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化与身份抗争：校园欺凌发生的机制研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原文标题：《污名化与身份抗争：校园欺凌发生的机制研究——基于四个典型欺凌案例的分析》，作者：刘芳（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吕鹏（单位同上，教授，博士生导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摘要

校园欺凌关乎学生身心健康以及和谐校园建设，本文以欺凌过程为导向，对四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挖掘四个案例的共性与个性，旨在探讨校园欺凌发生的机制，从而为反欺凌治理指明方向。

研究发现，四个受害对象因为多重“弱势身份”而被欺凌者识别，并使用污名化手段对其实施试探性欺凌，蒙受污名者会出现回避型抗争、漠视型抗争、暴力型抗争、转移型抗争、联合型抗争等五种不同类型的身份抗争，而身份抗争失败，会强化歧视，一旦个体将公众污名内化为自我污名，持续欺凌便演变为伸张正义的合理化行为，对受欺凌者产生严重危害。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校园欺凌现象层出不穷。张文新曾对9235名中小学生进行了校园欺凌研究，发现大约19%的中小学生曾卷入校园欺凌^[1]。在美国，一项针对6~10年级儿童的调查发现，31.2%的学生是欺凌受害者，37.3%的学生欺凌过他人^[2]。意大利校园欺凌问题也比较严重，据调查，29%的儿童是被欺凌者，13%的儿童既是欺凌者也是被欺凌者，8%的学生是欺凌者^[3]。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日本的21643所中小学发生了188072起校园欺凌事件^[4]。校园本是学生学习的净土，校园欺凌破坏了校园的和谐，使校园充满暴戾之气，不免让人担忧。

校园欺凌对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具有严重危害性。经历过校园欺凌的学生比没有参与过校园欺凌的学生，抑郁及自杀意念水平要高^[5]。校园欺凌影响受欺凌者的学业成就^[6]，甚至迫使他们逃学和辍学^[7][8][9]。校园欺凌的受欺凌者可能增加罹患（感冒、头疼、失眠等）身心疾病的风险，受欺凌经历影响他们的人际交往（友谊的建立和恋爱关系的维持）^[10]，欺凌者在成年后可能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11]。校园欺凌对学生、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都可能产生持续、深刻影响，目前，校园欺凌是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文献回顾

“欺凌”也称“欺负”“霸凌”。奥尔维斯指出，如果学生反复或长时间遭受一个或多个其他学生的负面行为，则该学生将被欺负或受害^[12]。校园欺凌是在校人员运用某种权力对其他在校人员实施长期压迫，使其生理、心理受伤害的行为^[13]，教师与学生都可能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14]，校园欺凌发生的场域包括中小学校园及其合理辐射地带^[15]。

校园欺凌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等^{[16][17][18][19]}。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家庭、学校、欺凌者、被欺凌者、旁观者等多元主体以及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来分析校园欺凌的产生原因^{[20][21][22][23]}。关于校园欺凌的概念辨析、类型划分、原因追溯、预防对策等维度的研究，都是一种静态的分析，而对校园欺凌的研究应该做到动静结合，关注校园欺凌的动态过程。

了解校园欺凌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厘清校园欺凌发生机制，是反欺凌计划及反欺凌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依据。石艳认为校园欺凌是一个社会过程，并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对校园欺凌的发生机制进行剖析，认为欺凌对象的选择有时候并非偶然，而是对某种拥有特定身份的人进行歧视，欺凌的过程受到个体和群体层面的双重影响^[24]。杨梨等人从群体互动与社会性别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双方力量不对等是校园欺凌动态过程中的核心。

上述研究都将校园欺凌看作动态过程，但是对于具体的欺凌发生过程并未详细论述。宋雁慧等人从结构主义、过程-事件角度出发，将欺凌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试探期—恶意攻击期—身体攻击期—终止或持续，认为欺凌的试探阶段，欺凌者往往广撒网对“具有特征”的学生起带有羞辱意味的外号（善意的外号除外，如表示亲密的昵称），观察它们的表现，根据学生的反应进一步采取行动^[25]。但欺凌从试探到持续，整个过程中不必然存在身体攻击，女生之间的欺凌以关系欺凌和言语欺凌为主^[26]，此外，上述研究没有详细阐述“外号”究竟是如何对被欺凌者产生影响。

国外学者Thornberg等人建构了校园欺凌的过程模型，将欺凌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始攻击、双重羞辱、欺凌行为的退出和欺凌行为的后效应，认为初始攻击时受欺凌者的共同特点是被贴上负面标签。宋雁慧及Thornberg等人均指出在欺凌的初始阶段，被欺凌者因为具有某些差异特征（外表、体型、性格等）而被贴上具有耻辱意味的标签。

但上述研究中忽略了个体多重身份之间的影响，作为能动性的个体往往不只嵌入一种社会联系中，每个个体拥有多重身份，如果不能考虑其多重身份的影响，则会陷入“单一归属论”。个体的单一身份不一定使其成为被欺凌的对象，如并非胖子都会被欺凌。此外，在学者们的研究中污名化标签常常出现在欺凌的试探性阶段，但是污名化与欺凌的关系是什么？在同样的受教育环境中，为什么有的人容易被污名化进而变成持续欺凌？他们拥有什么样的身份特征？

身份理论学者认为，一个人可以有许多身份，如组织成员、职业、性别、性取向、种族、宗教、民族和家庭角色等^[27]。阿玛蒂亚·森认为人们的身份是复杂的、多样的，不应该按照某一单一的、鲜明的界限来对人们进行划分^[28]。每个个体都可以看作是整体性的身份网络，在校学生具有多重身份，而这些身份是如何与欺凌发生关系的呢？具备哪些身份的个体才会被污名、被持续欺凌呢？

本次研究笔者试图通过对四个典型的校园欺凌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从多重身份理论与污名化理论视角出发，探索欺凌发生的内在机制，了解欺凌过程的细节，从而为反欺凌治理提供方向参考。

三、案例阐述：四个典型欺凌案例

1.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选择的案例对象为在校大学生以及应届毕业生，笔者研究的内容为中学阶段的校园欺凌问题，之所以选择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大学生已经成年，对于曾经遭遇的校园欺凌已经能够有清晰的认识，能更加客观地看待欺凌经历。二是，研究者曾为教育工作者，前期已经与研究对象建立信任关系，研究对象能更加全面、自然地讲述欺凌经历。

笔者在2020年5~7月对四个对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因为前期已经掌握了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本次访谈以电话、微信（QQ）访谈为主，每个对象进行3~4次访谈，访谈时长90~150分钟不等。

2. 案例介绍

案例1：F男生，1999年出生，大二在读。从小学到高中持续遭遇校园欺凌，有过自残经历。他性格内敛、慢热，说话声音“温柔”，日常生活中与女生互动更多，在同龄男生群体中，显得不够阳刚，其他男生称其为“娘娘腔”。当其他同学得知他的性取向为男性后，大家对他的排斥非常激烈，走在小卖部会被人指指点点，甚至有外校的同学加他的QQ辱骂他。

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与父母交流不多，每次与父母通话，只会谈论学习问题。在遇到欺凌事件后并没有告知老师和家长，担心不被理解甚至指责和批评。家长偶然得知他的性取向后，十分震惊，强迫其改变性取向，父亲甚至以死相逼。

案例2：X男生，1998年出生，大三在读。上初中和高中时，X男生戴眼镜和牙套，看上去比较呆板，且沉闷不说话，班上同学给他取了外号“书呆子”“四眼田鸡”“眼镜别”等。戴眼镜本身只是近视问题，但当时班上戴眼镜的人不多，这让X男生显得另类，且因为戴眼镜鼻子变形有点塌，再加上脸上有痣、戴牙套等，同学们将其脸上的“缺陷”无限放大，说他长得丑，疏远他、排斥他。

F男生中学时期戴牙套，但因为医院器材的问题，牙套会腐蚀牙面，吃饭的时候不太方便，会沾些食物残渣，显得很不卫生，常常被人身攻击，说X男生牙齿上都是菜叶子，不爱干净，一旦X男生反驳，就会被人说是“有妈生没爹养”，X男生小时候爸爸妈妈就已经离异，听到同学这样说，心里十分委屈。

案例3：H女生，1999年出生，应届毕业生。上初中时，H女生脚受伤，家人找了偏方进行治疗，偏方药物含有激素，使其体重迅速攀升，最重时达到200多斤。因为胖，同学给她取外号“肥猪”“卵蛋”（带有侮辱性意思），女生对其使用关系欺凌，男生故意制造各种恶作剧等。H女生小时候父亲出车祸去世，母亲改嫁，自己和弟弟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在遇到欺凌事件后，也曾告知爷爷奶奶，但爷爷奶奶认为是H女生自己不认真读书，惹是生非，并遭到爷爷奶奶的打骂，再遇到欺凌H女生不再寻求家长帮忙。在学校成绩属于中等，不太受老师关注，与同学关系疏远，初中遇到欺凌后也曾进行反抗，但最后以失败告终，然后选择忍气吞声，初三时用刀划过手腕，被同宿舍同学发现并阻止。

案例4：Z女生，2001年出生，大一在读。高中阶段曾遭遇言语欺凌。家里条件优越的Z女生身材苗条，喜欢穿露脐装、超短裤、无袖连衣裙。在班上Z女生只与一个女生、三个男生关系要好，与其他同学几乎没有说过话。但她与其他班的同学，甚至高年级同学（有很多是喜欢打架的学生）经常玩，自己有时也参与打架。

在同龄人眼中，Z女生长相漂亮，穿着打扮比较时髦，又喜欢跟“混的人”玩，被认为很“社会”，从高一到高二，班上男生经常背后议论Z女生，说她是“被包养”的。Z女生得知后，心里很不舒服，生气，想不通。但最后她选择无视他们，她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同学的造谣，改变自己的穿着打扮和行为方式，她认为自己的穿着很好看，但在高三的时候，Z女生为了让班上同学都记住自己，选择当了班长，高三的时候没有再被人说是“被包养”的。

四、一个渐进的过程：校园欺凌的发生机制

欺凌具有渐进性，通常从“没那么严重”到“很严重”^[29]。这一过程中，受欺凌者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欺凌者与被欺凌者是如何互动的?欺凌者是如何形成权威，对被欺凌者实施持续欺凌的?本文选择四个案例对其欺凌的过程进行深度剖析。

1. 识别欺凌对象：寻找潜在的被污名者

欺凌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在实施欺凌行为前，欺凌者需要识别潜在的欺凌对象，进入欺凌者视线范围内的人，往往具有相似之处，他们拥有多重“弱势身份”。

（1）多重弱势身份网络

个体具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的获得与其建立的社会联系息息相关。首先，个体因自身特征被建构的身份。个体拥有性别身份、宗教身份、民族身份、生理心理特征身份（性少数群体、胖子、残疾人）等。其次，个体因家庭情况被建构的身份。因家庭结构、亲子关系、家庭经济地位等不同，个体也会被建构不同的身份，如孤儿、被虐待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等。最后，个体因学校生活被建构的身份。一些中学“以分数论英雄”，学生因其学习成绩优劣获得“差生”“中等生”“优秀生”等不同的身份。此外，在学校权力结构中，还存在“班干部（当官的）”与普通学生的身份。根据学生与同伴群体的互动情况，存在“不合群的人”与“吃得开的人”的身份。

本文选取的四个案例对象，拥有多重“弱势身份”。F男生是LGBT群体，还是留守儿童，属于“不合群的人”；X男生除了戴牙套和眼镜的特征外，属于“中等生”，“不合群的人”，“单亲孩子”；H女生除了胖子身份以外，还是“单亲孩子”，在班上属于“中等生”，性格内向，与同学关系疏远，是“不合群的人”；Z女生与另外三个对象不同，家庭结构完整，经济条件优越，但是Z女生与母亲的关系非常糟糕，自己十分叛逆，喜欢与母亲对着干，喜欢跟外班“混的人”玩，但在班上属于“不合群的人”、“差生”。

（2）“弱势身份”组合的后果

个体多重身份耦合后形成了“相对弱势群体”，这些相对弱势群体才是被欺凌的对象。在学校组织中，被欺凌者具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拥有多重“弱势身份”，相关研究表明，被欺凌者常见的特征身份有，留守儿童、性少数群体、残疾人、差生等^{[30][31][32][33]}。这些“弱势身份”组合在一起彼此影响，对个体产生消极后果。

欺凌者识别欺凌对象往往是基于一个人的整体性判断，基于单一的个体身份无法达到欺凌的目的。单一的“弱势身份”如成绩差，往往无法形成持续欺凌，多重“弱势身份”集中于同一个体身上才会使其遭遇欺凌，如成绩差又单亲且长相有缺陷等。四个案例对象，因为具有多重弱势身份才会被欺凌者识别，也就是说当个体的积极身份无法抵偿“弱势身份”带来的消极影响时，才会被欺凌者放大个体的“缺陷特征”，才会真正产生欺凌。

比如，学习成绩好、在学校受到老师的关注、家庭的社会资源广阔的人即使拥有某些“差异特征”也可能不被欺凌。只有那些“软柿子”、拥有多重“弱势身份”、看起来不太拥有反抗能力的人才会被欺凌。“肥胖的人如果比较幽默、开朗，与同学关系好，能融入集体，家庭条件优越等，不太可能被贴上负面标签，而长得胖不作声，有点矮且不跟大众有共同爱好的人才能被欺负。”（X男生20200719）拥有多重“弱势身份”的个体，就会被识别为欺凌对象，紧接着欺凌者会对其实施污名化。

2. 试探性欺凌：实施污名化手段

欺凌发生之前，欺凌者倾向于扮演“裁判”，首先运用某些规则在群体中建构差异，然后将不符合规则的人或者无法与规则对抗的人贴上负面标签。被贴标签的人，在社会中丧失社会身份、信誉和价值，被群体疏远、歧视，这是污名化的结果，也是欺凌的起点。

（1）建构污名身份

污名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个体身上具备某些外显特征（如肥胖、残疾、肤色等）或内隐特征（如行为方式、言语、性取向等），容易与他人形成差异，这些差异特征，往往成为污名的载体。欺凌者在实施欺凌之前，会进行道德推脱，为自己的不合理行为找到合适的依据，将这些特征赋予某种“耻辱感”意涵。本文的四个研究对象被污名的操作化特征及身份隐喻如表1。

（2）公众污名与欺凌者的到来

欺凌者为使自己的欺凌行为合理化，会污名化被欺凌者，这样可使其逃避道德的谴责。在欺凌过程和同伴话语中，受害者往往被社会建构为“奇怪的”“与众不同的”“偏离的”或不“适合”的人^[34]，然后，构造的“不同”或“偏差”被用来证明欺凌是合理的^[35]。Evaldsson和Svahn研究发现，欺凌者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平凡和理性的，并将目标同伴称为“骗子”“妓女”和“他妈的变态”^[36]。这本质上是一种污名化，“污名化指受污者由于拥有贬损特质而在社会中逐渐丧失社会身份、信誉和价值，并因此遭受社会歧视和排斥的过程”^[37]。

当个体遭遇公众污名，被贴上标签，也就默许了其他欺凌者识别该人。受害者的负面声誉被建构并在校园内进一步传播，即使是那些不积极参与欺凌的人也会因为迫于社会压力而不与受害者交往^[38]。一个人被贴上污名化标签时，就会被判定为“他人”，“他人”被认为是不符合群体规范的人，具有危险性。“常人”群体往往是占据优势资源的一方，垄断了群体的机会与资源。而被判定为“他人”的个体，则会受到来自群体的各种排斥、歧视。欺凌者传达的信息是，被污名化的人已经被完全拒绝，不再拥有任何内部群体的权利^[39]。他们以“正义”的一方，行使群体内的规则，从而对被欺凌者实施侵害。

（3）身份抗争与生存策略

被污名化的个体也有不同的易感性，他们可能以夸张的方式对压力源做出反应，也可能冷漠回应或者做出其他反应。Watson和Larson认为个体被污名化会产生三种行为反应，即自尊/自我效能丧失、义愤和赋权、漠不关心^[40]。戈夫曼则认为，个体遭遇污名化后，会直接或间接改变现有特征^[41]。个体对污名的反应实质上是反污名的过程，也是摆脱欺凌的重要举措。

笔者结合Watson等人和戈夫曼的观点，将个体进行污名身份抗争分为五种类型，分别是:第一种，回避型抗争。个体受到公众污名后，表现出低自尊和低效能感、产生社会回避以及丧失生活目标和动力。第二种，漠视型抗争。个体出现替代性反应如不为所动，漠不关心等。第三种，暴力型抗争。表现出对抗污名的愤怒，甚至直接采取暴力手段反击。第四种，转移型抗争。为避免特殊对待，蒙受污名者会尝试直接改变现有特征，如残疾人去整形，胖子努力瘦身减肥等。此外，蒙受污名者还可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掌握某种技艺来弥补缺陷，比如残疾人学习舞蹈、游泳等，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为自己“正名”。第五种，联合型抗争。联合型抗争主要指个体联合家长、老师或者其他能帮助自己摆脱污名身份的人，对抗欺凌者。

F男生遭遇污名后，主要表现为第一种，F男生表现出低自尊，自责、羞愧，并产生交往回避，间接避免对身份的承认。“自从被人指指点点后，我真的很沮丧，我就跟两三个人玩，主要都是女生。”（F男生20200614）

X男生也属于第一种，选择自我边缘化，与其他同学保持距离，这是个体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希望通过自我隔离来减轻自己在学校被孤立、被欺凌的痛苦以及对污名身份的抗争。“我选择把自己边缘化，远离那些欺凌者，减少与他们接触，让他们想不起来我。”（X男生20200712）

Z女生则属于第二种、第四种和第五种混合体，得知男生在背后议论自己被包养，她并不以为然，认为应该坚持做自己，高三的时候，Z女生通过在班上树立威信，获得老师的支持，成功消弭了污名的声音。“听到他们那样说我，我当时是很难受，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他们说我，就放弃穿那些我认为好看的衣服......别人说什么我就跟着做，我就不是我自己了......但是我高三的时候选择当了班长，老师也非常地支持我，我想在班上同学面前留个好印象，让他们都记住我，高三的时候没人再说我是‘被包养’的了。”（Z女生20200712）

H女生则属于第三种、第四种和第五种的混合体。在被污名化后，试图减肥，并在学习上努力冲刺，另外还反抗了一个叫自己绰号的同学，同时将欺凌事情告知了爷爷奶奶。“每天早上6点去操场快走，想要瘦下来，不过最后还是没有瘦下来......他们叫我肥猪，认为我笨、懒惰，事实上我那时候还挺勤快的，我在学习上也十分刻苦......有个男生又欺负我，我实在忍受不了就跟他打起来了......告诉了爷爷奶奶，但是他们认为是我的错，最后还被爷爷奶奶打了一顿。”（H女生20200709）

3. 持续欺凌产生：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的深度耦合

身份抗争并非都有效果，当身份抗争失败，就会强化内群体对污名者的歧视，个体自我污名也会形成。显然，欺凌者对被欺凌者的“实力”已然知晓， 欺凌者会更加大胆、持续地实施欺凌，对被欺凌者造成严重的影响。

（1）反抗无效后的歧视强化

试探性欺凌发生后，被欺凌者进行身份抗争，一旦失败，“常人”群体就会强化歧视。一方面，受欺凌者采取消极防御措施，不主动寻求帮助，仅仅靠自身来抵抗欺凌，结果要么是强势逆袭，要么是陷入更加绝望的怪圈。受欺凌者不希望同学看到自己最懦弱的一面，在被欺凌后忍气吞声，通过减少与欺凌者或者其他同学的互动，回避社交来获得一种自我保护。此外，被欺凌者不会主动告诉长辈，在他们看来，报告家长和老师，如果不能获得有效帮助，反而会激怒欺凌者，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报复和持续欺凌。X男生与F男生均表示，在受到欺凌后并没有告知家长和老师，担心父母和家长不理解自己。

“有些话我不会跟爷爷奶奶说，我怕他们担心，我跟父亲基本上没什么交流。被欺凌也不会跟老师讲，我觉得作用不大，老师都喜欢成绩好的，我那时候成绩不好。”（X男生20200613）

“我没有跟我父母说学校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不想让父母知道我是因为性取向被欺负，更不会让老师知道。”（F男生20200614）

另一方面，受欺凌者进行联合型抗争后，欺凌问题仍得不到有效解决。当权者（学校）或者父母对校园欺凌的重视度不够，对校园欺凌的惩罚不力，被欺凌者会产生无助感甚至自我怀疑，污名身份得到进一步深化，强化了歧视和排斥。

“有一次，有个男生又欺负我，我实在忍受不了就跟他打起来了，是他先惹我的，告诉了爷爷奶奶......但是他们认为是我的错，最后还被爷爷奶奶打了一顿。他们认为我惹是生非，说人家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当时好难过，从此以后别人欺负我我都是忍着，不会跟家长说......”（H女生20200709）

受欺凌者的身份抗争往往面临着风险，一旦失败，就会强化“常人”群体对自己的歧视，导致学生群体之间默认了欺凌的合法性。

（2）自我污名的习惯性生成

每个人都会有自我身份认同意识和群体归属意识，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时刻都会面临“内群体”与“外群体”的选择与区隔，被污名化的个体遭到欺凌而又无能为力时，会在不断的否定中开始出现自我身份认同，公众污名会对自我意识产生负面影响^[42]。当个体一再受到欺凌，即使欺凌者不在场，受欺凌者也可能产生内部伤害，如自卑、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轻生念头。受欺凌者会将公众污名进行内化，让自己陷入更加无助的境遇。

“我初三的时候有过自残经历，那段时间学习压力挺大，要中考了，那时候在班上又经常被欺负，让我越来越自卑，我觉得自己很失败，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做不好，真的像他们口中说的我很蠢、很笨。”（H女生20200709）

“我奶奶去世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快崩溃了，最关心我的亲人都离开了我，同学也不喜欢我，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那段时间真的有点抑郁。”（X男生20200613）

在传统污名中，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是个连续统一体^[43]。但当今社会中，也存在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分离的情况，比如，Z女生的污名过程中，Z女生并没有表现出自我污名，相反，她通过其他方式隐匿污名，如与学校“混的人”玩，建构自己的权力。同时通过限制社会交往和与他人保持距离等保持自己的高傲和优势。但在遭受两年的言语欺凌后，Z女生也感受到了公众污名对自己的影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并在高三最后一年进行反抗。

当自我污名变成个体思维习惯，受欺凌者会认为任何的排斥、歧视是自己的错，持续欺凌就会变成理所当然的正义行为，并对受欺凌者产生长期的、深刻的影响，严重者甚至以结束生命为代价。

五、讨论与结论

本次研究，笔者以本土的四个案例为轴心，探讨了校园欺凌的发生过程，试图通过细节的描述，让学术界以及社会更多了解欺凌的本质和发生机制，从而能更好地制定出干预措施。通过对四个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其存在共性，也存在异质性。

首先，四个案例中欺凌的发生起点往往从污名开始，但是污名的产生绝不仅仅是单一特征的呈现，它往往背负着多重“弱势身份”的重压。在X男生、F男生、H女生以及Z女生身上，被标记的所谓的“耻辱特征”在整个人际互动过程中因为粘连多重“弱势身份”被无限放大，进而成为欺凌者实施欺凌的“尚方宝剑”。如果能赋予个体更多积极的社会身份，容易被污名的特征也会退出日常生活的舞台，隐匿在积极形象的背后，如胖子也可以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与父母师长积极交流，与同伴群体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等。

其次，欺凌过程中，被污名的特征既可能是外显特征也可能是内隐特征。对被叫“包养女”的Z女生的污名，具有内隐性特征，主要是针对她的社会交往，她穿着时髦、前卫，与社会上“混的人”经常一起玩，吃穿用度比普通同学要好。

此外，污名不只针对“弱势群体”，也可能是某些“强势群体”。从“包养女”的污名化可以看出在社会中存在泛污名化现象，“包养女”家庭条件优越，长相漂亮，在学校有一群“混”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算得上“强势群体”，但也没有逃过被污名的命运。校园欺凌中污名化对象往往都是具备多重不适宜学校生存的“弱势身份”，“包养女”尽管拥有家庭经济地位赋予的积极身份，但是她与母亲的关系疏离，在学校她是“差生”“不合群的人”，也因此具备了被欺凌者识别的前提条件。

最后，四个案例被污名是因为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有一定公众污名的社会基础，成人社会中对于同性恋、书呆子、胖子、包养女本身就存在污名化的现象。儿童会从他们的父辈身上学习一整套社会规范，来建构和参与他们自己的同龄人文化，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学校场域是成人社会的另一种缩影，也正因为如此，四个案例对象在学校遭遇污名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四个案例对象面对污名的反应并不一样，有回避的，有漠不关心的，但是从他们的反应中可以看出，要么脱离家庭、同伴群体、学校以及社会的支持，要么无法正确有效获得家庭、同伴群体、学校及社会的帮助，Z女生是唯一反抗成功的案例，但是中间也是经历了一两年的探索期。从四个案例中，可知在个体被污名的过程中，获得正确、有效的社会支持是能够中断污名，干预欺凌进程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反社会行为预测研究”（项目编号:17ZDA117）、湖南省社科基金智库委托项目“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社会公共政策优化研究”（17ZWA21）、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个体反社会行为因果链路及演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CX20200134）和中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0zzts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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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刘芳、吕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