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死亡，从一张遗照开始

丢丢穿着红色长裙伫立在芦苇丛边，微风拂过，芦苇摇摇晃晃。相机快门按下，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遗照。

丢丢是第三期“遗照计划”的参与者之一。2023年初，莫斯所在的团队发起了“遗照计划”活动，通过给年轻人拍摄遗照，引发人们对生命和死亡的重新思考。

生命是脆弱的。人们天然地畏惧死亡，每当他人离开人世，他们常感慨命运无常、造化弄人。为追忆逝者而摆放的黑白色遗照同样昭示着死亡的肃穆，让人们心生惧意。

生命也是坚韧的。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己设定生命尾声的基调，在难以预知的命运悬崖边，吟唱出最后的骄傲与美丽。“我最想要的告别式，就是要开心、欢乐，大家喝我最喜欢的香槟，吃好吃的东西，大家来了，千万不要哭喔。”猝然离世的大S徐熙媛曾如此宽慰亲友。

除此之外，各大社交平台上“遗照计划”等活动不断涌现，记录鲜活生命的摄影师成为了生死两岸的沟通者。人们给自己提前准备遗照，或为了展现自我，或为了抵抗死亡，为遗照赋予了更多意义。遗照不再仅仅是“死亡”的代名词，拍摄遗照成为他们驱散死亡阴霾的契机，为双方带来创作的快乐与满足，更表达出他们对生命的尊重与珍惜。

“面对死亡可能还要慢慢来，我就先从遗照开始。”丢丢说。

不止黑白

张自忠路，一辆车停在路边。“你可以躺在马路上吗？”摄影师郑三喜问星可。星可点点头，按照郑三喜的意思躺了下来，她身穿的彩色条纹连衣裙与粗糙的地面紧紧贴合。

郑三喜环顾四周，寻找能够利用的拍摄道具。“人们往往通过遗照去定格一个人的一生——端庄的样子或是明朗的笑容，如果不是这样，还可以是怎样的呢？”这般思索着，她把一个路障摆到星可头顶处，作为星可的“墓碑”。路障上面缺了一角，布满灰尘和斑驳的痕迹。

星可的四肢在温热的路面上随意地摊开，看上去有一些扭曲。郑三喜问星可会不会对此感到忌讳，星可摇了摇头。这样的随和让刚接触摄影不久的郑三喜松了口气，合作完成了这次特别又顺利的拍摄。

星可躺在地上，图源：郑三喜

这是“遗照计划”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期活动现场。正值夜晚，灯光昏黄，摄影师和参与者们在张自忠路漫步，镜头时而抬起对准参与者，拍下一张张“遗照”。

2021年底，莫斯发起名为“生命旅行家”的活动，“遗照计划”便脱生于此。活动中，每个人都会经历出生、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死亡七个人生阶段。每个阶段参与者会抽取不同的关键词，构建起活动中的限定人生，如出生时“先天唇腭裂，治疗后痊愈”，中年却因“行业遇冷，转送外卖”，最终以“过马路摔倒，意外死亡”的方式结束人生。在“死亡”阶段，莫斯原本安排举办一场葬礼，但有参与者提议再拍一张照片作为遗照，这便是“遗照计划”的前身。

活动伊始，参与者需要填写一张生命卡，写下参与“遗照计划”的原因和想要拍下的遗照模样，接着便分组在活动地进行拍摄。

遗照，通常指死者生前专门或无意留下的供后人追忆的照片或画像，多为黑白色、相对肃穆。但是“遗照计划”并非传统概念的延伸，而是可以加入参与者自己的想法进行拍摄，因此遗照的严肃意味没有被带到“遗照计划”活动现场。遗照拍摄的地点或在街角，或在胡同，或在书店，没有任何地点上的限制。活动的参与者和摄影师都依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拍摄，各自选择心仪的拍摄地点。

“遗照计划”活动现场，图源：莫斯

以“扔掉所有上街去，漫步”为主题的第二期活动，恰似其主题之名，充满自由与散漫的气息。郑三喜常常突发奇想，挑选一些不同寻常的拍摄地点。因为时间有限，她只能尽量去找周围可以利用的元素，帮助她“表达想要拍摄的遗照内容”。当看到地上印着白色的数字“030-23”时，她的脑海中立刻闪过一个念头：人们的生命是否能被编上编号呢？于是，她让星可站在数字的正上方，星可在这里又留下了一张遗照。

即使是路边不起眼的电表箱，也能成为她拍摄的背景板。在郑三喜的指挥下，星可站在电表前，仰起脸向上看，路灯的光在她的身体上形成一道分割线，一半橙黄，一半浸入黑暗，“一边是热烈的，一边是暗淡的。”郑三喜描述道。

面对郑三喜突如其来的拍摄灵感，星可从不拒绝。“百无禁忌”——郑三喜如此描述她。星可爽快接受了这一说法，她眼中的遗照拍摄仅仅是记录自己的特殊方式，“每个人活着的下一秒，都是对上一秒的扼杀。”因此，拍的每张遗照也是在记录她这一瞬间、这一天的“死亡”。

在摄影师与参与者千奇百怪拍摄想法的碰撞之中，遗照的传统概念被一次次解构又重塑，他们在尝试赋予遗照新的含义。

从得知活动内容起，郑三喜就预感这会是一次不同以往甚至突破传统的拍摄，“去给‘活得好好的’的人拍遗照，本身就推翻了传统认知。”莫斯在活动开始前分享了自己心目中的遗照定义——“按下快门定格的一瞬间，就已经是一个过去式、是一张遗照”，这让郑三喜更加意识到：她能通过这次活动随心所欲地创作自己满意的遗照，而不止于黑白的半身人像。柏油马路、老旧路障、深绿色电表箱，都是她呈现遗照的工具。

回看照片时，郑三喜最喜欢自己拍下的一张黑白照。相片里，星可正向前奔跑，裙摆飞扬，她的面容并不清晰，远处的灯光同样是虚影。“我觉得这张蛮贴合主题的，有种跟这个世界‘赛优拉拉’（日语“再见”）的感觉。”她说。星可同样钟爱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她仿佛在从他人的视角审视自己，明白自己是这样一个生命状态。

星可向前跑去，图源：郑三喜

正如郑三喜的想法，参与者也借助着不同地点诠释自己心中的遗照。路过南锣鼓巷时，一位参与者提出要在胡同里拍摄。这位参与者多年的恋爱在上个月宣告结束，而他和恋人的缘分与这里有关。他来参加“遗照计划”就是为了与过去告别，为自己逝去的恋情拍下具有象征意义的“遗照”。“还有人选择正在装修的烧烤店拍摄，有人就在街上随便拍，有人在酒吧拍，有人在鼓楼下面拍。”莫斯回忆道。

将自己的经历和情感融入遗照的拍摄中，这群青年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大众：遗照可以不局限于几寸大小的传统照片。而另一个名为“彩色遗照”的遗照拍摄活动，赋予了遗照除黑白色之外的其他色彩，也给遗照增添了别样的内涵。

栗子是该活动的发起人。在她的记忆中，遗照仅有黑白两种颜色。每当看到外公的黑白遗照，栗子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亲人离世的悲伤之中。于是她想象着，“倘若我们能自己选择遗照，会不会有人希望照片是彩色且美丽的？”“彩色遗照”活动就在这样的构思下诞生。

“彩色遗照”活动运用棕色、绿色、蓝色、红色、黑色这五种颜色来进行遗照的摄影表达，不同颜色仿佛代表着人们不同的性格或思想，如同参与活动的18位女孩，她们年龄不同、工作类型各异，对遗照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一位女孩受电影《寻梦环游记》的启发，想到死亡就像夜空中绚烂多彩的烟花，所以她觉得遗照应该是彩色的；还有一位短发飞扬、脸上画满彩色的爱心的女孩，她是一名普通的职员，也是热爱滑板、飞盘的机车少女，她希望遗照传递的是美好，而非悲伤。

纯色的幕布下，女孩们身着不同颜色的服装，摆出自己想要的姿态，或对着前方张开双臂，或是安静地凝视镜头。即使正在拍着与死亡有关的遗照，她们的脸上也不乏笑容。即使会死去，这些女孩也想要以美丽的、独特的姿态离开。

曾有人在栗子的小红书评论区质疑：这只是彩色的普通人像，怎么算是遗照？对于栗子来说，遗照本就是简单的，“可能在他（质疑的人）看来，这是很普通的照片，但它们确实是参与者想拍的遗照。”每张照片都应参与者的要求加入了不同元素，画满脸庞的爱心、用作道具的花蝴蝶、斑驳的光影，这些恰恰是她们想在自己的遗照中展现的可能性——她们用拍摄遗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彩色遗照”拍摄花絮，图源：栗子

达摩克利斯之剑

遗照的背后是死亡。一直以来，大众对遗照和死亡的接受程度其实并不高。

这缘自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对死亡的避而不谈：“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好死不如赖活着”……汉语中与死亡有关的讳称将近千种，如“物故”“往生”，人们不愿直接说出“死亡”二字，仿佛将其与自己或他人联系起来便会一语成谶。

回忆儿时，晓贵发现，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中，她都未曾有过探讨死亡的机会。早些时候，年龄较小的他们很少看报纸，唯一能接触到外部信息的媒体就是电视，而电视的内容几乎不会涉及死亡的话题，使得自己没有渠道了解有关死亡的知识。

而对于郑三喜而言，家庭对于死亡的忌讳达到了极致。十几岁时，她才在偶然的对话中得知自己曾有一位因病去世的亲舅舅。“舅舅明明是家里如此重要的成员，还是妈妈的亲弟弟，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他？”此前，家人从未讲过有关舅舅的任何信息，这让郑三喜十分疑惑。

妈妈翻开旧相册为郑三喜讲述舅舅的故事时，一开口就泣不成声，“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个人，一谈起这个人她就受不了了，就掉眼泪。”舅舅去世后，郑三喜的姥爷甚至想烧掉舅舅的相册，试图彻底抹去他的存在，好在妈妈制止了姥爷。姥爷的举动令郑三喜感到更加惊讶和无奈。

人们很少有直接接触死亡的经历。“我有一些亲戚，他们的父母都很长寿，可能要到七八十岁的时候才会经历亲人离世的过程。”晓贵说道。去年年初，晓贵的爷爷去世，七十多岁的晓贵姑姑到社区为晓贵爷爷办死亡证明。在姑姑七十多年的人生里，她的家人一直都很健康，这是她第一次面临身边亲人离世的情况。晓贵观察到，她的双手不停地颤抖，整个人完全慌了神，很多手续需要旁人的指导才能完成。

对死亡的逃避阻碍了人们对其的认知和思考，这份未知又进一步带来对死亡的惧怕。

丢丢曾认为死亡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然而在某次水灾期间，她看到一些记录水灾中的环卫工人的文章，这些鲜活的生命在洪水中抵抗挣扎，直至最后被水冲走。丢丢突然意识到，死亡从不遥远。她深深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她开始害怕自己或者别人遭遇死亡。“即便是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死亡，当我了解他的个体经历和生命轨迹，我会因为他就像我身边某个熟悉的人而感到难过。”丢丢直言，她尤其恐惧染上疾病后等待死亡的过程，每每想到自己可能真的会面对此种情况，她就不由自主地陷入到悲伤和无力。

同样地，由于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死亡教育，年幼的晓贵觉得死亡非常神秘。她记得初中参加葬礼时，看到黑白相片上平日里熟悉的亲人露出陌生而肃穆的神情。当时晓贵心中涌起一阵惧意，开始浮想联翩：他是不是变成鬼了？还是变成其他什么了？晓贵坦言，“你会想不通这个人为什么突然没了，会感觉生命像是被一个无形的东西控制着，很有恐惧感。”

令晓贵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死亡会和自己联系得极为密切，更加深了这份恐惧。某天，家人的同事给晓贵看手相，顺口对旁人说：“这孩子活不到40岁。”当时的晓贵没想过反问他凭什么说自己活不到40岁，而是将这句随意之言当作了专业的结论，默默地在心里认同了：我真的活不到四十岁了。从此，这便成了悬在晓贵头顶多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晓贵坦言：“其实我真的有点害怕，不知道那个诅咒什么时候就会成真，但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害怕些什么。”这让她觉得，别人对人生可以有长达80年的长远规划，但对于自己来说，“生命好像就只剩下这么一半了”。

“活不到40岁”的诅咒让晓贵的前半生一直过得很匆忙。每到新年，晓贵就会想到：自己离40岁又近一年了，她要尽可能在有限的40年里做完自己想做的事。从学校毕业后，晓贵一直努力工作，希望快速经历一个“完完整整”的人生。到了39岁，晓贵的焦虑和害怕更是到达极点。她不得不时刻警惕死亡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

“人生不过三万天”

丢丢在小红书的简介写下“生命是一张悬而未决的网”。在她眼中，蜘蛛织的网看上去不结实，但其实特别有韧劲。“虽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坚韧地活下去。”参加“遗照计划”正是丢丢为面对死亡做的准备。“死亡是一件太过悲伤的事了，所以如果能够找到有相同感受的人，去正视悲伤的情绪，也许可以更好地面对它。”她说。

丢丢试图借“遗照计划”摆脱对死亡的惧怕，曾经因遗照而对死亡充满恐惧的晓贵也一直在寻找忽略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方法，这种极其矛盾的心理让她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40岁之前的人生里，晓贵不断重复着“先焦虑，然后自我安慰，接着再焦虑，再自我安慰”的过程。在这样的循环中，她甚至想好了自己骨灰的埋葬之地，还对妈妈说：“要是我走了，就把我撒入大海或者埋在树下吧，这样我还能为地球做点贡献，也不会像垃圾一样占用绿地。”

晓贵还在一家养老机构里做服务老人的工作。和家中健康健硕的家人不同，机构里的老年人满身插管、不能说话，随时有离世的可能。作为照看老人的工作人员，她常常自我怀疑：自己每天精心照顾的老人怎么突然就走了？是不是自己照顾得不够好？这更加重了晓贵的心理压力。

后来，朋友推荐她去阅读《了凡四训》，其中阐述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思想，是袁了凡先生写给后代的劝善之书。晓贵读完后思考了许久，再看到养老院里的失能老人虽有意识却只能插上鼻管和尿管、痛苦地度过剩余人生的模样，晓贵觉得，或许去世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而晓贵对于遗照的恐惧情绪，也在她看到一位年轻人提前拍遗照的新闻时消解。由于不确定何时去世，这位年轻人每年会给自己拍一张遗照，希望自己是笑着离开这个世界的。“本是生命怒放的年龄，却能想到死亡时的体面和尊严，真的是让我震撼许久。”晓贵渐渐明白，拍摄遗照只是死亡的一个环节，可以不是记忆中充满肃穆意味的阴影。

对待生命和死亡，晓贵开始变得洒脱。在下意识的恐惧中她不断提醒着自己：只管去做就好，其余的就交给上天。她慢慢放下了心中的执念，直到平安度过40岁。如今，晓贵能非常坦然地说：“谈死亡，我们就大大方方地谈，这就跟谈性是一样的。”遗照则变成了和证件照一样具有功能性的事物，当照片用于葬礼时，它才成为遗照。

就像“遗照计划”中解构遗照含义的年轻人们，晓贵有了自己心中的遗照定义。在他们心中，遗照的背后不再仅是死亡，死亡话题带来的也不仅是恐惧；即使恐惧，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尝试。

“遗照计划”的天津活动上，有个女生每句话都会带上一句口头禅：“人生不过三万天。”莫斯想补上后半句：“别想那么多，人早晚会死。”在这有限的“三万天”里，莫斯想借助“遗照计划”告诉人们，即便身处现实环境的限制之中，人依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就像遗照，它本身有其固定的文化意义。”莫斯说道，“但是在此之外，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活动开展以来也受到不少质疑：人们或是嘲讽参加活动的人“心大”，或是担忧有想自杀的人将拍遗照当作契机，抑或是直接为活动冠以“不吉利”的名头。“但是我们还是去搞了，因为有人想参与。”莫斯坦言，“‘遗照计划’就是要让大家明白，无论有多少限制，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哪怕过程极为曲折。”

当被问及是否会选择提前拍摄遗照时，晓贵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啊。”她提起曾看过的一篇文章，里面的年轻人每年都会为自己拍摄一张遗照。震撼之余，她也想尝试提前拍好遗照，“不一定非要以遗照的名义，只是记录一下自己认为美好的过程就可以，就像年轻的时候没有尝试过洛丽塔风格，现在就想体验一下。”

碍于家人对死亡的忌讳，郑三喜只能以摄影师的身份参与“遗照计划”。她想，如果自己成为被拍遗照的对象，家人肯定无法接受。

不过她仍然期待有朝一日，家人会在某个节日、某个重要的时刻感慨：“如果舅舅还在就好了。”到那时，遗照与死亡的话题能置于明面，她也可以作为被拍摄者，拍一张色彩鲜艳又明亮的遗照。“人应该要为死亡、遗照这些事情大大方方地做准备，就像规划自己的‘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一样。”郑三喜说。

在谈起“遗照计划”的年度主题“我们会变成万物跌落”时，莫斯说：“一段感情、一次狂欢或者哭泣，每个瞬间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都值得被记录。”虽然“遗照计划”已经结束，但是仍有人寻找其他渠道拍下自己的遗照，仍有人尝试记录生命中的每一瞬间。

拍遗照的那个晚上，星可站在电表箱前，一半身子被灯光照亮，一半隐匿在阴影里。快门按下，新的遗照诞生了。当被问及这张遗照的创作思路，摄影师郑三喜说：“一边是生，一边是死。我们站在生的世界，仰望死亡的彼岸。”

星可仰头看向黑暗，图源：郑三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武大新视点 （ID：whuxinshidian），采访：陈蕊蕊、卢欣瑶、丁耀、孙梓晨，撰文：陈蕊蕊，编辑：王馨苇、姚汶含、瞿王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