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不该给我们那么大的约束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杨照，题图来自：《心灵捕手》

这几天发生的大事太多，应接不暇。

针锋相对的立场在网络空间相互挤压，争吵的声音变得异常嘈杂。而强烈的对抗带来的愤怒情绪，却仅仅是起自发生在远方、原本遥不可及的人和现实。

撕裂感成了整个世界的关键词。这足以令人感到厌倦与疲惫。

前不久，我们发布过一期征集，请看理想的朋友们谈了谈自己“忽然理解了一种原本反对的生活”的时刻，在这个割裂的世界里，那些“不认同但试图去理解”的故事，触动了很多人。

在交流中放弃固执的偏见，试着去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在今天已经变成一种稀缺又极其可贵的能力。

作家、文学评论家杨照曾经说过，我们是真的应该花一点点时间培养对于人类经验多样性的认知和理解，才能够摆脱自我中心。要学会扩充我们生而为人才拥有的那种共情的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之下，你的人生才会多出很多不同的选择。

一、凝视这个时代的少数人

容我这样讲，在历史给我们的经验上，我想有一件事情近乎是宿命。

每一个时代，要让社会能够运作，这个社会必然要有一种固定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当它越是能够让这个社会所有的人符合，它也就必然对不那么能够按照这种价值观去行事的人，产生越大的压抑。

换句话说，社会的存在、社会的运行，必然有着集体与个体之间无法解决的基本冲突。

从来不存在一个时代，真正能够让所有个体，都能发挥他的自由和个性。

德国的犹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政治有一个基本的理想。回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时代，阿伦特认为，苏格拉底所进行的那种政治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保有了每一个人的复数性。

什么叫做“保有每一个人的复数性”？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

苏格拉底所想象的社会秩序，并不是如同他的学生柏拉图，找到一个哲人王，找到一个最聪明的人，让他设计一个完美的政治制度，所有其他人都按照这套制度来行事就好了。

苏格拉底不相信这个，或者说这不是苏格拉底对政治的基本概念和看法，苏格拉底要的是什么？

他在街上用他的对话法问每一个人——“你在想什么，你真的相信什么”，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跟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民调又不一样，因为苏格拉底念兹在兹、用心用意，不只是要知道你在想什么，他更进一步地问你：“你真的这样想吗？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吗？”

用这种方式，每个人内在的个人性，被苏格拉底给凸显出来。

苏格拉底相信，唯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弄清楚我们在想什么、相信什么、我们支持什么、我们要什么，把各个不同的人的意志全部集合在一起，才形成了一个社会的集体秩序。

这个集体秩序是在每一个人的个别意志下，综合调配出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从来没有在人类的历史上实现过，但是对这个理想，我们仍然应该要有所关心或有所重视。

因为从这样的理想，我们就可以对照出来，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现实的时代、现实的社会，它必然形成了一个主流的观念想法和行为模式。

而在主流的压抑下，也就必然有许许多多的少数人，他们一定会被牺牲。

这里才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太史公式（司马迁式）史学的自觉”。

历史应该要做什么事？当我们明明白白知道，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种少数意志被压抑、被淹没了，而历史要做的就是去挖掘，去记录这些少数者。

如果历史只看大潮流，只看主流，就不需要史学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由过去留下来的记忆，主流是最容易被记得的东西。

所以，必须要有史学家去消化这么多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具备一个特殊的眼光，史学家的眼光，也就是我们努力在历史中创造的，不埋没那些少数人的记录。

这不是什么时代发展的必然，如果有一个必然的话，那就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淹没这种少数人。

这牵涉到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认为但凡“主流的”就是对的，我跟随着主流就没问题的话，那我们不需要历史，至少不需要司马迁式的历史。

可是如果你认为，一个大的潮流、一个主流，它抹煞了所有其他的多样性、所有其他可能的话，那这个时候，司马迁式的史学概念，就发挥了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就是，它提醒我们去凝视，跟我们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少数人。

这些少数人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因而可能必须要接受被惩罚、被边缘化、被遗忘的种种不良遭遇，为什么他们还是选择如此？

我们要去看他们、了解他们，甚至如果我们被他们感动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把他们不一样的生命情调，让更多人理解、知道。

这种司马迁式的史学观念，还可以发挥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历史？因为在历史里面记录了人类的多样性。

同样一个时代，有各种不一样的人；如果把时间的尺度拉开，跨越几千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的人的多样性则更多。

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刻意地去寻找，不是寻找跟我们当下现实主流类同的行为，相反，我们要去看除了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主流行为模式之外，人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因而我们对于人性、对于人的认知和理解，就可以打开来。

二、现实本就不应该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约束力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历史经验和生活认识之间会产生冲突。

如果会有冲突，我认为那不过就是我们把现实生活看得太严重了。

所谓把现实生活看得太严重，也就是我们以为现实是理所当然的，跟随着现实、考虑现实、符合社会一般大众主流的期待，是我们生命的唯一选择。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的生命，如果你那么尊重现实，那么害怕现实，不敢面对现实而做自己不一样的选择，那当然，不只是历史知识，所有的不符合这种现实主流的知识，都会让你感觉到有所间隔。

但重点是，现实本来就不应该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约束能力。

因为那是取消我们个人自我的一股强制力量。

你还是一定要问，或者至少保留问这样一个问题的基本空间——我自己是谁？我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行为和道德标准作为我的原则，是让我最自在的？

如果你用这种态度，而不是必然依循着现实给你的标准答案，那你就会发现，不管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方式所得到的历史经验，跟生活认识，一点都不冲突。

历史经验应该是不断在帮我们扩充生活认知的。

那么，阅读历史的过程当中，怎么发现史书当中的谬误之处，容我分三个方向来回答。

第一个方向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在一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就养成一种犬儒的态度，这种犬儒的态度经常会说：“反正历史都是假的，反正历史都是人编出来的。”

如果历史都是人编出来的，那为什么还需要史学专业？为什么要史学方法论？我们还是要有一种信念，有一个标准，在不一样的记录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去分辨它的事实性，相对的事实性。所以这是第一个，不要用虚无犬儒的方式来看待历史。

第二个，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分辨历史当中的事实和应该存疑的地方，我想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常识。所谓的“常识”就是，你怎么认识人，你能不能认识人的多样性。

这有点像蛋生鸡，鸡生蛋一样的循环，如果你读越多的历史，读越多的小说，读越多跟人类行为有关的东西，累积了越来越多这样的经验和知识，你所看到的人就越来越复杂。

但同时，在复杂当中，有愈加清楚的行为逻辑的话，你很容易就可以用这种常识去判断，在历史的记录上面，有哪些事是违背逻辑，不合常理的。

在现实的人生中，在对人的基本理解上，没有那么多单面的人，没有单面的纯粹的好人，也不会有单面的纯粹的坏人，所有人一定都有各种复杂的面向。

单纯的好人，纯粹的坏人，我想在历史上面，如果用这种方式记载下来，都不值得被相信。

第三件事情，如果你还要更在意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进入历史材料的比对当中。这种历史材料的比对，就没有办法三言两语地去说，因为它牵扯到功夫。

例如，你面对所有的历史资料，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必定是要了解它背后的记录者。就如同我面对《史记》，就一定要认识司马迁是谁，要知道司马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还要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司马迁基于什么用心，为了回答什么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记录他所写下来的这些历史。

你只要能够找到越多关于这个记录者的资料，你就越能够用你的自主判断去看待这些记录，到底哪一些是可信的，哪一些是值得被放进括号里，值得被进一步探究的。

另外，同样的时代会有不一样的人留下记录，同样都是汉朝，我们可以从贾谊的书里面，从扬雄的书里面，从各种不同的其他书籍留下的资料中，去进行比对。

同一个时代当中，如果我们掌握了越多的史料，就可以越精确地透过史料之间彼此的对比对照，去做出事实和存疑的判断。

这就是历史学所不断强调、不断精进的基本功夫。

我们永远不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史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不断去够星星”（ever reaching star），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触达，可是我们会尽量趋近那个理想中的境界，那个远在天边的星星。这是历史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式。

三、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跟人太近，而是选错亲近的人

有位朋友曾经向我提问，人该不该同情别人，还是应该保持距离？

我猜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是遇上了一个真正现实上的困扰。

什么叫同情心？《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跟一般的动物到底有什么差别？孟子告诉我们，那个“几希”不多，但是非常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是非之心，我们有羞恶之心，我们有恻隐之心。

什么叫恻隐之心？孟子讲，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看到一个孩子爬到井边，快要掉到井里去，虽然你和这个孩子没有任何关系，你也没打算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你会不会去救他？一般来说我们的本能都是，当然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就意味着，你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它会带来灾难和苦痛，你不愿意看到。

我们作为一个人，应该格外珍惜这种非常特殊、只属于人的能力。

我们可以假设离开了自己的本位，作为别人来生活，试着去假想：“我如果是你，那会怎么样，会怎么做”，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特殊能力的话，事实上人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请大家珍惜能够同情别人的这种能力。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他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他的同情心。

当他写张良的时候，他可以同情地理解，一个战国时候的公子落难之后，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如何去帮助刘邦；当他写项羽的时候，能够体会项羽作为一位楚国名将，心中的那种意气昂扬和傲慢；当他写荆轲、豫让的时候，他能够同情一个为了知己者而奉献生命的人，所作出的生命选择和感受。

甚至当他写《酷吏列传》的时候，即使那个酷吏是他最重要的敌人，他都能放下自己的本位，回到张汤、赵禹的内心去处理，究竟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看待权力。

如果没有这种同情的能力，就不会有司马迁的笔法，不可能产生这么精彩的《史记》。

阅读历史，有时候也可以帮助扩充我们的同情心，我们能够理解的人越来越多。

原来你可能只能理解跟你类似的人，现在就算是跟你天差地别的人，你也许都可以体会。为什么这个人，他会用这种方式想，会用这种方式做，为什么他跟你这么不一样。

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扩充我们的同情心。在那样的基础下，你的人生就多了很多选择。

包括你要选择站在谁那一边，你要选择跟什么样的人保持距离，你想要跟什么样的人有更亲密的连接，就可以有所选择。

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与别人太过接近，人生的悲哀是你常常因为不够了解人，尤其不够了解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选错了人。

我们选择的想要接近、想要爱的人，经常是跟我们差别太大，或者是不值得我们爱的人。

要怎样避免这样的困扰和错误？在我看来，唯一的方式，就是你不断自觉精进，去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没有那么单纯，这个世界上每一种人都有。

如果你只能够认识三种人、五种人，那你选错人的机率就太高太高了。如果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三千万种人，你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但是你可以不断累积，让自己认识两百种人、五百种人。

这样你能够更准确地知道，你跟什么样的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应该维持什么样的距离，犯错的可能性也就降低很多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杨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