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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13 11:04
盲人主播:在推拿之外谋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 WSJmagazinechina),原文标题:《盲人主播:在推拿之外谋生》,作者:王丹阳,编辑:YESORNO,摄影:老杜,题图:视觉中国


在 NHK 最新一档纪录片里,马寅青(下称“寅青”)穿一套全粉的棉卫衣,乌黑浓密的短发在眉毛和耳根这里形成两道阶梯式水平线。她的内眦深嵌又细长,盖在睫毛的浓荫下,有几分日本人偶的不识人间烟火气。偶尔抬眼,瞳孔因为布着白翳而闪着比“明眼人”更精纯的光。


日本人惊异地发现,中国的视障群体正在进军主播界,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成为声优艺术上的新秀。这部 7 分钟的短片,在上海拍了这个女孩整整两天。



寅青,26 岁,“上海寅青文化”的创始人,这是一家专事培训盲人主播的公司。她手下有十来个签约主播,散落在全国,从未见过面,其中几个转型困难,还没正式“接书”。


疫情之后,大量盲人小伙伴慕名而来,挤破门槛,但能否成功出道很难讲。她的压力很大,面对不断前来的好奇媒体,她说:“如果一年前我知道创业是这样的,我应该不会走这条路。”


隔三岔五,她就给在济南的卧龙残雪(下称“卧龙”)打电话,“卧龙,你说我怎么把粉丝做上去?”卧龙是在喜马拉雅上拥有 9 万粉丝量的主播,被盲人圈认作头部。


主播这个头衔听来不小,其任务就是录书,跟传统概念里的主持人不是一回事。但仅是录书,就接济了多少盲人在疫情后的生存问题,按照喜马拉雅的推广文案,已经有 8000 来个残疾主播在该平台上涌现,因为分布的散点化,身份的隐蔽性,无法统计多少是盲人。喜马拉雅称,他们是“在声音里寻找光的人”。



几天后,卧龙坐在他的工作室兼卧室里,双眼正对着前方,手指摩挲着腿上的键盘,气定神闲地对我说:“哎,寅青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她是一个公司,她不像我,是一个人。”


在天桥区名泉春晓小区,午后的斜阳把飘窗边的卧龙罩在阴阳的剪影里,他 210 斤的身子在靠背椅上,一陷就是一整天。立杆型的麦克风在伸臂可触的距离内,头上带一个圆形的防风网,价值五千块的罗德牌声卡掩映在合了盖子的笔记本下。


在人和书桌之间,两三根电线自然地垂落,随着换声间的呼吸在空气里制造的波形,那电线也轻轻在他手指落键的瞬息微颤着。这是无与伦比的感官全开时刻。


2021 年,他在喜马拉雅平台上争取到了一部 360 万字的“爆款”,那是起点中文网月排第二的小说,《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拿到顶流作品是每个主播的梦想。好书,足以养活他大半年。他计划每天花两小时,日更五集,直至 9 月录完,这样,无论如何也能月入 7000 块。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键盘的“上下”键上轮替摆弄,在合上盖子的笔记本里,我看不见的所在,“争渡”软件导入了 TXT 文档。光标在上下行间腾挪,“争渡”的语速维持在 40 度,再高就不行了,无限度后,是一片噪音的海洋。


“争渡”是个 U 盘似的加密锁,他称为“狗”,这个“狗”在后端运行,一旦插上电脑,进入听屏模式,卧龙就感觉如同插上了翅膀。它不断进化,让盲人进军主播成为可能。


耳麦里的声音是机械而生硬的,像初始版的语音机器人,它必须走在语音输出的前头,或许是两到三句。在这精确到秒的时间差里,记忆、情感翻译、输出,快速到位,否则语流必定是滞涩的。这是技术关,记忆力不行,没法做主播。


卧龙用手指将一切调试在最舒适的区间,将嗓音调进月黑风高的状态,念出了一段开场白,“二月二,龙抬头,暮色里,小镇名叫泥瓶巷的僻静地方,有位孤苦伶仃的清瘦少年,此时他正按照习俗,一手持蜡烛,一手持桃枝,照耀房梁、墙壁、木窗等处”。



座椅边,床是推拿床,是他睡的。客厅里还有两张推拿床,放着个病房式的隔断屏风,倒映一片森森细细的幽蓝,半天、一天、三天,不见一个顾客按响门铃。他的妻子陈秀秀是低视力患者,她管收银台,她头上的墙壁上是一块巨大的亚克力照片板,照片是卧龙和郭德纲的合影。


照片里,卧龙中山装配墨镜,他的哥们曾指着那张照片说,“哥,老郭比你瘦多了”。卧龙很得意,听出了郭德纲站他边上像他小弟的那个意思,他有种变大佬的幻觉。三年前,单田芳去世,卧龙哭了一场,对他来说青春结束了。之后,郭德纲是他的人生楷模,“我的说话方式、逗哏和语流方式跟他是雷同的”,而单田芳那种砂皮上挫出来似的哑嗓他学不了,那得练坏嗓子。



有声主播,让中国盲圈的职业鄙视链又多加了一个环扣。从算命,到推拿,到钢琴调律,似乎做调律的盲人可以傲视其他。但自从进入有声领域,他们得以在网上“出圈”,卧龙说,“这应该是巅峰了吧”。没人鄙视主播,那是艺术。


他像大多数干不了音乐的盲人,把青春献给了推拿。但现在,这段岁月如梭地向后退,卧龙只是感叹,他一个人浓缩了绝大多数盲人的必经之路。


如果不是录书,命中注定还是做推拿,就如目前巴巴地候在主播门槛上的盲友们,他估计 90%在做推拿。但疫情之后推拿店关倒一大片,这些人是真着急,巴望着新的生路。


作为世纪之交从青岛盲校中专毕业出来的推拿师,他目睹了盲人推拿戏剧性推演的整个过程,现在他推心置腹地说,“不是我们爱推拿,是实在没的选”。对盲人来说,下到各地盲校或中专,上到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不外乎被扔进两个圈:推拿技师和调音师。盲人太难了,无论男女,爱做推拿的都是少数,而调琴需要有艺术根基,调出名堂来的寥寥无几。


“我混成郭德纲那样的头部是被逼的,但凡能在医院里做一个赚六七千块的推拿大夫,我也不会卖命做这个。”他说。


体制内外,能要半盲的就不会要全盲的,只有那街头巷尾,忽啦啦一阵关,春风吹又生的盲人保健,才是他们的归宿——无论你来自中专,还是长春大学。


卧龙研究过盲人推拿的历史,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南方深圳,鉴于邓小平画的那个圈,五方杂处,盲推兴起了。1995 年,“一个月保底就有 600 块,哪怕一个钟都没干。好的月入过万,其中七千块是小费”。


香港来的客人,大方要求只做半个小时,下半个小时换个师傅,各给 50 块小费。盲推在南方成了一片红海,在卧龙嘴里只能“门东到门西,吹拉弹唱的废物”,首次借着时代的春风得到了认同。但好景不长,这个蓬勃野生的市场很快开始砸自己的饭碗,那就是盲人衣锦还乡,开始给自己的七姑八姨做起了培训,“哐哐哐那帮人都会了”。


他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盲人论坛上,《数据分析盲人市场现状》。他提出,2000 年,上海一个推拿的价格在 50 块,到了 2010 年,价格还是在 50-80 块,“现如今,上海多数推拿连锁店价格128块,团个券还是 100 块不到”。与 1995 年对照,2010 年,深圳的价格已经跌落到三四十块,推拿师工资变成两三千块,小费更是凤毛麟角。


这些卧龙都是亲身经历过的,自从 2002 年从青岛南下,他走过十来个城市,福州、泉州、厦门、杭州、昆山、宜兴……都是做了不爽了,换个城市讨生活。哪儿缺人了,圈里同学、盲友一唤,连铺盖都不用卷就能转如飞蓬地走人。推拿的江湖上南北派别林立,卧龙吃尽了性格耿直的苦头。



第一站,福州连江县,还是初出茅庐。到了那儿,先是在老板身上试试手法,过了五分钟,老板说,“你这不对,上不了钟啊”。原来,北方学院里学的那套理论,跟南方保健按摩,完全两码事。


卧龙如梦初醒,除了基本手法,重新学。按规矩,新顾客不会给他,老顾客可以给他试,老顾客总是说,“你这哪儿学的,那么疼”。北方讲“不疼不治病”,非要嗷嗷叫才算好,南方讲舒坦,“均匀渗透,持久有力”,但轻了不舒服,疼了遭投诉。


学校里,互相在同学身上试,也没有时间概念,一个个穴位地过,根本不知一个小时怎么分配。甚至那会儿北方的推拿还是按次算,一次 15 分钟上下,长短看心情,但南方已经规范化了。他有个同学在福建石狮,给老板治腰,20 分钟就停了,老板问怎么就算好了,他说,“我们老师教的,腰部就 15 分钟”。


因为经常闹笑话,卧龙在连江待得不舒坦,随即去了大城市厦门,开始干连锁。连锁大店在那个时候频频冒出,但大店有大店的规矩,人多、事儿多,不自在。那会,还结出各种帮派,有了帮派就欺负新人,为了抢点钟,轻则口角两句,重则大打出手。


一个暗抢,一个明抢,卧龙都碰到过。比如,顾客上来点他的钟,他正在忙,落到老师傅手里。“我说他这个属于腰肌劳损,他说不对,你这是缺钙,反正只要跟我说得不一样就行。”那顾客就会被带走,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卧龙知道了,总要理论一番。


还有一种更可气。一个屋子里连排床,遇上了跟店里的头牌一起打钟,按说你新来的就像替补,刚从凳子上爬起来的,要处处内敛。但头牌很豪横,你在跟顾客解释他这是颈椎小关节紊乱,那头牌居然插话:“那就不一定了,万一是肩膀的问题呢,来来来,我摸摸。”他真过来了,插入了你跟顾客之间,评断道:“不是小关节紊乱,是脊柱侧弯。”转身对你讲:“你得学习学习啊,刚干几年呢?……”


这是无法忍受的,先是口角几句,那人叫了三个闽南人,说了一通地方方言,有人提醒他,那几人没说什么好话。他回到宿舍,趁三人都在,打了起来,卧龙毕竟是北方体魄,把其中一人按在下铺上,顶在上铺和墙壁构成的死角里打。


盲人打架,前提是不要给对方逮住就好,一旦逮住,往死里打,“有句话叫瞎狠,往死里造”,反正看不见,下手没有悠着点的。逃出去的人报了警,说要杀人了,结果是卧龙被这家店开除,动手的人是绝对不能再留的。


离开了厦门,对厦门还是有万般不舍的,那时候他知道了资本的力量正在慢慢渗入这个江湖,“明眼人”的资金实力瞄上了这块蛋糕,盲人圈已不那么纯粹了。厦门有个金榜大厦,一个葡萄牙籍的澳门人黄明灯在里边开了一家,跟当地残联关系紧密。那时,像感智、艺林等还没有降生襁褓,他老家济南的“民族品牌”华夏良子就已经开到了南方,像推油、针灸这种按摩以外的项目正在蚕食他们的菜。


他学过推油,但后来觉得,全盲做这个不现实,那些姑娘一丝不挂地躺着,一旦做到正面,虽然看不见,但总得帮人把毛巾包上。“但盲人得摸着包啊,不像明眼人,一搭一推就裹上了。”这几乎是个悖论,虽然也有顾客不在乎,但绝大多数盲人只能做推拿。几年后,足疗又加入保健大家庭了,卧龙已经在昆山做起了老板,有人打电话来问有足疗吗,这个可以,但再问有扦脚吗,“开什么玩笑,你脚趾头不想要啦?”


他真正感受到“威胁”的,是来到长三角以后,花里胡哨的保健项目遍地开花,动辄价格上百。明眼人的店,环境好,技师长得好,盲人毕竟缺少眼神的沟通,有些顾客是认颜值的。长三角三四线小城,推拿的提成一直维系在 15 块钱,一个月做 200 个钟算很卖力了,但根本存不了钱。他有个很不好的毛病,不吃炸烤以外的肉,白菜炒肉、肉丸子、红烧肉一概不吃,所以经常在大锅饭时自己点外卖。


“不是我存不下钱,是我挣得太少。”他的技术只是混得过去,在中游,他不想为了每个月多两百块奖励去争头牌,存得下钱的得多吃苦耐劳。“2008、2009 年在南京,撑死了三千块。现在大概涨到了七千,一个钟提 30 块,一天做六个小时,但一天都不能休息,不能谈女朋友,不能胡吃闷睡。”



当明眼人的保健店慢慢渗透、瓜分着南方霓虹初上的夜晚,卧龙所在的纯盲人开的店势必越来越小,以及边缘化。在昆山、宜兴这样的县级市,很多索性就猫在沿街铺面的阴面,那种里街的旮旯里,屋檐下,市口并不好,生意半死不活。


他爱呆在舒坦的地方,但长三角地皮值钱,没有宿舍,几乎就睡在推拿床上,早上起来把铺盖一卷塞到床下储物架上。他承认自己毛病多,比如来了上海漕宝路上一家店里试做,因为房间敞向厕所,他受不了那味,不留了。


他不是吃苦耐劳型的,因为真不爱推拿。累了一天后,他喜欢叫上三五朋友去澡堂里泡一泡,或者去 KTV 唱一次。当然,必须得有个半盲的或者明眼人,可以帮忙在操作台上点点歌。这种日子一直到 2009 年自己当老板,才意识到现实更残酷。


不是想开店,是不得不开店,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婚恋。你不能永远朝九晚五,跟你的对象一到了晚上就各自躺上男女隔间里的推拿床。他们必须要有时间在一起,这种时间只有开店做了老板,才能腾出来。卧龙无奈地意识到,这是所有推拿盲人的必遇之难、必经之路。“


2000 年,厦门金榜一时为人津津乐道,它开始提供夫妻房,两口子凭结婚证入住。你知道怎么着?一个房间里若干上下铺,一对夫妻一个上下铺,用布帘子隔开。在当时这么一个脑残的举动被盲人视为义举,还不好申请。”因为,再怎么样,都比分居好。


然而,推拿优则开店,开店优则开连锁店,真是这样吗?绝对不是。


他从岳父那儿借了七万,在昆山开了店,做了三年,等把店盘掉、客户卡里的钱退掉,发现一分也没赚。开店好的不一定推拿好,推拿好的不一定开得好店,他的痛点在于不会经营。


一是不会忽悠,比如他从来不会对客人承诺,比如脊柱侧弯的可以做复位矫正,10 次不够再做 10 次,可以无止境忽悠下去。第二,他不懂销售,不会算账,自己管了三年账本,结果到底亏了多少都懒得算出来。他曾经以为只要把活给店里的三四个技师做就行,让他们做饱,自己就别掺和了,结果证明这个仁慈的想法适得其反,老板不做,就失去竞争的氛围。


回到济南后,他再也不雇人了,就跟陈秀秀租在商品住宅区里开个夫妻老婆店,做回头客。疫情之前生意还不错,但从 2019 年开始,他的人生就像迎来了一条驳船,在 YY 上的一个盲人公益活动上,他认识了墨苒,这位较早进入有声圈的头牌视障女主播,已经在多个有声频道上献声了。


“多元化就业就是给那种不爱干这个(推拿)的人有别的机会,因为不爱就是不爱。”他一直这样强调。他爱花海量时间引经据典,发布博客文章,研究盲道被占用的问题,或者琢磨郭德纲,模仿牛大宝,但对推拿就是没这个热爱。


陈秀秀在琢磨,自己要不要在外面再找一份推拿工作,光在家里耗着没生意,总觉得慌。她丈夫嘴刁,钱都花在外卖炸鸡、汉堡上,一顿就四五十块。但卧龙现在很是舒坦,做了喜马拉雅的签约主播后,一个月加上提成,收入近万,那是做推拿时不可想象的。


“你就别费劲了,就指望我像牛大宝那样的月入五六万吧。”老婆把番茄炒蛋、胡萝卜炒虾仁舀进他的饭碗,他一边扒拉着一边得意地扬眉。


“五万?我觉得就像在猴子前面吊一根香蕉一样。”秀秀笑了笑,轻声回一句。


要月入五万,靠的是时间和实力,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磨砺技巧,“等着平台来爱”。他觉得自己够幸运,因为从小看不见,不存在半途而盲的痛苦。他甚至因盲而超级自信,那使他的语言富有磁场,把听者感染住,还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了。“我的优越感太强了,从小我以为人是生来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人是有毛病,直到上了盲校,才知道我们有毛病。”



“新人,你发个声音呀,我都不知道你在哪儿。”寅青侧过脖子,对着她熟悉的空气说道。上海长宁区的犄角旮旯里,靠近虹桥机场的一处灰扑扑的创业园区,她的公司在里面拥有一间办公室,里面除了六张桌子,是一派白惨惨、空空如也的背景。


小 A 坐在角落里沉默了好几天,他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从齐齐哈尔慕名而来。大学的最后一年,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不治之症让他逐步失去视力。他慢慢拖动椅子,腼腆地笑道:“我只能看到你在哪个方向。”


太阳落山,街灯亮起,是他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黑暗如同潮水,这时,他便不敢独自走出办公室的门,七尺东北汉子变得瑟缩颤巍。对这个半路变盲的新人,寅青让他迅速学会听屏软件。小 A 满口答应会迅速适应,对她像对救命稻草般恭敬。


“这个小伙伴幸运在他遇到了我,但 2018 年的时候,没人看得到我。”她一开口,周围不管是视障的还是明眼小伙伴都会哧哧笑,寅青会更来劲,“我是我们公司的吉祥物”。


她像个小主一样,站着发号施令,她的“明眼人”助理王江则戴着耳机,不断跟网上的主播切磋音效。只要小伙伴的试音扔过来,她就知道应该给他配哪本书。“视障者的听觉会特别灵敏”,她说。




马寅青的团队有视障,也有“明眼人”,


后者也要协助前者的生活。


2016 年,她从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中医推拿系毕业,已经在一家医院推拿科实习了一年。她不瘦,婴儿肥的可爱,手掌却绵软,“就连带教老师都跟我说,你有条件的话就不要做推拿……这个需要手很大你知道吗,我一个手掌都抓不住……”她这样跟我解释,语气羞涩,充满嗔怨。


我的眼睛落在她搁在办公桌上的双手,肉嘟嘟的手指,齐若柔荑,“他们都说我的手适合弹钢琴”。她补充说。她大学里就在一个叫萤火虫的平台上读过大量情感、亲子教育读物和广播剧,对网络电台有情结。


但就连带教老师都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个”,她认为她可以拿来跟家里谈判了。紧张的母亲迅速找到专业课老师,老师是这么回答的,“做电台只能算是一种兴趣,不大可能成为职业”。她母亲说她很不现实。


但彼时她已经在各个制作公司的 QQ 群里接点零活,如审核、后台运营、加加音效等,没人知道她是盲人。直到有一天,一家掌阅投资的初创公司招运营,她报名了。在电话里,她坦白了自己是视障,但对方说她的履历丰富,可以来试试。


两轮面试,聊得挺好的,对方甚至问到她毕业手续什么时候能走完,是否需要协助。马寅青对人生第一份工作充满期待,却最终等来人家的答复,“说是 CEO 不答应,他对视障不了解,怕交流起来有障碍”。


这下,她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大哭了一场。之后,她一时意气,立志自己做一个公司,让不爱做推拿的小伙伴,“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今天的寅青,作为一个 26 岁的创业者,经常给卧龙打电话,喜马拉雅上“逐光之声”和“上海寅青文化”这两个账号,粉丝做不上去。这个圈子,所谓友谊都靠网络上辨识声音,不然走在路上擦肩而过谁都不会认出谁的气息。


卧龙耐心地分析道:“你这个问题在于公司化运营,你得有个人特色。”另外,她不能老是做《约翰·克利斯朵夫》《安娜·卡列尼那》这样的名著。“我一开始做了整部济南文学地图,数据惨不忍睹。”


纯文学的,谁要听?寅青还是有萤火虫时期的那些情结,但那些老掉牙的,早就留在了白衣飘飘的年代。创业,最忌那些天真烂漫的怀旧。她现在是一个拥有签约主播的经纪人,从喜马拉雅这样的“甲方爸爸”那儿拿资源,再把作品跟平台分成。目前国内,做视障者有声培训的公司并不多,上海寅青文化算是一个,在激烈竞逐爆款网文、但僧多粥少的现实中,她只能广撒网去结识甲方爸爸。


“那些平台又不会管你是不是视障。”她说。根据卧龙的估计,女主播的竞争比男主播更激烈,本来女频的书就要比男频的少,而在盲人圈,那些“从小被捧成小公主”的女孩,会更不认命。


创始人的日常,不是在接待媒体,就是挽着王江的胳膊去见甲方爸爸。“一个个打电话去问,业务总是谈出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少儿出版社,问版权部要版权,这种资源是要慢慢开拓的。她有儿童读物情结,她自认,“我的声音比较偏暖系”,时下亟需的霸总、萝莉、泼妇、御姐款,她驾驭不了,因为音色变化没那么宽,这似乎已是阻碍她个人人气的软肋。


但那些爆款,不见得有营养,总有那些监管盲区下的小 APP 平台,扔来一些三四百万字的“种马文”、“升级流”,时不时跳出让她恶心的桥段,她就很纠结。平台小编总是说,“没关系的,你录吧”。


“之前一个做了一半要崩溃了,不是因为它平台不够大,再怎么样它比我大,原因是它没审美。我怕做下去我会不会被关起来,最后政府把我骂一顿。”之前那个被她中止的合作,让她喘了口气。


不是她刻意要跟政府套近乎,而是各个公家单位都树她为典型,就连现在待的这个办公室,免了两年租金,都是人社局牵来的关系。




马神鹰,英文名 Linda,一个 90 年出生的 5 岁孩子的母亲,每周来办公室一次。她在盲圈中颇有名气,是苏州一个视障三胞胎家庭中的老大,她母亲曾对当地媒体说:“老大是家里最不和谐的一个。”


她高鼻深目,眼眶深陷,如同打了高光暗影,有用不完的能量,太爱折腾,这次看上了主播这份兼职,太想得到它了。每周两天,她在一家食品公司做香精品鉴员,这是一份对全盲者友好的工作,需调动起视力以外的其他感官。但每次为食品打分,也是在被检测,识别率、稳定度、重复性上,每个人都有分值,整个团队不商量的情况下,偏差超过一分就不行,“否则被移出群,直接走人吧”。



马神鹰是寅青比较头疼的一个待签约主播。


她吃过价值 50 块钱的方便面,也在一天内吃过 12 种柚子和柑橘、喝过 20 种咖啡,“吃到怀疑人生”,从此“对晚饭绝对放弃”。她能喝出一种可乐里的代糖,“我们说一种空洞的甜”;喝出咖啡是不是用菊苣来代替,“那是一种像咖啡的酸,很多便利店用”;也尝得出柠檬茶里柠檬和青柠的配比。


马神鹰一出现,办公室气氛就像炸了锅,寅青的话痨更是被激发,“早知道有这个工作我就不开公司了,我宁愿吃那个去”。两个人各自对着前方的空气,互相捧逗。


神鹰亢奋了起来,拔尖嗓门,“我觉得一点都不好,那我们换吧”。每次要用苏打饼干把味觉清零,那种被化学香精试剂洗麻了的感觉让她作呕。寅青听到这里,只能说:“那倒是,就像我听了 100 个声音之后再也听不出来了。”


王江曾经说,这两个话匣子碰到一块,那就意味着整天不用干活了。寅青还是会拿出老板的样子训斥她,她来得太少,练得不行,一直不敢跟她签约。“我就担心你没常性,你这人跟我很像,外面一有好玩的东西心就飞走了。”


神鹰只能傻笑,给她承诺会在春节前改善自己的问题。她从来没有做过一份超过两年的职业,但她屡次做出超乎常人的决定,比如,她差点在大学毕业那年改写自己的人生。


作为北京联合大学音乐表演专业的高材生,她不认为自己有艺术天赋,音乐可以陶冶情操,但不能当作谋生。因为调琴根本不是想象中那么优雅高级,它是杠杆物理学,还带点木匠的体力活——推拿就更不用提了。


在大学里,母亲会打电话来盯梢她,“用忠孝节义,24 孝来教育我,她说家里不能再多一个做推拿了”。她的妹妹已经在推拿了,她是女孩中少有的爱推拿的,她母亲说,既然这样,姐姐就一定要学音乐。母亲哭,她也哭。



毕业的时候,神鹰得知,美国有一家 30 年历史的钢琴老厂,需要盲人调音师,国籍不限。在美国,调音师有司机和助理,是个相当体面的工作,的确,“你说盲人一个人跑去客户家,又不把别人家的东西碰了怎么现实?”


“我是枕着《老友记》睡觉的,再听不懂耳感都有了,英语我根本不在乎啊。”如果说她有什么真正的爱好,英语就是。初中时学新概念,让母亲口述了整套课本,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抄成盲文,一篇课文都不落地背下来。“初中毕业的时候四六级词汇妥妥的,高中就开始吃老本啦。”


神鹰毫不犹豫地给美国写邮件,得到了回信。“它说亲爱的 Linda,很抱歉,你的工作年数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如果你发现有适合的人选欢迎推荐。”她马上推荐,但一个都没有出去,“因为他们的英语太烂了”。


她想出国是因为一股冲动,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大洋彼岸是个出口。从小,姐弟三个是被围观长大的,她觉得他们像怪物被旁人指指点点,“一、二、三要数清楚”的那种感觉。出国不成,她都没再跟音乐打过交道。


在读大学之前,神鹰和弟妹三个在中国残联艺术团里待过两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算是一个有月薪的正式工作,得来相当不易,要在省级残联艺术汇演上拿过奖。她弹阮,还被安排弹吉他,一个月里必须攻克多少吉他曲,在监督的眼皮子底下每天练满 9 小时。


出国是不稀奇的,但对她来说没意义。大洋洲连带东南亚跑一圈,演完即撤,一天换一城市,曾经 40 个小时没有睡觉,飞机的螺旋桨声还在脑中轰鸣,又要投入民乐的齐奏。她曾经持续六个小时持一把阮,胳膊“不带动的”,只能手指动。监督老师耳朵还特别好,一指抡下去哪根弦响了没响都知道。


那时候,她的脾气特别差。有一次抱着阮,监督指摘她抱得斜度太大,她看不见,但也不想纠正,阮越大斜度就是越大的。监督硬是要把她扳回来,她怒吼道:“你又不是专业老师凭什么听你的。”这一吼,楼上的灯光师都听到了。


真正导致他们三个退出艺术团的是她弟弟犯了个错误。有一次去国外演出,拉二胡的他居然忘记了带琴,这是不可饶恕的,“这就像文学家不带笔”,连她都骂他活该。随后,弟弟顺理成章地卷铺盖走人。神鹰和妹妹也待不下去了。


她知道,“当初进团另外一个效应就是三胞胎,是人家拿我们当点睛之笔,一旦这个被破坏掉了……”她觉得她这样的全盲在乐队更是种象征,实则除了演出什么都不会干,搬道具也帮不上忙。但话说回来,又有多少人知道她多少个小时不能睡觉?要面子的家长会说吗?



从来没有一个职业,像播音一样,让她想干成——它有弹性,特别适合她如今母亲这个身份。五月开始,她报了杭州一家盲人社企开的有声培训班,“我哐哐哐一周通三宵,彻夜练声音,不是因为难,而是夜深人静好办事”。她是认准了就 all-in 的人,母亲说她当时的脸色特别可怕。


要营造一个私人录音棚并没想象中复杂,她用被子蒙着头和麦克风,手和键盘露在外头,一遍一遍地录作业,想透气就抖一下。她发现被子还有防混声的效果,只是久了颈椎受压,但拿物件把被子支棱起来就好,像一个毡房。这种方式,寅青只能对她摇摇头。


如果播音对卧龙来说是信手拈来的东西,那么对神鹰来说就相当不对味了。她永远把握不准那个情感的色彩,“就是差那么点神采”,没有办法摆脱刻意读它的影子。


哪怕是面对自己,还是一开麦克风就紧张,读什么都跟过山车似的跌宕。比如有一个典型的作业:“一艘货轮在烟波浩渺的大西洋上行驶,一个在船尾搞勤杂的黑人小孩不慎掉进了波涛滚滚的汪洋大海,孩子大喊救命,无奈,风大浪急……”


神鹰在演播室里读这段作业,像滚雷似地越读越快,语气奔突,自己都控制不下来。老师墨苒笑了,说:“你是怎么想的,跟复仇女神似的。”她也觉得莫名其妙,归咎于自己实在缺少艺术天分。


后来,好不容易练到可以录个机器人,或者是儿童。儿童声音靠前、绵密、奶声奶气,她音色是可以,有那个意思,但还不够数。什么算到位?那是一个道不明白的瞬间,但她知道,她刻画来去,“就是缺那么点灵气”。有时候她觉得这个行当也玄乎,不像学英语,刻苦背就出来了。


两个月的培训结束后,那个社企会扔上来一波波书单,让学员们试书,被平台听审选中的叫作“中书”。这里有个潜规则,如果试音交上去,没有回音,便说明中书不成功。能中书的实在太少了,在平台上,他们如泥牛入海。


神鹰试了最后一单,一共五本书的小样,还是杳无音信,她放弃了。但失望没有斩断她的念头,她再次交了七八百块钱,到寅青这儿来接受新一轮培训。寅青跟她说:“你来我这可以,但你要把之前学的都抛弃,重新来过。”寅青更爱新人,像一张白纸一样地涂抹他们,他们中书了,会跟自己更紧密。


她把两边的课都听了,一个从零开始,一个用来改善。“一路摔摔打打过来,还是有意义的”,虽然自己是属于夸张型的演播风格,但反过来想,夸张、欢脱总比做不出来要好,起码可以慢慢往回收。她是有角色感的,只是离想要的自然感还有距离。


神鹰没什么积蓄,但在这条路上,她试出了瘾,钱不断地往下扔,“什么都投进去了”,她说。四五千的 babyface 牌声卡,还为了带动声卡的散热,组装了一个 8500 块的主机,只在话筒上将就了一下,是一个推拿朋友送的“破小奶瓶”,录全民K歌用的。


寅青限她在春节之前要达到试音的标准,不然随时准备“抛弃”她,这是给她施压。神鹰也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似乎在一个死胡同里打转,没有人监督和陪同,容易走火入魔。或者说,培训一直是网上的,从一开始就隔着膜。



卧龙在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分不清是北方的暖气干燥熏人,还是光线的作用,他经常感觉热。他只知道阳光是好的,它冬天是暖和的,夏天是灼热的,映在眼幕上是一片亮,这他知道。但房间要朝南还是朝北,“不知道,我对这没有执念”。


“有人问我你眼前是不是一片漆黑啊?我说从来没见过,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见过白,哪儿来的黑。那白你怎么形容?”他问我。


“你想象你眼前的阳光的颜色,等到它透明了就是白。”


“可我没有透明的概念,你上过外星吗?你没有上过呀。”没有形容词可以去形容颜色,这对他来说太难了。但是,“这不重要”,在没有图像的世界里,他凭借本能营造声音的色彩,那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的,没有时间感的语流世界。


现在,北京市朝阳区残联,和做听屏软件的保益科技公司,联合邀请他做了“第一届视障主播网络培训”,开在 YY 直播上。各方都看清了盲人进军主播界的狂潮,残联为了增加就业,自然是愿意花钱请他。保益的老板曹军,是卧龙在昆山做推拿时的老板,他如今是科技大咖,也瞄准了录书的风口,马不停蹄地让手下四个程序员,迭代着听屏软件。


盲圈太小了,谁一有风吹草动,出人头地了,名声就如涟漪般出去。有盲友私下提醒卧龙,他搞培训,还免费,“是要抢了杭州和上海那边搞培训的同行的饭碗了”。


直播室里多时涌进百来人,卧龙把群聊功能一关,发挥了起来。耳麦里的听屏软件声刺剌剌地溜过,如同收音机调频里的赫兹,也如剪刀划过丝帛。


老天爷到底赏不赏这口饭吃,其实卧龙听得出来。他也要批改作业,一百来个学员,听第一句就知道行不行,基本上开了即关掉。最后挑出六七个人,他认为有“中书”希望的,放在课上大家讨论。


盲人的世界里,有声书是光,相声是盐,对他来说,听了就能开口,没难度。他以前在青岛盲校,一个同学买了侯宝林的相声磁带,每天抱着根柱子一边转圈一边听,最后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很多人听了大半生收音机,却没有模仿的天赋。


有声里有核心的秘钥:氛围,这不能说是与生俱来,却是伴随卧龙成长的本能。氛围,解释起来抽象,包含了轻重、停连、节奏和声音的磁场。相对具体一点的是角色扮演,一部单播剧一人分饰几角,声音的延展度就是限制你发展的天花板。


努力决定下限,天赋决定上限,很多盲友不明白。这延展度里有一个性格的因素,“你骂过大街吗?”他问我,一个温柔的城里长大的人,怎么能跳进跳出角色?一个济南的推拿小师妹请教他,要不要去报杭州那个社企的培训班,卧龙很直接地回拒她:“你这声线和性格,就算了。”


他经常跟盲友开玩笑说,你得琢磨琢磨你是不是那个,再往那儿交钱。有的姑娘性格内敛封闭,还清高,就爱四大名著,“可你多大牌?多少甲方会让你读《红楼梦》?”说白了,太多才冒出头的小平台,抛出的读物“不是在床上就是在上床”。


最难的是声音之神韵,这个要积累。用他的话来说,“要用语言的形象来塑造每一个角色”,但是这里有神似和形似的区别,“神似是一听就知道是他,但又不完全是他;形似是外形上不一定完全像,但又确实是他”。


这一段他把自己都说绕了,说白了你要去“收集声音”,要把武器库的装备齐全了。就好比技多不压身,“别人出门带两把大勺子,你出门刀枪叉戟都带着”,这样处理起来就简单了。


你可以模仿他,但不能成为复读机。他也是模仿着喜马拉雅上的前十主播牛大宝“长大”的,见了面才知道人家小他七岁。在看似无脑,却处处用心的平民主播界,山寨的很难干倒原版的,每个人必须建立自己的风格。


他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盲人在设备上大加投入,在他看来这完全没有必要,喜马拉雅要的是结果,但盲友却纠结在技术手段,大多在声卡上一投就上万的,结果还是没“中书”。不过,也有人强调,“我们盲人没别的嗜好,又不能买车,钱花在有声上又怎么样?”这也对。


但牛大宝的一个声卡仅两千块,人家还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作为通勤路上听的有声,卧龙觉得只要声音不拉杂就行了。



实际上,他觉得培训这股风吹到现在一两年,“有那么点割韭菜的意思了”。就像一阵脑热,他估计今年就会冷却,因为很多涌入的盲人已经觉察到自己不是那块料,它没有那么简单。归根到底,多数人还是要回归推拿的。


有声,让人看到了推拿之外的希望之光,但有声之后或许还有别的呢?圈子里有很多昙花一现的产物,是时代和宣传造就的,“这个圈子需要标兵,这几年特别火,但过几年干嘛去了你知道吗?”说到这里,他是悲观的。


他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某年全国各级残联在推一个“盲人医疗按摩资格证”,去所在地残联参加一个培训,拿了证便有资格在公立医院里推拿。他拿到了,但要不要全盲,是医院说了算。有次,济南市按摩医院招聘,他电话过去问全盲是否可以,对方回答道,你可以试试,“不过你放心,招过来的总归是半盲”。这事已被他说成段子,在盲圈中传播。


年底的一天,NHK 来喜马拉雅公司拍摄的时候,寅青坐在录音棚里,摆拍地录了一段又一段亲子教育读物。她不知道,透着隔音玻璃,有十来个人屏息围观着她。在休息的间隙,她不停细声呼唤着王江,“太累了”“太热了”“王江江,快给我一口水喝”……随后众声回应。


而上海市残联则把残疾人在喜马平台上录书视作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天,残联基金会的领导也在会议室里等候着她的出现,寅青在被安排出现在会议室后,现场传来此起彼伏的赞美。上海残联正式邀请她携几个小伙伴,在一档新春直播大戏上为一部名著现场配音,“届时全上海都会看着你”。


在长条会议桌的上位,她脸上挂着欲言又止的笑意,撇下头怯声问,“王江江,你在哪里,快过来记笔记”。全场一阵哄笑。但笑声渐息后,她把话题带向了严肃的一边。


“其实我是找过残联的,一直想跟残联合作,但没找到适合的……可能我们的培训规模太小,但我是希望合作的……”


直等到散了之后,走在路上,寅青向王江嘀咕着心底那个芥蒂。她对残联是有意见的,创业之初,电话过去,只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资源可给,对方说“这个我们研究研究”,就再无音信。


她气呼呼地对王江说,“我们还是得靠我们自己”,便像个孩子似地被王江抓着手腕,一蹦一蹦,一高一低地没入地铁口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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