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块屏幕与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2018 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报道《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讲述了 248 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线上直播与成都七中共享课堂的教育实验，引发公众对教育公平及线上教育的一系列关注。

2020 年，疫情之下，线上教育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本学期，北京师大附中的高一年级志愿者通过 QQ 完成了两个月的线上志愿辅导。屏幕的另一端，是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蒲公英中学的初二学生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附中人Further（ID：bjsdfz_Further），作者：崔亦涵，摄影：刘爽、张栩晗，编辑：李欣怡，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辅导班

早上 9 点，急促的闹铃声响起，黄悦然从床上起来，拉开窗帘，看见楼下的大爷们正打着太极。

这天是星期六，本该是个能睡懒觉的日子。而作为刚升入北京师大附中高一年级的学生，黄悦然在新学期开学后不久就自己报名参加了一对一数学提高班。她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从初中起就跟着这位数学老师上课。如果没有其他安排，此刻她应该出现在位于海淀区的老师家里。

而现在，她拿着手机坐在自己卧室的椅子上，摆弄着收纳盒里的彩色画笔和笔筒上的吸铁石，将桌子中间写了一半的周末作业移到一旁，打开熏香，想要赶走瞌睡。

坐了一会儿，她打开 iPad ，发起了一则语音通话邀请。铃声响起 3 秒后，对方接通了。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黄悦然问道，“你那边的声音有点小。”

她点开手机里一张写满英语单词的图片，起身从旁边的升降桌上拿起手机支架，简单调试后对着屏幕说道：那咱开始吧。

屏幕那边的女孩叫孙艺凡，来自蒲公英中学。

这是北京第一所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公益性学校，2005 年由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郑洪女士归国创办。学校提供初中阶段义务教育课程，将自身使命定义为“把接受合格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直到今天，这仍是北京市唯一一所面向流动儿童的初中学校。

孙艺凡已是这所学校的初二学生，她所在的班级成绩还不错。前不久，她刚获得了学校内的奖项。每周六上午是孙艺凡所在班级的固定辅导时间，辅导班老师正是屏幕另一端的北京师大附中学生。这个周六是本学期的第 9 次辅导了，内容是英语八到十单元的单词会读会认。“老师”黄悦然对于这项要求已经不陌生了，她每次都会先领读一遍，在纠正“学生”发音的同时拓展一些词性变化。

虽然辅导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每堂课刚开始，两人还是有些紧张。第一个单词是 prepare ，孙艺凡在读音上有些迟疑，停顿了一下。黄悦然耐心地重复了一遍：prepare，并在 iPad 上记下了这个单词。

为了不让学习的内容太死板，她开始拓展一些相关词组。第八单元的主题是制作食物，她看到自己台灯下写着 pop corn 的爆米花形状的耳机盒，就把这个词写在了 iPad 上。在遇到一些不确定的拓展词汇时，她会告诉孙艺凡词性变化的规律和后缀，而不是纠结于拼写。

以往辅导数学时也是如此，她会记录下孙艺凡的解题过程，按照她的节奏和思路推进进度，同时提供一些解题技巧。

辅导时间过半，黄悦然留给孙艺凡 5 分钟时间用于自主背单词，她也可以简单放松一下。爸爸推开门，轻轻将切好的水果放到桌上。黄悦然打开静音，吃了几口水果，看着 iPad 上记录的孙艺凡不熟的单词，思考待会儿要怎样帮她加深记忆。

5 分钟后，辅导继续。黄悦然带着孙艺凡逐一解决 iPad 上记下的每一个单词，遇到读音不准的就用黄色标记出来，遇到忘记中文的就用绿色。全部过完一遍后，她对照有问题的单词又顺了一遍。终于，孙艺凡可以将所有的单词发音和中文都说准确了。

好友申请

同一时刻，来自北京师大附中的 31 位志愿者都在辅导着屏幕另一端的蒲公英中学学生。

作为一所非营利性公益学校，自 2005 年建校以来，蒲公英中学始终将志愿者作为建设学校的重要力量，与学生、家长、教师、捐赠方及政府一起组成“六位一体”的蒲公英社区。

学校为每个班级都分配了来自不同组织的志愿者团队，北京师大附中是其中唯一的中学生队伍。这项志愿活动始于 2007 年，时任附中校团委书记的张帅老师抱着探索的心理和北师大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申请了这个项目，理由很简单：“我觉得是同龄人更好交流”。

张帅老师本觉得这项志愿活动可持续性不强，并没期望能坚持多久。但一届届的志愿者竟将这活动一直延续了下来，至今已 13 年。

13 年来，两所学校从未尝试过线上辅导，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变了这一切。

新学期伊始，现附中校团委书记张明瑶老师联系到蒲公英中学的贾胜武老师，两人最终决定将原定于每周日下午进行的两小时线下辅导改为一个半小时的线上辅导。辅导工具是 QQ ，因为方便监管。每个组的辅导需要建立 QQ 群单独进行，每个群里都有一组学生和两位老师。重要的是用 QQ 传送的文件会是原来的大小，更方便做记录或保存。

黄悦然主动报名成为了项目志愿者。第一次辅导开始前，校团委组织了一次全体志愿者培训，介绍了蒲公英中学的情况，预先说明了部分教学任务。每位志愿者都随机分配到了一位来自蒲公英中学的学生。反复磨合所有人的时间后，最终确定将线上辅导时间定为每周六上午 9 点半到 11 点。

为此，黄悦然更改了自己在开学初报名的数学提高班，留出时间专门用来志愿辅导。她想起之前自己用过一款 app ，可以用触控笔随时书写，还可以有不同颜色的标注。这样她可以在辅导过程中投屏，课堂结束后再将投屏内容发到 QQ 群里，以便对方复习。据黄悦然父母说，这是她为辅导活动特意做的准备，之前她不常用这款软件，也很少登录 QQ 。

志愿者黄悦然与她的线上辅导工具

志愿者们跃跃欲试，在朋友圈发表了不少感想，也有人持怀疑态度：这种辅导方式真的能实现吗？抛开网络设备的问题，让两个素未谋面的同龄人通过学校随机分配的名单，在 QQ 加上好友，就此开始一段长达两个月的辅导，这听起来并不容易实现。

这些担忧的确变成了现实上的问题。10 月 24 日是第一次线上辅导。第一堂课的内容很少，只有一页英语单词原型及过去式的对应学习，为的是先和蒲公英中学的学生互相熟悉。活动开始前两天，志愿者们开始给辅导对象发送好友申请，但直到开课前，还有两位志愿者发送的申请没有被通过。张明瑶老师立刻联系了贾老师，贾老师联系了学生家长，好不容易在半小时之后联系到对方，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没有聊天话题。

即使在培训和发布任务时都强调了要建立好关系，志愿者们还是不知道能聊些什么，蒲公英中学的同学大多都不爱说话，只是简单应和着志愿者。

蒲公英中学的学生家庭条件和附中的学生不同，线上教育的距离感带来了更大的落差。在与他们进行线上交流时，有一部分同学明确说明，不愿意聊除了规定任务以外的事。还有一部分同学虽然没有直接拒绝，却也不愿意用语音的形式，反而更喜欢发一条条文字消息。

有个志愿者发现两个人喜欢同一位偶像，庆幸终于找到了共同话题。但与想象中不同，这只能增加一次对话——

“你也喜欢蔡徐坤吗？”

“嗯。”

一旦不小心提到了关于蒲公英中学这所学校性质和家庭的话题，他们就会很少说话，用沉默的方式保护自己。

黄悦然与孙艺凡在第一次上课时开启了视频通话，两人都显得有些拘谨。如今回想起来，黄悦然甚至有些记不清孙艺凡的样子，只记得她很内向，不太爱说话，需要黄悦然带着她说，两个人才能不冷场。为了解决沟通问题，黄悦然决定以后都改为语音通话避免尴尬。

每次上课前一天，黄悦然会大致浏览一遍微信群内发布的教学任务，做好心理准备。上课前，她会提前将相关的题目或单词转移到 app 上，有时会将重点的知识点总结梳理，用不同颜色的笔写在题目旁边。这样可以节省时间，给孙艺凡提供方便。

即便是同龄人，辅导过程中也需要思考如何组织语言。讲题时孙艺凡如果有没听懂的部分，她就会想怎么能说得更清楚明白且不会让孙艺凡感到紧张，不让两个人的关系疏远。

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黄悦然觉得，蒲公英中学的学生对待自己似乎有些太客气了。如今已经到了第 9 次辅导，孙艺凡仍对身为同龄人的她称呼“您”，让黄悦然总有些不自在。每次辅导结束后，各个 QQ 群都会有很多类似“谢谢您”的声音出现，一下子拉远了屏幕两端好不容易相近的两人。

学业翻身仗

线上辅导刚开始时，张明瑶老师曾去各个 QQ 群内巡视。“老师”给学生留作业：一会儿 10 分钟时间你先读一读这些单词，如果遇到拿不准的词开麦告诉我，咱们一起读。学生问：“老师，读原型还是过去式”，一板一眼很认真。她称志愿者们都是“网红小教师”，课上得有模有样，感到欣慰。

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反映，他们的辅导对象似乎并不想上课，在课堂上也很少提问，发下去的作业要么回答过快，要么干脆不理。有时连续三周都找不到人，即使到了约定好的辅导时间也会突然消失。语音电话打过去，只听见屏幕中传出“对方暂时无法接听，请稍后再拨”的机器女声，三次嘀声后，对话框里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电话图标和“对方未接听”五个字。

蒲公英中学的贾老师也对此无能为力。他每次都会和相关的学生家长联系，在学校也会叮嘱他们认真接受辅导，但一些同学对待周末额外的线上辅导仍有抗拒心理。

这种情况在之前的线下辅导中几乎没有出现。曾在 2019 年前往蒲公英中学做过线下辅导的附中志愿者王子滔说，那时所有同学都很投入，学习的氛围很好。虽然他们辅导的是基础最差的一个班，但班上同学仍然积极学习知识，认真完成布置下去的作业。毕竟线下辅导很难“逃课”。

王子滔小学时在北京郊区，也是在类似的学校就读，每到蒲公英中学时总是能够共情。

2003 年前后，为迎接奥运会，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来到北京。当时的北京生活着约 50 万学龄流动儿童，有不少自发成立的打工子弟小学，但没有一所初中。这意味着很多适龄儿童小学毕业后便不再能得到应有的义务教育。这些小学也多是家庭作坊式运作，“找几间屋子， 找几个人来教语数英，开个小卖部、食堂，就能挣点钱”。

归国后的郑洪女士看到这样的情景，决定建一所打工子弟中学。学校取名蒲公英，正因为它代表着这些儿童的普遍经历 —— 四海为家，落地生根。

第一年，学校招收了 60 多个学生，入学考试时让他们用拼音写“我是蒲公英的学生”，只有两三个学生写对了。测试外语和数学，也只有零星几人能及格。

“应该上七年级的孩子，很多孩子的基础还在三四年级。”郑洪校长想为这些学生打一场“学业翻身仗”。

王子滔用自己考出郊区的故事激励与他一样的学生们好好学习。他在一次线下辅导中答应了对方下次还会再来，但那时的志愿活动是轮流制，下一次未必还有机会再来。王子滔便对辅导对象说：“你把我今天讲的英语单词都背下来我就来”。他与张明瑶老师提起此事，张老师认为他应该去履行诺言，于是特批他跟下一批志愿者又去了一次。

第一次辅导时，王子滔不小心给对方念错了一道题。等到第二次再去时，那位同学自豪地拿着作业本对他说：“你上周给我讲的那道题讲错了！”然后带着骄傲的表情把那道初二的习题给当时高一的王子滔完完整整地讲了一遍。

辅导之后，他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那位同学还经常在微信上问王子滔下周会不会再来。他们做好了约定，如果他中考考上 500 分，王子滔就要请客吃饭。

一位已毕业多年的附中校友回忆：10 年前作为志愿者带队去过两次蒲公英中学，现在每年还能收到对方发来的新年祝福邮件，“不知当年那些孩子如今还好吗。”

这也是张明瑶老师期望通过同龄人间的志愿辅导达到的真正作用：在这项志愿活动中，受益的不仅是蒲公英中学的同学，通过这种交流，也可以让附中的学生获得更多成长和思考。

只是，这样的关系在线上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才能培养。志愿者们为了更靠近自己的辅导对象，有时会悄悄浏览他们的 QQ 空间动态。孙艺凡为一束鲜花配文“向阳而生”，也有炫耀游戏战绩的链接和“中二”的句子。这些都被志愿者记在心里，希望在下次辅导时能引出一个聊得起来的话题。

“谢谢您”

线上辅导已持续了两个月，黄悦然还未去过位于南五环旁大兴老三余村的蒲公英中学。她的生活轨迹主要在西城与海淀，很少前往大兴。

老三余村是北京著名的流动人口倒挂村，流动人口数远大于本地居民。比例悬殊时，前者甚至是后者的 10 倍。这些村子里的流动儿童便是蒲公英中学的重要生源。

在黄悦然的想象中，蒲公英中学的校园基础设施比较简陋，宿舍都是水泥地，环境不是很好。而事实上，蒲公英中学的校园环境比大多数人想象中的还要好。曾在 2019 年参与过线下辅导的几位同学都提到蒲公英中学的设施环境是“意料之外的好”。这与 13 年前的志愿者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

那时的蒲公英中学校址在距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校舍由一家租借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废旧开关厂的厂房改建而成，全是简易棚，没有暖气。一到冬天，学生的手被冻得红肿。学校没有食堂，学生要在教室里或门外的餐桌露天就餐。宿舍里塞满了上下铺铁架床，每间屋子要容纳近 20 名学生。即便如此，也不能解决所有学生的住宿需求。几年来，蒲公英中学的办学成绩逐年提升，但大部分校舍却逐渐破损，三个教室区有两处已成危房，校方不得不逐年减少招生数量。

这正是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办学困境。2011 年 8 月，北京市教委关闭了海淀、朝阳、大兴共 24 所打工子弟学校，因这些学校未经审批，不符合办学标准，且在房屋、消防和用电安全、卫生保健等方面存在严重隐患。相比之下，蒲公英中学办学手续齐全，校舍条件虽差但已算是设备完善，安稳地度过了检查。

2014 年，北京大兴新机场建设在即。蒲公英中学所在的团河路作为能够连接新机场的主要道路之一，需配合整体规划进行拓宽工程，校舍必须拆除。

在大兴区政府支持下，蒲公英中学获批一块位于老三余村的公共服务用地以兴建新校舍。校舍建了近三年，其间两次因资金中断被迫停工，最长一次停工近 10 个月。郑洪校长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为筹款奔忙。

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并不知道郑洪校长为这所学校付出了多少，只是都很喜欢这位亲切的“校长奶奶”，希望天天都能看见她。

2018 年，新校舍终于建成。五层高的教学楼宽敞明亮，拥有设备齐全的各学科实验室、新能源学习室、心理咨询室、屋顶花园等，还有近 100 间宿舍，能基本满足全校学生的寄宿需求。实验室里的所有设备都是政府支持的，新校园也是由北京知名设计师带着团队义务设计的。每一个房间或区域都以捐赠者选择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命名背后都是一个催人成长的真实故事”。

随着蒲公英中学的发展，校内学生也逐渐并不只是打工子弟，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也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当我问起同学们对学校的印象，有的说觉得这所学校是自己读过的最好的一所，有最美好的回忆；有的说一周只能吃一次鸡腿，但特别大，一人一个；还有学生觉得虽然住宿条件已经好了许多，但没有多余的空间放下书桌，作业需要趴在床上写。

学校教务主任王瀚宇老师曾告诉我们，这十余年来，郑洪校长没有任何工资收入，办这所学校是完全的志愿者行为。学校的主要经济来源全是政府援助和爱心人士的捐款。

近年来，愿意给蒲公英中学捐助的社会组织及个人很多，学校官方网站上详细地记录着每一笔捐赠的数额及来源：北京嘉盛长青咨询有限公司去年分 4 次捐了 12 万人民币，疫情期间一位匿名捐助人捐了 40 包口罩，名为“薄晖”的捐赠人捐了 1 件棉服和 3 件衬衣……这样的捐赠记录多达 4500 余条。

捐赠的物资会落实到学生手上，但有时也会让学生困扰。一位蒲公英中学的学生告诉我：“比如电动牙刷，学校充不了电。还有捐赠的那些羽绒服，都是幼儿园的，只能给弟弟。”

蒲公英中学新校舍

如同线上辅导带来的距离感，隔着屏幕的外人很难真正了解到蒲公英中学学生的真实生活状态。

蒲公英中学周一至周五封闭式管理，学生在宿舍内不允许使用手机，放学后不允许外出，学生们只能通过老师来联系家人。虽然学校原则上要求至少有一位家长接送，但周五放学时，还是有学生自己提着行李箱回家，路程远的就申请留宿学校。

学生们来自各个省份区县，从黑龙江到青海，几乎遍布全国。往日里这并不构成什么问题，但在 2020 年，这给防疫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每周一次的返校都需要格外严密的检查，原本 8 人居住的宿舍改为 6 人，在浴室设置了隔间洗浴，在食堂也取消了面对面的座位，每天都要进行测温检查。

疫情最严重的几个月，蒲公英中学也转为线上教学。但由于学生家庭条件不一，给学校和学生都带来了不少麻烦。有个学生上网课联系不到，老师们在一个待拆迁的区域里找到了他的家，因为要拆迁所以没了电，没办法上网课。还有学生在别家饭馆旁边，蹲在墙根上蹭网上课。

在芥末堆举办的 GET 2020 教育科技大会上，蒲公英中学理事蔺熠介绍了疫情下的学生中考成绩：125 个孩子参加了中考，124 个都考上高中继续求学，其中 80% 考入普通高中，20% 进入职业学校。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这所打工子弟学校几乎创造了奇迹。

用郑洪校长的话说，蒲公英中学就是“一群不完美的老师，带着一群不完美的孩子走向完美”。

12 月 26 日是最后一次线上志愿活动。辅导结束后，几组同学解散了 QQ 群，也还有几组在依依不舍地告别，约着继续聊游戏和篮球，或是聊学习。有一位蒲公英中学的同学此前很少和志愿者交流，这次用调侃的语气，以“走流程”为借口感谢了志愿者。一位话不多的女生也表示，希望疫情结束后能有机会和辅导自己的志愿者见一面，进行一次期待已久的线下会面。

黄悦然觉得这次辅导活动并不只是巩固了她学过的知识，更提升了她的交往能力，让她看到了更多，至少明白了并不是所有在北京的学生都有那么好的学习条件。

孙艺凡觉得上辅导课很有趣，志愿者姐姐也很好，但最后还是依旧客气地对黄悦然说了“谢谢您”。

短短两个月的线上辅导并不能改变什么，不过，她们的 QQ 群没有解散。

贾老师曾让自己的学生们写过一篇有关志愿活动感想的作文，其中一位女生提到给自己辅导的“老师”声音非常温柔，“就像邻家大姐姐一样”。她在作文结尾处写道：

“如果我有一个姐姐该多好，每天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就问她。这实在是太棒了！”

而下一句是：“但这只是我的幻想。”附中学生支教蒲公英中学已逾13年，因为这份持之以恒的陪伴，或许幻想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

（文中蒲公英中学学生均为化名，陈哲轩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附中人Further（ID：bjsdfz_Further），作者：崔亦涵，摄影：刘爽、张栩晗，编辑：李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