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最好的钱，往往流向最不需要它的人那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ID：postlate），作者：张潇雨，原标题：《“我最喜欢闪耀的你”》，题图来自：《寄生虫》剧照

一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上午，几万深圳人在等待一个摇号结果。

这次的主角是 “天健天骄北庐”， 本地最热的楼盘之一。“天健天骄” 位于福田莲花地段，一路之隔就是著名的香蜜湖豪宅区。小区配套了地铁、酒店、商业综合体与知名幼儿园学校。卖相极佳。

最关键的是，“天健天骄” 这次开盘，均价定在了 11.4 万 / 平米左右——为了管控楼市价格，如今政府要求新房价格要经过审批才能开售——但旁边二手房的价格已经来到了 14 万 / 平米以上。这接近 3 万 / 平米的价格 “倒挂”，意味着 “买到就是赚到”。

这两年，各地政府陆续发出了很多像这样的 “百万红包”。深圳但凡品质稍好的新盘，都获得了 “开盘即售罄” 的秒光待遇。四月国内外疫情正盛，“招商太子湾·湾玺” 加推了一系列五到六居室的公寓，最低 2900 万 / 套，半天就销售一空，引起还在争抢口罩的老百姓的一片惊叹。于是人们借鉴了 A 股用语，把摇号买新房的过程叫做 “打新”。这么多年，在楼市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股市，也算有文化输出了。

然而，天健天骄的 “打新” 来到第 160 号的时候，系统上显示仅成交了 113 套。大热新盘放弃的人达到了三成，是极度反常的现象。原因只有一个：这和楼市降温无关，只是精明的消费者的真实投票。当茅台增加了出厂量，五粮液也会卖得不好。

现场，一批天健天骄的申购者在同时刷着另一个楼盘的摇号结果——华润·润玺一期。“润玺那边还要一会儿才能结束。我两边都申购了，得看看那边有没有选上，再决定这边怎么办。那边的差价还要更大一些。” 一名现场的购房者说。

等到上午十一点多，润玺一期 9687 个选房顺序全部摇出，如果没人放弃的话，他们中的前 1171 名可以买上期盼已久的房子。这次开卖的最小户型是 100 平米的三居室，审批均价为 13.2 万 / 平米。而在 “贝壳找房” 上，旁边二手房价格已经是 18 万 / 平米的水平。按照这个数字，哪怕抽中的是最小户型，也相当于赚到了 500 万。“你还想挑位置？挑什么位置，这就是买彩票，你摇中号相当于中了奖，随便选。”

润玺的开发商是著名的央企华润置地集团。虽然名叫一期，但实际是地块上的第四个项目。2007 年，华润置地拿下深圳的大冲村旧改项目，经过七年时间艰苦的清退和重建，终于以 “华润城·润府” 的名字在 2014 年开盘。

那一年，正是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傅育宁上任的第一年。2010 年 9 月，深圳召开了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傅育宁作为国有企业代表发言。彼时，傅博士是 “再造招商局” 的功勋人物，而四年之后，他因前任董事长宋林贪腐案空降华润，开启自己的执掌历程。

傅育宁上任三个月，润府第一期项目开盘，价格是 4.5 万 / 平米，当日售罄。次年 12 月，润府二期上市，同一地块的类似房型，均价已经来到了 7 万上下，再次秒空。2018 年第三期，报价 8.5 万，看似涨得不多，其实还是限价的结果——旁边前两期的二手房已经涨到 11~12 万。于是，几百套房在雨中被疯抢一空。

六年时间，从 4 万多到 18 万多，没有多少深圳人的收入能跟上这个速度。不过特区三十周年大会，一共四位企业界代表上台。除傅育宁外，还有两位优秀民企代表，一个叫王传福、一个叫马化腾。回看比亚迪和腾讯的股价，六年涨幅倒是超过了深圳的房子，不得不钦佩政府的选人眼光。剩下的一位，是境外投资企业代表李嘉诚。过去几年，李嘉诚从内地楼市有序撤退，200 亿美元的身价不上不下、徘徊很久，连续被几名互联网新贵超过。有人讥笑 “李超人” 卖楼卖在了半山腰，谁知疫情期间 Zoom 股票疯涨。有心人一算，八年前入股的李嘉诚，这一波赚了 100 亿美元。

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虽然想要买到润玺一期，每个家庭都要冻结 350 万人民币，但这次 “打新” 并不全是富裕炒房客的盛宴。一个佐证是，本次摇号入选资格，不仅向首套房家庭倾斜，而且上万入选者里，社保最少的也交足了 51 个月。后来有报道说，一名孙女士中得头彩，可以第一顺位挑选，而她不但名下无房，之前还已九次打新陪跑。记者问孙女士，社保交了多久，答说，135 个月了。

深圳特区三十周年，表彰了三十位杰出人物，其中两位和房地产相关：深房集团的原总经理骆锦星，与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2020 年，人们发现，在特区 “四十年四十人” 的名单里，地产商的名字已不见踪影。十年时间，斗转星移，有的人乘风破浪，有的人蛰伏转型，而有的人终于抢上了一千多万的刚需房。

二

2020 年末，几大国际金融机构发布了同一组数据：在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里，22% 的美元，是在这一年里创造的。而 2008~2020 这十二年里，美联储印出了八成多的美元。 

“印钱” 是个直白易懂的说法，在更正式的场合，它被叫做 “量化宽松”“流动性注入” 或者 “资产负债表扩张”。世界经历过金本位时代，那时国家想要发行货币，都要和开采出来的黄金数量挂钩，钱印多了和废纸无异。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霸主，在布雷顿森林这个疗养胜地，牵头成立了一个新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自此美元又多了一个名字，叫做 “美金”。然而不到三十年，人造体系敌不过经济规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正式脱离黄金，变成了以政府为背书的 “信用货币”。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伯南克为首的美联储，在研究了历史几次大萧条和经济衰退之后，决定向市场注入天量货币。互联网时代，一切都是虚拟。全球央行无需真正地开启印钞机，只需在电脑里敲下几个数字，万亿美元就能凭空创造，然后流向各地。

传统经济学理论说，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必定引发通货膨胀。但几次操作下来，各国发现，日常用品虽然总会涨价，但幅度并不如想象中的可怕。后来有学者直指端倪，由于如今世界贫富差距过大，创造出来的美元大部分都流到了富人手上，他们早已吃穿不愁，多出来的钱就都投到了资产里。于是全球股市房市高企，富人身价节节升高，而穷人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填补温饱。放水十二年，美国前 1% 人群的总财富已经和剩下 99% 相当，是 50% 相对底层人群的十几倍。在财富的跑道上，劳动人民已被甩得不见踪影。

新型资本游戏，总有人更快地掌握规则。麦当劳一贯被认为是美式资本主义皇冠上的明珠，但从 2016 年开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 “所有者权益”（也叫 “净资产”）的一栏，数字显示为负，这是 “资不抵债”，行将破产的前兆。此后几年，情况并无好转，麦当劳如果放在中国，已经够上了退市条件。

当然，这只是一个会计现象，咖啡巨头星巴克、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等名声显赫的大品牌，资产负债表全都有此奇观。个中缘由也并不高深：在低利率环境下，不少公司发现了一个妙招，如果能以极低的成本向银行借债，那不如把借来的钱直接用来分红，或回购股票推高股价。等到股价提升，市值增加，就可以继续借债，然后接着分红回购……2013~2019 年，麦当劳公司利润区区 300 亿美元上下，但分红加回购接近 600 亿之多。别忘了，董事与高管们的薪酬可与股价挂钩。股价飞涨，自己的身价也水涨船高。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台一本万利的永动机。

另一个精通此道的宝藏企业，是 2020 年频繁出镜的波音。金融危机之后，波音股价表现平平，直到 2013 年开始才缓慢上涨，但从 2016 年起，公司股价如客机拉升般起飞，三年翻了四倍，那正是公司开启巨额借债回购的开始。靠着这种炫目财技，在乘载着 157 名乘客的 737-MAX 坠落的前几天，波音股价创下新高。

如果你想问为什么银行默许这种合法的“庞氏骗局”，答案可能是，印出来的钱如果不给这些优质企业，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好去。这可能就是金融的本质：最多最好的钱，往往流向最不需要它的人那里。

也许世界曾试图修复这种荒谬，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人措手不及。面对百年难遇的灾难，美联储与各国央行持续开动印钞机，全球股市、黄金白银、纽约伦敦的房价与各国失业率同时达到高点。艰难时刻，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们在社交网络上反复探讨远程工作的优点，但其实底层人民的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难以居家完成；加上他们更多依赖公共交通、环境流动复杂、所处之地往往也人口密集，所以防疫更加艰难。

享誉世界的硬派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代表作叫《八百万种死法》，标题说的是纽约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城市里人们都在离奇地死去。对于八万个纽约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小说标题与现实并不太远。在曼哈顿 39 街附近，停着不少冷藏车，里面存放着数百具至今无人认领的，新冠肺炎死者的遗体。它们中有的人无家可归，有的人家里无力承担葬礼费用，只好把亲人留给政府处理。据说，那些车会一直停留在那里，直至疫情结束，最终被送往哈特岛安葬。

这年四月，“梦工厂三巨头” 之一的大卫·格芬（David Geffen）在 Instagram 上发出一张照片。照片背景是绝美的夕阳，而画面的主角是他的超级游艇。这艘游艇名叫 “旭日号”，是他十三年前以 5.9 亿美元的价格从 Oracle 的创始人拉里·埃立森（Larry Ellison）那里买来。“旭日号” 有五层甲板，82 个房间，酒吧、温泉室、健身房一应俱全，还有一个连导演斯皮尔伯格都赞叹不已的私人电影院。大卫·格芬为照片配上了文字：

“昨晚的日落……在格林纳丁斯（群岛）进行隔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保持安全。”

三

面对这个奇诡的世界，一些年轻人选择另辟蹊径。

2010 年，大学毕业不久的王宁，在中关村欧美汇开了一家潮品杂货店。他参考日本的 “LOFT” 和香港的 “LOG-ON”，售卖各种有意思的玩具、杂货和潮玩产品。王宁把这个店的名字叫做 POP MART。他想，如果做得好，“泡泡玛特” 就是文创界的屈臣氏或者沃尔玛了。

几年时间，杂货店生意艰难转入正轨。王宁发现渠道生意太苦，不但利润微薄，与顾客的情感联结也很弱。变化发生在 2015 年，年末盘点时，泡泡玛特的团队发现，一款来自日本的 Sonny Angel 玩偶销售非常之好。而且由于玩具火爆，很多顾客开始和公司互动，甚至在微博上直接 @ 王宁，分享自己玩 Sonny Angel 的感受。

王宁隐隐觉得这就是公司的未来。他在微博上问，“大家除了喜欢 Sonny Angel，还喜欢收集其他什么呢？” 在几百个回复里，将近一半的人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Molly”。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价值百亿的微博。那一年，泡泡玛特决定彻底转型，将其他品类砍掉，把业务聚焦在潮流玩具上。微博发出的四天之后，泡泡玛特的团队就出现在了香港著名设计师王信明（Kenny Wong）的工作室里，正是他设计出了 Molly 这个形象。王宁后来回忆说，“一屋子全是一流的设计作品，但没有被商业化。就像是找到了还在餐厅唱歌的周杰伦。”

后来的故事就是历史。从发现 Molly 转型潮玩开始，泡泡玛特从一个每年营收四五千万，年年亏损的小生意，一跃成为销售额接近 20 亿，利润几个亿的当红公司。2020 年 12 月 11 日，泡泡玛特在港上市，首日上涨 80%，接近 200 倍的市盈率，让公司收盘市值达到了近千亿港币。

潮玩固然吸引力大，但 “盲盒” 的设计机制更加令人欲罢不能。所谓盲盒，指的是在拆开之前，顾客是没法看出盒子里面到底装的是哪一款玩偶的。一套泡泡玛特的盲盒系列，通常有十二个基础款式的玩具，每个售价在 39~79 元，而每十二套里还会有一个隐藏款式。当然，如果你想确保获得稀有玩偶，闲鱼上 3~200 倍的转手价格在等待着你。

和迪士尼以影视作品为源头的 IP 玩具不同，像 Molly，Pucky，Labubu 这样的潮玩，背后并没有故事支撑。“Molly 之所以能成为大家喜爱的形象，背后的逻辑更像是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它把自己的灵魂掏空，你可以把你的灵魂装进去。”

虽然单个盲盒并不算贵，但很多粉丝一买就是上百个，开销实属不低。泡泡玛特刚开始蹿红时，不少国内券商的资深研究员难以想象，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这种东西大把花钱，调研几圈他们得出共同结论：家里有房的年轻人发现，如果不需要还房贷，日子可以过得相当滋润；而家里没房的一批人想的是，反正一线城市的房子也买不起，钱还不如用来取悦自己。

就这样，当金融资产价格突破天际，以一切方式表达自我变成了投资炒股之外的另一种美德。汉服、JK 与 Lo 裙让年轻人表达个性；抖音网红、B 站 up 主与油管上的 VTuber 们变成了他们理解世界的工具。还有人不甘人后，倒卖起了球鞋与显卡，他们在社交网站上高呼：中年人买特斯拉股票实在太无聊，在我们这里，“北卡蓝” 的 OFF-WHITE x Air Jordan 1，才是最有价值的理财产品。

“盲盒” 的核心机制在于在花费不高的前提下，给人 “开奖” 般的期待和快感。早在明治末期，日本的百货公司为了刺激消费、清掉库存，就发明出了 “福袋”。它们在新年期间把各种商品放在一个袋子中，里面内容不予公开，但往往价值高于售价。神秘感加上性价比，让 “福袋” 大受欢迎，百货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后来，“福袋” 变成了 “扭蛋”，进入了日本的模型市场。东京成田机场的 T2 航站楼里，有长长的几排扭蛋机，它们的作用就是，让游客把身上最后的硬币与零钱留在这里。

在如何让人更好地花钱这件事上，资本主义似乎达成了共识。原子世界里的 “盲盒”“扭蛋” 与 “福袋”，在比特世界里就变为了眼花缭乱的 “抽卡氪金”。在虚拟世界，你可以拥有神秘角色、定制座驾、稀有皮肤 ...... 一切只需要充值就能搞定。上市之后，身价已经可以买上几亿个盲盒的王宁如此解释这种现象，“有时候你会发现，连最有钱的人都会限制自己的刚需。如果只是吃饱了一顿饭，不会带来满足感。但是有一个项目可以把你发射到太空舱里面吃一顿牛排，会有满足感。精神类的东西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感。任何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做精神类的消费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变得无比的慷慨。”

话音刚落，腾讯发布了 2020 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在《王者荣耀》庆祝五周年之际，这款游戏过去十个月的平均日活已超过一亿。

四

在凯恩斯主义者的眼中，一次经济危机是这样形成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卖不出去；商品卖不出去，导致企业效益下降；企业效益下降，导致员工收入减少与就业困难；普通人收入锐减，带来购买力下降；购买力下降，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商品继续卖不出去….. 所以就有了那个令人悲伤的对话：

“妈妈。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我们却不烧煤？”

“因为我们买不起煤，宝贝。”

“我们为什么买不起煤呢？”

“因为煤太多了。

所以想要对抗萧条，就要提升人们的消费能力与倾向。当然，和哈耶克不同的是，凯恩斯认为自由市场有天然缺陷，只有政府积极地引导经济发展，国家方可长久繁荣昌盛。

2020 年 6 月 22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文中写道：“…... 鼓励外贸企业充分利用网上销售、直播带货、场景体验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这并不是第一份类似的政府文件。在此之前，杭州余杭区已经发布最新政策，明确 “对有行业引领力、影响力的直播电商人才，可通过联席认定，按最高 B 类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享受相关政策。”

国务院《实施意见》发布的第二天，上海市崇明区公示了 2020 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名单。李佳琦的名字赫然在列。

1992 年，李佳琦出生在湖南岳阳。他在南昌大学修习了艺术与设计专业，毕业之后，成为了南昌欧莱雅的一名 “柜姐”。李佳琦工作勤奋、亲和力强，当时很多顾客不愿意自己试用样品，他就把口红直接涂在自己嘴上。

2016 年底，网红机构 “美 ONE” 举办了一场淘宝直播比赛。当时已经是分公司销售冠军的李佳琦脱颖而出，签约美 ONE，开始了自己的直播生涯。最开始，他的直播间只有几百人观看，李佳琦会在开场与结尾给大家唱歌。如果有人调侃他的声音，他就会害羞得满脸通红。尽管起步艰难，李佳琦还是始终坚持，最拼命的时候，他可以一年直播 389 场。成名之后，李佳琦接受《智族 GQ》采访时说，他十岁的时候买了一张孙燕姿北京演唱会的 VCD，反复看过几十遍，心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明星。

安徽女孩黄薇曾经也有个明星梦。2003 年，18 岁的黄薇去北京帮母亲的服装店打下手，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丈夫与工作伙伴的大三学生董海锋。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就在动物园批发市场租了个六平米的档口卖服装。两年后，不安分的黄薇参加安徽电视台的选秀节目 “超级偶像”，获得冠军。她签约环球唱片，成为了陈奕迅与潘玮柏的师妹。“那个时候我是满怀热情地做这份工作，真的，就每月 2000 块钱。” 黄薇在《人物》杂志的专访里这样说。

然而事与愿违，制作出的专辑和黄薇想象的差距太大。黄薇意识到自己 “在职业规划上没有发言权”。于是，夫妇重回老本行，重新开起了女装店。2013 年，两人感到新时代来临，关掉线下门店全面进军电商。到了 2016 年 7 月，黄薇在淘宝参加了一个叫做 “连秒 10 小时” 的线上活动，大获成功。那时，淘宝直播刚刚诞生三个月。

接下来的三四年里，两人的命运开始交汇。李佳琦的 “Oh My God，买它” 成为了千万女生每晚聆听的咒语，而黄薇的名字已经变成了 “薇娅”，如今她是当之无愧的淘宝第一带货女王。李佳琦和薇娅已经不用再做明星了。从某个时间开始，他们的直播间成为了明星必争之地，大大小小的主播、歌手、演员们络绎不绝，争相成为两人身边的配角。如果你在屏幕前蹲守两个月，就能看到中国的半个娱乐圈。

消费盛世之下，大企业们都来分一杯羹。京东组织再造重整旗鼓，快手推起了自己的顶流主播，阿里视崛起的美团为头号劲敌，字节跳动每过几个月就要被传进军电商。2020 年末，你能想到的中国最大最有权势的互联网公司，又在开打一场 “社区团购” 的战争，对于它们来说，这是统治世界之前的再一次生死存亡。

2018 年 6 月，随着正式提交招股书，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发布了一封致股东信。在信中他说道，如果闭上眼睛畅想下一阶段的拼多多，它会是一个 “将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多维空间”，一个 “Costco 和迪士尼（即集高性价比产品和娱乐为一体）的结合体。”

2020 年 11 月，你可以在媒体上读到这样一条通稿信息：

“《奋斗吧！主播》是由优酷、淘宝直播共同发起，厂牌文化联合呈现的跨界主播职场竞技综艺。由杨天真担任项目发起人，薛兆丰、雪梨担任项目顾问，黄奕、蔡少芬、陈法蓉等 25 位跨界艺人担任见习主播。

该节目历经为期三个月的竞技养成和直播实战考核，最终选拔出 TOP 4 最强电商主播，入驻天猫官方直播间，获得天猫官方扶持资源。”

你看，在这一刻，消费与娱乐，终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五

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狂奔，全民收入暴涨，《广场协定》让日元升值一倍。为了弥补汇率提升带来的出口受挫，日本政府开足马力放水：降低利率、减少税务、大力放贷。空气里充满着金钱的气息。

需求旺盛，所有企业都开足马力生产，求职者变成了抢手的珍稀品。那时，大学生只要去听宣讲会，就可以被内定录取，顺便在六本木公款吃一顿高档寿司。夜晚，上班族们挥着万元纸钞争抢出租车，然后去酒吧一掷千金。高端法国餐厅 Robuchon，人均消费五万日元起步。圣诞夜的总统套房里，是一年前就预订好了的年轻情侣。走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中年男子对着年轻的女孩子说，请让我买些你想要的东西送给你。

大量的钱流入房市，日本地产急速升值，人人都想买房。有些楼盘因为申购人数太多，不得不使用摇号的的方式发售。一位母亲因为有两个孩子，很想摇中一套，但中签率只有 1/3700。采访她的 NHK 电视台安慰她明年继续。第二年，中签率来到了 1/6200。

几年时间，日本在弹丸之地的国土上盖了上千个高尔夫球场。为了满足东京客人的需求，没雪也没山的千叶县，生生拔起一个 400 亿日元造价的室内滑雪场，一天电费就要上百万人民币。

消费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图腾，随之崛起的是金融与借贷。人们发现，挣钱是如此容易，所以暂时买不起的，先借钱买也没关系。五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出现大量的消费信贷公司，等到八十年代中期，四大巨头 Aiful，Acom，Promise 与 “武富士” 的行业格局已然成型。

武富士的创始人名叫武井保雄，他出身贫寒，中学辍学后进入飞行学校，但日本二战投降后沦为失业大军。他卖菜摆摊四处流浪，暗中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很赚钱的生意，放高利贷。“借给一个企业很多钱，不如借给很多人很少的钱。”1966 年，武井保雄利用倒卖大米的资金，在东京租了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设立 “富士商事”，开始向个人发放小额贷款。

人的直觉有时候超越数据。武井保雄把客户群锁定在了家庭主妇身上。他不仅坚信女性违约的概率比男人要低，还创造了独特的风控体系。武井对下属说，不要把钱借给那些不打扫厨房、厕所的主妇，这些人更有可能欠钱不还；而如果孩子很有礼貌、家教良好，那么无论怎样她们都会把欠款还清。日本人最重体面，如果欠钱不还，马上就有一纸公告贴在门牌下面，到时候左邻右舍都知道你欠了外债，这对一个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1974 年，武井保雄的公司更名为 “武富士”，外号 “日元商店”，意指日元在这里就是普通商品。根据统计，武富士资金成本大概是 1.85%，而放贷出去的利率可达 30%~200%。很多日本工薪家庭，超前消费已成习惯，加上贷款周期相对短暂，竟然默默接受了这巨额利息。短短时间，武井保雄就一跃成为消费者金融大亨。

1998 年 12 月 2 日，武富士在东京上市。次年，武井保雄成为日本首富，《福布斯》排行榜上，他以 78 亿美元的身价名列日本第一。排在他后面的，正是过几个月就要借互联网之风登顶世界首富，又急速坠落的孙正义。

首富当然有首富的个性。武井保雄独裁多疑，他对高管如果稍有不满，便会马上将之扫地出门。在公司内部，他要求员工每天宣誓、表达忠诚，尽管武富士的离职率之高人人皆知。武井虽然富可敌国，但在员工待遇上却相当节省。日本政府曾大力整治企业要求职员无偿加班的不良风气，但武井始终拒付任何加班费，等到员工告上法庭，法院判处公司必须支付 35 亿日元的赔偿。他还极度迷信，常让算命师参与公司大事，办公桌上摆着一本日本 “黄历”，每天按照吉凶之示，安排自己的行程。

帝国必有其爪牙。在很长时间里，武井保雄都会高薪聘请退休警员担任 “顾问”，并建立了警方背景的贷款催收队伍，和各方势力暗通款曲。公司上市之前，他把部分股票转让给了日本的部分政治家和高级官僚们，结成利益同盟，可谓黑白通吃。

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人民收入开始大幅下降。但由奢入俭太难，人们仍有巨大的消费惯性。在债务危机与催收高压之下，一些日本民众选择了极端行为。21 世纪初的几年里，日本每年都有上万人因经济问题自杀。

帝国崩塌始于微末。2000 年 6 月，日本知名记者山冈俊介开始调查武富士的肮脏手段。武井保雄发现之后，派出公关团队软硬兼施，希望对方能够手下留情。然而这名记者毫不屈服，对送上门的金钱美色无动于衷，并试图报警。武井保雄与手下商议之后决定，和一家侦探事务所组成秘密窃听小组，窃听山冈俊介的所有通话。之后，窃听范围扩大到了武富士的所有高管。

2003 年，“窃听风云” 曝光，这项前所未有的丑闻令举国震惊。武井保雄随即被捕，并辞任公司董事长。年底，他获判三年监禁，缓刑四年执行。但后来有日本媒体报道，武井保雄只是名义上不再担任公司职务，实际上武富士的大小事务，都由他在离公司总部 30 分钟车程的公寓里拍板决定。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日本政府。2006 年，政府与最高法院颁布《利息限制法》，规定十万日元以下的借款，年利率不能超过 20%。更关键的是，法案里还附带了一项利息返还的规定。简而言之，之前消费信贷公司们收取的超额利息可被追溯，每一分一厘都要归还。

按照法规，武富士需要返还两万亿日元，涉及人数超过 200 万。消息一出，要求武富士还钱的客户蜂拥而至。大厦将倾，几个月后的 8 月 10 日，武井保雄因肝衰竭在东京家中去世，终年 76 岁。

那天，低迷了很久的武富士股价应声上涨。

尾声

2020 年 2 月，第 92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韩国电影《寄生虫》一举获得四项大奖。当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外语片出现时，全场欢呼起立。

影片里，穷困的金司机一家住在 Wi-Fi 信号时有时无的地下室，靠折 pizza 外卖纸盒维生，交不起两个孩子的大学学费。家境优渥的朴社长出任科技公司高管运筹帷幄，全职太太在安藤忠雄风格的别墅里掌管大局。机缘巧合，金司机的女儿变成了朴社长儿子的家教，两家人开始产生奇妙的交集。

“有钱人家的小孩，连衣服都没有褶皱。钱就像熨斗，把一切都熨平了。” 这是导演奉俊昊留给电影史的经典台词。

《寄生虫》里充满隐喻，在一顿午饭、一块石头或一幅画像里，你可以看到贫富差距、社会风潮与半岛局势。众多精彩桥段里，有个细节仍然值得反复咀嚼。金司机上手豪车熟练，过弯咖啡不洒；金太太彬彬有礼，把雇主家打理得井然有序。两人的儿子能说英语、女儿也擅长平面设计，他们并不像是生来就住在地下室的 “蝼蚁”。影片给出一个细节，金司机和另一个 “寄生家庭” 的男人都提到，自己原本自给自足，但投资了 “台湾古早味蛋糕店” 之后，破产落魄至此。

典故来自真实事件。古早味蛋糕源于台湾，是一种混合了面粉、黄油、牛奶与鸡蛋的海绵蛋糕。蛋糕经过烤制，出炉时细腻绵软，一大盘现切装盒，视觉上也颇为震撼。很多韩国人去台湾旅游时，愿意排上一小时的队购买。

韩国人脑筋转得快，蛋糕店不久就被引进，并且大受欢迎。仅一年多时间，韩国街头就出现了十几个蛋糕品牌和上千家店面。扩张如此迅速，大部分店都是加盟而来——店主不仅要购买原料、支付店租、雇佣人员，还要给店面之前的租客一笔钱，这是韩国特别的 “权利金” 文化。很多白领动了心思，不想再过枯燥的打工生活，决定当自己的老板。

很快，他们的梦想被击得粉碎。2016 年底，韩国发现一例禽流感，全国的养鸡场都噤若寒蝉。鸡蛋价格狂飙，蛋糕成本也随之大幅上涨。几个月之后，韩国一档叫做《食物 x 档案》的节目爆料，这些蛋糕店有食品安全问题：它们加的不是黄油，而是芥花籽油；而且店家用的不是新鲜鸡蛋，而是打好的蛋液；同时蛋糕里还有乳化剂、膨松剂等添加品。

节目播出后，上千家店生意一落千丈，店主们不但被迫关门，还因为进货成本、拿不回的权利金甚至负债加盟，欠下一笔巨款。更令人唏嘘的是，后来有食品工业的权威人士出来澄清，不论是植物油、蛋液还是添加剂，都是正常的食物制作方法，也许这让蛋糕变得不那么 “健康有机”，但这本来也不是娱乐性的食品的责任。然而木已成舟，为了一个自由生活之梦，很多中产家庭就这样一夜返贫。

又过了几年，在另一片更加广阔的东亚土地上，古早味蛋糕店的故事，以奶茶店、美妆品牌和长租公寓的面貌重复上演。科技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如今技术已能提供这样的便利：只需按下几个数字，勾选几个同意，然后用手机摄像头照一照脸，一整年的房屋租金就在几分钟内，出现在了银行账户里。地铁里的灯箱广告上，世界最大科技公司之一这样宣传着自己的小额贷款产品：王先生，施工队队长，37 岁，用我们的产品给女儿过生日。“一家三口的日子，再精打细算，女儿的生日，也要过的像模像样。”

1969 年，大阪的几家大公司联合成立了日本消费金融协会，它们打通了用户数据，彻底解决了信贷业务了最大的风险之一——“拆东墙补西墙” 的多头借款。科技的车轮滚滚，1993 年，和武富士同期发展起来的消费贷巨头 Acom，发明了一个形状貌似 ATM 的机器。想要借钱的用户，可以在上面自动完成贷款申请和签约。只要填写相关信息，机器上的单向摄像头就会点亮，来自公司信贷部门的员工和申请人完成交谈，就可以完成信用评分，把钱打进卡里。

很快，武富士也在街边放置了很多台无人签约机。那时，它们的放贷总额刚刚突破一兆日元，公司也成了行业头牌。《消失的日本大亨》里有这样一段描写：那些无人签约机浸泡在黑沉夜色中，偶尔屏幕会亮起，代言女星细川直美唱道：

“我最喜欢闪耀的你。”

感谢资料与灵感来源：

《牛羊下山》by 兽爷

《消失的日本大亨》by 摩登中产

《潮流玩具零售王国是如何炼成的？》by 品途创投

《包凡对话泡泡玛特 CEO 王宁》 by 华兴资本

《幸存者李佳琦：一个人变成算法，又想回到人》by 《智族 GQ》 刘敏

《薇娅：适者生存》by 《人物》谢梦遥

《大江大河 40 年：改变命运的七次机遇》 by 饭统戴老板

《日本金融首富如何走向落幕》 by 蔡成平

《高利贷首富的衰落：日本消费金融崛起与大溃败》 by 沈万鑫

《全球最惨的房地产泡沫，是怎么滋生、膨胀、破灭的？》 by 大猫财经

《〈寄生虫〉里的「古早味蛋糕」，真实反映出人们对食品工业的偏见》 by 钱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ID：postlate），作者：张潇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