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为什么是欧洲启蒙思想家最爱的国家？

在荷兰，宽容精神和言论自由已经不是抽象的理念，而已深入人心，这令狄德罗羡慕不已。

有一句话被谬传为伏尔泰的名言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无论谁说的，这种观念在两个半世纪以前的荷兰社会似乎已蔚然成风。不同的教会和平相处，“百家争鸣”，伏尔泰曾经调侃：“这里的歌剧很糟糕，但是加尔文教、阿民念教、索西尼亚教、拉班教、重浸等教派人士讲起话来都很精彩，头头是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史稷，原标题：《午间阅读 | 狄德罗笔下的荷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两年我因故去了两趟荷兰。我不止一次去低洼国，回访一个不完全陌生的地方时，读一本与此地相关的前人的游记或者文学作品就像带上一面镜子，照出旅行时没看到或者视而不见的历史印记。在书架上沉睡多年的一本小书，狄德罗的《荷兰行记》（Voyage en Hollande）终于引起我注意，大约两个半世纪以前的荷兰给这位启蒙思想家留下了什么印象？

这个低于海平面的蕞尔小国其实土地并不肥沃，气候也不算宜人，但利用其处于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靠商业立国，17世纪迅速崛起，成为“海上马车夫”，被称为“全球市场”。独立战争之后，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成为当时唯一的共和国，而且不设国教，天主教、新教、加尔文平等相处，没有宗教压迫，是当时宗教和政治上最宽容、言论最自由、出版审查最宽松的国家。同处于启蒙时代，法国哲学家们热衷的反宗教话题已经引不起荷兰知识界的兴趣，荷兰精英们的注意力已转向探讨实用科学和百姓的福祉，热衷研究笛卡尔理论、牛顿定律和天文学。

18世纪，在王权专制的法国言论自由还是哲学家们的理念，巴黎街头巷尾警察和密探密布，严查“妄议”国王和朝廷以及时政的“谣言”。而荷兰人无论在市政厅、股市、市场、酒肆、街角，还是行船时或在饭桌上，毫不避讳地高谈阔论国家政治，针砭时事。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不只是政府的事，而是每个荷兰市民的直接关怀。荷兰的图书馆至今保存的那个时代大量的“船舫谈话”，记录了荷兰普通百姓茶余饭后闲聊的政治和社会话题。

因此自从笛卡尔时代开始，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荷兰被法国文人和启蒙思想家视为精神故乡，有人因宗教或政治迫害去荷兰避难，也有人去荷兰发表在本国禁止的出版的著作。去荷兰旅行的人不只为一睹这个国家的繁荣，更是为感受宽容精神和言论自由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比如1713~1743年30年间，伏尔泰因外交事务和私事去荷兰五次。所谓私事就是去见荷兰出版商，希望在荷兰出版他在法国被禁的书稿。虽然后来因出版商认为他的著作不赚钱而放弃出版令他愤愤然，伏尔泰还是对这个国家不吝赞美之辞：“阳光普照时，没有比海牙更漂亮的地方了。芳草连天，运河纵横，绿树成林。从海牙到阿姆斯特丹简直是人间天堂。我对这座城市充满敬意。它是世界仓库，港口停泊着一千多艘船。阿姆斯特丹50万居民，没有无所事事的人，没有穷人，没有小霸王，也没有无礼之徒……亲王走过，无人围观。人们只是劳作，低调谦逊……”

30年后，狄德罗在1773年和1774年两次去荷兰旅行，一共逗留8个月。他一路做笔记，于1780整理成《荷兰行记》首次发表。这本旅行札记后来很少被提起，几乎被遗忘。也许是因为笔记相当随意，结构松散，甚至凌乱，有时分不清是作者亲眼所见、道听途说，还是在复述同代人的记载。与通常的游记不同，狄德罗没有记录他的行程，很少描写风光或讲述他在荷兰的日常生活，但是详细记录地理特征、气候条件、物价指数、各行各业的工资标准、税收制度、法律程序、婚嫁风俗……他的记录经常如流水账，不带感情色彩，甚至有时景致描写都经常显得像地理教材，但间或会跳出生动的描写和精辟的观察。

狄德罗看到的是一个富裕而治安良好的国家：“（荷兰）犯罪率低是因为这个国家不那么贫穷。荷兰小偷比别处少，大路上没有劫匪。在这个沟壑、运河和河流还有堤坝纵横的国家，如何操持这个危险的行当？海牙地区八年间只判过一个小偷，阿姆斯特每年只执行六个死刑。”运河边上的美丽房屋、林荫小道和小花园令他想到传说中的中国风景。

荷兰的生活水平非其他国家所及，荷兰人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平地国的居民或者农民看上去自信而严肃，他们昂首挺胸，直视对方；他们的房屋、房屋周围和室内以及他们的服饰都显出生活安逸而整洁。我们不难感到他们致富并露富而不会招惹是非。”他描绘了这样一幅荷兰人群像：“他们衣着简朴，生活节俭，勤俭、富于同情心而勇敢。他们工作耐心，执着地实现自己的规划，谈判时随机应变，是杰出的商人、企业家和海上冒险家。他们坚守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他们直来直去，确实不像我们这么彬彬有礼，但是不难感受到一种和蔼可亲的态度。他们对外国人很好奇，你很容易走进他们的画室，他们会毫无保留地给你展示他们的版画。”

狄德罗显然不是去游山玩水的，读下来会发现他最关注的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和观念，议论多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 

关于荷兰如何以商业立国，狄德罗着墨不少，不乏真知灼见。

到荷兰旅行的人无不感叹港口和运河上停泊的无以计数的商船，狄德罗也不例外：“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多的船只。据称，仅荷兰省一省拥有的船只就比荷兰以外整个欧洲都要多。”狄德罗感叹荷兰全民皆商，不分阶层，满世界做生意，把国家变成了全球大商场，说除非是傻子，殖民地的荷兰人没有不发财的：“荷兰人如蚂蚁，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收罗所有稀奇、有用或者宝贵的东西，然后放到他们的商店里。

整个欧洲缺什么都到荷兰来找。荷兰是欧洲的钱袋子。”狄德罗如此评价荷兰人：“即使他们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商人，也是最了不起和最精明的商人。”荷兰人创造财富，而且有投资意识，后代并不坐享其成，而是再投资增加资本，积累财富：“巨大的财富是通过商业积累的，很少通过联姻。在这个国家里，贵族和权势无足轻重，商人继承一笔家产并不急于争取显赫的地位，而是通过工业或者经营使得资本翻一番，因此财富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要持久得多。”

这个商业大国的财富并非由国家权力掌控：“国家并不富有，但是国家有很多知道如何生财并管好钱袋的商人和官员”。他强调，国家权力越少介入，经济贸易发展就越有保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越接近民主的政府越适合商业国家，经济繁荣有赖于最大限度的自由。商人最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只要当局开始以教训或法规的方式介入管理，满盘皆输。”

他特别指出国家自由开放、宽松的制度是刺激经济繁荣的首要条件：“这种巨大的贸易往来固然源于漫长的海岸线和跨越广袤地区的两条大河。但最重要是具有自由意识的温和政府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来荷兰定居的人带来自己的财富和行业，使制造业在那里兴旺发达，只要他们留在共和国，他们享有的商业优势就得到保障。”这样经商氛围或许今天许多国家都难以企及。

荷兰地处法国列强和好战的德意志诸侯之间，经常被进犯，18世纪大不列颠帝国也开始与荷兰争夺海上霸权。狄德罗注意到以商为本的荷兰要在夹缝当中求生存，不得不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荷兰共和国的野心是致富而不是开疆拓土。荷兰人只想成为商人，他们的军队只是为了守护边境，海军只维护和支持商业增长。荷兰祈望和平，巴不得邻国之间开战，而不会选边站。战争削弱邻国，它则成世界上唯一的商业强国。”这样明智的策略无疑为荷兰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相对安全的空间。

二 

对独裁专制深恶痛绝的狄德罗自然会关注君主或总督的权限和百姓的权利。

在狄德罗眼里，荷兰的共和宪法比当时法国君主集权的宪法优越得多：“荷兰的百姓比其他国家地位高，荷兰政府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解释，因为荷兰政府是“民主与贵族”混合制，每个市镇是一个小共和体，依法治理，人人平等，贵族的作用只是保证社会稳定。那时荷兰贵族的确安多居在外省，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远不及法国贵族。这一点尤其引起狄德罗的注意，他多次强调荷兰王室或总督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无足轻重。比如公主生子，某省议会讨论派谁去贺喜，投票时一位酒商说“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就是王。”狄德罗借题发挥：“王位世袭是对君主制莫大的讽刺，绝妙地反衬出民主国家的好处。在法治国家里，不应该存在世袭职位，应该把位置留给有才能的人。”

伏尔泰曾特别提到在荷兰共和国，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阿姆斯特的市民是人。而几个经度之外，市民就是被使唤的牲口。”“几个经度之外”指的是俄国。狄德罗漫游荷兰时，也把“几个经度之外”的俄罗斯与荷兰相比较。狄德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彼得大帝曾在荷兰学木工，他成为沙皇后再次到荷兰旅行时对接待他的市长先生说:“我改善了我们国家的一切，只有我没有变；我还像从前一样是独裁君主。”彼得大帝在向荷兰宾客介绍“车刑”时竟然建议用手下一个农奴演示。当客人们说这样做太残酷时，他反问：“为什么？我的奴隶难道不归我支配吗？”市长回道：“也许在你们那里是这样，但这里不行。踏上荷兰领土的奴隶就是自由人，只属于他自己。”狄德罗说：“可见对一个暴君而言，奴隶算是什么。”

狄德罗注意到荷兰法治观念成熟，平等意识强，公民权、私有财产和自由表达受到保护，以任何名义私闯民宅都是违法的：“每个是自家的主人。公民自由权使得所有居民平等，不允许持强凌弱，不允许富人欺负穷人。法官在确保公民权益的同时，也捍卫了自己的权责。在私家屋檐下的任何冒犯都是犯罪。思想、言论和写作自由几乎无界限。官员待人接物自然而随和，姿态亲民，受到爱戴。傲慢而居高临下的态度为人不齿。”虽然狄德罗也抱怨荷兰不加甄别，广泛提供避难，也会使其他国家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但是仍然赞赏荷兰保障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庇护制度：“荷兰是所有自由之友的祖国，也是有些无赖的避难所。但无论如何这是不可侵犯的避难所。”

三 

在荷兰，宽容精神和言论自由已经不是抽象的理念，而已深入人心，这令狄德罗羡慕不已。

有一句话被谬传为伏尔泰的名言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无论谁说的，这种观念在两个半世纪以前的荷兰社会似乎已蔚然成风。不同的教会和平相处，“百家争鸣”，伏尔泰曾经调侃：“这里的歌剧很糟糕，但是加尔文教、阿民念教、索西尼亚教、拉班教、重浸等教派人士讲起话来都很精彩，头头是道。”

狄德罗也写道：“在这里，一个人不会因对童年和教育有偏见而给他个人和他人的幸福造成任何不幸的后果。他既不会成为迫害者，也不会是受到迫害。犹太教、阿纳巴教、路德教、加尔文教、天主教教徒互相帮助并且进行贸易往来，宗教观点不同不会影响人们的情感。”无神论者狄德罗注意到，荷兰人多信教，但反宗教的哲学家并不因此被打压：“这个国家的人很迷信，反对针对宗教的哲学思想，但是他们并不迫害这些思想家。”教会也不能强行传教：“尽管人民愚顽，但我在海牙看到让-雅克（卢梭）的信徒们不会顾及舆论，父母可以明确禁止孩子的老师传授教理，让《旧约》和《新约》远离孩子们，并且禁止他们对孩子说关于上帝、魔鬼和地狱的话，否则就赶走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还有很多文盲的时候，荷兰教育已经相当普及，特别法国当时还在为之奋斗的自由在荷兰已经进入教育理念:“荷兰有五所大学，每个村里都有学校。儿童教育发达，他们都会读书、写字、计算。他们不会缺少铅笔和本子，国家把纸张源源不断地送到他们手中。教育包括共和国的利益、本国历史、权利和自由，而且他们非常自由地议论摄政王。”

法国司空见惯的审查制度在荷兰也行不通。狄德罗听说，总督大人认为一部题为《无用的总督》的书太过分了，试图禁止著作发行。地方法官则说：“如并非如此，那么是否出版无足轻重；如果真如此，那让大家知道也没什么不好。”于是这本书继续发行。由此可见分权制度在荷兰也已建立起来。

当然宽容也有时代局限性。比如那时在荷兰同性恋是非法的。据狄德罗记录，同性恋人一般夜间出没，如被抓住就被扔进河里。不知是他道听途说还是有法可依。狄德罗对此只是八卦，未做道德评判。

狄德罗在描述荷兰时，对照的是彼时王权专制下的法兰西，因此着眼点多是荷兰制度与观念的优越性。狄德罗在荷兰旅行时，荷兰正处于一场经济危机的前夜，税收繁重，失业率上涨，他是否有所感？他并未提及。不过也难怪，“饿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时荷兰比起法国仍显得繁荣富足。不止一位与狄德罗同时期去荷兰的法国旅行者惊叹荷兰的城市里鲜有乞丐，而那时法国巴黎街头乞丐甚至饿殍则随处可见。狄德罗看到的黄金时代尾声的荷兰是个不会过时的理想国：“富裕而不虚荣，自由而不放肆，征税而不骚扰，赋税而不贫困。”

荷兰有什么不入狄德罗法眼的地方吗？狄德罗认为荷兰的建筑和雕塑艺术不发达，缺少美感。他还认为荷兰富人虽然热衷收购当代画家的作品，荷兰并没有多少大画家，甚至价值连城得的伦勃朗的作品中也没几幅能与拉斐尔的画媲美。这当然就是他个人的审美趣味了。

这本旅行笔记发表不到十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狄德罗这样的“哈荷”法兰西文人能否想见，随着路易十六身首异处，他们在荷兰亲历的民主共和体制、宽容精神和言论自由将伴随着怎样的血雨腥风才得以在他们的祖国实现？

今天无论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还是在像狄德罗曾经光顾的哈勒姆这样的荷兰小城的老城中心广场上，有心的游客经常会看到“三大件”：古老的教堂、17、18世纪的市场或股市还有市政厅。这一建构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建筑格局于其说是历史遗迹，不如说是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中转站。狄德罗说，到哈勒姆不能不去听美妙如人声的圣巴福大教堂管风琴。这架亨德尔、莫扎特、门德尔松曾经演奏过的举世闻名的管风琴至今仍会响起。听过一场圣巴福教堂的管风琴，走出教堂，面对夜幕中哈勒姆老城广场上18世纪的市政厅，我有点恍惚。所闻所见证明狄德罗笔下的低洼国的确是“史书上记载的国家”，但又好像是遥远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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