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能有什么坏心思？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ugeist，原文作者：Andrew Jewett（康奈尔人文协会研究员），译者：有耳，审校、编辑：杨银烛，神经显示社会科学翻译团队出品

围绕科学主义（scientism）的争端旷日引久；2013年，冲突又一次集中爆发了。《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的文学编辑利昂·威塞尔提尔（Leon Wieseltier）在布兰迪斯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主修人文学科的毕业生说，他们代表着这个被“科学与技术的孪生帝国主义”所宰制的社会中的抵抗组织。威塞尔提尔旧调重弹——机器奴役人类、数据的暴政、“技术主义”（technologism）的劫掠、当代文化中“效用、速度、效率与便捷”横行肆虐等等议题，一网打尽。他宣称，要以人文学科为对抗手段。

演化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迅速还击。他控诉说，人文学者从不反对科学治愈疾病的成果，可一旦科学侵犯到他们的职业领地，就乱发脾气。得益于科学的大踏步发展和启蒙运动，人类的生活境况才今非昔比。平克坚称只有科学能够应对“那些最深刻的问题，如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该如何定义生活的意义与目标”。除非人文学者接纳一种扎根于科学知识的人本主义——这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实际道德观”——否则他们将毫无用处。夏逝秋来，战火延绵不绝。

一场大型流行病正席卷全球。如何吸纳科学且专业的知识来促进集体决策，是任何社会都无法逃避、生死攸关、刻不容缓的问题。然而，陈词滥调不绝于耳。保守派评论员苏赫拉布·艾赫马里（Sohrab Ahmari）在《评论》（Commentary）杂志上论称，“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已让世界“陷入长达五百年的低谷”。艾赫马里写道，在致命的病毒面前，现代人丝毫不明白为什么“生活值得一过，生命值得传续”，甚至无法断言“存在比不存在来得好”。平克也没忍住插一脚，称重经济发展、轻身体健康的政治决策反映了福音派“来世信仰”这一“恶性妄想”，这是“对现实的生命的糟践”。

接下来的剧情走向你们也都猜到了，又是老掉牙的那一套：围绕气候变暖、智能设计、转基因食品、疫苗、数据挖掘等诸多话题，舆论七嘴八舌，吵得不可开交。作为回应，文化批评者们一再重申自己的立场，长呼短叹没有灵魂的科学如何支配着现代生活，或担忧方兴未艾的无理思潮把人类冲回黑暗时代。抽象概念满天飞；批评者们三句不离科学、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人文学科、人文主义、宗教、信仰、非理性、西方或现代性。

可惜高度抽象层面的讨论只会帮倒忙。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一个个都如此轮廓分明、各有其旨，也与科学和社会规范、实践、机构有着五花八门的复杂关联。无论舆论的战场多么炮火连天，无论旁观者多么忧心忡忡，疫苗、基因工程、气候变暖等话题的争议也并不会动摇科学大厦的根基一丝一毫。实际上，这些争议关乎个别的科学发现、理论、技法、手段与操作，并牵涉到许多不同群体深信不疑（且往往直接相左）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依然死死攥住19、20世纪愚钝的阐释工具，当然无法攻破21世纪的难题。这些工具是文化精英就科学向新领域的扩展——先是地球生命史领域，再是人类关系领域——以及科学在高中、大学中的地位各执一词的论战中锻造出来的。不加甄别地命令我们信任科学、宗教、人文科学或其他任何空泛的框架体系，无助于引导我们担负起个别科学革新唤起的社会责任。

20世纪中叶，成群结队的宗教领袖携手人文学者、政治保守派、许多自然科学家，还有持异见的社会科学家和世俗主义进步派，将现代社会的诸问题归咎于一种普遍的道德败坏。而道德败坏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错误地尝试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行动这一浸淫着道德的领域。科学被描绘成一股毫无伦理效益、把文化逼入绝境的力量，这使得60年代的反抗运动一定程度上改弦易辙，并进一步强化了科学与自由主义的一种技术专制形式狼狈为奸的形象。虽然这些印象没有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管窥为何许多美国人将现代科学视为异己的文化势力，即使科学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联同样显著。

对科学权威性的质疑自上世纪20年代起便风行全美，而这些质疑的声音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科学是一项凌乱棘手的、全靠人们努力实干的事业，它没有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社会与道德困境，也无法解决。然而，许多批评者把这种恰到好处的怀疑精神移花接木，对科学家改变当下、影响未来的雄心壮志过甚其辞，混淆视听。虽然如今的学术左派（academic left）有其真知灼见，同时他们要承袭了不少糟糕的阐释习惯。上世纪80年代，后结构主义者们论称社会变革不仅需要破除当时流行的世界观，更需要瓦解“一个适用于任何人的世界观”这一潜在预设。没有什么终极答案，只有在冲突与抗争中的人们，从哲学抽象的最高峰到最平凡的日常俗务，无一处不硝烟弥漫。

后结构主义不仅攻击战后一代所倡导的普适价值，还推而广之，对普遍性这一概念进行整体批判。他们认为包含普遍性的断言所代表的不过是权力的施行。反普遍主义运动将科学视为一种“统合诸权力的权力”（metapower），一旦其他形式的权力运作遭到抵抗，诉诸科学的武器便能轻易瓦解抵抗势力。这些观点深深影响了20年代末期学者对科学及其社会意义的思考。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知识”、对本质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拒斥、后结构主义对冲突之中心地位的断言等思潮百川赴海，掀起挑战科学传统理解的巨浪。

随着学术左派于80、90年代影响力激增，这些信条也得以巩固。新、旧风格的批评齐头并进，后结构主义者否认任何人能够取得“本然的观点”（the view from nowhere）——借用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著名表述，或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洛维（Donna Haraway）所谓的“上帝戏法”（the god trick）。即使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追随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的女性主义者所拥护的那种自下而上的客观性，也被大肆批判。哈洛维尝试从自知其陋的偏狭视角寻找真正的洞见。她论称，鉴于单一的解放性框架无处寻觅，一系列“情景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是主流科学虚假客观性的唯一替代方案。

随着普遍主义的预设逐渐式微，共通的道德框架也被拉下水，学术左派异口同声地开始强调差异。“后现代世界观必然消解客观性”，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写道，而“科学一度对整个（合法）知识领域的宰制地位逐渐被侵蚀”引致各种不同的真理体系百花齐放，竞相争艳。

这类说法本无可厚非。然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和许多之前的批评者一样，总是把关于科学知识之本性与局限的常识性论证，与科学知识是现代世界的霸权力量这一笼统、简化的描绘混为一谈。他们断言，科学作为一个整体，自诩能够回答所有问题，解决一切麻烦。他们还认为科学是现代社会的无上君主，决定了人们思想的基本形态。此外，他们也将一大批具体的社会问题归咎于科学的文化影响。这样一来，他们反倒与过去世代的许多宗教、人本主义与保守派批评者成了同道中人，尽管他们怀揣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愿景。

他们的第二条假设——科学奠定了现代文化的基调——是余下论证的支柱，尤其需要仔细审视。假如科学在文化中并没有占统治地位，那无论你如何控诉，它也不可能导致那些罄竹难书的弊病。科学的影响力果真如此之大吗？还是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怪罪它？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哪里科学了？

在美国，科学的确肩负着重要的公众职能。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在法庭上行使的种种权威是宗教领袖、文学评论家所不具有的。美联储听取经济学家的意见，而不是《圣经》或梅尔维尔。国家环保局依赖自然科学的成果，教育部需要社会科学知识。公立高中可以教达尔文主义，不能教神创论或智能设计。由此种种个例观之，我们或许会认定科学在美国公众文化中享有无可比拟的特权地位。

可是，其他专家也享有类似的特殊权限。我们无时不刻不依赖着历史学家、记者、法学家、目击证人等等的知识，虽然我们不觉得他们的是科学工作者。科学地位高升的部分缘由其实是选择性排除的结果：为了遵循“第一修正案”，美国的公共机构不得不避免将神学信条尊奉为确立的真理——无论这样做是否正确，无论他们的选择是从一而终还是朝秦暮楚。另一方面，即使是文学和艺术最虔诚的捍卫者，也很少宣称他们提供的知识应被应用于法庭或政治决策。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宗教不再干预公共机构，反而大大方便了宗教、人文领域的批评者控诉科学，虽然这也可能意味着无人审理他们的案子。随着诸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剑拔弩张了，他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之前是异教主义，而现在，物质主义、自然主义或世俗主义成了显而易见的靶子。他们是这样想的：世俗化机构当然是世俗化哲学观点的产物，而世俗哲学当然是科学导致的。随着科学家们价值中立的呼声愈发高昂，越来越多批评者得出了因果性的结论。他们主张，是科学铸就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主导价值观是浅薄的物质主义，是将价值之存在本身遮蔽了的工具理性，又或是一个社会组织霸权自己的价值观，只不过粉饰成了价值中立。

然而，世俗化的体制与实践果真反映了科学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吗？一些强硬的世俗化政权，的确曾将“科学的”世界观强加给社会。可即使是在这些情况下，构成科学的制度化知识实践也不一定与打着科学旗号散播的哲学思想相吻合。在美国，科学、哲学与世俗化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复杂迂回了。像宗教研究学者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所说的科学“书写了这个世界”，还有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言，当今社会生活不啻“18世纪哲学戏剧性的具体再现”，虽简明，却不扼要。

现代世界的许多特征是世俗化的，却不是科学的。法律、官僚体制、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新闻业、教育、体育等等，都部分反映出宗教机构控制力的衰落。可它们并没有和科学共享同一个哲学基础。所有社会形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古老的人类特性，以及特定团体之间的冲突所共同塑造的。也正因如此，他们各自产生出一套特有的文化假定、价值观与行为模式。

我不是在说基础预设是无关紧要的。在那些认定有个神明决定了我们尘世的命运，或我们此生行为的首要意义关乎另一个世界的宿命，又或两者兼信的人们看来，现代西方世界的许多习俗与机构毫无目的，甚至是有害的。相较之下，认为我们在尘世的行动与尘世幸福紧密挂钩，并且别无要旨，这样的看法才与现代社会中运筹行事的典型模式相契合。

看重此时此地的生活的确是一种高度后果主义的思想，但它本身既非世俗主义的，也非科学的。毋庸置疑，非神论者（nontheists）往往持这一态度，虽然一些非神论者认为人类行为归根结底毫无意义。但是，强调当下也和许多宗教理解情投意合，尽管和另一些相龃龉。实际上，不少围绕科学与现代性的争论的焦点之一就在于，拥护这些相对世俗的宗教形式是否有理有据。

这里牵涉到许多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紧要问题。是否有个上帝在干预人事？我们的教育体系是否应该重视生物、文学或《圣经》？这些问题的答案绝非无关痛痒。但同样重要的是该采用怎样的讨论框架。把人性弱点的恶果不分青红皂白全记到异见者的账上，是不公正的，更会危害社会，滋养憎恶与猜疑。更不用说，当我们意识到这些相互竞争的观点，其实际影响都被大大高估，而我们自己的文化改革计划也无法根治人性的怪毛病，这一进路甚至会通向自我怀疑。

另一方面，将社会问题追溯到哲学分歧的层面，使得我们不仅歪曲了它们的主要成因，而且执迷不悟地以为只有先裁决智识上的争议才能付诸行动，因而丧失了真正解决问题的能力。诚然，我们达成的共识还不够，所以我们应该因时制宜，尽可能结成联盟，即便我们认为最终只有自己的观点能过关斩将、登上王座。许多深刻影响社会行为的理念——如种族平等、经济管控的必要性等等——是宗教与世俗化视角都包涵的。仅仅因为我们这些卫道士各事其主，就不愿在这些领域合力行动，显然是因小失大了。

捍卫科学的人们，和批评者们一样，常常为了驳斥自认为有害的世界观而不择手段。但需要警惕的是，不能把作为一系列具体组织、实践的科学，与打着科学名号的哲学思想混为一谈。科学的批评者往往不忘象征性地表明，物质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等哲学，和科学不是一回事。可是当他们如此划定楚河汉界时，总是把人人都尊重的科学实践安在自己的哲学地基上，同时把世间的灾祸都怪罪到科学取向的观念头上。我们需要更不偏不倚的做法。

为求公平，必须对分析的各个层次加以辨析。种种争论其实包含三个不同主题：一是科学实践与发现的社会角色，二是受惠于科学的诸哲学思想是如何演变、交缠的，三是社会机构的世俗化模式的发展。坚持作此区分并不是在宣称科学本质上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奇葩，可以与人情世故毫无瓜葛。但是，在理论上划清科学、哲学与世俗化的界限，才能看清它们在历史上是如何绸缪交织的，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今的经验研究究竟有何意义。

长远来看，以更宽容、细致的眼光评判科学，或许能帮助研究者们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不仅是研究者们在夸大自身工作的无功利性，许多其他团体的意见与行动也无异于把科学家们锁在绝对价值中立的牢笼里。批评者们常常断言科学戒绝价值的考量，这只是在树一个便于攻击的稻草人罢了。有些批评者甚至说，真正的科学提供的是绝对确定的知识——不是模型，不是概率，不是风险计算——而且除非绝对确定，就无法成为行动的凭据。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某种形式的共犯：面对自己不喜欢的研究，我们要求研究者证明他们彻底的超然无私，否则就拒绝认真考察。

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循环，才能看清科学的真面目：科学是彻头彻尾的人类实践，就和其他事务一样，而另一方面，科学产出了异常丰硕的成果。与其争辩科学的正当性依赖于每个研究者的中立无私，我们不如学会依据科学发现是否可靠来评估其价值。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公民参与等新型科学实践，改善科学研究的运作模式，确保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可如果批评者们继续把科学视为一股骇人的文化势力，将人性的罪过统统推到它头上，而不愿花点时间评估它的优点与缺陷，什么公民参与都只会变成奢求。是时候停止这场嘴仗了。让我们先承认科学是这个世界挪不走、击不碎的一块基石，然后再决定该用它做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ugeist，原文作者：Andrew Jewett（康奈尔人文协会研究员），译者：有耳，审校、编辑：杨银烛，神经显示社会科学翻译团队出品。本文改写自作者的新书《枪林弹雨中的科学：现代美国对科学权威的挑战》（Science under Fire: Challenges to Scientific Authority in Modern America），哈佛大学出版社。原文地址：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at-attacks-on-science-get-wrong