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濒临熄灭的“熔炉”

根植于美国传统中对于族群差异的无视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犯了不少错误。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美国自身也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令人担忧的变化。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邵鹏，原文标题：《午间阅读 | 濒临熄灭的熔炉》，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1909年10月5日，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首都华盛顿的一家剧院观看英国犹太作家桑维尔的新剧《熔炉（the melting pot）》。

《熔炉》讲述的是俄国基希讷乌（今摩尔多瓦）的年轻犹太人大卫的家人在著名的反犹太骚乱基希讷乌项目中全部被杀。唯一幸存的大卫移民到了美国。大卫梦想着能有一个种族之间的边界不再存在的美好世界，并写了一出交响乐《熔炉（The Crucible）》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后来在美国爱上了一位俄罗斯裔姑娘薇拉。在这出剧幕的高潮部分，大卫发现薇拉的父亲，居然是负责杀害自己家人的军官。后来薇拉的父亲为自己的罪行忏悔。剧终时，两位爱人终成眷属，在帷幕拉下的时候，相互拥吻。美利坚合众国，在剧中成就了大卫的梦想。

罗斯福总统看得很激动，据说看到高潮部分，居然在包厢里大声地脱口而出：“这是一部很棒的剧目，桑维尔先生！”

从建国以来，美国接纳了世界上最多的外来移民。根据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统计，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累计接收了5000万以上的移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把自己视作一个民主化的整体，而种族的分野则潜藏在这个共有的“美国人”的定义之下。美国人的概念包括诸如华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等等。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英文名Amy Chua，艾米·蔡）于2018年出版的《政治部落：群体本能和国家的命运》（Political Tribes: Group Instinct and the Fate of Nations）对于理解当下美国的种族问题不失一本优秀的参考书。在该书中，作者试图用人类所具有的部落主义本能，结合美国数十年来族群构成和经济结构、文化形态的变迁，解释当下美国族群问题和社群分裂的根源所在。她认为根植于美国传统中对于族群差异的无视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犯了不少错误。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美国自身也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令人担忧的变化。

超越群体意识形态的认同

在蔡美儿看来，欧洲与东亚多数国家都起源于并一直保持着民族国家（ethnicnations）的状态。与这些国家不同，美国是一个超级群体（super-group）。它也有“我们”与“其他任何人”的概念，但超级群体的特点是，它包含所有从不同背景——民族、宗教、种族、文化——中来的个体。更为重要的是，超级群体并不排斥或压制它内部的小群体的认同。美国的国家认同并不是由任何一个族群主导。相反它是一个内中含有“部落”的“部落”集合，任何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人都是它的公民。诸如“爱尔兰裔法国人”“日本裔韩国人”这样的称谓在其他的民族国家很少见，但爱尔兰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埃及裔美国人则是非常常见的称谓。

美国在它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能称为一个超级群体。美国成为一个超级群体的过程，伴随着长时间痛苦的挣扎，包括美国内战，民权运动这样的斗争。但今天它作为一个超级群体的未来正接受着严峻的挑战。

人类是群居动物。与灵长类一样，人类天生需要找到我们所归属的某种组织，不论是族群，或者是某种俱乐部或者队伍。一旦确认这种归属的关系，人们的这种依附关系变得非常强大有力。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在很小的年龄，人们就表现出对于同类的归属感。神经科学的研究甚至发现，群体身份的认同可以导致感官的满足感。看到属于同一个群体的成员，即便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益处，人类大脑的“奖励中心”都会被激活。

这种关系有其正面的意义，也有它的阴暗面。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不同群体的成员失败或者承受痛苦，奖励中心也会被激活。尤其是当两个群体之间存在诸如恐惧或者嫉妒的心态，例如，两者之间存在长时间的敌对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政治一直带有“身份政治”的特点。不论是历史上的废奴运动或者是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都与某些特定的群体有关。但与今天不同的是，过去无论左派或者右派，在历史上都保守着超越群体的价值观。

50年前，支持“伟大社会”理念（Great society，1960年代，由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其在国会的民主党同盟提出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主要目标是经济繁荣和消除族群不平等）的自由派的人们（支持民权者）的主流声音是超越群体的。他们的话语集中在国家的统一和平等机会上。在介绍后来成为《1964年民权法案》的议案时，约翰·肯尼迪有过一段著名的讲话：“……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因为所有来这里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们无法对百分之十的人说你不能享有这项权力；你的孩子无法拥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才智。”

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其言论中，始终认为美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中所指的人们包括所有人，与肤色无关。当更为极端的、支持黑人的运动出现时，金也强调突出群体标签会导致分裂，应该坚持一个肤色不再重要的美国。这一点赢得了公众的支持，也带来了后来平权运动真正的效果。

那时候自由主义的哲学运动领袖也不强调群体的分野。虽然左派关注的也是部分群体的人们所受到的压制，但这一时期主流的思潮并不强调群体的对立。同时，保守主义者也不过分强调群体的界限，而是更突出爱国主义。后来几乎成为半人半神的罗纳德·里根（美国第40任总统）把“美国例外主义”描述成“山巅之城”。里根同时也不接受诸如强行通过平权行动以雇佣少数族裔人士的方法。他说：“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男女具有均等机会成功的社会，所以我们拒绝使用名额指标。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不在乎肤色的社会。一个像马丁·路德·金所说的，以人们的人格，而不是肤色评价别人的社会。”

族群认同的重要性几乎没有影响到美国精英阶层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对于部落政治的忽视，导致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因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政策制定者往往将处于不同地缘政治中的民族国家作为最重要的个体，将目光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议题之上。

“部落”这个词看起来非常陈旧，让人联想到久远的原始社会。今天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接受资本主义社会中基于“个人主义”的利益计算——同时这也是今天社会经济考量的基础之一——以及民主体制下公民的概念。这两者似乎都与部落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是部落主义实则存在于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对它的忽略，往往导致严重的后果。美国历史上在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问题的处理上都犯下严重的错误，留下“烂尾工程”。

部落主义的魔咒

在最近这些年，美国社会出现了许多以往人们认为更容易在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出现的、具有极大负面效应的政治动态。这包括：族群民族主义者运动（ethnonationalist movements）的崛起，吞噬着对于现有社会体系以及选举结果的信任；对仇恨的散布——对原有成员和外来少数族裔兼有的仇恨，以及将民主体系转变成“零和”机器的“政治部落主义”。

这些变化，首先源于美国国内大规模人口结构的变化。历史上，美国是一个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由大体上稳定的白人主导的社会。但今天，美国更像是一个由市场主导的环境。

近些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地缘和社会稳定性的降低，美国白人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的分裂。美国出现了自己的市场主导的少数族裔：人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沿海精英阶层（costal elites）。这个名词有一定的误导性，它所指的人群未必完全生活在沿海地区。之所以与沿海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美国的财富集中在居住在东西海岸的少数人手中。这个群体泛指一般意义上认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比较富有的人群。他们把持着这个国家经济的主要部门，包括华尔街、媒体、硅谷等。尽管这个群体不是来自单一的族群，他们有一些相似之处，共有所谓的都市价值观，比如对宗教不热衷，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对性少数人士宽容，支持移民以及激进的政策。与许多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一样，美国的沿海精英群体非常封闭，与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往、通婚更多，住在同样的社区，读一样的学校。在美国中部的许多美国人看来，他们是冷漠的，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害无益。

上述的变化让美国白人群体的焦虑凸显出来。乍听起来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美国劳工阶级的三分之二，存在着严重的忧虑：他们认为针对白人的歧视，比针对黑人的要严重得多。而更为有趣的是，黑人中有29%的人赞同这一观点。对这种反向歧视的担忧，超越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界限。

根据2016年的一项皮尤研究，约半数的共和党人相信有针对白人的歧视。而民主党人中也有三成持同样的立场。另一个令人震惊的You Gov和Huffington Post联合发起的民调则显示，特朗普的选民中，相信“一般美国人（average American）”——一个心理学家认为带有明显的指向“美国白人”的称谓——遭受歧视的概率，是其他人群的五倍。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政治学者马克尔·泰斯勒（Michael Tesler）认为，在大选中，是否认为白人目前被不公正对待，是区别特朗普选民的一个非常强的指标。

事实上，美国社会中的确有证据支持这些焦虑。白人中的穷困人口和劳工阶级的失业率和吸毒比例在美国族裔中居于高位。据统计，没有高中学历的白人劳工阶级的寿命持续下降，这在其他族群中几乎看不到。白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教育系统中的困境尤为明显：白人无法享受到平权法案带来的实惠，同时私人家庭教师和SAT课程的花费则超出穷困家庭的负担能力。顶级高校招生时，少数族裔可以获得照顾，而白人的穷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则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美国高校所奉行的多元化政策，对于劳工阶级的白人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考虑到人口的比例，劳工阶级的白人，尤其是保守州的白人基督徒出身的人群在美国的精英高校中的比例不成比例地低。

阶层的固化是美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美国政坛——参议院中，白人的比例仍然不成比例地高，但在媒体、工业界中白人劳工阶层则处在劣势位置。1999年到2008年，众议院的783名议员中，仅有13人曾经在成年后超过25%的时间从事蓝领工作的经验。美国白人中产阶层的上升比率也很低。根据一项调查，只有24%的白人认为他们的下一代在经济状况上可以达到或超过他们的父母这一代的水平，而黑人和拉丁裔族群中这个数字分别是49%和62%。

除了经济上的焦虑，许多白人也感到文化上的焦虑。对于千千万万的美国白人来说，主流的流行文化所展现的是一个反基督教，凸显少数族裔、LGBTQ群体的美国，而这个美国把他们排除在外，甚至视他们为敌人。著名的美国新闻评论人范·琼斯（Van Jones）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当晚的直播节目中，说他的当选，是“Whitelash——白人的反抗……白人对一个变化中的国家的反抗……”

当然，在少数族裔眼中，白人所面临的威胁与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相比，显得不那么严重。非裔美国人、穆斯林、墨西哥裔美国人，一些女性都声称自己的群体面临着系统性的威胁。最后，即便是特朗普赢得了选举，他的支持者们也声称面临着自由派美国人的持续的、严重的威胁。

总之，今天每个群体似乎都感受到自己受到严重威胁。在过去200年间，白人在美国文化、经济、政治上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会带来对少数族裔的侵害，但对于社会的问题有其有利的一面。就像196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简称WASP，传统意义上美国白人国民的主体）精英决定打开大门，让常青藤名校接纳更多的犹太人，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一样，部分原因是由于社会的进步，让精英阶层感觉到这就是正确的选择。而今天，在一个没有绝对主导群体存在的情况下，所有群体都存在的焦虑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变成了一种所有群体都深度参与的零和的竞争——部落主义。

在美国，反建制不一定仇富。即便这个国家的穷人没有财富，他们也希望自己变成富有的人，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穷人，工人和中产阶级——包括所有种族——都渴望实现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梦。而一旦这个梦想实现的过程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转而表达对建制、法律、移民，或者其他的外在目标，甚至是把责任推给自己的某种推理的理论，而不是开始着手去追求梦想本身。

身份政治愈演愈烈

也许是出于对“里根主义”的反应，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一个新的运动在左倾的群体中开始出现——一个强调群体意识、群体认同和群体标榜的运动。左派的一些人士开始意识到，一些保守派人士利用对群体边界的无视来反对纠正历史错误和继续种族不平等。很多人也意识到，美国自由派人士的领袖，不论是在司法，政府或学术界，主要是白人男性。而他们秉持的无视群体边界的做法对于纠正长期存在的族群不平等没有任何作用。随着苏联的解体，之前全身心投入在反资本主义的旧式左派人士开始用新的眼光考虑压迫：重新分配的政治被“承认的政治”所取代。现代身份政治的概念诞生了。

但是身份政治一开始并没有成为民主党的主流立场。1990年代初期的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有反驳身份政治的言论。在2004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巴拉克·奥巴马曾经说，“不存在黑人的美国，白人的美国，拉丁裔人的美国或者是亚洲人的美国，我们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

但是10年之后，我们距离奥巴马的愿景越来越远。今天的左派看来，无视族群边界就是原罪，因为它掩盖了美国族群间由于阶层而产生的压迫关系。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历史上白人、男性新教徒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主导着美国历史，而且常常是伴随着暴力。因此对于左派人士来说，身份政治是“直面美国历史和社会，而不是模糊化它丑陋的一面”。

但是最近这些年，也许是出于对所取得的进展太少的失望或是其他的原因，左派的人士提高了筹码。无论是语调，或者逻辑上，一些人放弃了包容性的前提——这曾经是左派人士的底线——朝着排他和分裂的方向前进。对于今天的很多左派来说，谁为模糊的群体边界说话，就站在了对立面上，表现出了对于压迫的冷漠，甚至是在犯罪。在许多地方，比如大学校园里，任何没有反压迫立场的人都可以被定义为种族主义者。

一旦身份政治的流行被确立，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分裂，导致各种群体争相获得承认的情况激增。今天在左派人士的字典里，需要获得承认的词汇越来越多。Facebook现在列举出的性别类型有 50种之多。我们来看LGBTQ名称的演变。最初只是LGB，后来出现了 GLBT到 LGBTI到LGBTQQIAAP的变化——谁应该被包括在这个缩写里面，谁应该排在前面都成为重要的议题。

书中举出2017年1月21日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妇女游行（Woman’s March）”集中体现了上述的问题。这次游行在全国有420万人参与。单是在首都地区就有50万人集会。在许多方面看来，这次游行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成为一次表达团结的盛事。

然而，在表象之下，由于政治部落主义造成的紧张在整个事件中都没有消失。游行最初的名字定为“百万妇女游行（Million Women March）”，而这正好也是在1997年黑人妇女组织的一次游行的名字。黑人妇女组织马上就指责组织方盗用她们的名称。组织方承认了这些批评，改变了游行的名称，并且邀请了有色人种的社会活动者担任游行的联合主席。但是紧张并没有缓解。一些黑人女性感觉到被利用了，尤其加上53%的白人女性投票给特朗普的事实，针对白人女性的批评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不出所料，这些批评导致了部分白人女性的反弹，感受到自己“不是很受欢迎”，不理解为什么有色人种的女性如此具有分裂性。有一些本来准备去首都华盛顿参加游行的人取消了行程。有一位原本打算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去参加游行的女性说：“我们应该就同工同酬，婚姻，堕胎等等话题结成同盟。为什么现在变成了‘白人女性不理解黑人女性’了？”

虽然包容性应该是终极目的，但现在的左派人士显然是排他性的。在2016年费城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一场“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中，一个游行的组织者宣布“这是一场黑人和棕色人种的抗议游行”，请他们的白人同盟者“在游行的后面找位置”。

同时，身份政治也抓住了右派，让保守主义者在以往不强调肤色差异的方向上来了一个彻底的转变。政治科学学者萨米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这个转变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1996年饱受争议的畅销书《文明的冲突》中，将伊斯兰文化描述为与西方价值观相对立的文化；他更富有争议的畅销书《我们是谁？》提醒大规模西班牙语移民对于“盎格鲁新教徒文化”的威胁。这些当时看来令人震惊的观点，在2016年的选举中成为保守主义者的面包和黄油。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右派——尤其是极右翼中，针对“过于成功”的少数群体的政治部落主义。在弗吉尼亚州举行的“右派团结起来（Unite the Right）”游行中，大卫·杜克（David Duke，极右政客及社会活动家）警告人群“美国媒体和美国政治系统掌握在极少数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特朗普的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抱怨：“美国工学院里到处是来自南亚、东亚的人们，他们抢走了工作，而美国人无法得到工程学位，无法得到工作。”他还曾经夸大其词地说硅谷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的CEO们来自南亚和亚洲。

今天右翼政治部落主义最让人震惊的特点就是，白人身份政治围绕着将白人描述为一个“受到威胁、歧视”的群体。这个立场有其历史遗留的传统背景，但左派人士在近些年又给这把火添了柴火。左派人士指责，羞辱和霸凌所带来的伤害恐怕多过益处。许多将选票投给特朗普的人们感受到左派人士的作为将他们推向了这个有严重缺陷的候选人一边。

如何扭转部落主义的浪潮

政治部落主义正分裂着美国，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人们不仅把自己的群体以外的人看作反对者，而且还简单地给他们贴上不道德、邪恶和反美国的标签。蔡美儿认为如果有某种可以扭转这种局面的方法存在，它必须同时解决经济和文化两个层面的问题。

对于千百万的中产阶级来说，传统的实现财富和成功的路径已经不存在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拉吉·扎帝（Raj Chetty）在研究中证明过去的50年中，美国孩子的收入超过他们父母的概率从大约90%降至五成左右。皮尤慈善信托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发现，在美国社会最底层长大的孩子中，有43%卡在这个阶层，约70%的人永远无法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另外，美国的精英阶层也许从未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某种遗传性的存在。今天的美国，要获得财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精英教育和社会资源，而绝大多数低收入的家庭无法提供这些。在文化层面上，消除隔阂，促进相互理解，是扭转社群撕裂的必经之路。

1954年，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他的《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一书中提到，通过对联邦海军、警察、住房等取消种族隔离状况的研究，发现不同群体的个体面对面交流，有助于消弭彼此间的偏见，建立互信基础。这个观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在全世界各地的不同群体之间一再被印证。

美国军队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当哈利·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通过第9981号行政命令解除美国国防力量的种族隔离时，公众——约三分之二的人——是对此表示反对的。军队中的白人官兵反对的比例大致相同。在1951年的韩战中，研究者发表的文献表明，消除种族隔离的战斗单元表现等于或优于依旧采取隔离的单元。这个观察在越战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另一个例子是对同性婚姻态度的惊人转变。在1988年，美国人中支持同性婚姻的只占11%。到了今天这个数字攀升到62%。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公众对于同性婚姻了解的增进。2013年，75%的美国人有“一个朋友、亲戚或者同事向他们坦陈自己是同性恋”。在1985年，仅有24%的人遇到过。

也许美国公民需要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从填补群体间相互不了解的鸿沟开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