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杜甫当年有手机”

作者｜周超臣

头图｜虎嗅/周超臣

毋庸讳言，我是冲着戴锦华老师才跑去后厂村的，却意外迷上了李敬泽和王石——此王石非彼王石。

造化弄人，处处惊喜。

周四（11月26日）下午举行的第五届腾云峰会，10多位演讲和圆桌嘉宾及200余受众齐聚腾讯北京总部。今年的主题是“流动的边界”，分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一个演讲配一个圆桌，分别围绕“科技将如何重构新连接，催生数字文化新表达，帮助人类开启新旅程”进行，三个多小时紧锣密鼓。

最吸引我的毫无疑问是第一场圆桌：新连接。如开头所言，我是冲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老师来的，不过她是当主持人的。实在不懂腾讯怎么想的，戴老师作为比较文学的大拿，一个强观点输出型的文化学者，让她做主持人，不仅大材小用，更无疑是会抢去嘉宾不少风头的，事实也证明如此。

不过好在与之对话的嘉宾也不是吃素的，分别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和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王石。恕在下实在孤陋寡闻，当时看嘉宾名单时，一直以为是万科的那个王石。

这场“新连接”还要从李敬泽在圆桌开始前做的一个演讲开始，搞文学的总免不了要不说人话的，就是字都认识，凑在一起就让人微醺。万幸，李敬泽很好的处理了文学性和说人话之间的平衡感：

“疫情期间我闲着没事在那儿看杜甫的诗1444首，我发现如果杜甫有手机的话，起码四分之一的诗是不必写的，‘峰火连三月，家书抵万京’‘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写的都是什么？写的都是地理、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这种阻隔、这种不连接使得杜甫变成了一个在地理和空间的阻隔中去惦念着、去建构着他和世界联系的一位诗人。就是在这种惦念、在这种建构和书写中，他使得这个阻隔变成了一个精神的空间，变成了一个产生诗的空间。

“我们都知道李白和杜甫关系好，实际上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初次相见的时候在洛阳，那时候李白44岁、杜甫33岁，然后他们一起到河南转了一圈，然后又到山东转了一圈，此后再无相见。但也就是因为这个不相见，在后来漫长岁月里，杜甫写了二十多首诗来怀念李白、想念李白、思念李白。

我想如果他有手机的话，如果他和李白天天都可以刷微信、天天都可以——实在不行还可以打个电话，那么：第一这些诗不必写；第二他们的友谊很可能维持不了那么长时间。因为天天在这儿手机来手机去，微信来微信去，不知道哪一天一言不合，就像大家说的，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不是不可能，而是很有可能。所以这就是关于我们生活和我们文化中的连接与不连接。”

（虎嗅注：由于三位嘉宾说的话都过于强连接，以至于不敢对他们的文字动手动脚，所以本文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拿来主义）

能看出，相比于连接，他更推崇的是不连接。他认为，连接是我们的天性，但不连接也是我们的天性，甚至某种程度上不连接是我们更深的天性，是我们更根本的精神结构。

“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不仅与他人连接是困难的，我们甚至对自己都不连接，我们每个人恐怕都不能说我完全了解我自己。而且人还面对着一个绝对的不连接，就是与死亡不连接，我们无法连接我们的死亡。也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否定性，这个绝对的否定性就是这个不连接，人就是只能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栖息在这个绝对的否定性的身边，我们才能开始精神上的征程’。”李敬泽说。

虽然有些拗口，但他的话着实让人在冬日里醍醐灌顶，一如他所言：“我们可能强烈地意识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作为一个人，我必须确认自己‘我是谁’，‘我和别人不一样’；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可能也同样必须确认自己的边界何在，何以‘我是我’。”

在接下来的圆桌环节，戴锦华直言“在李敬泽非常幽默的机智的讲话以后，我们的话题似乎有点难于展开了”，如果不是恭维，我相信她的话发自内心。

戴锦华，拍摄：虎嗅

戴老师不愧是比较文学的大家，她的文字更适合阅读，而不太适合现场聆听，因为你无法停留下来仔细咂摸其语言的魅力。谈到当今疫情下那些断开的连接， 尤其是全世界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那些国家、城市和人民，这让她感觉我们的幸运“让我们有一点惭愧”：“很不恰当地想到燃烧的罗马城和罗马城中的宴会，有的时候，非常负疚地感觉到自己是在燃烧的那个城市的宴会之上。”

她无疑是个好的学者，但她也无疑不是一个好的主持人，她的开场白就占了很大的篇幅，以至于我们沐浴在她的文学性的语言里晕头转向的同时，亦替坐在一旁的李敬泽和王石略感寂寞。

在漫长的开场白后，终于进入了正题：“滥用主办方给予的身份，我就要进入到我主持人的格局当中了，第一次拿了手卡，我想对两位嘉宾提出一点带有命题作文式的提问。”

戴锦华问李敬泽：除了尽人皆知的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我们的文化的自我追问之外，你自己在这种写作和这种写作的选择之中，你自己的个人的内部动力是什么？

李敬泽说，他将之当作一个精神游戏和连接游戏：“除了宏大意义上的、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国的重新体认之外，对我个人来说，一个巨大的趣味其实是一个面对他者和理解他者的一个连接游戏，我把它看成一个充满了挑战性、充满了乐趣的连接游戏。”

这里的他者是一个敌对的对象，是一个否定性的力量。

二者的交锋是一个有意思的小高潮，能感受到二者对文字的运用和精准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比如这段：

戴锦华：古人对于你的“他”，仅仅是由于时间的距离吗？

李敬泽：肯定不是因为时间的距离，因为他就是他，是因为实际上我们正是在这种比较中，才能意识到他是他。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包括我自己写的文章，我自我阐述的时候，我老说我是在学庄子，我是在学什么，结果有一天人家告诉我，另外一个朋友说，说他的文章全部都是西方文学来的，其实特别有意思在于我觉得他说的对。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从普鲁斯特到尤利西斯，几乎对我们来说就是我。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反过来面对他，面对着面对着，最后我还要宣称那个他，也就是我。

戴锦华：仅仅是宣称吗？

李敬泽：我觉得这是一个往复的过程，到最后也许就是在我这样的一个追认中，一定程度上这个他也就成为了我。

又如：

戴锦华：我还受命，关于你的问题，我没有读过你这样的文章，前面的文章我是读过的，问题当中说有时候你批评中国文学缺少专业性，有这样的批评吗？

李敬泽：我没有这样的批评。

戴锦华：好，如果我们说中国文学可以具有某种专业性的话，我的理解就是它的媒介性，就是我们对于文学自身的媒介性的自觉。

李敬泽：因为“专业性”本来就是一个很含混的词，不知道它的发问前提是什么，如果你仅仅指艺术的技艺层面，那么我觉得这基本上是无的放矢的，必须说我们也非常有技艺和非常精湛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时候专业性过强了，就是有时候我们作家是太把自己当个作家，在这个世界上太给自己弄出一个身份一个位置，这正好就是作家，而且不仅把它变成一个艺术位置，而且要变成一个生活位置，这就是一个作家。我觉得这其实是个挺大的问题。

李敬泽，拍摄：虎嗅

如果说戴锦华跟李敬泽的对话充满文学性和哲学性，那么王石更多带来的是感动。1994年起，王石主持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领导工作，至今26年，今年将出前十三部，接下来两年把剩下的出版完。他说：“他每次提到今注本《二十四史》的时候，心里边都很激动。有一次在会议上谈这个事情的时候，竟然当着那么多人面大哭一场。为什么大哭一场？因为难，太难了！”

他本来以为5年就可以做完，没想到一做就是26年。他举了两个例子，听完让人鼻头发酸、眼眶发烫：

“所有第一稿完成之后，我们当时有个约定，校三遍就付稿酬，结果校对五遍也付不了。后来没有办法了，我就说大伙起诉我吧，说我诈骗，一起诉我说不定就有钱了。有人刊布出去，王先生没有别的想法，就想做点好事，怎么把他关起来。一些学者说万万不行，不忍心这样做。

“还有一个事情是这个中间不断有像万绳楠这样老一代的学者离开我们。我举一个例子，《隋书》校注和注释，开始第一代主编是杨志玖先生，2002年去世，他的学生马俊民接他来做，2012年又去世了，马俊民的学生张玉兴开始接过手来做。也就是他们三代人完成了这个注释。

“马俊民把他应该完成的稿子写好了以后，整整齐齐的码在书桌上就走了。我心里面特别难过，没有看到它印出来，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完了，好像在跟我说，王先生，你们委托我的事我们完成了，稿子都在桌子上整整齐齐放着，就交给你了。

“像这样的书，出版的时候我很欣慰，可以告慰马先生这样的人，这些历史学者都很俭朴，收入也很低，但是我觉得他们完成了这件事情。

“刚才主持人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是想，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来读《二十四史》，但是我们至少为研究界、为读史的人提供了一种工具，我们现在书的出版也可以说是一本新书，因为注释量是原书两倍，《二十四史》从《史记》开始完稿两千多年，一共有3000多万字，今注本是1.4亿字，全部出完以后大概有四百多册。

……

“前不久我看到许倬云先生关于历史学的看法，我觉得很好，他说和人文科学最接近的是历史。说‘艺术可以让人们借此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欣赏美，而历史是另外一种，历史让人们认识自己’。常常听人说看的史书可以接受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有时候说起来，没有看到谁从历史上接受过教训。”（中间有一大截内容偏敏感，为了保护老先生，故删去）

期间，王石引起了数次掌声，这样一心做学问的人理应得到这个时代的厚爱，当我在朋友圈里把这件事写下来的时候，一位朋友评论道：“如果是另一个王石，就不存在钱的问题了。”

王石，拍摄：虎嗅

通过这场对话，让我们相信，中国还是有不少踏实做学问的人的。这当然也要感谢一直自诩站在科技与文化的十字路口的腾讯，把这些人拉到一起，有这样一次不算完美、但却让人发现新大陆般的文学交锋。

“腾讯现在似乎非常喜欢干各种与文化相关的苦差事。”虎嗅曾在2019年8月的一篇文章《腾讯的“文化苦旅”》中写道，“在新文创这件事上，腾讯也不得不亲自下场，经历自己的一段‘文化苦旅’。”

最后，戴锦华老师抛给两位嘉宾一个问题：“谈比较文学无外乎一个清晰简单的坐标——古今中西，当我们说古今中西的时候无外乎讲时间上的连接和空间上的贯通，跟二位工作吻合，和刚才思考的问题紧密连接。但一边是历史线性过程把我们带到今天，尝试回头、尝试连接、尝试回收，但自身又处在时空乱入全球流动的时代，充满着错位、充满着连接故障，一个高度系统化但又遍布着BUG，要不断的用补丁修补，可能一个补丁会创造更多的BUG，这样一种硬件同时是人文、社会生态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请两位先生各自用3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简短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种双重状态之下怎么思考作为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感和主体感？”

王石坦承他没有很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刚才听了李敬泽一番话，感觉到今天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有一个悖论紧跟在后面。你说任何一句话，旁边都会有一个小孩跟你说“不是这样的”，或者“不全是这样的”，“相反情况也成立”，甚至不止一个小孩，是好几个小孩，让我们常常感觉到无所适从。

昨天（11月25日）在青岛有一个关于中日韩交流的话题，农业方面的专家非常严厉批评了农药和化肥的问题。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人说，如果不用农药和化肥，我们立刻要饿死；但是用了农药和化肥，我们会慢慢的死。在慢慢的死和立刻饿死的情况下我们总要有一个选择，所以现在选择用农药、化肥似乎是合理的。所以，激烈的批评农药和化肥也会带来它的问题，就像李敬泽刚才说的，连接和不连接都能说出一大堆的好，而且现在我感觉到文化面临着科技的问题、面临着商业的问题。

现在文化界的人对商业问题常常很敏感。可当我们想一想，无论是巴黎这个圈子、东京这个圈子、纽约这个圈子，这样一些非常繁盛的商业领域里面，文化也在里面，文化的发达和繁荣也在里面，就觉得商业好像也在带动着文化，可是又在破坏着文化。

当科技来到文化中间的时候，常常听人说“科技给文化插上翅膀”，但是李敬泽刚才说了一句话：人性、人文、人类理性、善意这些东西恐怕也是个底线。就想起美国有个世界史学家斯塔夫阿里诺斯（代表作《全球通史》），现在中国的大学包括北大也在用他的全球史教材，他就说到一个事情值得我们警惕——“科技、技术、能力总是比人对科技、技术、能力真正的驾驭要早半步”。人类常常为这个事情要付出代价，就像是我们已经有能力、有技术可以做出核武器，但我们还没有能力和理性去控制核武器，在这个时间差的时候，人类会付出教训。我们一面在获得商业和科技的注意，一面也在接受其给我们带来的损害，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李敬泽说：“我现在还有1分23秒。戴老师提出的问题真的是1分23秒回答不了，1小时23分钟回答不了，1天23小时还是回答不了。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历史境遇比五四还要复杂得多，至少五四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古今中西，方位感是清楚的。现在的问题是古今中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搅合在我们身上，谁也不能说我身上只有中、古、今、西，（现在）古今中西都我们身上。所以，在一个如此复杂的境遇里面如何确立我们的主体性，这可能真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时代面临的大问题。0，到了。”

一场文化的饕餮，棋逢对手，见好就收。但也是遗憾的，这样的对话，应该给足2小时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