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结婚登记数量为什么大幅下降？

我认为的可能原因（重要性由小到大）：

1. 2023年疫情后婚育补偿后的透支效应。

2. 2024年没有立春，受传统观念影响，被认为不宜结婚。

3. 适婚人群规模逐年下降。

4. 青年的婚姻观念和行为正在发生巨大变革，婚姻持续推迟，产生的进度效应进一步拉低观察到的时期结婚登记数量。婚姻的推迟的原因很多，包括青年生命历程的改变、婚姻匹配难度上升、工作与经济压力大、婚姻和性别观念的变革，以及婚育绑定造成的反向效果，即青年更可能在打算生孩子的时候才结婚。

5. 伴随初婚年龄的持续推迟，以日韩的经验来看，中国不婚水平很有可能在未来会显著升高（需要持续观察）。

以下是deepseek给的该问题的回答，解释了为什么青年的婚姻不断推迟，并且不婚水平可能会上升：

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数量大幅下降至610.6万对（同比降20.5%），是多重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

1. 经济压力加剧

收入与就业：GDP增速放缓（2024年名义增速4.23%）、行业竞争激烈（如光伏组件价格一年腰斩），导致年轻人收入增长乏力，就业稳定性下降。

生活成本：高房价（一线城市购房难）、彩礼、育儿等开支使婚姻成为“奢侈品”，中位数收入仅为平均数的84%，多数人收入难以支撑传统婚恋模式。

性别经济差异：体制内女性比例上升（择偶面缩小），中小城市优质男性资源稀缺，加剧婚恋市场错配。

2. 人口结构变化

适婚人口减少：90后、00后人口基数较80后下降约20%，叠加出生率持续走低，适婚人群自然缩减。

城市化与教育：初婚年龄推迟（城市普遍晚于农村），高学历人群职业发展优先（30岁仍可能处于求学或事业起步阶段）。

3. 社会观念转型

婚姻必要性下降：女性经济独立（教育水平提升、职场参与度增加）降低对“经济型婚姻”依赖，更追求情感契合。

离婚率高企：2024年离婚登记262.1万对（占结婚42.9%），年轻人对婚姻稳定性信心不足。

自媒体影响：两性对立内容泛滥（如“不婚更自由”），加剧对传统婚姻制度的质疑。

4. 政策与产业传导

政策滞后性：鼓励婚育政策（延长婚假、购房优惠）短期难抵经济压力，人口红利消退倒逼产业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冲击制造业）。

关联行业萎缩：房地产销售跌至2009年水平（2024年商品房销售9.7亿平米），婚庆、家居等衍生需求同步收缩。

5.长期趋势与挑战

人口惯性：未来10年育龄女性减少超1400万，结婚率或持续低位。

养老压力：劳动人口减少与老龄化加剧（60后退休潮启动），社保可持续性面临考验。

非传统模式兴起：不婚、不育、伴侣式关系可能成为部分群体的替代选择。

综上，结婚登记量下降是人口、经济、社会观念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短期内难以逆转。政策需从改善就业质量、降低婚育成本、包容多元选择等层面系统应对。

结婚对数持续下降最直接的后果是进一步压低生育水平，并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抵消掉生育支持政策可能带来的正向效果。前面我们写过一篇文章，系统讨论过相关问题，可参见下文。

最近，一则关于倡导在高校在开展婚恋教育的文章引起网络热议，在我们看来这个争议倒不是落脚在该不该，更多是两种社会情绪的冲突。一方面是年轻人在恋爱与婚姻中的困境，既摆脱不了又越来越难进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中国隐隐然正在发生的婚姻模式变革的担忧，这种担忧的背后也是对当下急剧的人口转型及其可能的深远影响的忧虑。

那么中国当下的婚姻模式正在以及将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对我国的生育水平造成怎样的影响？虽然在学术界很早就在探讨生育的进度效应，但婚姻模式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在大众的视野范围内一直被低估。

我与博士生王强刚刚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期刊上的文章《中国婚姻模式变迁对生育的影响——与日韩的比较研究》，就试图对以上的两个问题进行回答。我们选择将日本和韩国作为比较对象，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社会与文化情境上与中国比较相近，便于作为中国婚姻模式过去和未来变动的参照体系。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三个社会婚外生育率都极低，展现出极高的婚育关联。因此，这三个国家婚姻的变化一定会对生育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女性是生育的主体，下文呈现的结果都将主要针对女性，另外中日韩分别选择1990，1970和1980作为比较的原点，是因为这几个年份对应了这三个国家生育率跌落2.1更替水平的临界年份。

婚姻模式的变动

我们试图从两个维度来刻画婚姻模式，一是婚姻的推迟模式，二是终身未婚水平（该指标通常为50岁仍然没有经历初婚的人群占比）。

图1：中日韩三国累计已婚比例与终身未婚比例

图1的柱状图展示了中日韩三国的婚姻累计比例及其变化。以2020年的中国为例，该柱状图（利用假定队列的思想）表示，大概有20%的女性在25岁以前结婚，超过60%的女性在30岁以前完成初婚，大约90%的女性会在35岁之前完婚。

这个柱状图可以清晰的显示中日韩三国女性婚姻的推迟进度。到2020年韩国女性在30岁以前结婚的不足20%，在35岁以前结婚的不足60%。有意思的是，如果对比这三个国家，可以看到中国2020年的年龄分布模式跟韩国2000年以及日本1990年的分布模式很相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日韩三国前期在婚姻推迟上面呈“前赴后继”的相似模式，日本是先行者，韩国从落后日本10年到逐渐追上。中国落后当年的日本和韩国10～20年。换言之，中国的婚姻推迟“潜力”还很大。

图1中的虚线展示了三个国家终身未婚水平的变动情况。就2020年而言，日本有17%的女性50岁仍然没有经历初婚，韩国这个比例为8%，中国不到2%。然而，日本和韩国女性不婚水平开始快速上升的对应年份分别为1990和2000，这两个年份的婚姻推迟模式刚好与中国的2020年相近。这也预示着，2020年之后，中国女性的不婚水平可能会开始显著爬升。

生育模式的变动

图2展示了中日韩三国生育模式的变动。类似的，中国2020年生育数量的年龄分布跟日本的1995年以及韩国的2000年很像。一方面说明，中国仍然在沿着日韩的轨迹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当前的生育率下降事实上是超前于生育推迟的。进一步观察，中国2020年30岁以前女性生育数量占总生育数量的比重是60%，但日本这个比例为40%，韩国刚刚超过20%。同样可见，如果以日韩为模板，中国未来生育推迟的空间还很大。

图2：中日韩三国年龄别生育数量的占比

初育初婚的年龄

图3展示了三国的初婚初育年龄及其变动。可以看到中国和韩国的初婚初育年龄都在持续推迟，日本在近5年有所回落，但更多来自于日本婚育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分化，即那些愿意结婚的人，可能更早进入婚姻并生育，另一些就干脆选择终身不婚。对于中国和韩国而言，不仅初婚初育继续推迟，初婚初育间隔在变小。这些结果都共同指向，中日韩三国的婚育关联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加强。新的趋势正在形成：那些打算生育的女性可能才会选择结婚，并且要等到准备生育的时候才会结婚。

图3：中日韩三国初婚和初育年龄

婚姻模式变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就上表而言，可以看到婚内生育率对中日韩三国总和生育水平的影响从负到正，再转到负。换言之，虽然中日韩三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些结了婚的女性生育水平并没有显著下降，甚至有所上升。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总和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呢？中日韩三国的婚姻模式变动（既包括婚姻推迟，又包括不婚水平上升）持续拉低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特别是中国和韩国，近10年婚姻结构的负向贡献更占主导。

最后我们也做了演算，如果中国继续延续日韩的婚姻模式变迁，以2020年为基准，即便中国女性的婚内生育倾向不发生变化，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每上升1岁将使总和生育率降低0.07，终身未婚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约0.01。

总结来说，中日韩三国的婚育模式演进有很强的相似性，婚姻模式变迁对生育的影响被社会大大低估。从过去的趋势来看，婚姻推迟和不婚水平上升是东亚三国总和生育水平走低的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并且这三个国家的婚姻关联并没有松绑，反而在加强。婚育的关联可能从强调结了婚才能生孩子，转变为那些想生孩子的人才会结婚。另一个有意思的趋势是，当日韩婚姻推迟到一定程度后，人群开始产生明显的分化。一些女性在适当的年龄进入婚姻，但另一些就选择不进入婚姻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生育支持政策可能更加关注生育行为本身，而忽视了在当前社会文化背景下婚姻和生育是密不可分的整体。那些推动婚内生育水平提升的政策效果，可能会被进一步推迟的婚姻的潜在影响抵消。

参考文献：

李婷、王强.2024.中国婚姻模式变迁对生育的影响——与日韩的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6):7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