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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7 16:04
我们为何不想工作?

本文摘自《倦怠:我们为何不想工作》,作者:波波夫,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把“工作倦怠”列入《国际疾病分类》,揭示了一个久被遮蔽的重大社会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工作中燃尽自我,以至于精力耗竭、消极厌世、效率崩塌,以及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工作、讨厌上班,希望一劳永逸地“家里躺”。


工作倦怠并非只是一个在办公场所才存在的问题,也不仅仅只是员工自己的问题,它是由落伍的教育体系、畸形的经济增长、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薄弱的社会支持等一系列因素所共同鞭挞出的现代文明的伤疤。工作倦怠对于很多人来说,从学校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就开始了。


设想,当你拥有一张大学文凭,在投出一百多份简历之后,依然没有得到一个面试通知时,你会把原因归咎于何处?是自己不够勤奋,还是家境平常无力“拼爹”,抑或学校所传授的知识脱节社会需求太多,还是经济形势太差企业缩招了?


生活在21世纪20年代的年轻人,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就业环境:


高校扩张,导致整个就业市场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于是,博士毕业去当高中教师,名校毕业卖猪肉,“海归”回国成“海待”,这些十年前媒体曾经刊登的新闻人物,如今都不足以吸引记者们的关注。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也是文凭去魅的过程。


毕业生可供挑选的职业,不是变多了,而是变少了。


随着自动化在各行各业的普及,从平炉工到胶片冲洗工,父辈们引以为傲的许多职业岗位,如今只存在于档案文字中;人们对于职业的想象力也日渐趋同和贫乏,从美国到中国,当一名大红大紫的视频博主,几乎成为全球青少年共同向往的职业。这也是人类从生产社会走向消费社会的必然。


繁荣的服务业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轻盈未来,从旅行预订网站的酒店试睡员到外卖平台的配送小哥,在平台经济中,更多人奉献出的是比传统岗位更多的汗水和时间,以至于“ 996”成为今天科技行业的普遍工作时制。相比找不到工作的人来说,给你一个加班的机会,似乎也成为一种可以炫耀的烦恼。


相比“70后”“80后”,200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富裕的一代人,他们所处的中国早已不是“人口多、底子薄”,而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超级经济体,既是能够生产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产品的世界工厂,同时也是全球各大奢侈品牌万般不愿开罪的世界商场。


更富裕的结果是,毕业之后,工作并非年轻人唯一的选项,于是间隔年( Gap Year)也西风东渐,在中国流行开来,只不过人群从美国的高中生变成中国的大学生,从去公益组织做义工变成环球旅行,从思考人生的意义变成享受人生的乐趣。


变味的不只是间隔年。在消费主义和互联网两股大潮的冲击之下,传统的工作伦理已然分崩离析。不工作非但不是一种不道德的表现,相反还是家境优渥、人心豁达的表征。在一个万物皆可数字化的时代,传统的工作场景和内容早已千变万化,以至于人们对于工作的定义也在变化、工作的伦理也在蜕变。


工作和玩乐的边界从未如此模糊过。澳大利亚大堡礁守礁人早已不是最好玩的职业了。对着好山好水,人们也会生出“好寂寞”的哀叹。网游打得好,可以晋升职业电竞选手;喜欢写写画画摆弄视频的,则可以从各大内容平台澎湃的流量中分得一杯羹;有把好嗓子的搞怪高手则有机会在快手、抖音上赚得盆满钵溢。


并不是“朝九晚五”“三点一线”才算是正经工作,一份工作干上几十年也不可想象。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人们在一份工作上待的时间普遍只有三到五年,一生跳上几回槽再正常不过;短暂、灵活、弹性取代了长期、稳定、刚性,成为当代主流的工作方式。


一份工作已不足以成为我们身份的标识。


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环境下,工作不再如同工业社会那样成为主宰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的中枢。于是,那些说给劳动者的勤劳和奉献的劝告词,听起来都如此的空洞和欠缺诚恳。在一个数字化的消费时代,只有消费才会在我们的舞台中占据中央位置。


反正,无论是在格子间里朝九晚五,还是居家创业,今天的工作平台大部分都是对着屏幕,笔记本的、手机的、平板电脑的屏幕,人生的悲欢离合就是在这一片又一片黑镜中起起落落、纵横捭阖。不知数百年后的地球人,再看待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会不会也是一脸困惑:他们为啥一天花上那么多个小时对着一块屏幕?


所以,如果你还拿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标准去评判今天年轻人的干劲,自然无法理解“三和大神”躺卧街头的闲散,也无法理解“窃 ·格瓦拉”毫不掩饰对打工的蔑视,更无法理解啃老、蛰居、尼特这些层出不穷的不工作人群为何越来越壮大。


这大概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今天,几乎没有一份轻松的工作,否则我们如何解释罹患职场倦怠的人为何越来越多。公务员虽是铁饭碗,却并非最幸福的人群,在最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连工作数周;而那些在企业工作的人,更是以“社畜”自居,凌晨一点的后厂村、中关村,许多栋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这也是中国奇迹背后的一面。


勤奋并不总能带来财富,很多时候不过勉强度日而已,这已是一种全球性现象。许多美国人一天做两份工,才付得起房租水电;在日本,看上去很自由的零工越来越多,但单位劳动报酬远不及正式工,还会因为对于未来不确定,而自我延长工作时间;“世界是平的”的预测落空了,贫富差距的鸿沟在绝大部分地区其实是在拉大,无就业式的经济增长更令人不安。


温柔的人总是伤痕累累,许多无辜的年轻人正在承受社会不公正的后果,但职场专家们还是教导他们要继续提升自身技能、终身学习,适应职场的日新月异。然而,让人去适应机器又谈何容易。在无灯工厂的流水线上,忙碌的是工业手臂,工人成为照料它们的保姆;在装扮得像游乐园的科技公司办公楼里,程序员们扮演着21世纪建筑工的角色,为数字世界添砖加瓦;在一个日益麦当劳化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工作,是人在协调、适应机器,而非相反。


我们很有可能正在重演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对人异化的那一幕,焦虑、抑郁、倦怠不过是这种异化在我们精神面貌上的投射。


越来越细致的分工、越来越普及的自动化,在人们手头工作和交付产品之间竖立起一道又一道隔离墙,最终让人们看不清每一份具体工作的意义。


无论是传统的科层制还是新近倡导的扁平化管理,本质上都无法缓解当下工作一族所遭遇的意义虚无的精神危机。我们总得找到应对之道,于是,各种鸡汤文章走红朋友圈,冥想课程成为社畜们的新时尚,积极心理学成为当下热门显学,救赎之道层出不穷,但许多人还是被困在倦怠的迷宫。


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并非孤独地迷路。


作者:波波夫。本书聚焦于“倦怠”,引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与研究数据,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经济条件、社会背景、心理因素等,进而对全球范围内存在的各类青年就业问题进行考察,并对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进行探讨:新经济背景下,“工作”被重新定义,工作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否能有效解决倦怠等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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