚扰女性，那不是特朗普一直存在的争议话题吗？为什么会对拜登造成伤害？

因为一个人如果以赖皮形象自居，不会因为一个赖皮的行为而被严厉批评，但是一个以圣洁形象自居的人，一旦出现赖皮的行止，就会被严厉地批判。

最近，特朗普阵营秀出拜登以双手搭在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夫人的肩膀上，批评他是毛手毛脚的怪叔叔。但是这个议题没有持续蔓延。

以说错话言之，拜登必须坚守原则，不要被特朗普激怒，特别是第三次辩论会即将登场。美国历史以来的总统大选显示，赢得辩论不等于赢得选举。但如果在辩论会中说错话，可能会让候选人失去总统大位。

避免犯错，一直是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会中候选人最需要谨慎面对的陷阱。特朗普在第一次辩论中干扰、激怒，希望引诱拜登犯错的策略其实是有历史的根据。

三、回溯美国总统竞选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辩论会是在1960年，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总统之际。当年正值青壮的肯尼迪参议员，与时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尼克松争夺总统大位。

那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场电视辩论，当时还是黑白电视的时代。

在电视辩论之前，尼克松具有绝对优势。尼克松年过五十，正值壮年，政绩显赫，雄辩滔滔。

而肯尼迪刚过四十，年轻英俊，侃侃而谈。双方激辩，不分轩轾。尼克松穿着灰色西装，又刚刚开过刀，严肃中稍显虚弱。相反，肯尼迪穿着蓝色西装，沉着稳重，在电视画面上显得神采奕奕，雄姿英发。

辩论结果是，听广播的受众以多一个百分点认为尼克松赢得辩论；相反的，看电视的观众同样以多一个百分点认为肯尼迪获胜。

为什么肯尼迪输掉广播而赢了电视？因为他帅“Because we like the way he looks。”（我们就是喜欢看他的样子。）

从此以后，美国总统辩论再没有人敢穿蓝色以外的西装。所有的候选人都穿蓝色西装，只是配上不同的领带罢了。灰色，显得不够权威；蓝色，代表权威、稳重。

你看无论特朗普或拜登，都是着蓝色西装。1992年老布什、克林顿以及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 （Ross Perot）的三方辩论，3个人都穿蓝色西装。对于讨好选民，形象与长相比言论内容更为重要。这是媒体政治的本质。

对于特朗普与拜登而言，两位都是老人，在电视上看没有雄姿英发的可能，看起来不衰老、迟缓已经是万幸。辩论前专家还很担心拜登会显出老态，但第一次辩论拜登话语清晰、颇有活力。然而比起当年里根总统的幽默，拜登的表现其实还算很一般。

1984年，里根以同样74岁的高龄挑战连任，里根的对手是民主党的蒙代尔（Walter Mondale），年龄刚过50，少里根20来岁。

里根的年龄老迈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总统辩论会的主持人问里根总统：“您认为年龄会不会是选总统的一个议题？”

里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会！我认为年龄绝对不会是议题！”他说：“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拿我的对手是‘年幼，且缺乏人生历练’来占他便宜，或作为他的弱点攻击他。”

此话一出，引得主持人及现场所有观众哈哈大笑，连蒙代尔也都大笑出来。这是70多岁的里根式幽默，化解了他最大的弱点——老迈。里根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连任总统。

对于关键议题，不说错话，是总统大选辩论会中，所有候选人的一大挑战。当年卡特挑战寻求连任的福特总统，在辩论会中，当主持人问福特总统，对于东欧长期被苏联控制，他的政策是什么？福特竟然回答：“过去或未来，东欧从来就没有被苏联控制。”

对于1970年代美苏冷战，东欧在苏联控制之下是不证自明的事实。结果福特昧于事实的谈话，成为该场辩论的历史焦点与笑柄。卡特轻松赢得选举。

1992年，年轻的克林顿挑战老布什总统竞选连任。选前两年，老布什总统因为打赢波斯湾战争，民调支持度曾经高达百分之八十九，几乎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民调支持率最高的一刻。

但海湾战争后，老布什治下的美国经济表现不佳，到总统大选之际，民调下滑到将近百分之五十。

老布什总统碰到历任美国总统连任的两项铁律：第一个铁律是赢得战争的总统铁定连任；第二个铁律是输掉经济的总统肯定败选。这两个铁律同时发生在老布什身上。

在竞选辩论会上，当一位民众对老布什总统提问说，他们的生活困难，找不到工作，孩子申请助学金困难重重。结果老布什用手靠着耳朵说，“对不起，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请你再说一次”。

舆论对他的反应很失望，认为贵族出身的老布什，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所以反应颟顸。

而克林顿则借机发挥，立刻响应这位民众说：“你的问题我感同身受，我曾经跟你们一样，靠助学金上学，我当上总统一定尽最大努力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更有利的助学方案。”老布什败选。

虽说赢得辩论，不一定能当上总统。但是辩论场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总是会因此远离总统宝座。历史上两条总统竞选连任的铁律，终于一较出高下，输了经济的总统，败选了。

四、美国总统大选的背后

也许读者会疑问，辩论中失言的总统候选人很可能落选，但是以《纽约时报》最近的统计，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说了超过两万次的谎言或提供了错误的讯息，难道他还能当选？特朗普受到部分美国民众的欢迎，则显示美国的价值在崩解或急剧转化之中。

特朗普总统寻求连任的整个大环境是：美国对疫情的掌控几乎是全世界最糟之一，而且还不知道何时能结束；经济大衰退的危机一直存在；内部种族冲突严重，左派激进分子与右派激进分子间的暴力事件时有所闻。

而特朗普却以各种方式扩大对中国的对立形势。特朗普或许希望把美国一切的不幸都怪罪给中国，但只要中国没有随之起舞，特朗普一个人很难继续唱独角戏。

现在，议题回到美国面临的时代处境，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政经寡占的国家。在许多民主党人的眼中，拜登的危机看来是太像特朗普，都是寡占菁英的代言者。

喜欢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人认为桑德斯才真正代表美国人的声音，代表美国人迈向新纪元应有的政策与社会形态，包括财富分配、环境健康、知识经济对未来社会的冲击和对族群平等的关注。

美国有13%的拉丁美洲裔选民，这个数字代表的是3000万选票；有12%非洲裔选民，人数是2000多万；还有1100万的亚洲裔选民。以特朗普“白人至上”的立场，少数裔美国人的态度是胜选的关键之一。

然而，因为拜登是老政治，白宫的说客大量地介入美国的政治走向，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才说，美国现在是一美元一票，不是一人一票。

这次总统大选选的是，美国的未来究竟是要赤裸裸地以现实主义作为施政主体，还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齐头并进，就如同20世纪中叶之后的美国，以世界领袖、以维护世界秩序自居，并真正做到世界领袖应有的气度与典范。

或者，美国在被各种新兴崛起的国际势力逐渐取代之后，以恐慌与自保，替代过往坚持平等公正的理想继续领导世界。

这次选举的输赢代表的不是特朗普或者拜登，而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可惜的是，作为理想主义的形象，拜登仍然有差距。

一般来说，参与民主党总统初选的参议员桑德斯才更是这种形象的代表。但是桑德斯输了初选，他更像一个理想家而不是政治家。

然而拜登过度靠近利益团体的色彩，无法有效区隔自己与特朗普之不同，这使得这场选举的输赢还在未定之天。

不管谁获胜，美国面临的挑战始终是巨大的。疫情的控制、经济的复苏两者互为矛盾，除非美国人愿意牺牲短期利益以换取疫情的控制，但美国人却如同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言，90%的美国家庭拿不出400美元以因应家庭急需。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无法短暂喘息。急需快速恢复经济，使得疫情无法得到真正控制；疫情无法真正控制，经济也就无法全面复苏。

美国整体社会过度自利的倾向，使得美国缺乏真正的整体观，这是特朗普崛起的契机。诉诸利益，弃诸理想，却能取得民心。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隐忧。

从希腊柏拉图以来，令人最担心的民主政治的衰败，常常来自合法的权力通过操纵民意形成长期寡占，而寡占容易产生民怨，民众就会期待一位英雄出现，但他经常是煽动者，趁机获取政权。这是历史上的凯撒主义（Caesarism）。

每当人民生活困难，无法改变寡占集团的控制，他们就会期待一个政治英雄——西泽来拯救他们。但是化身英雄的煽动者在获得政权后，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对立与政治骚动，这是当今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无论如何，美国的稳定攸关世界的稳定。

美国经历“一极化”大国的时间长达30年，至少从1990年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算起，世界正式从美苏两极的世界迈向一极的世界。美国作为世界超强领袖，至少在“多极化”的世界尚未形成之际，其对世界的影响甚至领导仍然是必须的。

如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S. Nye, Jr.）所提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

约瑟夫·奈论证金德尔伯格教授在二次大战之后提出的“霸权稳定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二次大战之后世界强权的真空状态，为美国领导世界金融及政治提供必要角色。金德尔伯格教授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环境，包括公平交易，安全与开放的贸易体系，和平的国际氛围等。

而在美国逐渐失去这种世界领袖的角色之际，将由谁来承担国际经济与社会稳定的角色？这是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所担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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